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尚忠(1722—1796)，字因夏，一字古愚，号荟亭，南丰人。据同治《南丰县志·卷十六·名臣》中介绍，其曾祖乐善好施，后家道中落，人丁式微。三代单传而有谭尚忠。乾隆十六年（1751），29岁时，进士及第。从此便开启了他46年的仕宦生涯。
自入仕以来，谭尚忠到过很多地方任职。最初两三年，先是被授户部额外主事[1] ，不久又补户部广西额外主事[2]。乾隆十九年（1754），补户部云南司主事。乾隆二十二年（1757）复任户部云南司主事。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升江南司员外郎[3]。乾隆二十四年（1759），升户部郎中[4]，管理户部宝泉局。乾隆二十六年（1761），授山西道监察御史[5]，兼户部行走[6]。乾隆二十七年（1762），升福建兴泉永道道员[7]。期间以福建兴泉永道兼摄厦门海防同知[8]。乾隆三十年（1765），任刑部广西司员外郎[9]。乾隆三十二年（1767），升授广东高廉道[10]。乾隆三十五年（1770），升河南按察使。乾隆三十八年（1773），改广东按察使[11]。丁父忧后补任甘肃按察使。乾隆四十三年（1778），升山西布政使[12]。乾隆四十四年（1779）代理山西巡抚[13]。乾隆四十六年（1781），升授山西巡抚，加兵部侍郎衔[14]、右副都御史[15]衔（按：巡抚加兵部侍郎衔、右副都御史衔就是正二品）。改安徽巡抚。乾隆四十七年（1782）因忤逆和珅降授福建按察使。乾隆四十九年（1784），署理福建布政使，改云南布政使。乾隆五十一年（1786），升云南巡抚加兵部侍郎衔、右副都御史衔，署理云贵总督[16]。乾隆五十八年（1793），内授刑部右侍郎。乾隆六十年（1795）出典湖北乡试正考官。嘉庆元年（1796）改吏部右侍郎，兼摄行在刑部印钥[17]。嘉庆二年（1797），调吏部左侍郎。卒于任上。
不管到哪里,不论职务高低,自始至终都是清正廉洁的。谭尚忠为官46年，从一般的办事人员到国家的封疆大吏，僚属们对他的评价是：“尚忠有威重，见者肃然，而遇人甚和平，至公事则断断不能徇，弹劾不避嫌怨”；“仕宦数十年，家无中赀，自奉甚俭，常训子孙，约其身心，以为事功之本” [18]。在云南九年，他常对同僚说：“公自为其德，吾自任其怨可也”。意思就是：办公事嘛，你们尽管多种花，摘刺的事我来就行了！
对于谭尚忠的操行，姚春木有赞曰：“公居士林，文学愔愔。接物以情，不为阻深。秉节当官，蔑敢私干。进者宜之，退者勿怨。历迩及遐，陇坁海峤。攘袂奸蠹，耋孺鼓乐。晚为侍从，公望在众。殂未及登，刊石载颂”[19]。其大意为：你（谭尚忠）处于士大夫阶层，文学上的造诣很深却从不张扬，以真情待人，不为势利所动。当官有节操，敢于蔑视冒犯权贵。积极进取的人，会仿效谭尚忠；而不思进取的人，也不会有抱怨之词。谭尚忠的廉洁远近闻名，传遍甘肃大地。他奋力打击奸侫的行为，老人小孩都为之鼓舞庆贺。晚年随侍皇帝左右，深获众望。遗憾的是任职不久就卒于任上，只有在石刻上记载他的功绩，让人称颂。
对谭尚忠为官做人的评价，不论是来自官方还是来自民间，抑或是来自朋友， 他的官声一直都是很好的，我们可以从中看出，谭尚忠一生为官清正廉明，平等待人，极其平和。办事十分原则，不徇私情，弹劾官员不避嫌怨，不畏权势。正如姚鼐[20]在《吏部左侍郎谭公神道碑文并序 》中所说：“论吏清俭者必举谭公为首”[21]。在谭尚忠四十多年的官宦道路上，宦海沉浮，仕途充满坎坷，但不管是担任什么职务,不管在什么环境下工作，不管是让人误解还是遭人陷害，他都能做到踏实诚恳、洁身自好，从不同流合污。下面我们就通过乾隆年间几件比较典型的事例，来看看谭尚忠的为官之道。
一、外放兴泉永道摄厦门同知时因洋行陋规案受牵连
