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不是药神》点映开始以来，北京文化股价在10个交易日里暴涨了近60%，市值涨价约40亿。唐德影视在7月4日午盘后股价涨停，股价为13.79元／股，光线传媒上涨1.35%。
电影《我不是药神》还未正式上映前，票房已经过亿。架不住观众的观影热情，上映时间也由原本的7月6号改为提前一天上映。今天上映首日，票房就已经破了2亿，在目前上映影片中排名第一。除了票房数据，它的口碑更是漂亮，连一向挑剔的豆瓣上评分都高达9.0，评分全线破9。
影视推动下的文化股上涨
受电影票房和口碑双双爆棚的影响，作为出品方兼发行方的北京文化的股价7月3日、7月日连续两天涨停，从6月22日的9.22元，截至昨天7月4日的收盘价13.33元，到今天的最高价14.66元，在10个交易日里暴涨了近60%，市值涨价约40亿。
除北京文化以外，唐德影视以及光线传媒旗下的猫眼文化所投资的欢喜传媒同样参与其中，阿里影业为联合出品。6月29日，欢喜传媒在港股低迷的情况下逆势直上，大涨近10%。唐德影视在7月4日午盘后股价涨停，股价为13.79元，光线传媒上涨1.35%。
今天开盘阿里影业涨逾10%，唐德影视、欢喜传媒都有不同程度的涨幅。
《我不是药神》引发的文化股热潮堪比去年北京文化出品发行的《战狼2》。同样是在暑期档，《战狼2》一举斩获56.78亿票房，夺得去年中国内地票房冠军，比屈居第二的《速度与激情8》多出一倍多。《战狼2》上映10天时间里，北京文化股价涨幅超50%。
这一次，几乎是同样的时段、同样的配置，北京文化再次与淘票票联袂合作《我不是药神》，希望再次复制去年《战狼2》的成功。从目前影片的火爆情况来看，并非不可能。
《我不是药神》，现象级影视文化
影片人物一直在活着还是死亡，救人还是自救上挣扎，将赤裸裸的现实通过艺术手法的表达摆在我们的面前，不少人认为这部电影能够拍出来能够公映，已是制度上很大的进步。同时，也引发了大家对于活着和“天价”抗癌药的热议。
得了重病，面对天价药，吃还是不吃？选择吃，普通家庭无法承受，不吃，生命得不到延续。影片讲述了白血病患者在买不起4万一盒天价救命药的情况下，找一位保健品店老板买印度低价仿制药的故事。
电影中有这么一个场景：
一个慢粒白血病老太太对警察说：“领导，我求求你，别再查「假药」了行么。这药假不假，我们这些吃的人还不知道么？”
“我吃了三年正版药，房子吃没了，家也吃垮了。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便宜药，可你们非说这是「假药」。不吃药，我们就只能等死。”
“我不想死，我想活着。”
《我不是药神》：原型陆勇
陆勇34岁之后的人生和药联系在一起。他得了癌症，靠药物维持生命，不堪经济重负，又找到了去印度买仿制药的途径，并将这种药效可靠、价格便宜的仿制品介绍给病友。仿制药给陆勇带来了种种奇遇。他被捕，在看守所里关了135天，但随后检方宣布不予起诉。
如今，陆勇的影响力抵达了新的边界——因为《我不是药神》的热映。
仿制救命药
2017年3月13日，南京，病人陆勇特意从无锡赶来，见到了《印度药神》剧组（现名《我不是药神》）。剧组星光熠熠，宁浩监制、文牧野导演、徐峥主演，而陆勇是这部电影的原型。
徐峥坐在旁边，问了很多问题，你生病后的治疗情况怎么样？吃了药以后有什么想法？陆勇讲了两个多小时。两年来他已经把自己的故事跟人说了无数遍。
34岁那年，陆勇确诊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吃了两年抗癌药格列卫，花费56.4万。后来他改用印度仿制药，价格只要1/20。他把这些药推荐给其他病友，还帮忙代购，结果因“涉嫌妨碍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被捕。
