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戴维斯在杜威的政治机器中扮演了一个小角色，但他在纽约州政府保险司中以直爽敢言而著称。每家保险公司都被要求向政府保险司报备公司财报，戴维斯的工作是阅读这些文件，他整整有四年时间关注这些保险报告。如果无法在工作时间完成工作，他会将文件放在陈旧的公文包里带回家继续阅读。晚上，他会坐在家中火炉边上的一张靠椅上阅读。

戴维斯积极主张保险公司在投资组合中“增加股票、减少债券”，但收效甚微。他在纽交所持有的席位可以说是他在未来权益方面的间接投资，但除此之外，戴维斯还没有从他的预见能力中取得过重大收益。现在，他身上负有的监管职责使他天天与资产负债表、损益表以及其他统计活动打交道。通过阅读大量内部文件，戴维斯成为这种通常认为无聊的行业的专家，他全神贯注于其中的细节。

作为一个历史专业出身的人，戴维斯对于保险的研究也是从保险的起源入手，下面是保险简史的概括。

保险行业的历史

根据学术研究，保险的“诞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在世界上最为古老的行业中应该可以位居第二。很多世纪以来，不同的文化催生了不同的保险种类，但保险的基本思想始终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

在圣经时代，还没有关于青蛙、蝗虫、瘟疫、头胎生育以及水灾的保险。目前所知的最早的保单是“船舶抵押契约”，承保的内容是海洋货运。这种保险在航运发达的巴比伦人和腓尼基人中非常流行。在古代的汉谟拉比法典（大约公元前1750年）中，有一段关于保险的记录：“如果发生身故，当地城市或地区的长官应该支付给死者亲属一迈纳（古希腊的重量及货币单位）的银子。”汉谟拉比除了在团体险方面具有领先思维之外，在防范消防部门的偷窃行为方面也很努力。任何消防人员如果在救火过程中被发现有偷窃行为，将被处以火刑。

希腊船员如果遇难，孀居的妻子会被给予一项生活收入的来源——这是关于人寿保险的首次记录。如何解读这些早期的保单，这个问题困扰了研究人员几个世纪。在这个过程中，古希腊雄辩家德摩斯梯尼是居功至伟的重量级人物，为解读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

古罗马对于保险这项文化遗产的贡献在于帛金会（the Buri-al Society）的建立，该会为其成员以团体费率提供预付价格优惠的葬礼，它还提供健康险的保单。此外，还有兄弟会组织给罗马士兵支付退休金和伤残金。公元200年，天才的、精于计算的多米提乌斯·乌比安内斯发明了年金价值表，意大利的保险业者用它设定费率。在托斯卡纳的一些地方，乌比安内斯的这个年金表一直流行，使用了1600年之久。

欧洲火灾保险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240年一个叫凡拉巴赫的小村庄。根据当地法律，“房屋遭受火灾烧毁的村民会即刻获得整个村庄的赔偿”。16世纪，英国的“行贿基金”用于赔偿工会工人遭受的任何损失，涉及的范围从疾病到欺诈。英国帛金会为那些“希望举行体面葬礼”的人支付费用。在伦敦，有一张保存完好的1583年的保单，被挖掘出来是在四个世纪之后，这张保单的持有人是威廉·吉彭斯，比较巧合的是，他在保单到期的17天前离世。

那不勒斯的银行家洛伦佐·唐提在1653年第一次推出了“唐提”保险方案，在这个方案里，多个参与者每月支付x数量的资金，它听起来更像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意大利版本的“幸存者游戏”。这些参与者中第一个离世的人，他的亲属可以获得一小笔资金的赔偿。下一个离世的人的亲属得到的赔偿金额会大一些，以此类推，越往后金额越大，最后一位离世者的亲属可以获得最大一笔赔偿金。唐提保险方案风靡一时，带来了很多乐趣，也引发了很多命案。

在17世纪后期发现彗星之前，天文学家埃德蒙·哈雷发明了人寿保险的生命统计表，用于帮助保险公司的CEO们计算对客户的收费。那个时候，典型的英国客户拥有的保险种类系在各类情况下保障自己，在工作中、在床上、在外出时，之后还有公路抢劫险、贞操险、婚姻险、洗礼险、学徒险、孀居险以及失业险。

1666年伦敦大火，摧毁了半平方英里内的所有建筑，其中包括教区的87座教堂，也使得大量保险公司破产——这是他们承认无钱偿付保险索赔的最佳出路。几家新的保险公司在大火的灰烬中诞生，以满足姗姗来迟的对于火灾险的大量需求。其中有三家公司一直存续到今天，成为现代联合大企业的一部分。

