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婉莹(1909~1998 )，女，又名戴西，上海永安百货的四小姐。
中西女塾已经从原来*藏西**路上的慕尔堂里搬了出来，搬到经家花园里，作为新校址，到1920年，这所美国基督教女子中学在上海已经有二十八年的历史，从它正式开学，当时上海道台聂仲芳出席的那一天起，它就在当时上海的新式学校里享有盛名。它面对上海上层阶级的女儿，在戴西进入这里读书的时候，国母宋庆龄和中华民国的第一夫人宋美龄都已经从这里毕业。
学校收取昂贵的学费，有严格的管理，宿舍里六英尺长、四点五英尺宽的小床都必须用白色被褥，每个学生必须把自己的小床整理得一丝不苟。一进学校大门，必须除去所有艳丽珍贵的服饰和珠宝，否则，就作为捐赠被学校充公。在学校里的一举一动，都要按照校规，比如要是在走廊里停下说话，必须让到一边。做教会学校的"标准女子"，任何家庭背景的学生都不能例外。
它的校训是成长、爱人、生活，它的教育是美国式的，重视体育，英文，音乐，科学，学校的英文演剧是当时最有特色的。用全套美国课本上课，在世界地理课上，她们学到中国是在远东地区。但是在它的大图书馆里，不光有全套的英美文学作品，有最新的英文杂志，有美国当时的流行小说，比如《波丽安娜》。也有英文版的《资本论》。
它的风格是贵族化的，教会学生怎样做出色的沙龙和晚会的女主人，早餐有中式的肉松和西式的黄油，学生客厅里有沙发、地毯和留声机；并且要秀外慧中，有严格的教养和坚强的性格。
它对学生的许诺，是要让她们一生年轻和愉悦地生活。
在当时的上海，像大家应该在西郊有别墅、家里有美国汽车、先生有一抽屉各色领带一样，家里的女儿应该在中西女塾上学。连中等人家，也愿意节衣缩食，把自己的女儿送进这所名校来。有抱负的人家，希望女儿在这学校里接受最好的美式教育。像学校所说的那样，中西的教育，是为了让她们有勇敢的心和有价值的行为，给自己的生活一个最好的建设。没抱负的人家，希望女儿在这学校里开眼界，见世面，将来凭着中西女塾的牌子和西化时髦的淑女作派，能嫁入一个好人家。对这样的人家来说，女儿从中西女塾毕业，就像一份上好的嫁妆一样。
戴西这时在中西女塾里已经很习惯了，而且过得很好。她甚至参加了学校的演剧团，演出了莎士比亚的《驯悍记》。这张是不是演出后留下来的剧照，戴西已经记不得，她靠在一个扮绅士的女生怀里，头上带着一圈花环，像一个正在愉快地享受着追逐的女子。那么爱娇，那么跃跃欲试，像真的一样。可仔细看她的脸，那种煞有介事的温柔的笑影里，留着女孩子兴奋的、游戏的快乐。于是你就可以知道，这孩子是在扮一个恋爱中的女子，就像更小的时候扮娃娃的妈妈一样。然后她们又一起拍了一张婚礼的照片。扮绅士的女孩做出严正的样子，那应该是一个女孩子从自己的父亲身上找到的样子，她的脸上不懂做出来真正的婚礼照片上的男子的表情：有一些抱得美人归的自得，有一些天降责任的害怕，有一些对单身汉的日子的追悼，有一些成家立业以后的茫然。她生活在一个纯粹女孩子的世界里，对男子知之甚少，扮新娘的戴西，一脸的懵懂，学着别人的样子，把手插在绅士的臂弯里，庄重地站着，挂着长长的、演剧用的婚纱，她也不知道婚姻，可她有一种什么也不怕的沉着，更没有做出小女孩在这时很容易做出的媚态，也不曾飞出不解风情的眼风，她带着一些镇定的勇敢的茫然，这也许是中西女塾的教育给她的吧，对未知的生活，是向往的，也是沉着的。
大概她们照完相，就笑弯了腰吧，每个人在自己的少女时代，都有这样的经历。
