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讨厌学习的差生

生于桦太，开拓者的*四代第**

我于1944年（昭和十九年）出生于桦太[2]。听说家父似鸟义雄的先祖曾在南部藩担任家老[3]，在戊辰战争[4]中失败后，作为开荒民从岩手县移居到了北海道的花畔村（现在的石狩市）。我相当于开拓者的*四代第**。似鸟这个姓氏也源自岩手县一个叫作“NITADORI”[5]的地方，这个地方至今还在。似鸟家族中的嫡系以“NITADORI”这个姓氏移居札幌，而旁系则用“NITORI”这个姓氏另立了门户。有意思的是，“NITADORI”这一支都天资聪颖，而“NITORI”家却似乎个个都不喜欢学习。

与母亲光子

有一次，我偶然认识了一位在杏林大学医学部担任教授的“NITADORI”（似鸟）先生。我和他至今已有七八年的交情，前些日子我还去参加了他家公子的婚礼。虽然非亲非故，但他却说“我们姓氏的汉字一样，又是同一个祖先，和亲戚没什么两样”，所以竟然把我安排在了亲戚席上。

祖父对农业敬而远之，一辈子做的都是买卖马匹的马贩子生意，并且是个大酒鬼，把挣来的钱几乎都花在了喝酒上。记得父亲说过：“你祖父经常让我到好几公里远的地方去买酒。”在兄弟十人中排行第四的父亲没有自己的土地，所以在昭和十年（1935年）移居到了桦太。他在那里与母亲光子结婚，经营农业。昭和十六年（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应征入伍，但是战败后被扣留在了西伯利亚。在那里，他历尽磨难，仅以杂草果腹，有时甚至不得不吃老鼠。

虽然一家子吃尽苦头，但我母亲的性格十分刚强，甚至不惧苏联士兵的百般刁难。她身高有一米六，在当时属于高个子，而且身体很壮实。母亲在桦太做过从河里搬运沙子的活儿，就是那种用来盖房子打地基的沙子，是个不输给男人的“女汉子”。在桦太的时候我还小，没有什么记忆，但是，饥饿时用暖炉烤的“咸鲑鱼子”和“大马哈鱼”的香气和味道至今难忘。当时的环境实在糟糕，甚至能在打水的井里看到蜷成一团的蛇。

昭和二十一年（1946年），母亲决定坐船回日本。就在回国前夕，却发生了沉船事故，三艘回撤船在留萌湾一带被击沉。正在母亲考虑着要不要在这里永久住下之际，传来消息说，最后一艘回撤船将从函馆绕行。走这条航路的话，估计苏联*队军**不可能跟过来，但能否活着回到日本，只有50%的希望。第二年，怀着船只再次被击沉的恐惧，我们踏上了归国之途。

靠卖*市黑**大米艰难度日

轮船平安地到达了函馆，但是我们并没有前往札幌的旅费。母亲好像是在那里帮农家干活，才攒足了钱。终于回到札幌后，我们投靠了居住在二十五条五丁目的外婆。那里有好几栋专为回撤人员建造的简易型住宅，住有8～10户人家。因为每栋建筑大同小异，偶尔晚点回家，就会找不到自己住的地方。简易房造得很粗糙，走廊里什么都不铺，直接就是泥地。每到下雨天，漏雨实在厉害，就需要放水桶接，但一个两个根本不管用，一定要把屋子里所有的洗脸盆之类的能用的都用上才行。

到了冬天，雪就会飘进厨房积起来，总之就一个字——冷。在只有一间屋子加一个厨房的这套房子里，我和外婆、母亲以及她嫂子的家人挤在一起睡觉。几年后，父亲终于从西伯利亚回来了。于是我们从外婆家搬到了位于北二十四条西四丁目的另一个回撤人员住宅区。搬家的时候，我们的行李只有内衣以及我们母子俩的碗筷而已。