伦敦大火四十年之后，巨大的南海泡沫（South Sea Bubble）在伦敦交易所形成。很多类似今天网络公司的、令人质疑的公司纷纷上市，而且这些公司的股价就像充满了二氧化碳的碳酸饮料。这些企业中至少有20家新成立的保险公司，其中一家竟然为嗜酒者提供“朗姆酒过度消费”保险。当泡沫爆裂之后，股票价格飞流直下，大跌70%～90%，无论是保险公司还是非保险公司都变得一钱不值。

著名的伦敦劳埃德保险公司由于当时还没有上市，得以躲过泡沫爆裂而幸存下来。劳埃德最初是一家拥有卖酒牌照的咖啡店，深受海员们欢迎。当海员们来此喝咖啡、饮酒时，他们在这里可以顺便取信，听那些漂亮的酒吧女郎聊聊最新的八卦消息。1713年，公司老板爱德华·劳埃德去世，咖啡店被重新翻修，排满了座位，但依然保留了浓郁的海洋气息。在饮酒作乐间，顾客们从早已熟悉情况的经纪商手中购买保险。发现保险业务比咖啡和威士忌更有利可图，于是劳埃德公司开始了它的保险事业。

劳埃德公司的保险理赔数量一直小于其保费收入，这应该归功于其杰出的精算能力。它背后的财团支持者在两个多世纪中获利甚丰，而且极其稳定。

相比之下，美国保险行业伴随着美国独立革命取得胜利而得以发展。美国鹰的图案出现在《保险期刊》1923年9月创刊号上。从这里，我们了解到，早在1752年，由本杰明·富兰克林领导的关心市民的“先辈*党**团”成员聚集在费城一家法院里，商议组织火灾保险事宜。尽管教科书里常常忽视这次聚会，保险业内的资料提醒我们，它对于未来的业主具有深远的影响。长期以来，人们对美国早期的火灾保险公司的评价，要远远高于所谓的“波士顿茶*党**”（Boston Tea Party）中的那些作奸犯科者。

在富兰克林参与这件事情之前，费城殖民地的普通居民被迫从英国的保险公司购买保险，因为本地的险种不怎么样。当遭遇出险，远在伦敦的保险公司得到消息需要历时数月之久，更别提理赔款的支付了。

尽管富兰克林在早期保险事业上贡献巨大，但公平而言，火灾保险初次亮相应该归功于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他比这位放风筝的电气工程师（指富兰克林）早15年写出了第一张保单。但不幸的是，在4年的保单旺销之后，整个城市遭遇大火，这些保险业的先行者被蜂拥而来、堆积如山的索赔压垮，最终破产，查尔斯顿的投保人损失惨重。保险公司承诺时拍胸脯、理赔时却消失不见的情况并不鲜见，也不会是最后一次。面对费城蜂拥而来的索赔情况，富兰克林公司对于业务进行了选择，它拒绝对院子中有树木的房屋进行承保。这样一来，它的竞争对手——绿树互惠保险公司——半路杀出，大力承揽那些有树木的房屋保险业务。

与此同时，其他一些著名的爱国志士意识到，一个新国家，尤其是一个到处是木制房屋的国家，不可能在没有保障其房屋资产安全的情况下长久地存在。于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政治辩论的工作之余，创立了纽约互惠保险公司，而与此同时，美国最高法院的原首席*法大**官约翰·马歇尔在弗吉尼亚创立了建筑火灾社团互惠保险协会。马歇尔最好的客户之一是托马斯·杰斐逊，他为自己在蒙蒂塞洛的宅子买了保险。

自19世纪中叶以来，新设立的保险公司常常以故去的爱国人士为自己命名（例如富兰克林、约翰·汉考克、保罗·列维尔等），以树立自己源远流长、正脉传承以及高风亮节的形象。在这些爱国英雄还活着的时候就成立的众多保险公司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精明的公司生存了两个世纪，在经历了瘟疫、战争、海上抢劫、火灾、地震、鲁莽驾车、欺诈索赔，还有贪婪的律师等磨难之后，它们依然顽强地存在，证明了精明而谨慎的保险公司可以比大多数企业活得更长久。

1792年，有两个投机者成立了北美保险公司，他们从欧洲引入了“唐提”的概念，但并不成功。于是，他们放弃了唐提概念，取而代之的是在费城出售标准的火灾险、海上险和人寿险。在火灾险方面，他们直接的竞争对手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他们营业的第一年是盈利的，并给股东进行了可观的分红。之后，一场黄热病袭击了费城。居民们以各种方式保护自己，例如吸雪茄、点篝火、向空中开枪、紧闭窗户、在床周围喷洒食醋，甚至将水蛭放在皮肤上。尽管做了各种努力，殡仪馆还是需要日夜加班。为了避免传染，乔治·华盛顿和托马斯·杰斐逊都离开了费城。