这的确是戴西一生中快乐的日子。
她已经从最初在广东学校里的不适应中解脱出来了。在她小时候，要是遇到不适应的环境，她总能抽身而出。1915年，她上了广东小学，可是她不会说一句广东话，也不会说上海话，老师为她起了一个中国名字，但是当她拿着那张写着自己中国名字的小纸条上黄包车回家的时候，一阵风吹掉了她手里的字条，她再也想不起来老师为她起的是什么样的中国名字。她和家里的几个孩子中午在外面吃饭，因为只会说一个中国词"面"，所以天天中午都吃面。但是她不会用筷子，不管怎样学，也学不会用手指就能调度筷子。于是她和哥哥姐姐一起被家里转到了上海的教会学校，在一个简简单单的、有薄薄雾气的上海普通的周末。就离开了筷子和老师要叫"郭某某"起来说广东话回答问题的中文环境。
直到一个中学里要好的同学，为她拿来了当时走红的作家谢婉莹的名字来做戴西的名字，她才算有了一个正式的中国名字。日后她在北京见到谢冰心的时候，冰心说："你与我同名。"她就对冰心说到了名字的往事。
她总是这么轻易就遂了心愿，所以，谁都没有想到以后，当她站在菜场里卖咸蛋的时候，当她只能吃八分钱一碗的阳春面当晚餐的时候，当她独自从劳改地回到家，听法院的人来宣读对她丈夫的判决书，接着把她家里所有的东西悉数充公、连她的结婚礼服都不剩下的时候，她能好好地活下来，当有外国人问起她的那些劳改岁月时，她能优雅地直着背和脖子，说："那些劳动，有利于我保持身材的苗条。"她在八十六岁的时候，与三个年轻女子一起出去吃饭，只在一起走了几分钟，那三个女子就感到情形像是三个男子陪一个迷人的美女去餐馆，而不是三个女子陪一个老太太。
有时候，真的让人怀疑，是不是一个人的品质是在童年生活中就确立了的，而且很可能，富裕的明亮的生活，才是一个人纯净坚韧品质的最好营养，而不是苦难贫穷的生活。
当她被转到中西女塾以后，她所有的劣势，都一举成为别的女生渴望的优势，那里说的是英文，看的是英文，写的是英文，考试和授课也是英文，她自己觉得是个高人一等的好学生了。到1919年就以全A的成绩升到五年级。在新学校里，她成了一个什么都不缺的快乐的孩子。女孩子多的地方，总是比相貌，她是头挑的，虽然还没有长到让人惊艳的二十岁，但能看出来她已经是一个秀丽的少女了；富家女多的地方，容易比家境，她是头挑的；外国学校，当然比英文，她也是头挑的。学校里常常发生的歧视，对出身的歧视，对学业的歧视，都离她远远的。
这时，永安公司蒸蒸日上，在公司的屋顶开了花园，那是南京路上的一大时髦。家里搬到了一栋带花园的大房子里，很美的西式大房子，更美的大花园，是从一个瑞典人手里买来的，她的房间还是与爹爹的卧室连在一起，她仍旧是爹爹最心爱的孩子，要是在家里，她在早上会陪爹爹一起去花园种花。他们都喜欢照顾鲜花。
在别人的眼睛里，爹爹是上海最大的百货商之一，而且还是孙中山的造币厂的厂长，家里有一麻袋作废的铜钱板子，郭家的孩子在花园里玩的时候，也会到麻袋里去挖一把出来，到花园里的小湖上去打水漂。而戴西在爹爹身上学到的，是他对绳子的珍爱。做水果生意起家的爹爹，直到家里孩子出门要用防弹汽车和保镖，还是对每一小段绳子都得小心地捋齐了。缠成一个小团，放在抽屉里备用。戴西和爹爹一样终生保持了收齐绳子的习惯，直到戴西去世，回来为她整理遗物的孩子，在她的写字桌抽屉里发现了许多整理好的绳子团。
因为怕绑匪，郭家的孩子只有很少的机会公开社交，他们最好的朋友，差不多就是宋家。宋子文天天在郭家吃饭，在宋家管账的宋美龄和在郭家管账的二姐姐波丽好成一团，常常互相交流怎么从家里的流水账里扣出钱来结伙去看新出的美国电影，所以，在学校里有许多同学住在一起，是生性活泼的戴西很丹怀的事。