厦门洋行陋规案发生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缘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福建水师提督甘国宝因丁忧请假回籍服丧，所遗职务由广东提督黄仕简接篆。[22]黄仕简抵任福建水师提督以后，经留心查访，得知厦门进出各口船只无论是海外的还是内地的，都得按名目不同交以数量不等的陋规银。于是他向乾隆密奏，称各衙门文武员弁每年大概能获取到陋规番银十余万圆，如总督每年一万员，巡抚八千员、将军六千圆、兴泉道一万圆；又另单七千圆、海防同知三万三千圆；又另单六千圆、关部一万七千圆、泉州府二千圆、同安县三千六百圆、南安县一千圆；又水师中军参将衙门每年约有九千圆。经中军参将温泰陆续开明细数清单，证明此项陋规已属确凿无疑。黄仕简请求阜上特派大员星驰赴闽，彻底清查。[23]
于是乾隆皇帝依据提督黄仕简的奏报，即谕令舒赫德、裘日修二人兼程前往福建实地查访。但后来乾隆以为两钦差并未审出黄仕简原参“总督一万，巡抚八千”之关键情节，所行殊有草率之嫌，大为不快。不久，舒赫德、裘日修查出总督杨廷璋令属员代买人参、珊瑚、珍珠等物，少发价银，而其属员则以所得陋规贴补置买物件之不足，[24]奏称总督杨廷璋令得受陋规之属员代购别项货物，发价不过十分之三。[25]乾隆对此更加不快，遂传旨切责舒、裘舍本逐末，节外生枝，没有坐实黄仕简的“总督一万、巡抚八千”原参罪款。一再指令要对一万、八千之事究诘根由，以明白真相。及至下令彻查结果，确认所谓总督一万、巡抚八千之说纯属子虚乌有：而代买物件，也仅是陈年陋规。因关本案官员除已故之马龙图，温泰、姚应梦、黄居正等毋庸追究。其余刘增一人，因白订陋规，未能筋禁，核予发往辟展（在*疆新**鄯善）效力赎罪外，全案甘国宝与程霖、谭尚忠、怀蘸布、李逢年等引见另用，[26]均予从宽处理。
以陈年陋规（或惯例）为借口，收取一些本不应收的费用以假公济私的现象古今有之。在厦门洋行的陋规中，各级官吏各据自己权力及势力范围大小收取陋规银，这一时期，谭尚忠正任福建兴泉永道道员兼摄厦门海防同知，他也完全可以泰然取之，完全没有人会觉得不正常。但是他却能做到出淤泥而不染，难能可贵。谭尚忠因洋行陋规案的牵连被罢官。由于他在户部任职时，曾经主持过宝泉局工作。乾隆后来从宝泉局了解到谭尚忠一贯秉公无私，于是又起用他为刑部员外郎。
二、甘肃贪腐案中经受住考验
甘肃贪腐案是清史上规模最大的贪腐案。这件贪腐大案发生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是一件甘肃全省官员私通谎报灾情、贪污朝廷救济粮的惊天大案。在处理这件贪污案之时，乾隆皇帝快刀斩乱麻，上到当时封疆大吏这样的朝廷要员，下到甘肃省州牧县令这样的芝麻小官，一共将100多人处以死刑但实际只有56人被砍头，光人头就装了一大车。
表面上看起来这只是一桩规模较大的贪污案，其实，酿成这么大规模的贪腐风气，不是没有原因的，更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当时，任职甘肃地区的封疆大吏叫王亶望。王亶望在自己的仕途之路上步步为营，从芝麻小官升到了高管要职，最终，成了皇帝的宠臣。乾隆三十九年（1774），王亶望被乾隆帝任命为甘肃布政使，主要负责监管收捐监粮。甘肃省土地资源贫瘠，向来都是中国的贫穷地区之一。每年，户部都要调拨巨款用以购买粮食救济甘肃。一是为了抚恤甘肃地区的灾民；二则是为了满足驻扎此地的*队军**日常所需。当然，偶尔也会作为救济*疆新**的救济粮之用。然而，国库再富庶，也敌不过甘肃连年灾情，对此，朝廷早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的时候，就对甘肃省的实际情况出台了一项“捐纳监生”的制度，其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甘肃省缺粮的难题。当时，在甘肃地区，只要向朝廷捐出麦豆四十五石，用来赈济甘肃灾民，就可以成为监生。但是，这个看似为国分忧的好政策，却让很多甘肃省境内甚至是外省居心叵测之人有了钻朝廷空子的机会，这也为日后的惊天贪腐案埋下了伏笔。
