崔永元
著名主持人，1996年开始做《东方时空》的周日版特别节目《实话实说》，以主持人身份崭露头角，2002年因抑郁症离开《实话实说》，此后一边做电视，一边从事口述历史工作。2012年，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正式成立，2015年12月13日起正式面向公众免费开放（需预约）。
1万小时的素材，10多年的坚持，5千多位受访者，上亿元的投入，将这些数字加起来，对“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会有一个直观印象。
许多接受过采访的老人已经去世，还有很多人不愿再说什么，并将秘密带到了另一个世界。
做口述史，注定是一个充满遗憾的事业，而它的过程又是那么枯燥，每个身在其中的人都会怀疑：这些付出，真的有意义吗？
仍有很多人在问“口述史有什么用”、“口述的东西，能真实吗”？今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与“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正式合作，通过出版来展示这个中国目前最好的口述史团队多年积累的成果。
对此，崔永元如何说？
头一回遇到不为播出的片子
我第一次知道口述历史，是1999年，我去日本访问，日本朋友很热情，每个屋子都让我们看，在一个楼道里，从最古老的电视一直看到最先进的裸眼立体电视，现在还没普及。
可走到一个屋前，里面人在忙着编辑，资料是黑白的，我要进去看，他们不让，我就认准了，这里面肯定有好东西。我就进去了，问是什么，人家给我讲半天，我听不懂。
我也是做电视的，当然要问：你这个是什么选题？批了多少钱？什么时候播？
人家说：这些不是为了播出的。
我很奇怪：不播出，你编它做什么？
后来我想了想，可能是留作资料，日本资料非常多，各种画面都有，而我服务的中央电视台什么都没有，就算有，一般人也不知道在哪。我很受启发，回来后去找台领导，说我们也应该做点这种事，我特别想当这事的负责人，希望台里每年给1个亿。
领导说：我们考虑一下吧。
我挺着急，过一段就催他，主要想一下子能升到处级。
可找了两次，台长说了一句特别通俗的话，基本意思我翻译一下，就是你该干吗干吗去。
碰巧开始了口述历史
我很郁闷，我生病了，2002年左右，我生病了，在医院里，心理医生说：你要做一件新事，就是你喜欢的事。
我特别喜欢电影，我想：我做一个跟电影有关的事，2002年就开始做了。
有一天，我们有一个记者在广州采访一位老演员，他给我打电话：哥们，老爷子已说了7个小时了，还没说完。约我明天接着谈，怎么办呢？
我们平时采访最多2个小时，我说：他说的有意思吗？
记者说：有意思，连赵丹怎么谈恋爱的都跟我讲了。
我说：那就让他说，愿意说多长就说多长。
放下电话我就想：这就是日本人干的事儿，我们好像沾点边了。
至于知道“口述历史”这四个字，我现在都忘了，都记不清楚了，就知道1948年就有了，在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组织这个科目的教授叫瑞文斯。1959年口述历史到了台北，是胡适先生组织的。
口述史不是新闻采访
这一两年，“口述历史”成热词了，但从专业角度来看，找一个人做成电视节目，采访30分钟，用28分钟，那不是口述历史。
口述历史分成两部分，首先是资料采集，这个就是2002年到现在，我和我的伙伴们干的事儿，资料采集是非常复杂且非常专业的一个工作，当你找到一个受访者的时候，你要在符合各种条件的情况下，尽可能让他完美地表达，这个时间是非常漫长的。
比较长的，有时要采访半年以上，我们的采访人员和受访者都依依惜别了，过半个月，老人打电话说又想起很多事，采访员又跑回去，跟他们吃在一起，住在一起，甚至都在一块洗澡了，你看，这跟新闻采访完全不一样，如果新闻采访的话，我们跟受访对象一块泡澡就完了，回来领导非把你给开了。
但是口述历史，必须要跟受访者在情感上多交流，要接近受访者。
四处化缘，四处逢源
我在这个团队里干什么呢？我去找钱，因为中央台不给钱，我们就没有钱的渠道，到处找，后来他们很多人都怕我，知道我一来就没好事，来要钱了。但是我的人脉比较广，认识的人也很棒，柳传志、冯仑这些都是我的好朋友，从他们那儿要了很多钱，反正小钱我们也要，比如说只能给两万块钱，那也要。我算了算，这十几年，大概要了3个亿，全都做了这件事情。最苦的时候，我差点把家里房子要卖掉了，因为实在不行了，现在慢慢走上正轨了。