陆勇的遭遇得到广泛同情。1002名癌症患者在联名信上签字为他声援，说陆勇“使更多的患者获得了自救路径，从而逐步走出人生灾难深渊”。时值《达拉斯买家俱乐部》上映，主人公在影片中与癌症、人们的偏见及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抗争。许子东在《锵锵三人行》里说，陆勇更像这部电影的主角。
一年后，检方决定对陆勇不予起诉。
陆勇在看守所一共待了135天，这段经历赋予了故事历经考验的证明。他被看做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不顾自身危险为病友*取盗**天火。官方也开始向他寻求帮助，云南省工商联希望他能够牵头，促成云南药企与印度药企合作办厂。
而成为电影原型，则意味着陆勇不再只是一个事件的主角、一个边缘人群的代表，他的故事即将进入大众文化。这是陆勇影响力所抵达的最新边界。
陆勇拿到了一本全体主创的签名，两天后，电影正式开机。一个星期后，陆勇启程前往德里，和印度仿制药药企 Cyno 谈判合作的事情。
陆勇的故事建立在格列卫的仿制药之上。格列卫是人类第一个分子靶向抗癌药，将慢粒白血病患者的五年生存率提升至90%以上。药也是一门利润惊人的生意，瑞士诺华公司的格列卫年销售额将近50亿美金，延续高溢价的策略，美国市场价格曾7年内翻了两倍，中国的市场价格至今为23500元一盒。对于癌症患者而言，他们别无选择。
仿制药与原研药在剂量、效力等各方面一致，唯一的区别在于没有专利。印度1970年的《专利法》放弃了对药品化合物的知识产权保护，本国企业开始大量生产仿制药，并迅速发展成为支柱产业。一种药在美国上市后几个月，就能在印度找到价格低廉的仿制药。
陆勇先后购买过两种印度仿制药。最初他从谷歌搜索到Natco公司生产的 Veenat，托人从日本买回，价格四千元。拿到手后，他犹豫了很久。药盒包装粗糙，瓶口不够精致，绿色胶囊显得颜色可疑。抱着实验的态度，他搭配格列卫的棕黄色片剂吃了一段时间。一切检验正常，他才建立起对印仿药的信任。陆勇将Veenat介绍给其他患者，成为国内推广印仿药第一人，在患者圈内颇有影响。
2011年，在吃了七年的 Veenat 后，陆勇又把推荐的药换成了Cyno公司生产的Imacy，一种与格列卫颜色相似的棕黄色片剂，价格大幅下降，仅为750元，3年后降至200元。“我们对陆勇是百分之百信任的，”患者潘建三说。
陆勇与Cyno公司的关系更密切，为他们的新药做过宣传，在国内办过四场推广会。他创立的QQ群里，购药模板上的药企换成了Cyno。而让陆勇惹上法律麻烦、卷入一场举国瞩目的官司的，也是这家Cyno公司。
2013年，为了方便患者从 Cyno 买药，陆勇网购了银行卡，最终被捕。
在随后的媒体报道中，Cyno成为印仿格列卫的代名词，被广泛普及。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书》中，列举了多名患者的证词，“21名购药患者中多数的证言证明该药物确有疗效且无不良反应，无人证明因服用该药物对人体健康造成损害。”“陆勇为方便病友支付药款提供账户，使得患者及时获得药品，延续生命，患者对陆勇深表感谢。”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未经国内审批的药品一律属于假药。陆勇的传奇，建立在该印仿药本身在印度合法，却因种种原因，无法被中国患者合法购得、从而被迫违法的行为之上。如果这个故事存有另一个版本，那么成千上万的病人，将面对另一种可能。
2017年3月，我和陆勇一起去了印度。他要见见老朋友，Cyno公司的老板桑杰（Sanjay Jain），和他聊聊在云南建药厂生产仿制药的项目。这样的合作，国内还没有先例。
“坏公司”
“系统里没有这种药，我也没有见过。”
阿波罗药店的店长尤努斯（Yunus）看到 Cyno 所产Imacy的照片后，在电脑上查了一会，对我说。