不久，父亲开始学做木工。他没有做木工的经验，近50岁了才开始当学徒。但父亲手巧，能够自己做些衣柜和碗橱什么的。我记得自己偶尔还去给他送饭。他后来开了一家从事混凝土产品制造和住宅基建工程的土木公司，母亲则开了一家*市黑**米店。虽然大街上有正规的米店和派出所，母亲却若无其事地做着*市黑**生意。一旦派出所接到举报来传唤母亲，她就带着我一起去。每次警察说：“不准再倒卖大米了！”她总会哭泣着说：“有这么小的孩子，总得要吃饭吧！”如果警察继续教育她：“尽管如此，也不可以卖*市黑**米啊。”她就会换一副面孔，厉声质问道：“你们不也在买*市黑**米吗？我可是看见的！”警察也只得苦笑着说：“算了，我承认我也买*市黑**米。但我们接到投诉，不能不调查啊！”

即使被警察抓，母亲也毫不在意。居住在位于札幌市中心的北海道大学“大学村”的职工、老师及其家属，便是她的老顾客。但是，那里也有正规米店，于是她又被举报，又被传唤到派出所。就这么反反复复，进派出所是家常便饭。

经营*市黑**大米要在收割前便从当地的农家买青苗。于是父亲经常带着我坐马车或马撬，花两小时左右去农户那里。我们会先去农田转一圈，据说尝一下尚未成熟的稻子，便可知道好坏。我当然吃不出来，只觉得苦丝丝的，立刻就吐了出来。我们在那儿以比农协（日本农业协同工会）略高的价格买进，然后少赚一点差价，以比正规大米便宜5%～10%的价格卖出，并且时间和数量更灵活，随叫随到。堂兄开了家碾米厂，我们就把货囤在他那里。父亲一边做木工，一边规划*市黑**米的进货和配送，母亲则负责销售。现在想来，这种情形与NITORI的初期经营模式非常相似。

作者（左）在其成长地——回撤人员住宅

凄惨的童年

昭和二十年代（1945—1955年），正值童年的我过得很凄惨。总之，一有什么过错就会挨父母的打。要是放在今天，这也许就是虐待了。要是我因为太饿说句“还想吃”，酱汤就泼过来了，当然，还要挨揍。大米是要卖钱的，自然不能吃，全家人只能分着吃一条鱼果腹。

母亲每天都要揍我，父亲大概一个月一次，用皮带抽到我死去活来。就算我发烧也不能不干活，相反，还会被骂干活无精打采，所以我经常被揍得满头是包。我不能说自己发烧了，否则会更惹他们生气。我从不认为这是“爱的鞭策”，只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对他们的做法没有丝毫的疑问。父亲在学完木工后，自己单干做起了混凝土产品的加工和销售生意。由于生性沉默寡言，性格较真，再加上胆小，因此经常被顾客投诉。生意不赚钱，拿来家用的钱自然就很少。

因为父亲挣钱少，所以全家的生活开销基本全靠母亲卖*市黑**大米。掌握着发言权的母亲，经常一大早就开始发牢骚，夫妻间的争吵从没有停止的时候，时不时地吵到满屋子飞饭碗的地步。两人互相破口大骂，掀翻餐桌，咖喱饭洒得满屋子都是。当然，最后在“夫妻大战”中获胜的总是力气大的母亲。惹父母亲生气的不仅有我，还有妹妹。在寒冷的冬天，我俩时常近乎赤裸地逃到外面去。我们家是出了名的脾气暴躁的一户人家，有时候邻居甚至会觉得这样下去孩子会被打死，于是跑过来劝架。由于吵得实在厉害，还惊动了已经回宿舍休息的警察前来调解。真是异常“壮烈”的一家啊！

帮家里干活也很辛苦，比如我需要跟父亲一起去仓库拿*市黑**米，因为雇人送来需要花钱。但是冬天干这活真的够呛，因为在暴风雪中，我们会因看不清前方而连人带马撬跌入水沟里。父亲去附近的农家求救时总是严厉地命令我：“站在这里不要动！乱走动肯定会迷路，那你就活不成了！”

