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希和再次回到中国学者的视野，是在1935年初，国民政府决定将故宫博物院等公私方面收藏的古物运往英国伦敦，参加在1935年11月28日至1936年3月7日在英国皇家艺术学院举办的“中国艺术国际展”， 伯希和被选为古物选择委员会的委员，此举遭到中国学术界的反对。
1935年1月20日《北平晨报》刊登了《我国学术界反对古物运英展览》的公开信，公开信提及伯希和，说他“向与英人斯坦因至甘肃敦煌，行贿当地道士，发掘古室，*取盗**无数唐代以前之古物，至今犹封存巴黎国家图书馆与英伦博物馆中，不知凡几。前岁斯坦因卷土重来，举国上下监视其行动，一时彼竟无所措其手足。今若欢迎伯希和参加此项挑选工作，不免前后歧视，自贬其尊严。英国之推此人来华，或有用意”。
这一公开信发表后，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撰写了《论伯希和教授》一文来为伯希和辩解，文中说：“论伯（希和）君与敦煌卷子之关系，应详察当时之经过与责任，未便与斯坦因氏混为一谈，此为事实与公道之问题。”傅斯年似乎有些感情用事，将藏经洞“敦煌遗书”的散失归咎于清朝当局的失察，而忽视了伯希和、斯坦因违令违规*取盗**、盗运的事实。
可能是不想与傅斯年抵牾的缘故，1935年1月27日，《北平晨报》发表《平市学术界第二次宣言反对古物运英展览》一文，内容不再谴责伯希和，签名学者有司徒乔、朱君之、朱自清、沈性仁、沈从文、吴世昌、李健吾、林徽因、金岳霖、梁思成、黄子通、许地山、秦宣夫、张真如、刘敦积、熊佛西、闻宥、钱稻孙、顾颉刚，较前次退出了十多位。
公开信也提到了斯坦因，“前岁斯坦因卷土重来，举国上下监视其行动，一时彼竟无所措其手足”。这说的是斯坦因的第四次探险。
斯坦因在1925年即申请第四次探险，但一直未获批准，毕竟在其第三次探险时，中国政府对斯坦因的行动表示了严重关切，并下令对其“严行禁阻”。1929年，斯坦因成为美国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荣誉研究员，获得10万美元探险经费，大英博物馆也出资支持。
斯坦因还向国民政府保证：“在不事先征得中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绝不运走任何*物文**”，由此，其第四次探险才得以成行。虽然如此，斯坦因依旧遭到中国学术界的反对，蔡元培、翁文灏、傅斯年、朱家骅、袁夏礼、李四光、马衡、李济、刘半农、袁同礼、陈垣等十八位学者，联名发表了《关于斯坦因在中国*疆新**进行考古探险的声明书》（原标题有所差异） 一文。
中国政府也在1930年9月至12月间屡次电令，对斯坦因“严加监视”“绝不能任其自由行动”，并称斯坦因“携百余万元之巨款，奉印度政府之使命，领测探之专员，结果如何，念之不寒而栗”，又言“古物保之国境乃尊主权之道”，斯坦因“*取盗**我国先民遗迹，*躏蹂**我国固有主权，实为吾族人士一大愤慨”。要求地方政府“派员严密监视，不得有发掘古物及携带出境”，不准斯坦因“窃挖古物，测量地形”，否则“诚吾国家莫大之损失”。若斯坦因有违令之举，“将其驱逐出境”“庶几主权、国防、国宝皆得保全”。
但斯坦因并未信守承诺，也由于地方当局执行不力，斯坦因对*疆新**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进行了考察，并通过发掘、收购、受赠等方式获得古物百余件。1931年4月25日，他返回喀什结束考察，在英国驻喀什总领事馆，对相关古物进行了拍照并编制目录。之后，他又向喀什地方当局提出，将这批古物先带往欧洲进行研究，研究完毕后可将古物交还国民政府指定的任何一个机构。
5月30日，斯坦因离开中国，“查验行李，并无何项古物及他*禁品违**”。此后，经过中英双方长达7个月的交涉，虽然英方强调没有一件古物是通过发掘获得的，这批古物仍然于11月21日由英国驻喀什总领馆移交给喀什地方当局。但是，原本应转运给设在北平的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的这批古物，后来一直下落不明，这可能跟当时“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时局动荡有关。后来，斯坦因对其第四次考察只字不提。
相比于1930年的斯坦因，伯希和的遭遇似乎要好得多。虽然探险是一样的探险，但在学术上应见高低。斯坦因可能受限于专业性和系统性学术研究的缺乏，呈献的著作往往是调查报告性质的，相关研究则往往交给各领域的专家来完成。 比较起来，伯希和显然更胜一筹，特别是与中国学者保持开放而友好的往来，不完全是一个假冒考古学者的间谍，这也可能是傅斯年*制抵**斯坦因，却为伯希和辩解的原因所在。
尽管遭到中国学术界的*制抵**，伯希和还是在1935年5月来到中国，除了“中国艺术国际展”的前期筹备工作，伯希和还在傅斯年的陪同下前往河南安阳考察第12次殷墟发掘。“中国艺术国际展”在伦敦如期举办，其中也展出了斯坦因和伯希和自藏经洞等遗址掠去的古物，分别由英属印度政府、卢浮宫、吉美博物馆提供。1939年，伯希和被聘为中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聘任他的正是傅斯年。
20世纪20年代，陈垣辑成《敦煌劫馀录》一书，著录藏经洞写经8679卷。陈寅恪为《敦煌劫馀录》作序，他写道：
或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其发见之佳品，不流入于异国，即秘藏于私家。兹国有之八千余轴，盖当时垂弃之剩余，精华已去，糟粕空存，则此残篇故纸，未必实有系于学术之轻重者在。今日之编斯录也，不过聊以寄其愤慨之思耳！
而今， 关于敦煌和藏经洞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敦煌学 。但是，我们的敦煌学是建立在*物文**流失前提下的，也是以相关收藏机构开放互通的姿态为基础的，可能，这是一种劫后余生的缘分吧。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伯希和有着一个学者的开放互通的立场，认为“中外汉学大师之造就，堪称殊途而同归”。他不但将部分“敦煌遗书”的影照交给中国学者研究，还力主将他对莫高窟的研究笔记和相关所有照片出版，作为共同研究的基础资料。伯希和做到了他力所能及的努力。
1987年，敦煌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同年，日本人青山庆示向敦煌研究院捐赠8件*物文**，这是流失海外的藏经洞*物文**首次归还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