两天前，我们刚刚抵达印度，准备来这家药店拍照。印度尚在凉季的尾巴，是一年中气温较低的时候。白天最高爬升至摄氏35度，行人有避热的余地，但缺少降水，干燥多尘。陆勇换上印度产的棉质衬衫，透气，适应这里的气候。
在德里市中心的康诺特广场，陆勇推开这家全国连锁药店的门，药店门脸小、纵深长，左右两侧是堆至天花板的药柜。他很自然地问道，“店长在哪里？”房间深处，店长尤努斯从电脑前抬头，对他露出微笑。“我可给你介绍了不少中国客户。”陆勇说。
仿制药如今成为中国游客在印度常买的特色商品，如药妆之于日本。尤努斯的药店里，20%的抗癌药卖给了中国人。为了更好地做生意，他随身带着学中文的书，微信里加了超过1500名好友。
摄影师希望能拍一张陆勇拿着药的照片。他对尤努斯说，“拿一盒 Veenat。”Veenat盒子小巧，上面有黄色和绿色的条纹，并在显著位置印着公司的名字，Natco。
“这个药我吃了七年。”陆勇摩挲着 Veenat 的盒子。Veenat 有副作用，吃完会呕吐，吐的都是和胶囊颜色一样的绿水。他反复实践，才找到了与这种药和谐相处的办法：在吃饭中间吃药，如果感觉要呕吐，就赶紧喝上一瓶可乐。
镜头中，陆勇面色苍白，有些浮肿，两颊有几块色素沉淀，这是药物留下的痕迹。
拍完了照片，陆勇并没有提及Cyno。隔了一天，我再次来到药店，把Imacy的照片给尤努斯看，问他是否有这种药。尤努斯否认了。
“我个人建议，如果你要买，就买 Natco 的药。”尤努斯说。我问他是否知道Cyno公司。他犹豫了一下，似乎在决定是否要告诉我，最终他说，“我知道，但那是家坏公司（bad company）。”
在印度我去过的五家隶属于不同公司的药店中，没有一家出售Cyno的任何药品。中国患者购买的唯一方式，是通过邮箱订购。Cyno有中文官网，只列了两种药品，治疗肺癌的吉非替尼和治疗慢粒白血病的伊马替尼（品牌名为Imacy）。“在线订购”一栏，用黑色粗体标注了邮箱。
我发去邮件，很快收到了一封标注着详细价目表、汇款方式和邮寄流程的回复。一盒Cyno生产的格列卫仿制药Imacy定价为65美元，即约448元。如果买20盒，那么每盒的花销可降至约202元。购买的过程有些过于简单，对方甚至没有要求我出示处方，而药盒内，还有中文说明书。邮件里还特别指出，汇款的银行信息有效期只有一个星期，下次订购需再次发信询问。
印度市面上，一盒 Natco生产的Veenat标价8496卢比，约905元。一位从事十多年代购的印度人说，经销商给出的Veenat价格会在600到800元之间，“但是从来没有低于过600。”
“它（Cyno）在印度市场上是没有的”，陆勇说。坐在古尔冈一处高档公寓内，他主动提到了这个问题，神态轻松，泡上一壶清茶。“它只对国外出口”，陆勇说，只有通过与Cyno公司邮件联系才能买到，这样价格透明，杜绝假货，“想买假的都买不到，根本就没有。”
Natco公司生产的格列卫仿制药Veenat
陆勇对自己的医药知识很自信，会对一个问题迅速抛出自己的看法，然后发出嘿嘿的笑声，好像在对回答表示认可。他言语中常见医药行业的专有名词，对药监局新政如数家珍。尽管病情早已平缓，对药业的关注已经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
这间公寓也是与他合作的丝绸之路旅行社租住的地方。去年，这家旅行社找到他，希望和他一起开发来印度的医疗旅游项目。陆勇负责国内的宣传和报名，他的影响力超出了慢粒群体，丝绸之路的跨境医疗主要面向丙肝患者，而许多人正是冲着陆勇的名字来的。有的患者打了电话还不放心，一定要见到他，“看到我了以后他才放心地交钱，”陆勇很骄傲。
患病之前，陆勇一度对生活有挫败之感，第一段婚姻失败，事业没太大成就，是“非常普通”的一个人。药案引起轰动，意外地成为他最有成就感的事情。2015年，他曾出席在清华举行的药事法研讨会，从患者的角度谈高药价之苦。同样出席研讨会的慢粒患者王忠良在会上说，陆勇给大家的不是威望，他是作为一个英雄存在的。有人敢去抗争，有人敢去公开了。
