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在其第一次收音机广播中宣布日本向盟军投降。这消息对某些日本人的冲击十分大，根据他们日后回忆，8月15日中午这一刻是“再生”的开始，过去的价值及经验立马失去了其合法性，他们决定无论为个人也好，还是为整个民族也好，都要探求一个全新方向；另一些人原来已为空袭所困，天天挣扎于粮食与居住问题中，显得一片绝望与消极；还有一些人决心要保卫传统世界，其中又以在高位者为然。因此败战虽为全国共同经验，但每个人的感觉并不相同。
甚至在战争结束以前，不少皇室、政界、商界等各方面人员，均惧怕战败会带来革命，消灭天皇制度，并用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取代之。在投降后，这种恐惧有增无减，因为美国似乎要来播下革命种子。虽然有些人衷心欢迎它，有些人则畏之如蛇蝎，但这种原以为上天注定的革命并未真正实现。当然，日本战后的特征仍是充斥着各种深刻的冲突与矛盾，但我们在说明日本在20世纪下半叶的历史时，核心命题是解释其安定化过程，以及如何化解各种冲突。换言之，保守政治及社会秩序如何及为何能崛兴于战后日本？它们在1945年后又怎样延续下来？
一、忍其所难忍
当日本数以千万的人民聆听天皇广播投降的消息时，这是他们第一次听到其最高元首的声音。高频率的讲话通过收音机电波传送出来，他们不得不十分讶异，然而更令日本人民大吃一惊的是广播的内容。八年以来，日本的统治阶层一直劝导本国子民不断牺牲以完成这场所谓伟大战争，这不但是服务天皇，更是为了从残暴的“英美恶魔”手中把亚洲解放出来，最后胜利必属于日本。日本军人在整个亚洲杀戮了数以百万的士兵及平民，而1700万日本人口中，死亡人数达250万。然而刹那间，天皇用一种官方式且有意含糊的语言告诉他们，战争已经结束，日本已经被打败了。
裕仁在其“玉音放送”中说明日本为何决定投降，这可以说是历史上最轻描淡写的文献之一：“然交战已四岁，虽陆海将兵勇战，百僚有司励精图治，一亿众庶各各尽善奉公，战局未必好转，世界大势亦非有利于我。”他强调敌方所使用的新式“残虐爆弹”的破坏力，若继续交战，“不只会招来我民族之灭亡，亦进而破坏人类文明”。至于与日本合作的国家，他认为其“与帝国始终致力东亚解放诸盟邦，不得不表遗憾之意”。裕仁表示其目的是“为万世开太平”，并勉励其子民“堪其所难堪，忍其所难忍”，团结一志，“倾力将来建设，笃道义，巩志操，誓发扬国体精华，不落后于世界进运”。
裕仁的广播颇引人注目，这是他与其宫内顾问首次尝试肯定战争的无私，又当此日本面临天翻地覆的转变之时，他却为其日后权力基础做辩护。整个广播内容视日本人民甚至国家为战争及残酷*器武**的受害者，虽然裕仁在广播结束时引用明治时代的术语，要求日本模仿西方世界的进步，但重点则是忍辱负重，而非追求大改革。
对少数人而言，他们无法接受一个战败的前景，当广播发表后，约有350名军官自杀。不过军方领袖一向强烈呼唤士兵要在决一死战时为国牺牲，若由此标准衡量，约600万军人中仅350人在战争结束时殉身，则比例并不算高。大部分的平民及士兵对于战败的态度，或实事求是，或消极，并无极端行为出现。
在官僚、军事及企业机构中，有一项最现实而又最急迫的战后工作：战争是在1945年8月15日正式结束，而麦克阿瑟将军及其占领部队则在9月初才到达，在这两个星期的空窗期中，数以百计的火头腾烧在东京各处。因为官员及企业经理害怕盟军秋后算账，必须毁灭战时相关证据，故数以千计的各方面文件因而遭到毁灭。
另一个实际而又迅速执行的措施是招募娼妓，这本来是日本战时政策的一部分，但现在的服务对象则转为盟国*队军**，目的是“保卫及维系我大和民族的纯粹性”。官方慰安所于8月18日开始策划，到1945年底，所谓“特殊慰安施设协会”已经遍布全日本各大城市，数以千计的妇女出卖其肉体，其中大部分从未当过娼妓。1946年1月，占领当局责难官方慰安所，认为其违反妇女基本*权人**，因此立法禁止。不单是官方慰安所被禁，亦包括日本公娼执照制度。但同年12月，日本政府使用另一个名称恢复颁发公娼行业执照，*灯区红**再度死灰复燃。政府认为有必要防止性病在无执照的私人*院妓**传播，故承认特种餐厅及酒吧的合法地位，让其在昔日*灯区红**营业，同时容许女性在这些地方从事*交性**易。
占领军士兵是*灯区红**十分稳定的客源，而身为娼妓的女性有时候会与嫖客建立较为长久的关系，她们会面临双重歧视。美国官方虽容许娼馆开门营业，但不鼓励美国大兵与日本女子结婚，然而这仍无法避免日美混血儿童的出现，他们在日本颇受歧视。
第三个对战败的实际回应是企业精神，无论它合法也好，不合法也好，都充满了活力。小川菊松就是个明显的例子，他的职业是编辑，当天皇宣布投降后，他马上意识到英语会话书籍会有大量需求，因此临时编纂了一本《日美会话手册》，到1945年年底，该书发行量已达350万册，到1981年，它仍经常名列日本最畅销书之一。更典型的便是地下市场的兴起。日本战时实行粮食分配及物价管制，当战争结束后，这政策仍未改变。市场上的食物及家庭用品供应奇缺，很多男性及少部分妇女从事地下市场生意，大发*市黑**财，其中不少朝鲜人及中国台湾人亦有插手。这种被称为“青空市场”的*市黑**并不合法，但为当局所容忍。事实上很多*市黑**由黑道操纵，为保护地盘，黑道经常诉诸*力暴**，演变为流血事件。到1945年10月，全国各城镇共有约1.7万多个“青空市场”。供货商想尽办法搜求货源：农村、战时物资的秘密仓库、在供应丰富的美国基地有门路的美国大兵或娼妓，不一而足，有些衣服及毯子甚至是从死人身上剥下来的。