如雪片般飞来的保险索赔让北美保险公司招架不住了，于是决定放弃人寿保险业务，专注于火灾保险和海上保险。当时正是帆船的全盛时期，这些船比英国那些穿越大西洋的货船快得多。帆船运营商会购买保险，没多久，这种保费不菲、索赔不多的保险品种给保险公司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北美保险公司将这些意外丰厚的收入投资于那些与国家公路、桥梁和隧道建设相关的按揭与债券。

保险行业的荣枯起伏是可以预见的，一个丰年之后往往跟随着一个糟糕的年份。北美保险公司在数个方面面临着威胁：与英国人的冲突破坏了贸易并造成了损失；海盗行为和美国船只的蓄意“失事”造成的损失，更是使其雪上加霜；英国汽船参与竞争，抢走了帆船的生意。但是，对保险公司威胁最大的敌人并不是沉船失事、汽船的竞争或炮艇，北美保险公司最大的对手是来自东海岸的同行们。高额的利润像一块肥肉吸引了众多掠食者。那些兼职的推销员被称为“门外保险商”，四处游走，推销打折的保单。这种恶性的价格战损害了行业中每一个成员的利益。

尽管如此，北美保险公司依然是福星高照。放弃了纽约的保险业务，使得它躲过了1835年的大火，那场大火摧毁了当地几乎所有的保险公司，仅有三家幸存。它也挺过了1837年的金融恐慌，那场危机导致多家银行和保险公司破产，并导致当时美国最富裕的州——宾夕法尼亚——发生了债务违约的情况。

两种类型的保险公司

从投资的角度来看，保险公司可以分为两类：股份公司（stock companies）和互惠公司（mutual companies）。股份制保险公司通过华尔街发行股票，公司的拥有者是股东；而互惠型保险公司为保单持有者所有，公司的拥有者就是保单持有人（那些互惠型储蓄银行的情况也类似，它们的拥有者是储户）。就当时的分布情况而言，股份制保险公司在东部较为普遍，互惠型保险公司在中西部较为流行。1937年金融恐慌过后，互惠型保险公司更受欢迎。

1850年，纽约州通过了第一部通行保险法规。随后，其他各州也设立了监管机构，以便管理这个不断吸引好利之徒的行业。不久，联邦政府也制定了相关法规，但被国会设置阻碍，裁定保险业不涉及跨州业务，因此，无需联邦层面的监管，也不属于反信托法范围（通过1869年保罗对弗吉尼亚州案例的裁决）。

州政府的监管并没有减缓保险销售的浪潮。1857年金融恐慌过后，数以百计的商人离开他们破产的本行，纷纷开设保险公司。源于美国内战的很多索赔拖垮了很多资本实力薄弱的保险公司，但是，在战争结束时一些令人生疑的新公司迅速填补了空缺。双方的老兵都成为推销保险的流动经纪人，扩大了当地小买卖的队伍。一些保险公司上市，一些依然以互惠的形式经营。一些保险公司表面上看起来名誉卓著，但一旦灾难发生却陷入资金短缺的窘境。有一些保险公司纯粹就是*子骗**，收了保费之后，一旦发生索赔，经营者就会迅速地逃之夭夭。无论是哪种情况，倒霉的都是那些投保的人，他们原本打算破财免灾的愿望落了空。

美国内战结束之后，制造业蓬勃向上，工厂的数量翻了一番，由此带动了工厂相关保险业务的增长。北美保险公司将它的销售队伍派往内地，将保险卖给那些响应贺瑞斯·格里利号召向西部进发的移民者。这些保险的险种包括房屋、马车、酒吧、饲料场、铁路、矿业等各类保险。一些具有影响力的保险业者呼吁进行改革，以打击那些声名狼藉的竞争者。就像20世纪的石油大亨一样，19世纪的保险大亨们组成卡塔尔，采取统一提高保险费率的方式取代价格战。

于是，1866年国家火灾保险总署（the National Board of Fire Under writers）成立，终结了破坏性的自由市场竞争乱象，取而代之的是“统一费率和统一佣金”政策。然而，这个目标未能得到完满实现，该政策的支持者也并未认真执行落实，各家成员保险公司依然偷偷地继续着杀价的买卖，破坏了它们表面假装支持的统一费率原则。（1921年，在美国担保人协会试图组成卡塔尔时，遇到了同样的情形，结果徒劳无功。）

1871年，芝加哥市的奥利里夫人的牛踢翻了一个灯笼，获得了9000万美元的保险赔偿，这一赔偿导致将近200家保险公司垮台。北美保险公司以其丰厚的财力，从自家的银行账户里支付了180项保险索赔，总计65万美元，同时，还给它的股东们慷慨地分红10%。正是由于很好地履行了诺言，北美保险公司不断吸引着新的顾客到来。