虽然俗话说“一天总归是可以忍的”，但是我只穿着一件薄薄的防寒衣，脚上是薄薄一层橡胶的粗劣雨靴，那叫一个冷啊，简直就要冻死了。哆嗦着等上几个小时，父亲才终于回来。这时候我的身体已经冻僵了，不停地颤抖。虽然只是给家里帮忙，我却好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至今我仍然耿耿于怀的是，父亲为什么要让我帮忙呢？是为了告诉我谋生的艰辛和生存的方法吗？

小学时代（右为作者）

我几乎每天都被叫去送*市黑**米。一个冬天的某一天，我因为在客户家里瑟瑟发抖，刚跨出客户家的大门，母亲的拳头便落了下来，她一边打还一边教训我说：“在客户家要好好打招呼，脸上要保持微笑。瑟瑟发抖的模样只会让人感到不愉快。”当我真的满脸微笑之后，客户竟然说“这孩子真可怜”，给了我苹果啦橘子什么的。那是我第一次吃苹果，高兴得连芯子都吃了下去。打那以后，只要一跨出家门，我就牢记要面带笑容。

饲养兔子和小鸡也是我的工作，但这也是我痛苦的回忆之一。因为是粮荒年代，这些小动物当然是养来吃的。那时候的饥荒让人时常目睹小孩翻垃圾箱找吃的，所以，要找喂鸡的剩饭剩菜着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终于把小鸡养大了，我却又不得不把它们杀了吃。虽然对它们已经有了感情，但也是无可奈何，只能狠着心抓住鸡脚割断脖子。兔子实在是难杀，就由父母操刀。

恐怖的自行车送货

小时候，我难以忘却的恐怖回忆是学骑自行车。小学四年级时，父母给我买了一辆二手的自行车用来运送*市黑**大米。因为我生得矮小，骑上车座后脚尖还够不着地面。但是如果我骑不到目标距离，父母就不会放过我。我是踢着踏脚板学会骑自行车的，如果骑不到规定目标，就会挨一顿臭骂，简直就像《巨人之星》[6]。经历了一番“鲜血淋漓”的练习之后，我终于学会了骑自行车。

接着，我开始练习在自行车上载一斗[7]一袋的大米，最多要装四袋。因为害怕失败了又要挨打，我就独自一个人在夜里练习。这话我不止说了一次。这些训练仅仅是为了能够运送*市黑**大米。

小学时代

到终于能够骑自行车去送大米了，我还骑得非常不稳。有一天，我不幸连车带米一起摔倒，只能把散落在地上的大米拣回家，于是那天的米饭里净是沙子。母亲骂道：“给我记住了！白米不是我们吃的，是要卖钱的！”除此以外，我还要照顾年幼的弟弟妹妹，根本没有时间玩耍。虽然对父母的怨恨越来越强烈，我却不敢反抗，唯一的乐趣就是睡觉。因为只有睡觉的时候，我才能逃脱苦海。

除了送货、喂鸡，把乡下的奶奶拿来的蜂斗菜和蕨菜拿去卖也是我的事情。送两斗大米给我5日元啦，卖一筐蔬菜得多少钱啦，所有的工作，父母都“按劳计酬”，但存折却被母亲捏在手里。我用的书桌、椅子和文具之类都是用我工作的报酬购买的。他们就是这样“剥削”着我的劳动。

当时，我即便想玩也玩不了。因为父亲从西伯利亚回来后，母亲又生了小我6岁的妹妹、小我9岁的妹妹和小我11岁的弟弟。母亲送货的时候，我就要负责照看弟弟妹妹。曾有一次，我背着最小的妹妹在玩玻璃球和拍洋画的时候，突然发现大妹妹不见了，怎么找也找不到！那次是真的把我吓得脸都青了。

母亲也做些小额借贷的生意。有一天她突然问我：“你要不要也做？”尽管每月10%的利息赚不到多少钱，但明白钱会多出来，我就试着做了。然而没想到，借钱的人不久便趁着夜色逃之夭夭了。现在想来，当时的简陋住房里住着的净是些生活没有着落的违法乱纪者：因为贫困而入室盗窃的，卖淫的，还有吸毒的，危险分子很多。在那里，信用之类的根本就不值钱。所以从孩提时代起，我就下定了决心从此绝不涉足金融行业。