数以千万计的日本人民几年来一直面对饥饿，事实上已有数以千计的人死于粮食不足。1946年春天，由于农业失收，口粮分配制度运作失衡，城市面临严重粮荒。在1946年，每个家庭平均花费68%的收入在食物上，小学学童平均身高及体重一直递减，到1948年才稍微歇止。新闻纪录片中常出现些不忍卒睹的镜头，小孩身体干瘪，腹部鼓胀，而厚生省人员正焦累地为他们做健康检查。不论成人还是儿童，妇女还是男性，他们都一窝蜂地挤上开往乡村的火车，希望用手上的和服换回糊口的白菜。一部当时的回忆录诉说道：“剥掉身上的衣服去换取食物，我们开始时把它比喻为像蛇蜕皮一样，但后来又把它比作削洋葱，因为一边做，一边忍不住地掉下眼泪。”日语中医学上的“虚脱”一词，用来形容战后初期日本人民的心理状态最贴切不过。当时大众传媒指出酗酒与*品毒**是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报纸刊载很多有关饮用自酿酒而致死的新闻，与20世纪20年代或30年代相比较，武装抢劫及盗窃案件增加很多。虽然如此，谋杀案并没有增加。根据焦虑的政府及传媒有关人员的记录，社会正陷入空前混乱，其实这只是一种错觉，有相当程度的夸大。
另一个象征当时情况的名词是“粕取”文化。“粕取”原意是指一种流行于大众的廉价酒，它用酒糟渣滓酿成，质量低劣；当时则指一种心理上的自怜状态，因未来看似无望而只活在当下。正如一个*市黑**的买卖人说：“我一天所赚的钱等于白领阶层一个月的薪水，这使我很难摆脱这种生活。但我丝毫没有考虑到存半分钱，我只留一些第二天会用到的钱，然后今朝有酒今朝醉。我一直在喝酒，生活就像一片飘扬在半空的浮萍。”当时好些著名作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太宰治及坂口安吾——无论在其笔下还是实际生活中，都不断歌颂和平时期的人性堕落，言下之意是反对战时非人性的忠诚。在其久为人知的散文《论堕落》中，坂口写道：
我们可不可以说出神风英雄只不过是场幻梦？可不可以说出人类历史是开始于我们走进*市黑**市场？我们只不过回归到人类的本性，人类走向堕落——忠心耿耿之士及圣洁的女性亦走向堕落。
二、美国的布局：非军事化及民主化
与日本人民截然相反，在1945年9月开始陆续进驻的美国人，他们营养充足，装备优良，每个人都信心十足，满怀彻底改造日本的理想。美国人统治下的7年是日本有史以来第一次被外国人占领，统治者运用他们的权力重订法律，改革经济及政治体系，甚至要改变日本的文化及价值观念。
理论上，占领是同盟国各国的集体事务，1946年初成立一个由四强组成的同盟国日本委员会，目的是作为“联合国最高司令部”的咨询机构。同时另有一个远东委员会，成员共11人，负责制定占领政策及监督联合国最高司令部。然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由于最高司令部的领导人是麦克阿瑟，他的作风强硬，其下属又多半是美国人，故最高司令部可以说直接听命于美国政府，其他机关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简而言之，所谓最高司令部指的便是麦克阿瑟本人及其下属各级官僚。
美国对日本的占领策略可以用两个词概括：非军事化及民主化。为达成第一个目标，最高司令部马上瓦解了日本的海陆军组织。在1945年11月30日，日本的武装力量正式被解除，不过真正的后续工作却更为艰巨，因为*员复**军人数目庞大，总共要遣返约690万人回日本本岛。当战争结束时，日本人口约有1 /10身处海外，即有370万军人及320万平民分布在朝鲜半岛、东三省在内的中国大陆、台湾，甚至远居在南方极端遥远的占领区。除了约40万人被羁留在苏联成为战俘外，又有少数人留在中国东三省，到1948年底，*员复**与遣返工作大致完成。要处理如此大量的人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任务，它的影响为何，到今天仍未有充分的了解及研究。不过总的来说，整个过程是相当迅速及顺利的。无论是军人还是平民，遣返者在回到“家园”后，都有种百感交集的失落情绪，一方面是回来时身无长物，一贫如洗，因此有点自卑；另一方面是因为曾参与战争，结果一败涂地，自然被冷眼看待。在20世纪50年代及以后，不少*员复**军人参与政治，而且颇出风头，他们一直强烈要求政府恢复军备，并且修改美国在占领时期强加于日本的各种变革。
其他非军事化政策则主要集中在那些支持战争但却不属于军方的人。1945年10月，美国人解散“特别高等警察”，它简称“特高”，是战前监控思想的组织，具有*压镇**人民的作用。在1945年到1948年，占领当局亦从政府及企业内清除20万人以上，理由是他们都在战争中担任领导角色，国家神道亦被解散。战争结束不久，同盟国召开传*战统**犯法庭，审判约6 000名军人，罪名包括虐待战俘等，约900人以上被判有罪，并被处以死刑。占领当局亦推动一项庞大的战争赔偿计划，相当一部分的日本工业设备遭拆卸装载上船，运到日本在亚洲扩张时的受害国家。
战后对日本的惩戒，最重要的舞台便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它从1946年5月到1948年11月将日本战时领导人送上审判台，该审判简称“东京审判”。法庭控告以东条英机大将为首的28人，其罪名除了战争中所犯的各种传统恶行外，亦包括“破坏和平罪行”。这是新创立的罪行形式，于1946年定着，首次在纽伦堡审判中用于审判各纳粹领导人，第二次便用在东京审判上。传统的所谓战争罪行多半指在战争时期所犯的各种罪行，但“破坏和平罪行”则是指计划及发动“侵略战争”。在上述审判以前，无论因为哪一种原因发动战争，都没有被国际法视为罪行。而所有在东京审判中受审的人都被判有罪，东条与其他6名战犯被判死刑，其余16人则被判终身监禁。
美国1945年在日本要做的事不只是非军事化及惩罚其领导人，其目的是用自己的方法改造整个世界，日本只不过是其中一环。在这种精神下，最高司令部在1945年秋天至1946年强制实行一连串改革，他们的基本逻辑十分简单：军国主义导源于财阀垄断、政治*制专**及经济贫乏，因此要建设一个和平、非武装化的日本，瓦解其军事力量只是第一步，接着必须有更大规模的改变，包括粉碎权威式统治，政治以及财富必须平等化，价值观当然亦在改造之列。