那真是些轻车快马的日子，在一个人的少女时代。
那二十年代的明亮阳光，照耀着戴西年轻的笑脸，她还有点胖，因为在青春期里，有一点像刚刚发起来的发面团一样，那么新鲜，那么不确定，那么香，不可遏制地成长着。她盼望着许多事，可并不着急，生活像阳光下最蓝的大海一样，璀璨晶莹地在她的面前铺陈，随便她是想去游泳，还是想去泛舟。
毕业典礼前的一星期中，要举行多次宴会，师生互请或学生间、班级间的告别宴会，并且进行"毕业礼拜"，全体毕业生在做这场礼拜时，一律身着纯白绸服。毕业典礼的前一天，称作班日，要举行向全校告别大会。校中各年级皆定有级色，如白底蓝边或蓝底白边服装等等。在告别会前，毕业生部穿上级色，手携手走到校园中各主要建筑物以及风景区唱告别歌。最后来到大礼堂，全校师生都已汇集一堂，舞台上以级花、级旗、级徽布置，在宣读八篇内容不同的临别赠言之后，毕业生唱起级歌，并向全校赠送礼物。记得我代表校方接受她们的告别礼物时，几乎每次都落下眼泪，学生们也一同落泪。
毕业典礼通常在告别大会后的第二天上午举行。一早便不时有毕业生的家长、亲戚朋友、情人前来，赠送花篮、花束，一直从大礼堂舞台上排至大楼东西两个人口，寒暄声、道贺声四起。毕业典礼在上午九点整正式开始，两列身着特制礼服的毕业生迈着庄重的步伐，由大礼堂中门进入，穿过礼堂通道，缓缓走上前几排座位处，全校唱完毕业颂歌就上台，接受毕业文凭。
典礼之后，便是毕业生与教师合影留念。许多送来的鲜花被送到医院不知名的病人手中。等毕业生最后含泪离校，低年级同学则留连送别。
--摘自中西女塾校长薛正回忆录
1928年，戴西就这样从中学毕业。这时候，她已经成长为一个美少女，在这张已经残破的发黄的照片上，留着她那时的美丽，就像波切提尼画的从贝壳里刚刚诞生的维纳斯那样的美丽。1997年的冬天，我从老年戴西的相册里取来了它，请一个摄影师翻拍，用在我的书里。我们一起在日光里注视着照片上的她，那个摄影师从纽约来，他的专职是拍模特和时装，满眼看的，全是中外时代美女。
那天，他从镜头里看着1928年的戴西，说："我从来都没有看到过这么娇嫩纯洁的女人。"
而我看到的，是在美少女不同于模特的娇嫩纯洁里面，还有一些不同于维纳斯的晶莹坚硬的东西，像钻石一样透明但是锐利的东西，这是在从前小女孩子的照片里所没有的表情，闪烁在她娇柔的眼光里。
戴西最初已经不记得这张照片是什么年代拍的了，她用老式的黑柄放大镜看了一会儿，说："我想是从中西女塾毕业以后，那时候我开始穿中式衣服，而且渐渐开始只穿中式衣服了，"
在我和她一起一张张翻找照片的时候，我常常需要问她照片的年代，而她总是忘记，总是说："你看一看是穿中式衣服吗？那就是中西女塾毕业的前后。"后来，要是在照片里穿旗袍，就是1949年前，而要是穿着由旗袍改制的紧身小袄，那就是1949年以后，因为不再合适穿旗袍了。
从中西女塾毕业以后，对戴西来说，就是永远的中式服装了。
就从这张照片开始。
但是让我总觉得奇怪的是，为什么是在从著名的西化的教会学校毕业以后，在她的英文更加精到，她的知识更加美式，她的世界观已经在全是英文世界名著的图书馆里形成，甚至她的成长过程中从来没有参加过当时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也没有跟着激进的同学上街去拿竹筒为学生运动募捐，她只是更热衷美国家政课，在那时培养了她一生自己做蛋糕的兴趣。也热衷体育和演剧。在她成为学校的"标准女子"以后，她开始改穿非常讲究的中式衣服，而且努力用中国丝绸做自己的衣服面料。而当时，西方服饰和进口面料正成为上海上层社会妇女的时髦，巴黎和纽约的时尚，正以飞机的速度传到上海。