一旦成为监生，便可以到国子监求学，这对于求知若渴的学子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好机会。但是，能够捐粮成为监生的人，更多的都是各地的富豪子弟，他们并不看重成为监生后可以去国子监学习的机会，而更看重的是成为监生后，可以和当地秀才享有一样的权利，直接参加乡试进入*场官**。甚至，可以用监生的资格加捐官职。甘肃省捐监生在当时成了富家子弟进入仕途、升官发财的最佳捷径。这样的政策，乾隆年间在甘肃省实行了很多年。多年之后，这一政策的弊端就逐渐地显现了出来。监管捐监生的官员为了中饱私囊，挪用了大量的捐监粮。更有甚者，他们干脆不收粮食直接改为“折收银两”，导致甘肃的腐败现象日益严重。最终，朝廷只好终止了在甘肃省实施“捐监生”这一政策。停止捐监政策之后，户部又恢复了每年对甘肃省的救济，且每年都会拨款百万两白银。尽管如此，全省大小官员还是不断地向朝廷诉苦，反馈到朝廷的始终都是缺粮的呼声。国库日渐空虚，乾隆帝为此忧心不已。这个时候，任职陕甘总督的勒尔锦大臣，向乾隆请旨恢复捐监政策，户部和乾隆帝都认为此举可行，很快便又恢复了这项政策。为了防止捐监生再次发生和以往一样的弊端，乾隆帝亲自选拔了王亶望到甘肃走马上任。乾隆选王亶望，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证捐监生这项政策得以在甘肃省顺利、正常、清明地开展下去。王亶望上任之时，信誓旦旦地向乾隆帝保证：自己一定会为了捐监生的政策得以顺利进行而鞠躬尽瘁，不眠不休，保证甘肃省缺粮的问题得到解决。可是，让乾隆帝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王亶望竟然暗地里早就和陕甘总督勒尔锦大臣狼狈为奸、串通一气，准备狠狠地借此发一笔横财。王亶望一上任，就下令所有捐监人员无须缴纳粮食，把所有的粮食一并折合成银两收捐，而且，收捐款全部落入了他和兰州知府蒋全迪的腰包中。如此一来，两个人的腰包越来越鼓，但是，捐监粮却颗粒不见，放置捐监粮的仓库大多都空置在那里。甚至为了掩盖这场惊天密谋，王亶望想出了一个“锦囊妙计”。首先，他每年都会把甘肃省的灾情上报朝廷，即便没有灾情也按照灾情上报，如果灾情很轻微，也要按灾情严重上报。同时，瞒天过海，要求甘肃所有的地区官员，按照他上报灾情开销的虚拟数目，消化掉子虚乌有的捐监粮。他这样的行为，使甘肃省当时所有官员无不纷纷效仿，导致甘肃贪污之风日益严重，甘肃境内的受灾百姓更是民不聊生、生不如死。捐监生实施的几年时间，当地官员个个都捞得盆满钵满。据记载，原任平番县知县何汝南，在主持本县办灾两年间，浮开赈银6 万余两，纳入私囊；一位叫陈常的狄道州知州，任职期间一共办理过监生执照4000多张，每张执照仅仅加收了10两白银到自己的口袋，最后，这名小官居然贪污了4万两白银。[27]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王亶望任甘肃历时七年，甘肃省百名以上官员都参与了这场捐监生的贪污之中。每一个参与贪污的官员，更是大量贿赂位高权重的*官高**们，以为自己行方便之门。官官相护，贪腐之风愈演愈烈。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样大规模的贪腐行为，朝廷居然没有察觉。甚至在朝廷财务的清算中，居然是王亶望在任职甘肃期间，每年帮朝廷省去了数十万的赈灾开销。不仅如此，朝廷还认为是王亶望整肃了不良的*场官**风气，从而使国库更加充裕，最后，他还因此升官加爵，升至浙江巡抚。