最高司令部在1945年10月宣布第一波改造运动，保证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会集**自由，工人及农民亦有权利组织自己的团体。它亦命令日本政府开放各种公民及政治权利给女性。到12月，占领当局通知日本政府进行土地改革，让佃农能购买他们自己的土地。
通过上述政策，美国人传递了一个很清楚的消息，就是未来日本必须建基在民主制度上，而民主的支柱又仰赖宪法的订立。故在1946年冬天，也许是怀抱着《圣经·创世纪》的宗教感情，麦克阿瑟将军下令占领人员成立一个小型委员会，在6天内起草一部日本新宪法。翌年春天草案提交帝国国会（它在战后仍然存在，直到新宪法通过，它才被取代），经激烈讨论后通过。新宪法在1946年11月公布，1947年5月生效。
战后宪法削弱了天皇的绝对权威地位，他只是“国家及人民统一的象征”（第1条）。新宪法第3章亦给予日本人民一连串“国民之权利及义务”，包括美国*权人**法案中所包含的各种人民权利，如言论自由、*会集**自由及宗教自由。同时权利观念亦被引用到社会范畴，新宪法保证教育权利，“全体国民在法律规定范围内，人人在其能力内有接受教育的权利”（第26条）；同时“全体国民有权谋取最低限度的健康及文化生活”（第25条）；它亦保证工作、组织团体及集体交涉的权利与义务；它禁止基于性别、种族、信仰、社会地位及家庭出身的歧视；它给予女性在婚姻、离婚、财产、继承及“其他与婚姻及继承有关事项”上平等地位的明确保证。最后在宪法第9条中规定，“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及秩序的国际和平，永久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力武**威胁或以*力武**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成为日本和平宪法的最大特征。
一方面，日本精英阶层颇惊骇于上述各项广泛而深刻的保证，特别是美国人坚持日本政府必须以本身名义向社会大众提出宪法草案；另一方面，社会对草案的反应则十分热烈。虽然宪法的目标或理想是自上而下，但其企图心甚强的条文从此规范了当代日本的各项制度及论述。
从1945年到1947年，占领当局亦强制实行其他重要改变。早在1945年10月4日，最高司令部便将狱中所有*产党共**员释放；它废除了日本监督言论的机构，容许比同时期美国国内尺度更宽的政治表达空间，虽然内容颇具争议。另一方面，最高司令部自己却制定政策，监视最近得到“解放”的言论世界，以防止军事或战争体制苟延残喘，这与其解放言论的政策相对，颇为自相矛盾。
占领改革者亦攻击财阀企业无孔不入的势力，财阀家族倚靠控股公司维系其庞大事业，如三井、住友、岩崎（即三菱公司所有人）、安田、浅野等均为其中的佼佼者。为削弱财阀力量，占领当局夺去其在控股公司的所有权及控制权，同时进一步分解财阀属下的一些大企业。他们亦鼓励工会组织，甚至给予指导，在占领之初，最高司令部十分欢迎工会组织活动及*工罢**。在农村方面，最高司令部实施土地改革，地主的领地被没收，分发给原有佃户，创造出乡间的小家庭农村体系，亦为日本农村的社会及经济权力分配带来革命性改变。
学校也是改革对象。最高司令部命令文部省不准在学校上课时宣扬战争及尽忠国家的道理，取而代之的是有关和平及民主的主张。在战争结束的第一年前后，旧课本仍在使用，有关坦克及战舰等刺眼的句子则要涂掉，由于有些课本要删改的地方实在太多，结果变成墨淋淋一片。不过新教科书很快便出现，取代了战时课本。1947年义务教育延伸至初中三年级，大学教育亦急剧发展，战前只有少数精英国立大学挂上“帝国大学”招牌，现在都把“帝国”两字除去，简化为东京大学或京都大学。至于新成立或扩充成立的四年制大学则如雨后春笋，充斥日本全国。1947年，日本女性被准许进入公私立大学就读。学校管理方式亦采用美国制度，在各地成立学校委员会，教育控制权转移到地方。
上述各种措施的影响广泛而深远，它改变了思想气氛，亦改变了经济及社会权力分配的结构。一股“民主化”热潮席卷日本，其支持者用极端广义的解释说明各种政策的民主及平等含义，民主已不只是选举及土地改革，它等同于人类灵魂的再造。这种诠释有其积极意义，但也形成一种威胁。思想界热切参与，他们在摸索，并深入探讨，究竟在一个真正民主人身上，自主主体性是如何孕育出来的。很多人转向马克思主义寻找答案，亦希望日本*产党共**站出来领导，因此左翼政治团体及政治思想获得史无前例的支持度。成群成群的人在旧书店里流窜翻找，他们如饥似渴地寻求思想源泉，另一些人则在大书店外彻夜守候，目的是购买最新出版的政治哲学巨著，改造、重建、转化等讨论课题回响震荡于整个日本上下。
在强制实施大规模改革中，麦克阿瑟将军成为美国权力的个人象征。麦克阿瑟是个魅力很强的领袖，极度充满自信。他善于运用他个人形象的象征意义，不过却不会滥用，在平常日子里他尽量维持与一般日本人民的距离，很少做直接接触。然而麦克阿瑟在其统治日本时，却公开发表了一幅政治性照片，它可以说是在世界史或日本史上最震撼人心的照片之一。1945年9月27日，天皇裕仁拜访麦克阿瑟，这是两人首次见面，地点在麦克阿瑟的总司令部，并非皇宫。到第二天，所有主要报纸均发表两人合拍的一张照片，该照片传达出日本一国及其人民处于屈从地位的讯息，对全日本产生很大震撼。
虽然麦克阿瑟的个性倔强，在日形象有如皇帝，我们仍要注意他并非是个完全自主的统治者，可以随自己的意思推动政策。最高司令部的政策是战争时期由华盛顿官员设计，并得到哈里·杜鲁门总统的批准。无论是终战后的改革，还是1947年美国政策的明显转向，都是美国主流设计者政策的反映。