包括央视《面对面》、《今日说法》等节目都报道了陆勇案。陆勇取保候审期间，一直在家接待记者，买了100双鞋套，很快就不够用了，只得又买了50双。
陆勇案正好发生在医改加速的变革时期。2015年之后，国外新药的审批流程缩短；食药监总局发文，要求中国仿制药在2018年年底前完成生物一致性评价，这意味着国产仿制药的质量将得到保证。一系列政策出台，他的名字也不断被提及。
令陆勇得救、违法又因之成名的格列卫，已经被多个省市纳入医保。
更复杂的故事
34岁那年，陆勇收到慢粒白血病的诊断书时，问医生的第一个问题是，我还能活多久？为了活下去，他寻找所有的可能性，联系国外的骨髓库配对，吃过九年中药。格列卫是目前一个癌症患者所能期盼的最优解。为了供他吃药，2005年，父亲在去联系业务的路上出了车祸，经抢救无效去世。事发突然，没有留下一句话。
“如果不是我生病，他也用不着再出去工作。”陆勇说。药使他生，也令他悔。
他终生需要这种药。唯一一次断药，是在沅江市看守所，警察忘记送过来，他停了7天，又开始想那个问过医生的问题。沅江市检察院最终决定不起诉陆勇，认定他没有从格列卫仿制药上获利，且买银行卡的行为“显著轻微”。在近年来数百起代购进口药案件中，陆勇是唯一一个没有获罪的。2015年，浙江金华市人大代表胡芳还根据陆勇案写了议案。
陆勇成为了媒体口中的“药侠”，他喜欢这个称号，并把它用作了微信名。
读了《印度药神》的剧本后，陆勇对其中的人物形象不太满意。剧本里，他成了一个想要赚钱的药贩子，后来良心发现去帮助患者。制片人和他解释，除了审查原因，就是如果实写，人物比较平顺，不太容易升华。
陆勇和他的商业合作伙伴估计，等到电影上映的时候，将迎来药案之后的又一次媒体曝光。届时他一定会解释自己的清白，“我确实不太能接受，因为这样的话跟我形象还是有差异的。”
2014年，刘正琛就从媒体上知道了陆勇。他是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多年慢粒患者。2002年，陆勇患病的第二天，曾给刘正琛发过一封邮件，希望了解他的治疗过程。但刘正琛真正注意到陆勇的名字，是在12年后的新闻上；他注意的焦点，不是对代购仿制药的无罪化讨论，而是那个叫做Cyno的药企。
刘正琛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家药企。他找病友要来了一盒Cyno生产的Imacy，当时里面连说明书都没有。“这个就有点像三无产品了，”刘正琛说。他又给在世界癌症大会上认识的印度医生哈瑞• 梅农（Hari Menon）写了封邮件，问他是否知道这家药企。梅农医生回信，“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家药企。”
在新阳光内部会上，刘正琛对病友说，不要吃Cyno的药。但Cyno初进中国市场时，与Natco的药*绑捆**销售，并请了陆勇做宣传。刘正琛又告诉病友，如果买回来是两种药，就把Cyno的扔了。
“没有没有，”采访时，陆勇立即否认Cyno有过宣传，“想要药的跟它联系（就行）。”我提出有患者看到过宣传活动，他又改了口，“Cyno刚开始的时候来过，就是刚开始它这个要上市，来宣传过的，我帮它组织的病友”，“它的目的很明显，想通过我的影响力帮它推广。”
2011年，Cyno 在杭州、苏州、成都和无锡举办过四场推广会，陆勇帮忙组织、站台，正式将Cyno介绍给患者。杭州的推广会上，还请了一位浙江中医院的医生过来讲座，出场费2000元。
根据drugsupdate网站，印度生产格列卫仿制药的药企除了Natco之外，还有7家，包括Sun、Lupin等印度排名前十的药企，价格都与Natco相仿。陆勇说，只推荐Cyno 的原因很简单，“因为Cyno的药最好”，用的是改进后的贝塔晶型。他看过Cyno提供的原料单，也看过生产许可证，“其他的药我不是太清楚……但Natco的胶囊肯定不是贝塔晶型，它肯定是（第一代）阿尔法晶型的。”