王亶望的继任者王廷赞，步王亶望后尘。上任后贪污行径变得更加有恃无恐，有过之不及。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一些官员的奏报引起了乾隆的注意，于是，乾隆下令彻查此事。钦差大臣很快就将这场贪污大案查了个水落石出。证据确凿，王亶望和王廷赞也因此被捕入狱。免死发配的官员一共46人，因此被处以有期徒刑、被流放、被革职的官员，更是不计其数。
谭尚忠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调广东任按察使，不久回家丁忧，居丧三年之后，补任甘肃按察使。其时，甘肃贪腐盛行，众多的官员均陷入其中，而谭尚忠却纤毫不染，因而深得乾隆信任，被擢升为山西布政使。山西旧例是安置富户代官家购铜铸币，经管的官吏使用多收少给钱的手段从中榨取好处，富户中因此倾家荡产者数不胜数。谭尚忠了解到这种情形，便下令富户每家一次性拿出五年的购铜款交到当铺，由官家每年取其利息收购旧铜，富民无不感激涕零。不久谭尚忠升为安徽巡抚。后因事忤逆权臣和珅，以“失察”的莫须有罪名贬谪为福建按察使。
三、云南私钱泛滥时能洁身自好
乾隆中期以后，私铸小钱横行，为此，乾隆二十二年（1757），特意制定了收换废钱的条例。此后，清廷又先后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和五十五年（1790）两次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收缴、取缔私铸小钱。在第一次大规模收缴中，仅江苏省就有二百四十万小钱被收购，并用以重新铸造大制钱。那个时期，云南东川铜产量占当时全省的75%，占全国的64%。经云贵总督尹继善上书奏准，从乾隆四年（1739）起，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广东等八省额定京铜全部从云南采办，额定年运京铜6331450斤，且价格较日本洋铜便宜许多。东川承办京铜的时间，从康熙五十四年（1716）湖南、湖北、广东三省进入东川采办京铜算起，至咸丰三年（1853）京铜停运，共持续了138年，为清朝财政撑起了大半壁江山，因此还曾荣获过乾隆皇帝的御题赐匾——“灵裕九圜”。
（《云南通志》记载：乾隆御书“灵裕九圜”的书影）
丰富的铜资源也使当时的云南境内私下铸钱成风，私钱充斥。乾隆时人吴大勋说：“东川一郡，产铜甚广，不独诸大厂也。一切山箐之间，随处开挖，可以获铜，故东、昭、曲靖之间为私铸之薮”[28]。乾隆四十五年（1780），和珅到云南办案（注：此时谭尚忠还未到云南任职），发现云南私钱流通非常严重：“每百不盈一掬，半系铅、砂掺杂”，[29]他带回一包私钱进呈。云南不仅私钱质量低劣，就是官钱也比他省薄小。朝廷因此要求云南先以局钱收买小钱，待小钱收买得差不多以后，再铸造分量加足的官钱。当时云南在各府都设有炉座，稽查困难。乾隆乃下令将铸钱归并至省城办理，并命云贵总督福康安等妥议办法。
谭尚忠就任云南布政使并就地晋升为巡抚后，他下令设立铸币局，收购私钱，准予废铜七斤换取官钱一千文，又严厉捕缉偷铸私钱的人，此后，云南的私钱逐渐少了起来。“在云南九年，四境恬谧，岁常有秋，及庚戌，入觐，即值旱，父老或曰，谭公携雨去耶？” [30]他在云南为官九年，社会安定，风调雨顺，年年丰稔。等到他庚戌（1790）进京朝见君主时云南适逢干旱，云南父老说：“谭公难道连雨都带走了么？”