只有一个领域是麦克阿瑟发挥了其个人影响力，这就是宗教。麦克阿瑟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希望利用其名声及权力改变日本人的精神面貌，把他们感化为基督徒。麦克阿瑟鼓励传教士重回日本，他要求印刷1000万册日文版《圣经》，以派发给日本人民。[11]然而到最后，他的努力并无任何结果。虽然的确有人转信基督教，但原因多半是他们面对战后的荒凉颓败要寻求精神上的慰藉或解脱。整体而言，日本的基督徒数量仍不多，变化也不大，约为全国人口的1%。
麦克阿瑟个人观点有比较长远影响力的是有关天皇制度的部分，他的确帮助了美国政府订立此方面的政策。华盛顿一群被称为“软和平”的人支持保有天皇，利用他的声望使占领当局的改革更具合法性。不过直到占领开始，这一问题仍未得到最后解决，到1945年秋天，麦克阿瑟转而成为天皇制度的大力支持者。在其送回美国的报告中，他提出警示，若天皇被迫退位或要接受战犯审判，日本可能会出现*乱动**，社会秩序及美国要实施的政策可能因此不保。在他的游说下，日本战后的政治体制成为一个驳杂不纯的体系，有人称之为“帝国民主主义”。
三、日本人的回响
在占领日本期间，美国人的权力表面上是至高无上的，但无论精英还是一般平民，仍能够保有他们自己解释占领者各种改革的空间，因为最高司令部只是间接统治，它必须倚赖现存的日本官僚体制以推动各种改革。最高司令部只能这样做，原因是人手不足，语言能力也是问题，要负担整个政府的任务，执行各项政策，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最高司令部设立一总部，它是日本政府各官僚机构的影子政府，不过编制则较小。最高司令部 / 总部设立一联络处，人员则是会英语的日本官员，它通过联络处把其决定传达给日本政府同级官僚。这种形式给予政府官员及其他战时精英操作空间，可以不执行占领当局的命令，就算执行也可以阳奉阴违。
一般老百姓也同样拥有相当程度的自由，视需要才配合美国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占领当局虽然不遗余力地推动改革，但也只是影响成功与否的众多因素之一而已。更重要的因素是历史，战前的各项战争准备及战争期间的各种措施，对改革仍有很大影响力。日本社会及政府内，原来有不少个人及团体关注制度的现代化，他们至今仍努力不懈，虽然在其内部或与占领当局之间矛盾仍然不断。
第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便是土地改革，它是占领时期最彻底而又最长寿的政策之一，但该改革政策自有其历史根源。远在20世纪20年代及30年代初期，地主已经采取守势政策，组织起来的农民不断冲击地主，要求减租或保障其租佃权，地主均无法抵抗，最后只好把田地卖掉。在战争时期，政府亦曾介入农村问题，原来的目的并非要改造社会，只是要促进生产。政府补助收购佃户稻米，这一政策更削弱了地主的力量。除此之外，农林省官员从20世纪30年代便开始呼吁土地改革，希望借此稳定农村社会。最后，佃户当然亦希望能拥有自己的田地。
因此土地改革是个在战前便开始的工作，只有在掌握这一历史背景后，才能理解最高司令部为何能推动此影响深远的计划。另一方面，最高司令部所提出的构想，其涉及的范围亦肯定超乎日本官员的想象。1945年12月，日本政府通过其自身的土地改革法，最高司令部认为它力度不足，要求日本政府重新订法。1946年10月新法律出笼，它规定地主只能保留家庭限度内的土地，其余均要以1945年的价格卖给农民。有人曾开玩笑说，当农民真的付款购买，由于通货膨胀的关系，地主实际所收到的钱只够买一条香烟，这看法并非完全与当时的情况脱节。
第二是社会政策，战前的战争准备措施在这方面亦有重要作用。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内务省一些官员便曾推动一部工会法，这些人到1945年仍在任上。而最高司令部则视内务省为一个*压镇**国内异议的机关，故在占领期间，它是除军事机构外唯一被解散的官僚机关。但上述这些官僚却转任到新成立的劳动省（1947年设立），结果占领时期的劳工改革是由他们掌管，他们要求工人与管理层合作，做法有时与战时的产业报国联盟并没有两样。因此他们只不过是恢复20世纪20年代政策，就是工会及集体交涉必须受一定的制衡，社会才能在长远利益下达到最大稳定度及最高的经济生产力。
第三是组织工会问题。少部分产业工人在战前便具有组织工会的经验，战后他们很快便成为火车头，带动工会组织、交涉及*工罢**等各色各样的活动。工人运动很快便号召数以百万的男女工人参加，他们不满意工资卑微、工作缺乏保障、在职场毫无发言权，因此十分积极参与。到1946年年底，工会会员人数由零成长到500万。工会里临时工人的比例到1949年达到高峰，约为整个劳动人口的56%。
在战后1945年到1947年，企业界领袖毫无其他选择，只能对强势的工人运动让步。在工会的集体交涉下，他们同意大幅增加工资。企业界也签下数以千计的合约，承认新成立的劳工——管理层协调会，工会代表亦可以出席。虽然企业环境恶劣，但面临风起云涌的*工罢**行动，日本国内一些大公司亦只好决定取消裁员计划。
但与土地改革的情况不同，在劳工改革运动过程中，强大的抗衡力量仍处处可见。企业界虽然做出相当多的妥协，但他们与政府部分官员都害怕斗争性强的工会主义冲过头，最后会走向共产主义。企业家因此决心改变过火的形势与工会的性质。另一方面，美国人从1947年及1948年开始，亦逐渐转移其政策重心，由偏重民主化到偏重经济复苏，管理层趁此机会取回主导权，与温和的工会首领沟通，培养持久的合作关系。
第四是女权问题。一群人数不多的女性自20世纪20年代便大力提倡选举权及其他民权，由于最高司令部总部与她们合作，妇女政治地位得以大为改善。甚至在新宪法通过以前，美国当局在1945年便命令日本政府给予女性选举权。在战后的首次选举中，有39名女性进入国会，为当时国会席位的10%，反映出妇女普选权是颇受欢迎的改革。
