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天才谷：未删减的硅谷历史》-亚当·费舍尔著
我们是不可能等于我们的。
主语的我们，可能是20%的我们，也可能是0.01%的我们。
谓语的我们，可能是80%的我们，也可能是99.99%的我们。
乔布斯塑造了个人计算机，然后个人计算机塑造了全球几十亿人。
2万正规军专利代理师和4万游击队专利撰写师塑造了千万级中国知识产权，然后千万级中国知识产权塑造了80万知识产权从业人员和700万研发人员。
千万级中国知识产权中有非正常专利和标准必要专利，二者的冲突性，塑造我国知识产权窘境。
当我们否认中国知识产权价值时，知识产权高价值案例又会打脸我们；当我们肯定中国知识产权价值时，知识产权丑闻事件又会打脸我们，我们达成妥协共识：中国知识产权整体低价值，局部高价值，中国知识产权有未来。
达成妥协共识的我们，就是被中国知识产权塑造的我们。
我们被塑造得离不开知识产权了，可能是因为爱知识产权，但更可能是因为只能爱知识产权。
塑造我们的我们是谁？
是政策、人心和商业驱动下的我们。
政策驱动下的我们，我们是不会错的。
政策是不会错的，因为政策可以通过政策保证其是正确的，所以，我们跟着政策走是不会错的，但是，我们和政策之间的那个纽带物可能就走偏了，比如知识产权。
人心驱动下的我们，人性本善或本恶是一个辩论议题，但人性为利是永恒的。
我们偶然或必然选择知识产权，那就需要从知识产权谋利，不论是为读书、为运动、为恋爱、为结婚、为孩子、为买房、为买车、为旅游或为躺平，我们依赖知识产权背后的利。
知识产权被人心驱动下的我们塑造为一种谋利工具，但我们中的有些人将知识产权塑造为了为己的谋利工具，全然没有了知识产权是为社会的谋利工具意识。
商业驱动下的我们，我们重视知识产权了，认识到知识产权是一项有社会属性的谋利工具。
政策驱动时代过去了，人心驱动时代过去了，商业驱动时代来了。
商业驱动时代不是独自而来，是站在政策驱动和人心驱动的肩膀上，并认同其需要且能与政策驱动、人心驱动共存。
我国知识产权窘境的真正原因是：商业驱动时代已经来了但该时代还没有自己的东西，东西都是政策驱动时代和人心驱动时代留下来的。
不同知识产权时代之间产生了代沟，甚至人心驱动时代的东西冲突了政策驱动时代的初衷，因而政策驱动时代在商业驱动时代复兴了，然而，我们都认为政策驱动时代的复兴只是带着解决问题的任务而来，当前和未来时代将属于商业驱动时代，因而，我们认定中国知识产权有未来。
我们塑造专利，然后专利塑造我们，最终是塑造我们的专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