乾隆年间，在云南任职的官员不少因贪腐而被乾隆查办。如乾隆四十年（1775）彰宝[31]于云南任内严参贪污腐败之布政史钱度，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彰宝本人最终亦因渎职逮京师论斩。署云贵总督觉罗图思德弹劾彰宝勒索保山知县王锡供应银40000余两，以致兵粮亏空，[32]清高宗极其震怒，敕责云南巡抚李湖与彰宝“同在滇省，岂竞漫无见闻，乃隐忍缄默，从无一字奏及，其心尚可问耶……彰宝在滇狼藉若此，李湖不据实劾奏，实难辞其咎”。[33]不但将彰宝革职，拿交刑部拟斩监候，李湖亦因此而被革任，并赔补彰宝所亏欠之银40360两。[34]
乾隆四十五年（1780）， 云南粮储道海宁题参云贵总督李侍尧贪纵营私，清高宗命和砷赴滇调查，李侍尧“自承得道府以下馈赂”， 清高宗谕日：“侍尧身为大学士，历任总督，负恩婪索，朕梦想所不到！” 最终将李侍尧革职，逮到京师定罪。[35]
还有富纲（1737—1800），伊尔根觉罗氏，正蓝旗满洲人，乾隆四十六年（1781）、嘉庆三年（1798）两度任云贵总督，曾建议皇帝停办官盐，改归*运民**民销，革除了多年的盐务积弊。但在嘉庆五年（1800）二月，他被揭发在云贵总督任上贪婪腐败，官风败坏;调任漕督后更变本加厉，以上缴赔补为名，向各粮道及卫弁强索摊派的银子数万两，赃私累累，被判死刑，十月勾决。
从乾隆四十九年到五十八年，谭尚忠在云南九年，从云南布政使到云南巡抚再到署理云贵总督，可谓位高权重。他对属下官员办事不力、贪赃枉法者或严惩不贷，或举报弹劾，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打铁还需自身硬”，正是因为谭尚忠有以身作则、严于律己、慎独慎微、自甘淡泊、安贫乐道的精神境界，才能在当时云南的贪腐大环境中洁身自好，出淤泥而不染，才能为世人所敬仰而名垂千古。
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最好的方法就是将其放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从以上三件大事中我们不难看出，谭尚忠一生秉承的是踏踏实实做事、老老实实做人的为官之道、为人之道；为官四十多年，他清正廉明，身无长物，以实心行实政。唯其如此，谭尚忠才能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旋涡之中、在周边污浊的为官气候之下，得以独善其身而又兼济天下。难怪姚鼐会对他做出如此中肯而又深情的评价：“公之在户部也，尝司宝泉局，及高宗纯皇帝察局中事，惟公无丝毫私染，在兴泉时以洋行事例降官，而亦察知其不汙（污），故复进用。其在封疆为大吏，室中淡如寒士，遇属员甚有礼，蔼然亲也，独不能少。
入之以财利天下，论吏清俭者必举谭公为首。然公遇事奋发，则执谊不可回。其为安徽巡抚，以忤和珅致降为福建按察使，在福建复屡以事与督抚争，至督抚同官，事尤相牵，而为抚者每委曲以就督，公在云南独能持正裁之，且谓曰公自为其德，吾自任其怨可也。其丰彩峻厉如此，故公虽和平廉洁，而非煦煦曲谨者也”[36]。
谭尚忠诗文俱善。其诗载道陈事，直抒隐臆，趋于自然。写景咏物诗清新华秀。其书法别具一格，颇享盛名。乾隆三十九年甲午（1774）孟秋月（此时谭尚忠正家丁忧在家），他为位于太源乡寿龙山所题的“福海古寺”四个字规正端丽，圆润丰满，颇有名家风范。他还著有《纫芳斋文集》《纫芳斋诗集》[37]。《纫芳斋文集》中有一篇《新建琴城书院增设膏火序》，其中有几段话，对我们进一步理解谭尚忠的为官之道，应该很有帮助：
（谭尚忠所题“福海古寺”）