除政治改革外，最高司令部亦在宪法中强调妇女的社会及法律地位。有关妇女宪法条文的起草人是贝娅塔·西罗塔，她在20世纪30年代生活于日本，当时还是小孩，故她的日语十分流利。1945年她刚好从大学毕业不久，以研究者身份随同最高司令部到日本。1946年冬天，西罗塔做梦也想不到会入选最高司令部的委员会，担任草拟日本新宪法的任务。趁此机会，她在宪法中写入条款，保证在婚姻及其他有关继承及家族法律事务上，“两性能基本平等”。
在妇女问题上，日本当时的思考方式及权力结构均无法与上述急剧改革产生共鸣。虽然有些日本女性主义者极力支持两性角色及权力架构做根本改革，但宪法并没有改变家庭以至整个社会里的男性优势地位。尽管这样，西罗塔所拟的宪法条文最后成为白纸黑字，成为一个新的出发点，给予男女双方以后数十年的讨论空间，让他们重新看待男女关系转变后的优点及缺点。
在某些范畴中，占领当局的改革并未得到日本内部的认同。美国人来日本时，便认为财阀是日本扩张及发动战争的主要因素。最高司令部开始时的政策是规定大公司财阀把自己手上的股票卖出，其下属子公司亦要分解为规模较小的公司，并且各自独立。但战后负责经济事务的日本政府官员，原来与财阀关系便十分密切，从经济大恐慌到战争时期的总动员运动，双方都合作无间。这些官员认为国家官僚与大企业合作才是经济复原的最好保证，他们认为美国人要瓦解财阀，完全是个天真而且不切实际的想法。日本的政界领袖亦同意此等看法。甚至左翼政*党**，他们虽然反对资本家垄断，但并不反对大规模经济体本身，他们以为一个强大国家才能产业国有化，亦这样才能有利于工人及人民。无论从思想上还是社会上，要彻底走上市场自由及经济力量分散的模式，并没有太大的支持力量。
因此瓦解财阀的进度十分缓慢，同时当美国人的政策焦点由改革转向复原后，财阀所承受的压力便大为减少。结果财阀拥有的控股公司的确被消灭了，但它下属的企业又以原来财阀银行为中心重新凝聚起来。新集团同样愿意与国家官僚合作，亦成为日本战后的起点。在此后数十年中，日本资本主义以银行为中心，同时亦在官僚的指导下发展。
占领当局企图瓦解警察及教育的集权模式亦同样不成功。这种做法源于美国人地方自治的思考模式，但在日本找不到类似的因子。最高司令部强制地方的市、町及村提供本地警察部门的经费，当然亦连带负上督导的责任。不过到实际执行时却障碍丛生：政界人士害怕警力会因此削弱，无法应付左派的挑战；地方纳税人则毫无意愿缴付警察所需预算，其中以小地方尤为明显。因此当占领结束时，政府让地方自行决定是否继续资助本地警察的工作，大部分地方都不愿意继续，故到1954年，便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警务机关。教育的情况亦如此，1948年的改革是在日本各地成立教育委员会，以选举方式产生，但日本政府迟迟未执行。当占领结束时，教育法令重新修订，教育委员会的产生由委任取代选举。在战后数十年中，教育制度的内容一直是争论的重点，有时达到白热化程度，然而无论是保守派、自由派还是急进派，他们在争论中都很少谈到地方自治问题。
上述争论有其政治意涵，它们经常是左派政*党**与*派右**政*党**的分界线，然而两者的对立其实亦可以上溯至战前。日本战前政友会及民政*党**两个政*党**，在经过五年的大政翼会时期后，在战后分别重组。政友会原来剩下的成员组成“自由*党**”，而民政*党**的成员则大部分加入“进步*党**”，稍后更名为“民主*党**”。这些政*党**在占领期间虽然极力依附权力机构，但一开始便困难重重，占领当局以各*党**的创*党**元老不少属于战争时期的统治阶层为由，把他们大部分清洗出局，故两*党**的战后势力，与战前相差甚远。
至于左翼中的非*产党共**部分，他们原来是时薪工人及佃农的代言人，而在战争期间都是政府的拥护者，部分成员在战后亦遭占领当局清洗。虽然如此，剩余下来的社会主义领导人在1945年末组成“日本社会*党**”。由于他们批判战时体制，亦批判其战后继承者的企业界精英、官僚及政界人士，因而得到相当一部分人的支持。“日本*产党共**”在战后首次能公开合法活动，他们在战前便反对帝国主义及对外扩张，在战时亦同样，虽然无法公开反对，但因其立场一贯，故赢得道德上的正当性。
在20世纪20年代及30年代的选举中，政友会及民政*党**两*党**控制80%—90%的选票，无产阶级政*党**在男性获普选权后的第一次选举中，其得票率只有3%—4%，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则增长至近10%。社会主义者及*产党共**在战后保持了这种增长趋势。1946年首次战后选举中，社会主义者赢得92个席位，得票率18%；1947年4月举行的总选举中，社会主义者的席位达143席，得票率为28%。*产党共**在工会及知识分子间影响力较大，在一般大众中则不怎样。在战后初期选举中，它的得票率仅有3%—4%，席位也只有四五席。除此以外，独立候选人的力量也不小，其得票率及席位均颇可观，在1946年4月首次战后选举中，其得票率高达20%。随着左派及这些独立候选人的发展，老牌政*党**的得票率下滑到50%。
反对力量虽不断增长，吉田茂领导的自由*党**在1946年选举中与其他保守政*党**合作，最后仍取得组阁权。吉田茂是位资深外交官，20世纪30年代末曾出任日本驻英国大使。他是日本帝国的积极支持者，曾企图说服英国接受日本在中国的优势地位，不过在战争时期吉田与军部保持一定距离。1945年初，当近卫文麿直接向裕仁天皇建议及早投降时，吉田是近卫看法的主要支持者之一，亦出于这缘故，吉田在1945年4月被关到监狱里，不过时间不长，反而因为有过反抗军部的经历，战后他被视为自由分子的一员。