在德里市东南角“无国界医生”的办公室内，我见到了夏利（Shailly Gupta），向她请教如何辨别一家印度药企是否合规。“很难，”她皱起了眉头，这种疑虑的表情，我在后来求证过的所有印度人脸上都见过。夏利解释，印度有些药品的审核是在邦一级政府完成的，药企也可能委托某个生产机构生产，并没有统一的渠道去核实所有信息。她联系了Natco的人，唯一确定的，是Natco的格列卫仿制药也是贝塔晶型。
“没有办法，”尤努斯耸了耸肩。作为药店店长，他给不出什么辨别真假药品的建议。印度药品市场监管松散，据《印度时报》报道，2014年印度生产的药中25%为假药，假药市场规模在2017年将达到100亿美金，目前还未有权威的药品核实体系。假药可以做到包装逼真，且含有一定有效成分，患者唯一能做的是，“去正规的药店买，”尤努斯说。
4月份，我联系到了给刘正琛发过邮件的梅农医生，他曾在著名的塔塔纪念医院工作过12年，如今是班加罗尔 Cytecare 癌症中心的资深顾问。他向我证实了刘正琛的说法，“我在印度治疗过数千名慢粒患者，但我从未听说过这家药企。”
英雄还是商人？
Suraj Mal Vihar是德里东北部的一处居民区，里面多为独栋三层小楼，门口停放着私家汽车。工作日的午后，小区内很安静，装修的人家偶尔传出几声敲敲打打的声音。Cyno在邮件中标注的公司地址，在小区中央的市场内。
Cyno公司可查到的其中一处地址，位于一个小区内的市场里，但没有关于 Cyno公司的任何标志。
Cyno 的地址在建筑的二楼，门框边上挂了几枝黄花，一只监视器在门上方亮着。无论是建筑入口还是门口，都没有关于 Cyno 公司的任何标志。
附近一家玩具店的主人是小区居民，在这里生活多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里有叫 Cyno 的公司，”他告诉我。热心的店主用谷歌搜索了一下，说 Cyno 的地址应该在 Preet Vihar。
Cyno 另一处公开地址，也是它印在药盒上、标注在谷歌地图上的地址，位于地铁站 Preet Vihar 附近的一栋棕红色建筑内。从左侧的楼梯上去，到三楼，可看见一个挂着“Gukka Pharmaceuticals”牌子的大门，里面有工作人员走动的声音。Gukka和Cyno两家公司同属于印度人桑杰，Gukka生产普药，Cyno生产抗癌药。
陆勇与桑杰是不错的朋友，每次到印度都会见面。他一早就告诉我，印度药企的办公室都很小，“不像我们中国喜欢空间大的。”
Cyno并不是第一家陆勇寻求帮助的印度药企。2006年1月，陆勇第一次来到印度，为了和Natco公司的老板见面，希望对方能够把药卖到中国，并且把价格降下来。
Cyno 公司生产的格列卫仿制药 Imacy
在孟买的酒店里，陆勇和Natco的老板及国际部负责人吃了一顿午饭，之后聊了一个多小时。他告诉对方，中国慢粒患者超过百万。“实际上慢粒患者是没有一百万的。他（Natco老板）觉得非常开心，因为中国的患者（数量多），他开心得不得了。”陆勇一笑，将其视作聪明的变通术。
“这个资料不是我搜集的，”陆勇又说，是同行的红十字基金会志愿者提供的数据。
时隔两月，陆勇再次去了Natco位于印度海德拉巴的总部，与对方又见了两次。Natco开始对中国市场产生兴趣，4月份来到中国，想了解市场是否真如陆勇所说的那样庞大。他们去了卫生部和红十字基金会，陆勇在上海给他们引荐了自己的中医。之后，Natco与他再无联系。
“一方面我估计可能生病的人数也没有那么大，他觉得我们提供的信息不准确。另一个方面，它的药也不能通过正常渠道顺利到中国来，因为中国是有专利的。特别是他跟卫生部信息中心见过面以后，他们肯定拿到了这个信息，就不相信我们了。”陆勇说，Natco是上市公司，如果枉顾专利直接卖药到中国，麻烦就大了。