岁庚辰十月（注：1760年），新城（今黎川县）宰庐公崧以贤能简调来丰，治丰人以实政。知丰人旧有文名，思有意培植之，乃亲相度卜筑，于邑城西之琴台石下作琴城书院……友人揭凤翔肩租二百五十甔，为急义乐公之首，于是邑人赴者磊磊然矣。
……
贤哉公也，其谓以实心行实政者。惟吾丰书院，地凡再易，曩者尝议建于东郊廻龙山之梵刹矣，迁处佛像，不果而废；继又改建于县治前之西隙地矣，立堂室，备垣墉，规模粗就，迄无成功，今且荒落委弃，榛莽不除，见者伤之。噫嘻，兴也何心，废也何心，盖成之若斯之难也。夫治无难易，唯有实心而后有实效。繄昔之良吏（贤能的官吏）端其然乎（才有这样正派的作风么）？其与民也，无警世之举，无喜事之心，无务名鲜实之行以欺世愚民，无挟私任巧之心以病民适己，上之不负天子倚任牧民之意，下之不负百姓室家依赖之心，夫是以政行民劝而治以成，不然前之兴者，何尝不见义而举，顾名思奋而卒之，有初鲜终,废然而返，岂前之人拙而后之人巧，前之人啬而后之人义欤？无他，上无以感之，下无以应之，上如是以求之，下如是以应之，从古迄今未之有易也。今且讲有堂、课有舍，师友之渐摩有所托，生徒之廪饩有所资，事不烦而民不扰，人从之而恐不先，且后以其实心行厥实政，黼黻我士者，教泽思孔长，贤哉公也……
以实心行实政可作吏箴，不但归美庐公，惟以道学临民者乃能为此语。噫嘻，吾见凤而闻其鸣也。
这其实是谭尚忠在就 “以实心行实政”这个问题，谈自己的看法。其大意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庐崧从黎川调南丰任县令，准备在南丰县实实在在做点事情。得知南丰古来以文闻名，就想在南丰多培养一些人才，当地很多人都为此踊跃捐款捐物。那时谭尚忠正在福建任职，从家乡人的来信中听说了这件事，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是以实心行实政的善举。然后他回顾了南丰书院曾多次修建，均“不果而废”“迄无成功”。究其原因，是因为过去那些所谓贤能的官吏没有一心为民的思想观念，追求虚名而缺少实际的行动，心怀私念而投机取巧，做事不能善始善终。要不然为什么现在有人热心捐款捐物，为什么以前就没有？难道是前人笨拙而后人聪明吗？是前人吝啬而后人大方吗？都不是，他认为，政府行为的目的是通过鼓励民众而实现的。上面有真心实意为民办事的观念，对老百姓提出一些要求，老百姓是会积极响应的，这个道理从古至今都是如此。最后谭尚忠认为，“以实心行实政”可以作为为官者的箴规，每个官员都要将其铭记于心，只要是真心实意为民办实事的人，都能得到民众的赞美和拥戴。
这段对“以实心行实政”问题的议论，既是对庐崧所作所为的赞誉，也为所有为官者提出了基本道德规范和政行的基本条件，同时也是谭尚忠自己*场官**几十年所恪守的行为准则。正因为如此，他才得到乾隆的高度信任：“高宗称正人可任事”[38]。在仁宗（嘉庆皇帝）眼里，也认为他是宰相之才。乾隆五十八年（1793），因为耳朵失聪要求调内用，改任刑部右侍郎。乙卯（1795）典试湖北乡试。嘉庆元年（1796），参加乾隆主办的“千叟宴”，调吏部转左侍郎。嘉庆二年卒于吏部左侍郎任，一代廉吏得以寿终正寝，享年75岁，归葬南丰县四十五都黄竹堡（今洽村西溪一带），散文家桐城派姚鼐为之亲撰墓志铭。嘉庆六年入祀乡贤祠。
[1]明清时为各部司员的低级官吏。
[2]相当于现在的县处一级。
[3]清代中央六部的一个官职。放到现在的话员外郎相当于中央部委的副司长。
[4]清朝户部郎中为正五品。
[5]唐、宋两代仅有八品官，明代为正七品，清代初为正七品，乾隆时提高为从五品。
[6]清代把不设专官的机构或非专任的官职称为行走(如章京上行走,军机处上行走),相当于今天的参谋和顾问的意思，还受命颁发，传达文件。
[7]清代福建省的一个行政区，管辖泉州府、兴化府和永春直隶州。
[8]明清时期的官名。同知为知府的副职，正五品，因事而设，每府设一二人，无定员。清代凡沿海紧要地区之府、厅， 均置海防同知， 以协助府、厅长官专管海防事宜。