吉田的权力并不稳固，在组阁以后一年中，工会接二连三地成立，*工罢**及*威示**抗议相继出现，社会*党**及*产党共**亦趁势而起，它们特别针对政府，指责其贪污及经济政策的无能。1947年，在各工会组成的“全国劳动组合共同斗争委员会”（简称“全斗”）领导下，全日本工人准备在2月1日发动所谓“总*工罢**”，吉田内阁岌岌可危。但事情急转直下，最高司令部在1月31日晚下令禁止*工罢**，这对企图推动革命的*产党共**及左翼社会*党**是个重大打击。虽然如此，两个月后，亦即1947年4月，当日本根据新宪法首次举行选举时，日本社会*党**取得多数选票，并与民主*党**组成联合内阁，由社会*党***魁党**片山哲出任首相一职。1948年3月，片山被迫辞职，内阁寿命仅8个月。片山内阁倒台，表面上是他希望根据生活指数为公务员调升薪金，却无法获得国会通过其补充预算。但真正原因是社会*党**的内部斗争，片山为了实现煤炭工业国营化目标，决定与联合政*党**妥协，但遭*党**内激进派反对。继任的内阁仍是联合政权，社会*党**亦有参与，但出任首相的则是民主*党**的芦田均，芦田内阁一直维持到1948年底。在此时，社会主义是个政治趋势，它在日本似乎有掌握政权的可能性。
事实上，片山内阁所代表的只不过是社会主义者分享权力的插曲而已。到1949年选举，自由主义者在吉田茂的领导下又东山再起，取得重大胜利。他们在众议院赢得过半议席，可以自行组阁。自由*党**是以战时政友会势力组成的“旧有政*党**”，它能够媲美反对*党**社会*党**初期的发展，的确令人印象深刻。事实上在日本1931年到1932年对外扩张之初，政友会当时便是执政*党**；另一方面，自由*党***魁党**吉田茂虽然在战时曾建议及早投降，但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他是帝国外交政策的忠实执行者。我们可以预估不少人指责这些政治家，认为他们身为战时领导精英，应为日本无数的家破人亡负责。
无论如何，战前政*党**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它仍维持可观实力，大概是日本人对未来怀有恐惧，极度希望能在某种程度下回到自己熟悉的“正常状态”。自由*党**及民主*党**在20世纪30年代及40年代都位于政府权力的边缘，它们可以解释说战时与政府合作只是迫不得已。它们可以宣称自己是温和改革者，有决心建立一个和平的日本，亦有决心逐步改革，不会过分急进。除此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战前大小企业、农民甚至新近获分土地的旧佃户，与两*党**人士都有亲密关系，只有这些两*党**老朋友出来，才有可能提供昔日旧友的各种国家资助或保护网。
因此在美国人占领时期及之后，旧有政*党**能重新执掌权力，其基础建立在战前经验，同时亦在能承诺恢复正常状态及政治分赃。社会*党**及*产党共**则以反对*党**领袖的姿态出现，充满战斗性，但经常处于少数地位。
四、逆转的过程
当日本的改革达到高潮时，亦是美国及苏联的关系出现空前紧张的阶段。当温斯顿·丘吉尔在其1946年的著名演说中提到铁幕于欧洲已经降下，“冷战”算是正式浮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1947年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正式宣布其著名计划，准备援助欧洲经济复兴。在亚洲，中国的国民政府原被美国视为战后亚洲的安定力量，但到1947年，它的优势逐步为中国*产党共**所取代。在日本，社会*党**在选举中正取得上风，街道上大规模*威示**一波接一波，*产党共**掌控了劳工组织，不断策划*工罢**以达成其政治目的。
上述趋势使得美国政府官员不得不重新思考其战略及权力布局结构。其实在计划受降以前，华盛顿一些决策者已经质疑全面改革日本的构想，怀疑它究竟是不是保证日本稳定的最佳方式。华盛顿有一群所谓日本通的人，他们的首领是美国前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直到战争结束为止他一直担任副国务卿一职。他们主张较为温和的改革，麦克阿瑟在东京的主要助手也采取同一态度，特别是他的情报部部长查尔斯·威洛比将军。
根据他们的看法，日本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国家，整个体制都井井有条，战争只是一时失误，主要是受到少数军人的胁持，因此瓦解军部，建立政治民主的基本法则便可。若进一步走向以社会为基础的大众民主，可能会过了头，产生危险。他们主张把政权交给战前精英中的“稳健分子”，包括商界领袖、外务省比较亲西方的官僚，如币原喜重郎和吉田茂等。他们支持利用天皇作为稳定力量，让日本社会倾向保守及团结一致。
上述态度由1947年开始产生影响，塑造华盛顿及东京的各种政策。这种新出发点被称为占领当局的“逆转过程”。1948年美国人很快便减缓其改革速度，不再大规模瓦解各财阀集团下属的子公司，到1949年他们甚至连战争赔偿权利亦放弃。1948年最高司令部鼓励日本政府修改劳工条例，禁止公务人员*工罢**，弱化保护工人的法规。当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它便鼓励日本成立全国性警察队伍，让驻日美军得以派遣到韩国，亦成为以后美国持续推动日本恢复军备的出发点，同时军备的上限亦逐步放宽。
美国人亦打击日本*产党共**，在最高司令部的鼓励下，日本政府在1950年发动“红色清洗”，约有1.3万名在公私立机构工作的人，因被怀疑为*产党共**员而失去职务，解雇的理由是他们的政治活动妨碍占领当局执行其政策。最高司令部的做法与1945—1946年对待战时日本领导层一模一样，但对象却逆转过来。当进行“红色清洗”时，原来被清洗的战时领导人则得到解放，他们很快地在政治舞台上重新呼风唤雨，这是所谓“逆转过程”中最突出的事例。