事情就这样发生在许多一生说英文多过中文的中西女塾的学生们身上，发生在那些所有的人都认定是中国最西化的女孩子们的身上，宋家姐妹也是在从中西女塾毕业以后，开始终身只穿中式衣服，终身保持中国发髻。
它也发生在戴西的生活中。
我曾问她，用的是英文。直到她去世，她还是习惯说英文，在最后的日子里，我给她打电话，她总是说："I am dieing，"当然这么多年过去了，她已经会说中文，包括上海话，可一不小心，她又会回到英文状态去，那是她的土生语言。我问她："你为什么要坚持穿中式衣服呢？"只有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因为中式衣服属于四旧，在扫除之列，她才改穿大众的蓝布衫。
她说："没什么理由，因为喜欢，所以做了。"她对此说不出什么辉煌的大字眼。
所有的知识都在培养着一个人的自尊心和对世界更全面和公正的眼光，是不是在中西女塾学习的整个少女时代，那些西方文明里的人类美德，并没有使一个少女成为只仰慕西方而鄙视东方的势利的人，而让她学习了公正，发现了美，肯定了自己，并为自己的一切骄傲？是不是这一切不通过口号，而是一天天消磨在没有中文书的大图书馆里的晨昏，一一晚晚静听电唱机里的不是中国音乐的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的八年中也可以完成？
从中西女塾毕业的同学们，总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条是订婚和结婚，完成生活中的大事，另一条是去美国留学，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戴西曾希望和许多中西同学，包括她中学时代的好友海伦张一样，放洋去美国留学，可是爹爹不以为女孩子去美国学习有什么好，所以没有去成。在七个星期的伤寒病好了以后，戴西与一个富家子弟订了婚，他叫艾尔伯德，从圣约翰大学毕业以后，去美国留学了。戴西治好伤寒以后，就被接到艾尔伯德在北京的家里去休养，他的父亲和她的爹爹是世交。眼看着一个三十年代秀丽小姐成为窈窕少奶奶的故事就要在戴西身上上演了。
然而，情况很快改变，她在北京发现了燕京大学，她决定要在北京继续求学，然后，她决定解除与艾尔伯德的婚约。
这时的戴西，已经不是六个星期都跟在沃利后面玩"跟着领袖"游戏，头上带着只大蝴蝶结的女孩了，她开始表现出自己眼睛里那钻石的一面：独立地，自由地寻找自己想要的生活。
艾尔伯德从美国回来，拿着枪到火车站去截住准备回家过冬假的戴西，他央告，他解释，她都不允。她不喜欢他，不喜欢他在送她美国玻璃*袜丝**的时候说："这袜子真结实，穿一年都不坏。"过了许多年以后，她说："我不能嫁给一个会和我谈*袜丝**结实不结实的男人。No fun。"她不看家里的钱，因为她从来没有缺钱；她也不看留美学生的将来，她周围的人，个个好像都有踌躇满志的将来；她甚至没有特别在意一个人是不是真正喜欢她，在她的社交圈子里，追着她的，当时有许多人，他们只觉得自己高攀不上这个什么都不缺的郭家四小姐；她要和一个人有真正的共同语言，可以有a lot of fun，就像不久的以后，她将要在上海遇见的另一个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她将来的丈夫。可是当时戴西并不知道，她只是不要一个她觉得没什么可谈的男朋友。
