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这传教团（注：北美约老会华南传教团）遇到了资金短缺问题，因为德庆银行和商会（business houses）都拒绝兑换支票，因为担心无法可能把支票送到它们在广州的代理人。药物，尤其奎宁和氯仿也发生短缺，因为药物无法从香港邮寄。包义森先生的家人在香港，因此他被派去那沿海地区，如果他能找到一个获得通过的方式，就把现金、药物和食品带回来；此外，他还要设法说服那美国领事允许迪因小姐回到罗定。由于被毁坏的道路和车辆缺乏，（德庆去香港）正常的四天旅行时间变成耽搁且艰难险阻的十八个辛苦日子。
包义森先生与他的正住在九龙菲利浦之家（Phillips House ）居住的家人一起过了两个星期。许多人为了迪因小姐的旅行限制能被解除使她可以回到中国而一直祈祷。似乎祈祷被应允了，因为没过多久，一封从美国驻广州领事馆发来的电报有从迪因小姐的护照删除那些令人不快字眼的指令。回程的出发日期定在1月10日或11日，并选择了经澳门的最短的路线回基地。 听到这冒险出行消息的其他人开始打听可不可结伴而行。一位在梧州（Wuchow）担任港务专员的英国人，想回到他的岗位上；一位来自纽约的德裔美国化学家想去罗定研究当地的从玉桂树皮提取玉桂油的生产。几个传教士也想加入此行。
包义森先生述说了他的这次冒险经历：
在我们离开香港的前一个晚上，我们的海港专员朋友带来一个坏消息。他从最可靠的官方人士得知，进入中国的道路是完全不能通行的。一个带少量行李或不带行李的人也许可能通过，但像我们打算那样带着那么一队人马出发是没有希望的。当我说我觉得我们应该试试我们可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时，他预测我将会遇上强盗失去我所有的东西。他婉谢了我的一起去的邀请。
（1939年）1月11日的星期三下午，我们四人乘上了澳门的汽船。我们的行李全部约有四十件，其中许多是装着药物、奶粉和日用品的重箱子。我有一辆我在香港认识的一对基督徒商人夫妇送给我在乡下使用的新自行车。这辆自行车在返回德庆的那段旅程上证实很有用，但在我们乘船旅行时，它使我们的货物体积增大……
星期四，我们乘坐一艘开往中国境内名为Cheung Sha （注：长沙？）的港口城市的小型葡萄牙汽船。这次旅行是在夜晚进行的，为避免来自巡逻海岸那些飞机的不愉快事情。就在澳门港外我们的冒险开始了。海关检查员发现了迪因小姐的电影摄影机，于是风暴骤起。有刹那间，我不确定我们会失去只是摄影机还是迪因小姐和摄影机。摄影机在中国似乎是战时*禁品违**，间谍的无疑标志。那些检查员说，如果军方搜查人员已发现这只摄影机的话，我们四人就因此可能会被当作间谍关入监狱。迪因小姐不得不把她的摄影机拿给那位检查长，一名会讲英语的中国绅士。他对我们冒如此风险的愚蠢行为作了某些暗示的言论，但说他不会阻止我们把它带进去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旧摄影机不用交税的。我们被警告就在前面有个地方我们的船可能会被中国士兵搜查因此我们有可能会遇上麻烦。迪因小姐决定，既然即使她不想带摄影机但除了把它丢进大海之外就别无他法那么她就想凭信仰冒下险。
一小时后，我们停下让军方搜查。迪因小姐把装在它皮套里的摄影机放在她脚边显眼处。当军人搜查旅客时，一位受雇于我们船上的男工走上去对那位搜查官说，“这些外国人缴税了；你不需要搜查他们的东西。” 那搜查官在摄影机上照了几下他的手电筒但没再做什么。当搜查结束，我们的船又继续它的旅程时，迪因小姐恢复了呼吸。相同的这种搜查的威胁我们没有再遇到过。有时迪因小姐会开始关于某个场景制作电影是多么美好素材的危险言论但我立即开始谈论监狱和行刑队直到迪因小姐变得听话。
星期四晚上的旅行是非常令人厌倦的。这条穿越那三角洲的航线是其中大多数浅得不适合马达驾驶的水道曲径。我们不得不换三次更小的船（别忘我们可是有四十件行李的呢），为了到达有艘是我们在澳门乘坐的那艘船的姐妹船在那里的深水区。在那些拥挤的小船上度过一个不眠之夜后，我们在肮脏的，被*片鸦**烟污染了的这艘小内燃机船的大厅里安顿下来后就精疲力尽地睡了一觉。中午，我们到达了Cheung Sha ，我们进入中国的口岸。
在Seung Sha， 他们租了条小帆船，把他们搭去到美国水上传教团，热心的华人基督徒在那里安排他们过夜。第二天早上，他们乘两艘帆船出发去开平（Hoi Ping ），预计傍晚到达；但到下午，在岸上牵引的纤夫们，因为担心强盗不愿再往前走。然而，一位与他们一起的友好华人聚集了一些用步枪武装起来的农场工人把他们护送到开平，他们在那里休息过安息日。在开平附近，他们发现了一座基督教礼拜堂，多年前曾由美国董事会传教团（American Board Mission ）的C. A. 纳尔逊牧师开办的一所连锁礼拜堂；纳尔逊牧师是我们传教团早期的罗布牧师夫妇（注：A. I. 罗布）的朋友。他们在这座礼拜堂里举行了礼拜仪式。
第二天早上，他们在那些难以通行的道路上出发——包义森先生骑着他的新自行车，其他人乘轿子，22个搬运夫搬运40件行李。他们发现所有汽车道路都被破坏了——阻止日本侵略的中国“焦土战术”。他们经过在公路上每隔几百码就挖一道道深沟的一群群男人、女人和孩子。在这些道路上走了两天后，他们到达了在新兴（San Hing ）的浸信宗（Baptist ）传教团。在这里，他们发现那位仅有的传教士马乔丽-斯莫特小姐（Marjorie Shumate ），患疟疾病得很重。由于剩下的旅程将由乘船进行，他们把斯莫特小姐带上一起去德庆以作医疗治疗。他们到达西江河畔的肇庆（Shiu Hing ）没有遇到意外事件但必须在那里等船等二十四小时。在他们等待的时候，日本轰炸机飞过两次但没有在这里投下*弹炸**。这群人1月21日抵达德庆，离开香港后刚好十天。迪因小姐发现往罗定的公共汽车道路被完全破坏了，所以她经历了更多天的乘船和乘轿子的旅行。
这同样的往返香港之旅，被不同的要去香港度假的、或去美国休假的、或去谋求钱和生活必需品的传教士多次采用。肯普夫先生和太太作了几次这样的旅行。包义森先生是唯一一个写过它的人。
一当迪因小姐回到罗定，米契尔先生和太太就去休假了，实际上作包义森先生和迪因小姐刚作过的同样旅行。包义森先生由德庆转到罗定负责那里的圣经学校。为了躲避预料的空袭，这学校转移到城外一所基督徒的家。有六个学生，四个准备成为福音传道者，两个做一般的圣经学习者。
（陈世汝翻译自爱丽丝·伊丽莎白·罗布的著作《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