饱受欺负的孩子

在家里一边挨打，一边被使唤着干活，而在学校，我的境遇也十分凄惨。特别是小学时代，我就是个遭人欺负的孩子。因为家里开着卖大米的“黑店”，所以我经常被同学骂：“黑店！黑店！”在班里，我家也是数一数二的贫困家庭，我穿的衣服打满了补丁。并且因为家里没钱，为了衣服能多穿些日子，总买尺寸较大的衣服，所以衣服刚买来的时候总是显得肥大。衣服不合身，加上体格瘦小，导致我经常被叫到厕所挨打。

别的孩子欺负我的方法多种多样，其中一种就是针对我打满补丁的裤子。“我们玩棒球吧！你当接球手，不准逃！”同学们让我转过身站着，瞄着我屁股上的补丁“投球”。每当击中，便传来“好球”的吆喝声。虽然棒球是软的，但打在身上也很疼。如果我要逃，便会挨揍。我是个不抵抗主义者。上学途中，同学会用长竹竿一路上狠狠地戳我。

即使被欺负，我也总是傻笑着，所以被起了个外号，叫“傻笑君”，与当时在《北海道新闻》上连载的四格漫画的角色同名。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我和父母谈了受欺负的理由，反而遭到一通臭骂：“你是个男人吧？真没出息！补丁怎么啦？我们靠卖米的黑店活着，没什么见不得人的！”真是无处可逃啊。

当然，我的学习也不好，接受能力差，完全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所以成绩单上总是5分制中的1分或者2分。我对母亲撒谎说：“1是最好的，5最差。”不知为何很长时间都没有被发现。不知底细的母亲与邻居大嫂们在井边闲聊时，很得意地说：“我家孩子都是1和2，很优秀的。”周围的人都默不作声，怕说了以后我又会挨打，但是最后还是有人告诉了母亲：“1是最差的成绩。”很长一段时间里相信了我的话的母亲大吃一惊，甚至好像还跑到老师那儿去问了。谎言就这样被揭穿了。当然，母亲回到家后我难免又被一顿痛打，被勒令好好学习。但是，父母却没让我少干活，所以我的成绩还是老样子。

父亲则不太说成绩的事。他总是说：“你是两个笨蛋结婚后生的孩子，所以学习不好是理所当然的。”不过，他接着又说道：“所以，你要么比别人努力，要么做别人不做的事！”

取乐别人获得快感

那时的班主任就是我在前言中提到的熊坂老师，她是一位又漂亮又和蔼可亲的老师，经常叫我们去她家里玩，于是我和班里的同学常会一起去。老师的存在就是我心灵的慰藉。

四年级时，我转学到了新建的白杨小学。但即便学校换了，“被人欺负的孩子”这点却丝毫没有改变，这也许是体质所致吧。但从那时起，我异常地关心起“有趣”这件事情来。上课不好好听，却时不时地会抓住老师的话尾，说些有趣的话引来大家哄堂大笑。我只有靠这样做才能获得存在感，甚至从取乐别人中获得了快感。

有一次进行每月一次的大扫除时，班里一个同学说：“按下天花板上的按钮，会有有趣的事发生。”就因为“有趣”这一个词，我便兴奋起来，于是按下了按钮。整个学校响起了刺耳的铃声，原来那是消防警报器的按钮。一大群老师慌慌忙忙地拿着水桶赶到了教室。

同学们一溜烟地四处逃散了，只剩下了我一个。老师大发雷霆，召集全体同学问道：“谁干的？”大伙异口同声地说：“似鸟君！”不用说，回家我又被一顿暴打。尽管如此，我还是忘不掉让周围人大吃一惊时的快感，所以从没停止过恶作剧。

被推入创成河

1956年，我升入初中。由于学校周围是回撤人员居住地，学校里头净是些顽皮而不听管束的学生，砸玻璃窗、和别的学校学生打群架，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本校也因此被认为是札幌市数一数二的流氓学校。有一次，我们还一同去澡堂偷看别人洗澡，结果被澡堂主人发现。我是逃走了，被抓住的人可倒了霉了。