[9] 清代中央六部的一个官职。从五品。相当于现在的中央部委的副司长。
[10]清朝时广东的行政区划。辖高州府、廉州府、雷州府、钦州直隶州等州，乾隆十三年，为按察使司副使衔。
[11]中国古代的一个官名，正三品。相当于现代的省级公、检、法机关，由宋代提点刑狱演变而来。
[12]官名。从二品，掌管一省的财政、民政。
[13]中国明清时地方军政大员之一。又称抚台。
[14]兵部侍郎，兵部副长官，相当于今日的国防部副部长。
[15]官名，明始置，为都察院左右都御史的副职，亦分左右，正三品。
[16]清朝九位最高级的封疆大臣之一，总管云南、贵州两省的军民政务。“署理云贵总督”即代理云贵总督之职。从一品。
[17] 对于印信的管理，清代有一套严格的制度。各衙门用印均由专人负责，如六部由资深的员外郎佩带印钥。
[18]同治《南丰县志•卷之十六•名臣》。
[19]姚春木《国朝文录》卷之五十七。
[20]姚鼐(nài)(1732年-1815年)，字姬传，一字梦谷，室名惜抱轩(在今桐城中学内)，世称惜抱先生，安庆府桐城(今安徽桐城市)人。清代散文家，与方苞、刘大櫆并称为"桐城派三祖"。
[21]姚春木《国朝文录》卷之五十七。
[22] 《宫中档·乾隆二十八年九月二十四日福建水师提督甘国宝奏折》。
[23]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 第二十辑， 第411－－412页。
[24]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 第二十辑，第247—249页。
[25]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 第二十一辑， 第411－－412页。
[26]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七月初三日大学士傅恒、刘统勋奉谕旨。
[27] 姜洪源《甘肃冒赈案——清代第一大贪污案·档案春秋》2006。
[28] 吴大勋：《滇南闻见录》卷下“钱价”条，《云南史料丛刊》第12卷。
[29] 《清实录·乾隆朝实录》卷之一千一百六。
[30] 《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八卷［Ｍ］．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
[31] 乾隆三十四年，命驰驿往云南署巡抚。师征缅甸，署云贵总督，命出驻老官屯督饷，加太子太保。
[32] 《国瑜． 云南史料丛刊》 第八卷［Ｍ］．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
[33] 为奉旨革职谢恩事（乾隆四十年三月初十日）． 宫中档隆朝奏折［Ｍ］．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34] 报奉旨赔补前督臣彰宝名下应追银两已未完银数事（乾隆四十年三月初十日）．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Ｍ］．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35] 尔巽·清史稿［Ｍ］． 上海： 中华书局。1997。
[36] 姚鼐《吏部左侍郎谭公尚忠神道碑文》，《碑传集》卷三十六，钱仪吉纂江苏书局。
[37] 同治《南丰县志•卷之十六•名臣》。
[38] 《姚鼐文集•神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