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海伟 冈比亚大学孔子学院
8月2日下午，我乘坐的航班顺利抵达上海浦东机场，我的心也落地了。接下来核酸检测、过海关、隔离和接轨融入国内的生活，所有的一切都是可预测的。而回首之前的一周，只有亲身经历才知道疫情之下回国是多么的不易。
7月30日周五做核酸、血清检测，在冈比亚这两项检测不在同一个地点，私底下找人给小费才有了便捷通道——在一个地方做两项检测，并且第二天7月31日下午1点拿到了检测结果。我从领结果的冈比亚国家公共卫生实验室大门出去的时候，外边黑压压的一群人在排队等待检测结果。他们什么时候领到结果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如果我在他们中间，铁定赶不及塞内加尔达喀尔机场的航班。
对，疫情下无法从冈比亚乘坐航班回国，只能租车借道邻国塞内加尔的达喀尔机场。从我在冈比亚的住处到塞内加尔达喀尔机场，八个多小时的路程，全程无高速。下午1点拿到检测结果后迅速打开手机上的“防疫健康码”小程序录入相关信息以获取绿码，然后马上就坐车出发了。路上遇到了大暴雨，遇到了多个路段的堵车，接受了两个国家的边检，穿过了横跨冈比亚河的窄窄的拱形桥，走了一段烂泥路。快到机场时路过了一个达喀尔的卫星城，还是破破烂烂的市容，但有了欧尚、迪卡侬、肯德基等“高端”商业设施。身边是靠谱尽职的司机摩西，快到机场前才得知他是高中老师，教商务及金融管理课程，司机工作是他的副业，以贴补家用。晚上9点半到达机场，离飞机起飞时间只剩2小时40分钟。
达喀尔机场当然比冈比亚机场现代化很多，机场虽竣工不久，但已显得局促。机场小、旅客多、没有社交距离。如果说冈比亚缺一座冈比亚河入海口处的大桥，塞内加尔缺一个达喀尔机场第二航站楼。美国总统拜登提出面向全球的“重建更好未来”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以对抗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建议他关注一下这两个国家。
第一段航程乘坐的是塞内加尔航空，飞机还挺新，乘务员薄薄的白纱披风表面上是“抗疫服”，却穿成了时尚的感觉。机上座无虚席，我左边的黑人大妈频频咳嗽，右边的年轻女子电话讲不停。塞航提供的餐食看似和新冠前毫无二致，所有人都正常进食。8月1日上午7点多飞机抵达巴黎戴高乐机场，需要在这儿停留十个多小时中转。和迪拜、布鲁塞尔等机场不同，这里的机场书店几乎没有英文书，几本美国期刊不起眼地耷拉在报刊架上，机场奢侈品商店门可罗雀。下了飞机马上一路狂奔找寻机场核酸检测点，检测点是专门为去中国的中转乘客准备的。检测完被告知下午4点领取检测结果。这是一个焦灼的等待过程，这个“判决书”意味着你折返出发地、在巴黎隔离或是拿到去中国的“通行证”。这里每周都有伤心的故事在上演，这次是一个从保加利亚过来的中国大妈检测不合格，需要返回保加利亚。我离开检测点的时候她还在和工作人员“理论”，但我知道毫无用处。中国东方航空，一进飞机就知道这是家在认真抗疫的航司，空姐防疫服全副武装，恍惚中还以为他们是新冠医院里的护士。机上航空读物，取消；座位显示屏耳机，取消；热食，取消。飞机夜间飞行一段时间后，我在窗外又一次看到了圣彼得堡，两年前飞布鲁塞尔的时候也看到了这座大城。城市灯火璀璨，跨海大桥依稀可见。8月2日下午，飞机快要抵达上海浦东机场的时候，在上海低空，我俯瞰到了国家会展中心和附近的虹桥机场。当飞机降落到浦东机场的时候，上海中心大厦赫然出现在远方。上海，侬好。
这次回国有太多的“坑”，掉进其中的任何一个，我的回国之旅就可能砸了。如果在冈比亚双检没通过（当时冈比亚核酸检测的阳性率一直维持在10%以上），如果没有在当天下午1点前拿到检测结果，如果在赶往达喀尔机场的路上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抛锚？司机迷路？大堵车？雨再大些？），如果在巴黎机场检测出状况，如果“防疫健康码”小程序信息录入出问题，我可能都不会有在上海隔离的幸福生活。对，隔离现在也成了一种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