美国日本政策的回转，在当时造成很大争议，至今仍是史学界争论的话题，在日本各方的意见冲突尤为激烈。有人指责美国政策的逆转，违背战后初期要建立真正民主的承诺，其结果是容许日本精英在占领结束后施行连串*动反**及逆转政策。有人则认为占领当局的新方向是实事求是，它维持日本稳定，让早期改革能日后开花结果，故逆转政策是必要的。
美国改变其占领政策，再加上原来保留天皇制度的措施，的确令战后日本改革的规模缩小，没有原来预想的大。“红色清洗”亦改变了政治生态，各种劳工及文化组织的影响力因此减小。不过逆转过程并非全面，早期改革的许多重要措施仍得以保留，例如新宪法及土地改革等，仍原封不动。它没有介入选举，影响舆论，或禁止宪法第9条和平条款支持人士的活动。占领当局的新政策的确改变了整个政治环境，但对于当时政治或文化生活中各方面激烈争辩不休的派系活动，占领当局并未直接规定答案。美国改革方向的改变，部分原因是为追求安定的临时措施，因为它既把政治开放到一个史无前例的程度，最后不得不把旧势力的现存分子安插回来。
五、走向复苏及独立：另一个不平等条约？
经济复原是战后安定的一个基本因素。在占领之初，最高司令部不肯担负恢复日本经济的责任，日本商界领袖在这个前途渺茫的环境中要自己做出决定，承担所有后果，一面固然不安，另一面亦认为是发财的好机会，结果最后却造成了惨重的损失。战后初期，政府给予大公司重建补助，希望所花经费能作为复兴生产之用。但商人却认为把资金花在生产制成品上，不如买入原料，再把它卖给*市黑**中介商人，获利更丰。其结果是一方面战争中存活过来的工业设施闲置不用，另一方面物价飞涨，在1945年到1949年达到失控的情形。一个居住在日本的美国人事后回忆说：“战后四年中，物价狂涨笼罩整个日本，是个挥之不去的巨大阴影……到1949年，通货膨胀终于受到控制，但物价在四年间已上升了150倍。”
在这些年中，个人的经济条件及国家的整体经济状况都到了绝望境地。日本在1946年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除去通货膨胀）为116亿日元，只不过是该国1934—1936年年平均国民生产总值的69%。在投降以后的几个月内，产生活泼*市黑**的能量同样亦推动了经济增长，很快由低水平开始上升。从1946年到1947年，经济增长了9%，1948年达到13%。增长的来源是消费者的支出，最重要的是食物，但亦由于要重新建造最基本的居住条件。相对而言，商业投资于工厂或设施并不多，不过看起来修理及重启机器的商业机制能在盟军轰炸中存活下来，有部分仍安然无恙。
日本政府计划恢复商业信心及重启工业生产，其中一个早期的重要措施见于1947年，经济决策者观察到主要物资出现短缺的恶性循环，而货物生产的复苏会因此受阻。最明显的是煤炭业，煤炭生产受限制，结果阻碍了钢铁工业的复苏，但钢铁产量无法提升，对煤炭的需求又减少。“倾斜生产方式”成为解决此难题的方案，根据战时经验，商工省官员制订一个优先级名单，按照顺序把煤及进口燃料分配给钢铁厂，钢铁厂在重振生产后，可以供应钢材给煤炭业，煤炭业者又因此可重建矿坑及各种设施，提升产量。这个计划在振兴产业上颇为成功，亦为其他的需求提供更多煤炭。
但到1949年经济复苏的步伐突然减缓，全年经济增长只有2.9%。与战后时期相比，虽然通货膨胀明显放缓，价格上涨仍有24%。不过套用陆军部部长肯尼思·罗亚尔的话，美国人已决意扶植日本作为亚洲的“*共反**产主义支柱”。他们非常忧虑经济复苏会遭遇困难。乔治·凯南是战后美国最重要的战略家，在1949年10月他直截了当地说：
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日本人要怎样才可以过得了关，除非他们某一程度上重启帝国机制，向南发展。很明显，我们应做的事……就是打开贸易机会，给予日本一个前所未有的商业机会，其规模是他们从未见过的，这个任务十分艰巨。
作为此方向的第一步，美国在1949年2月派遣底特律一名银行家约瑟夫·道奇到东京，担任特别财政顾问。道奇是个正统经济学家，反对政府介入经济，亦反对政府规范经济。他在美国占领德国的经济政策方面亦曾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1949年春天，道奇在东京与日本大藏大臣池田勇人及首相吉田商议，并签订协议，为日本开了三道颇为辛辣的处方：平衡预算、停止所有政府对工业界的*款贷**、取消所有国家津贴。道奇的建议亦导致日本实施固定及单一汇率（取代当时不同工业有不同的汇率制度），即360日元兑换1美元，这对日本出口贸易极为有利。
这被称为“道奇路线”，其影响有多重要到目前仍有争议。有位著名政治学者认为道奇严苛的做法无异于要“扼杀”日本的经济，幸而朝鲜战争在1950年6月爆发，它所产生的需求替日本打了一支强心针，克服了道奇带来的通货紧缩。但另外两位美国经济学者则认为道奇的建议“为日本的复苏及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两种不同的看法各有其正确的地方。政府削减开支的直接结果是使大概30万公务员或半公务员的人失去工作，同时主要私人公司亦削减工作机会。接二连三的措施，不但广为社会各界所知，而且营造出一种艰苦现实的气氛，尤其是直接受到影响的人的感受更深，故道奇就是“扼杀”日本经济，也使1949年的经济增长放缓下来。同时朝鲜战争的悲剧无可否认为日本带来了机会，当时日本的通货膨胀受到抑制，各个企业急着找地方投资，在某种程度上配合了战争带来的需求。