艾尔伯德举起枪，说要杀了她。
她说："你不杀我，我不愿意和你结婚，你要是杀了我，我也不会和你结婚，因为我再也不能和你结婚了。"
他又要杀了自己，她说："现在你好好地回家去，只是不和我这样一个人结婚，要是你杀了你自己，你就永远不能结婚，连整个生活都没有了。"
她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第一个婚约，离开了一段在三十年代循规蹈矩的温j顺富家女中流行的故事。
她还放弃了已经练习多年的钢琴，因为除了这是上海淑女的时髦和必修以外，她自己一点也不喜欢弹钢琴。那一天，她盖上琴盖，对一直对她说"别人都在学，你也得好好学"的沃利说："现在我就不高兴学了。"这时钢琴的共鸣箱里，还留着振动以后琴弦发出的含糊乐声。她就这样，又从上海淑女的流行队伍里走了出来。
一切都发生在从中西女塾毕业以后，她成了一个更倔强地听从自己内心声音，更顽强地坚持自己理想的美少女。这种倔强和顽强，在1928年的时候，还让人觉得有着女孩子的娇气和随心所欲，而到了--1961年戴西丈夫死于提篮桥监狱医院，1966年戴西被扫地出门，带着上大学的儿子住进与邻居合用厕所的亭子间，1972年戴西用一只铝锅，在煤球炉子上蒸出带着彼得堡风味的蛋糕，1982年回到原来劳动的农场，为青年学生教授英文，井以工作为荣，1985年签署文件，坚持在自己死后将遗体捐献上海红十字会，1996年，戴西与人交谈的时候，许多人惊奇地发现她脸上的机警淡定里面，还流动着女孩子的活泼和迷人，这样的神情，若不是从内心发出的光芒，所有的人都会觉得很肉麻，但她的神情却感动了看到的人们。1998年戴西去世以后，由她照顾过的孙女媚在葬礼上摸着她的手，惊奇地说："奶奶为什么这么凉？"这时，她已经是拉斯维加斯一家时装专卖店的经理了，她还是不能相信奶奶会有一天去世，在她的印象里，奶奶是与众不同的，什么也打不倒她--这以后戴西大起大落的人生中，这种倔强和顽强已经成为戴西眼睛里不曾改变的明亮光芒，一直闪耀着。
这种独立的精神，对世事的勇敢，与当年在中西女塾的毕业典礼上女孩子留恋的眼泪和毕业颂歌，又有怎样的联系呢？
有时，我想，戴西这时候真的很接近一个从富裕家庭跑出来的红色青年，为了理想去亲近了革命。从来都有这样的故事发生在优秀的理想主义者身上，他们与为了吃饱饭、为了逃婚、为了翻身而革命的人不同，他们只是为了从书本上学到的公正和理想能在生活中实现而革命的，但戴西从来不是一个革命者，从来不想这样的大事，她向往着自己美好的人生，她坚持着自己个人的理想，她尊重的是一个人在生活中的权利，她就是那样一个在肩上放着两朵百合花照相的女孩子。
在抄家的时候，这张照片曾经被人捅了一个洞，扔在地上，后来被戴西的波丽姐姐拾起，混乱中戴西也不知道它是怎么辗转到了新加坡的，由新加坡的亲戚保存下来。戴西1987年去美国探亲以后，顺道到新加坡探望丈夫家的亲人。在新加坡，她收到一个礼物，那是一本亲戚们帮她收集起来的照相册，他们知道她的相册已经完全被别人撕碎了。在那本相册里，她再一次看到了这张照片。
本文节选自《上海的金枝玉叶》是2009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陈丹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