我们一直没有做使用口述史这件事情，在英国、新加坡等，都可以把口述史充分使用起来。英国人在资料采集上已到什么程度了？它已开始采集佣人，佣人在主人家工作觉得不太舒服，他可以到街区的口述历史采集站发牢骚，讲他主人对他怎么不好，那里还有一个专业律师团队，帮他打官司。
我们自己很看重这份工作，于丹帮我联系北京师范大学，人家特别爽快，说我给你们盖一个楼，这时我碰到中国传媒大学的丁老师，我们俩是同学，他说：你谁都不要给，你把它拿回咱们母校来，我们没法给你盖楼，但是有现成的楼。还真给了一个现成的楼，8600平方米，就是研究中心在用，我每次去上班，一下车就看到“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的牌子，我都特佩服这个人。
按中国人的习惯，谁谁谁的研究中心，肯定这人已经死了，可我还活着。我前一段跟丁老师说，把“崔永元”仨字去掉吧，总叫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弄得我身体都不好了。
历史不能只有一个结论
现在喜欢口述历史的人越来越多了，可几乎所有人都问：“受访者说假话怎么办？”
我们作为历史的采集者，不会考察受访者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怎么看真假？很简单，就是对照，把几种材料放在一起，相互对应，才得出可能接近真实的结论。
你看我现在有点意思了吧？说得特专业，以前我们说，要得出真实的结论，现在我们知道了，没有。
在口述历史研究的过程中，不会有真实的结论，所有人都想办法靠近真实，想办法找到观察真实的视角，这就行了。
一个结论通常是靠不住的，或者是骗人的。千万不要想办法去找一个唯一的结论，那一定是不可靠的。一个历史真相站在中间的时候，有人看的是正面，有人看的是背面，360度每一个都描述完整，依然不是历史真相，因为你不能保证每一个描述都是清楚的。
这就是历史研究的乐处，我记得唐德刚先生说，历史研究就像登山，爬得越高，越云山雾罩，就是你掌握的资料越多，你越没有办法确定哪个是历史真相。
唐德刚写《李宗仁回忆录》时，李宗仁口述他只用了15%，其他都是解密档案和公开资料，而唐德刚写胡适时，用了胡适口述的90%，当时我们得出一个结论：知识分子的回忆可能更靠谱。可唐德刚先生去世后，他的遗稿被人整理出来，有一篇非常刺激，他说：胡适的传记为什么写得这么顺利？因为胡适当时缺钱，我给了他一笔钱，他说，让你怎么写就怎么写吧。《胡适回忆录》就是这么出来的，真是兜头一盆冷水浇下来。
做口述历史能混个好心情
我做过新闻，现在又在研究历史，新闻要求靠近，越接近现场，越可能看到真实，能站在机枪旁边，就不要站在*药弹**箱那，而历史需要你拉开距离，反倒不需要那么靠近，不需要对历史人物投入很大的激情，那会让你的研究不客观。当你拉开距离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更多的参照物，对你了解那段历史，就非常有用。
假如说有一天，你们因为没涨上工资，或者谈恋爱失败了，或者买股票赔了，这个时候你可以幻想一下，你是历史学家，你心情马上就会好。你想，一个人面临这么多倒霉事，居然还在思考集体的命运、国家的命运，你会觉得自己特高尚，所有困难也就不在你眼里了。
我以前是很感性的人，特别冲动，每天都要跟人打架，后来变得心态平和了，我看团队成员们采访回来的资料，那么多人九死一生。
有的受访者从少年就开始蹲监狱，一直蹲到老年，这个人后来我见到了，他说：“小崔，我没有少年，没有青年，没有中年，没有成年，我只有幼年和老年。”因为他一直在蹲监狱。
还有的受访者，被判了死刑，因偶然原因，当天没执行，结果第二天日本就投降了，他活了下来。
总之，什么样的人都有，看到他们的大起大落，你会觉得，我们现在遇到的那些事情，算什么啊？根本排不上日程，这时心情就会特别放松。
现在年轻人也不喜欢我了，都喜欢“小鲜肉”了，但我希望他们喜欢我们做的口述历史。年轻人喜欢，这个事业就会特别有希望。
陈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