随着战事的发展，由于日本地缘上接近军事前线，有地利之便，美国军方向日本工厂采购的订单数量急速上升。在1951年到1953年，军事采购价值约为20亿美元，约等于当时日本出口的60%。日本领导人欢呼吉田首相所说的“天赐良机”，商界亦称之为“老天的及时雨”。从1949年到1951年，出口增长达3倍，生产额亦增加近70%。自投降以来，日本大公司首次出现利润，它们亦相对大幅度增加新厂房及设备的投资，国民生产总值开始以两位数字增长，日本正迈向复兴之路。
就某种意义而言，复苏很早便已开始。在道奇计划实施以前，通货膨胀已日渐消失，道奇所要求的裁减亦没有被完全执行。1946年以后经济便缓步增长，1949年的低迷只是短期现象，有其相对性。“道奇路线”没有扼杀日本，而朝鲜战争也没有挽救日本，它们只是加速了原本的前进步伐，例如通胀降低，企业对抗劳工的能力提升，以及工业投资与出口不断增长。
当日本的改革已经上路，经济亦开始复苏，另一方面美国又面临朝鲜战争的压力，需要投入大量军事资源，因此要求终止占领的压力在华盛顿逐渐滋长。不过占领结束步伐之快，却出乎不少人意料。1945年时，一些美国高层官员曾说过需要占领日本20年，甚至1个世纪，而结果正式占领时期仅仅7年。
美国一些战时盟友不想太快签订和平条约，更不想太快地结束占领。英国政府、中国政府以及东南亚各国政府均期待一个苛刻的和平条约，不单要有战争赔偿，更要有效保证日本军国主义不再复活。在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领导下，美国极力游说各方面尽快缔结和约。美国与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订立防卫协议，以消解它们的恐惧。和约亦规定亚洲各国可以在日后与日本订立双边协议，以解决赔偿问题。1951年9月，48个国家在旧金山举行会议，签订和约，正式结束与日本的战争状态，占领在1952年4月正式结束。
很多重要问题仍未解决：美国仍保有琉球的控制权，虽未明言占领期限，然而大部分日本人仍视该群岛为日本的一部分；无论中国大陆还是台湾，都要求以中国唯一代表的身份签署和约，两者都未被邀请至和会中，美国让日本自行决定与哪一个政府商议；苏联与其他欧洲共产主义国家则在会议中途退席，它们最不满意的是在占领终止后，仍有大量美军驻守日本。俄罗斯到今天仍控制北海道北面四个小岛，与日本有疆界纠纷。
《旧金山和约》签署两小时后，美国与日本批准争议甚大的《美日安全保障条约》，它容许美国有权在日本保有军事基地及驻兵。美军驻留的任务，正式说法是保护日本不受外国攻击，同时亦作为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用。从美国及亚洲许多国家的观点视之，美军的作用既是保护日本，同时亦是制衡它。安保条约在日本国内遇到极大反对力量，一些政治上的左倾人士认为安保条约触犯日本的中立地位，亦违反写入宪法内的非武装和平原则，这点看法有它一定的道理。他们亦害怕美国*队军**会利用日本作踏脚石攻击其敌国。其他的左翼分子则认为安保条约不但触犯日本的中立地位，更侵犯日本的主权；此点也有它的道理，保守阵营亦有部分人士同意此点，他们指责吉田首相接受了“从属性独立”。吉田在过去几年的确认为在美国驻军及美国主导的安全网下，纵然是从属地位，亦是日本最好的选择。吉田的所愿终于得偿，不过有些人却将安保条约视为“第二次不平等条约”，它在以后数十年间，一直成为激烈争论的焦点及政治斗争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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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当局在1945年进驻日本，从一开始便决心为日本铺展一场由根挖起、逐步推广的改革，他们的确带来了巨大变革。即便如此，当美国人在1952年打道回府时，旧日本帝国原来的部分体制以及战时动员政策所造成的改变仍然存在。
占领者视财阀为军国主义的经济基础，曾尝试毁灭它；他们亦企图消灭官僚的中央集权力量，特别在教育及治安等范畴上；他们也策划清洗海陆军中的军国主义者、其民间的支持者、政界及商界人士，有意将其永远驱逐出公共领域。
美国占领者在日本上述领域中都曾做过努力。不过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战前财阀下属的子公司虽失去其控股母公司，又重新以银行为中心结集；战前政*党**亦存活下来，掌控国会及内阁；文人官僚体制的影响力一如往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政治及经济力量的延续性，贯穿战前、战中以及战后，有历史家称之为旧体制的“连贯性”。
虽然本书中曾指出战时政策的延续性十分重要，但战后日本的安定并非纯粹倚赖旧体制的力量，战后秩序亦是根源于各种巨大及持续的变革。宪法在民权、土地改革、劳工运动、妇女法律制定等方面均有贡献，若光靠日本统治者本身是绝对无法完成的，同时人民亦因此成为整个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战后日本逐渐走向安定，并非说它纹风不动，一成不变，事实上只有在巨大变迁后才可以得享安定。改革加速了变迁的进行，亦重新启动了斗争。政治与社会范畴最后定着于三方势力的相持不下：社会、文化及政治三者间的关系十分紧张，影响日本甚大，有时可以说是爆炸性的，不过仍始终规范在临界点内。
在以后数十年间，经济日趋繁荣，大企业、政*党**政治体制、官僚机构，三个盘根错节的系统取得主导地位，而且长期高踞上位。战后的稳定固然建基于旧体制的“连贯性”，不过整个社会的安定性亦根源于中产阶级的成长与壮大，他们凭借教育及进入工厂或办公大楼的职场，经过不断奋斗，终于在整个体系中取得一席之地，这些都是改革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