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县是封建时代最基层的行政长官，虽官职不高却牧一方百姓。而作为一县之父母官，光是读书多远远不够，必须要有处理各种民事纠纷以及刑事案件的能力。明万历年间，福建泉州府南安县就有一个书读得好，而且还能学以致用的好知县。
南安地处沿海，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那里水质优良，所出产的黄牛颇有名气。当地许多农户都会养殖黄牛以赚取客观的利润。因为是家养的牲畜，所以难免就归属问题发生争执。万历三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南安知县袁崇友接到县民董惟仁的诉状，状告邻居贾怀远公然强占自家的小牛，请求县太爷秉公处置。
过了不久，贾怀远的状纸也递上来了，说刁民董惟仁诬告自己霸占他的小牛，称这只小牛是自己所养，要求县太爷严惩董惟仁，还自己一个清白。
这样的案子在当时不算大，不过办起来确也不易。袁知县开堂后首先询问原告董惟仁，他说自家的小牛已有六个月大，因为母牛前不久跌死，难以养活，便想把小牛卖了，不料小牛因为失去母亲，就误进了贾怀远家的牛栏，贾怀远因此说小牛就是他家的了。
听完原告的陈述，袁知县便询问被告。被告贾怀远却反驳说他家母牛六个月前产下两只小牛，而且还是他亲手接生，董惟仁家没有母牛，又哪来小牛呢？分明是想图赖，恶人先告状。
一个争牛案件看似虽小，背后却有一股力量不可小视。当时，福建、广东一带盛行械斗，械斗的双方往往都是以家族为单位，他们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经常闹出人命。袁知县久在南安为官，深知董、贾两族势大，如果不妥善解决，弄不好会出人命。然而，原告和被告双方都明确表示不愿意私了，希望在公堂上争个高下。
既然要付诸法律，那么袁知县就按章办事，他让衙役将贾家母牛和两条小牛牵到县衙验看。其实，这个时候的袁知县已经有了主意，不过他还是好意地询问对方说：“一牛两主，必然有一主说谎。说谎者若此时交代，本官既往不咎。如不从实讲来，待本官验出真伪，当严惩不贷。”
谁知这两人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袁知县见二人坚不改口，便让衙役将两只小牛绑在县衙外的柱子上，然后命令衙役手持刑杖，狠狠地打那两条小牛。前来围观的百姓不明白县太爷为何要打小牛，此时也是一片哗然，议论纷纷。
其后，袁知县又让人牵来母牛，只见母牛一进来便奔向左边的小牛，用嘴去舔，小牛则依偎在母牛的腹下，其怜爱恋念之情，让众人为之动情。母牛只顾舐犊情深，哪里管右边的小牛。袁知县得意地说：“你们看如何？母牛只生一子，所以它顾看自己的亲子，现在你们可明白了？”
众人一看，都称袁知县神明，贾怀远低下了头，袁知县让他如实交待。原来，董惟仁和贾怀远两家，都养有母牛，两只母牛在同月生下一只小牛。两家是近邻，常常白天一起放牧，不料，小牛两个月大的时候，董惟仁家的母牛在山上跌死。再去放牧的时候，董惟仁家的小牛就跑到贾怀远家的母牛那里去吃奶，母牛也不驱赶。董惟仁为了图方便，听任小牛与贾怀远家的母牛一起，而贾怀远看到董惟仁不管小牛，就想占为己有。
就这样过了四个月，小牛已经半岁可以卖个好价钱，董惟仁便来索要小牛，而贾怀远不乐意了，所以争吵起来，最终告到了县衙。
虽然至此案情已经大白，但其间却涉及的法律问题不少。袁知县认为：如果贾怀远没有图赖这只小牛，董惟仁就得付给他4个月的草料工钱，现在因为冒占了别人的物品，还诬告别人是刁民。按《大明律》规定就要笞二十，还得归还别人的财产。
不过，董惟仁状告贾怀远却不说明自家小牛白吃人家四个月的草料，也属有罪，按律要笞一十。袁知县事前已声明，主动承认既往不咎，要是抵赖则严惩不贷。所以，原告被告所受之刑加重一倍，小牛物归原主，董惟仁赔偿贾怀远4个月的草料人工钱。
此案因一件争牛小事而引起，情节也不复杂，但是在当时却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袁知县也应此案被提拔为知府，而且还被明、清两代很多笔记小说屡屡提起，在地方志中还给予了高度肯定，一致认为此案具有醒世、警世、喻世的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