13个月之后，波士顿发生了著名的大火灾，造成了1亿美元损失，致使50家保险公司破产。1906年，旧金山地震引发的大火造成4亿美元的损失，摧毁了20家保险公司。城市的总输水管道在地震中被损坏，使得防火栓没水，大火肆虐蔓延。大火发生的八个月前，国家火灾保险总署痛斥旧金山的保险业，指责其疏于防护，警告火险部门“不能指望通过无限期的拖延避开那些注定要发生的事情”。

怀疑论者所谓的“轻率的时尚”风潮——汽车，为保险行业开辟了一片新天地。根据尘封的记载，第一个汽车保险的顾客是来自纽约州水牛城的杜鲁门·马丁医生，他为自己的汽车上的是第三者责任险。保单来自旅行家保险公司——19世纪实力最为雄厚的保险公司。

旅行家保险公司的创始人是詹姆士·巴特森，他会拉丁语和希腊语。他的父亲是康涅狄格州的一位石雕匠，与亚伯拉罕·林肯是好朋友，他从墓碑生意中迅速获得了财富。1864年，他开始为徒步旅行者提供意外险。作为第一个为此类风险提供保险的公司，它开出了“天价”保费。1866年，旅行家保险公司增添了人寿保险，随后又增添了汽车保险。

到这个时候，北美保险公司已经挺过了1819年、1837年、1857年的金融危机，将要面临的是在1873年、1893年、1907年同样艰难的危机中图存。应该感谢保守的投资策略，这使得北美保险公司仅以相对轻微的代价度过了1929年的大危机。到1932年股市最低点的时候，该公司持有的股票和债券投资组合市值为5200万美元，大崩溃之前的市值则为7770万美元。北美保险公司的股票在纽约场外交易所（the NewYork Curb Ex-change，也就是美国证券交易所的前身）挂牌交易，股价跌幅相对较为温和，最高时为87.50美元，最低时为32美元。到1935年年底，股价反弹到76.50美元，很少有其他股票有如此凤凰涅槃般的表现。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整个保险行业迎来了生机勃勃的复兴，几只股票也随之反弹。美国最大的伤亡保险公司——忠诚保险的股价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上涨了1145%。同期标普500指数仅仅令人失望地上涨了77%，而一家典型的伤亡保险公司（根据最佳伤亡统计指数计算）上涨了248%。

1944年，联邦最高法院最终改变了它长期以来持有的态度，裁定保险行业终于可以进行跨州经营。最近的一个案例是一个地区的卡特尔——西南保险公司因执行固定费率而被起诉，称其违反《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这种法律制度的变动，对于稳定了一个世纪的保险行业而言，会产生威胁以至于终结温和的州政府监管。保险商们对此深感震惊，于是他们群集国会，游说国会通过新的法案（《麦卡伦-弗格森法案》），赋予州政府在保险行业立法的唯一权力。

与旅行家保险公司、安泰、信诺等公司一起，北美保险公司历经各种人为的和自然的财产灾难（战争、洪水、飓风、地震，还有使三大城市夷为平地的大火），奇迹般地挺了过来。这几家保险公司看似吹着口哨，轻松地前行，实际上一路走来，到处都是埋葬商家的墓地，包括破产的铁路公司、纺织厂、钢铁厂、零售商、批发商，什么行业都有。历经多重劫难之后，这些幸存下来的伟大公司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伦敦劳埃德保险公司也是这样，它正式成立于1871年。到了20世纪，劳埃德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保险公司，如同大英帝国一样象征着坚实与永恒。劳埃德永不沉没的形象在1911年得到一位作家赋予它“保险界的泰坦尼克”称号，那一年有史以来最大的游轮——泰坦尼克号刚刚修造完成，当时还没有发生后来的撞上冰山沉没事件。

保险投资总是能够产生稳定、可靠、具有吸引力的回报吗？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每一个幸存者的背后，都有数十数百个同行倒下，它们死于各种原因：恐慌、萧条、过于乐观的承保、昂贵的开销、膨胀的索赔、不当的管理以及糟糕的运气。20世纪60年代之后，甚至连劳埃德这样的保险公司也开始赚钱乏术，一度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几乎沦落到与泰坦尼克号游轮差不多的命运。劳埃德的投资者以及一些不知名的投资人损失惨重，尽管劳埃德还有一些微薄的利润，但整个行业苟延残喘、命悬一线。戴维斯洞察到了这一切，他已经做好准备，准备好了第一次出手，从此开始他辉煌的股票投资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