2011年后，陆勇开始推荐Cyno公司生产的药，而Cyno直接向中国患者卖药的。陆勇又说，这是Cyno与Natco不同的商业模式。“Natco公司比较大……经销商可能是一千甁、几千瓶这样定的。中国患者的话，每个患者跟他们联系，一个个的就很烦。”
Cyno公司老板桑杰为人低调，在陆勇案引起密集关注的时期，仅在腾讯《焦点人物》中接受过一次电话采访。他在电话里说，“我们公司各种执照齐全，请不要把我们的药当做假药。”
4月5日，我在Preet Vihar附近这栋棕红色的建筑里见到了桑杰。他把采访地点定在Gukka楼下的会议室，门口没有标识，看上去和普通的居民房一样。屋内家具简单，装饰纯白，没有任何文字。
2004年，桑杰接到一个中国人的电话，对方想要一些抗癌药，他因此认识了陆勇。当时Cyno是经销商，主要将药品销往日本，桑杰对中国市场的情况一无所知。陆勇开始给他介绍一些中国客户，从他这里购买Natco公司生产的格列卫仿制药Veenat。
2010年起，Cyno告诉陆勇，自己也开始生产格列卫仿制药，Imacy随后成为陆勇向中国慢粒患者介绍的主要药品。
公开资料中关于Cyno的介绍很少，官网简略，连公司成立时间也没有，首页五段英文中有两段是重复的。据桑杰说，他1984年进入医药行业，1999年创建了 Cyno，如今公司能够生产400多种不同品牌的药，年生产100万粒，营业额五百万美元。Cyno主要做出口业务，75%的市场在日本，15%在中国。两国的患者都是通过邮件直接向公司订购，公司把药物邮寄出去，“我们会在邮件里要求他们出示处方，”桑杰说。
桑杰估计，陆勇大概为他带来了几千位患者。慢粒患者需终身服药，Cyno现在每天收到约100封来自中国的邮件，大多数订购的是格列卫仿制药Imacy。印度制药业发达，桑杰说，印度有数千家药企，Cyno大概能在印度排到前一千名。
“我不做任何宣传，”桑杰说，Cyno的消费者是通过口口相传得来的，“我们只关注药品的质量。”他对与云南药厂的合作没表现出太大的兴致，强调自己已经五十岁了，对已有的市场很满足，“我没那么急切（I am not desperate）。”
我问他能否在印度的市场上买到Cyno的药，桑杰表示，可以，唯一的问题是得等几天。“在任何一家印度药店，这是可行的。”
事实上，Cyno公司2011年在中国做过宣传，并将自己的药品与Natco公司的 Veenat*绑捆**销售。收到患者的订购邮件后，Cyno并没有提出查看处方的要求。在印度，药店中也无法购买到Cyno的药品。
陆勇案经媒体报道后，向公众普及了印度仿制药的概念。大量新闻以及随后的法律决定、人大代表议案等构成相互印证的链条，让陆勇成为了所有信息的入口，公众对他的信任，也转移到对他所介绍的产品的信任上。云南省工商联办公室主任柳树说，“我去过他们（Cyno）公司，看过它的一些产品。其他的资质，包括它的生产许可证，这些我们没有看过。”
“这个药是陆勇给咱们开辟的一个途径，又有新闻垫底，都是他的正面的声音，你说患者可能会不去选择吗？有几个新患者会有理智去选择正规治疗？”李毅达（化名）说，他是多年慢粒患者，也是2004年陆勇最早创建的慢粒QQ群中的一员。媒体的关注点多在中国药价高上，但并没有注意过Cyno本身。
“其实是漏洞百出的一个表演，但是就有人相信。”李毅达说，许多慢粒患者希望相信一个“横空出世的救世主”，能够帮助他们摆脱苦海。他推测陆勇对Cyno的宣传，其中有经济原因，“一句很中肯的评价，就是他是一个商人。”
但陆勇作为开拓者的角色深入人心。“我不管他是卖假药，还是盈利了，还是没盈利，不管什么原因，他也是做了很多年，”王忠良说，他2012年患上慢粒，一度想过放弃治疗，是印度仿制药让他存下希望。“他被抓进去了，关了130多天，最终陆勇事件作为新闻在央视一直滚动播出，他把我们这个疾病公诸于媒体、公诸于社会，也是一个很大的推动。”
来源 | GQ实验室、财经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