上了初中后，我也没有逃脱被人欺负的命运。由于帮家里送米，我练得一手好臂力，单挑肯定不会输；摔跤也是我擅长的，绝对不可能输。但也许是受欺负的命，我经常在课间休息的时候被拉到教室外面被群殴。

有一天，我到北海道大学职员居住的小区去送米，在途经札幌市内的创成河边时与同班同学不期而遇。等我预感到大事不妙的时候，为时已晚，那些同学将我连人带自行车推进了河里。要是当时我的头先扎进河里的话，恐怕我就上西天了。

我满身泥泞回到家，母亲惊讶地问道：“大米呢？”我说：“我遇到别人恶作剧，被推进创成河了。”母亲说：“给我把掉了的大米全拣回来！”她关心的竟然是大米而不是我，这简直就像漫才[8]的结尾。无奈之下，我只得重新回到创成河边，把沾满泥的大米拣了回来。米只剩下了原先的十分之一了，虽然用笸箩淘洗了，但还是洗不掉那股泥土味。毫无疑问，这些米最后还是我们自己吃掉了。

这段故事还有后续。在十年前的初中同学会上，参与了把我推入创成河的一位同学说：“我好几次梦见似鸟君死了。这五十年来，我一直被做了那种荒唐事的罪恶感折磨着。”然而，我自己早已把这事忘得差不多了，而且即使回忆起来也丝毫没有怨恨。

还有一段后续。《我的履历书》连载结束的两周后，正好举行初中同学会。当时把我推入创成河的一位同学把《我的履历书》装订成册发给大家，说：“这里面提到了我，你们找找看。”结果惹得哄堂大笑。

我喜欢恶作剧的性格一直没有变，有一个恶作剧段子至今还常常在聚会时被大家津津乐道。有一位老师很严格，经常批评我，我一直琢磨着怎么教训他一下。有一次，我拿了三个不同大小的花瓶，把里面装满水，依次倒扣在讲台上。老师进了教室，走上讲台就问：“这是什么？”说着就拿起最上面的大花瓶。顷刻间，水就流了出来，弄得满讲台都是。老师如果这时候停下来也就没事了，谁知他偏偏又拿起另一个花瓶。不用说，又是“水漫金山”，连他的衣服也湿透了。老师暴跳如雷，怒吼道：“谁干的？老老实实自己站出来承认，我就饶了他！”

谁都不信老师真的会不计较，所以到底还是没人敢承认。放学后，老师开始搜寻“犯人”，而且竟然持续了两个星期。我对老师的执着劲儿也是服了，可见他这次是真的发火了。最终因为谁都没有松口，这事成了一桩“悬案”。

我的学习也还是老样子，因为理解能力差，老师说什么都听不进去。结婚后妻子说：“我知道你从小一直惹你母亲生气的原因了，是因为你不理解，所以没法照着去做的缘故吧。”也正因为如此，我上课时就老是画漫画，而且竟然画得还不算差，还有朋友托我把他喜欢的漫画放大画出来。

人生的成功者的名字都是21画

有这样一段趣闻：有一位数学老师非常讲究人名笔画，一天，他问道：“名字21画的人成功率最高，你们班里有吗？”结果有两个人，一个是全校成绩第一名的同学，后来考上了东京大学，还有一个就是成绩倒数第一的我，“昭雄”正好21画。当然，教室里一片哄笑声。但是如今NITORI作为一家企业获得了成功，正应了老师的“神机妙算”。

整个初中时代虽然没什么亮点，但有一段话我至今还记忆犹新。有一位数学老师，如果哪个学生不规矩，他的粉笔头便会扔过来。这位老师十几岁时死了兄弟，因此他从自己的人生经历感慨而发：“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所以想做什么事，一定要去做，以免壮志未酬。这样在临终前，你就可以对你们的亲人说，我这一生没有后悔，所以请不要悲伤！希望你们都能有这样的人生。”

这番话让我非常感动，我也跟妻子说好了：“希望你们能笑着在我的葬礼上送我走，搞一个卡拉OK大会，或者放一些我生前录制的CD和视频。”我已经留下了遗嘱，而且在我五十多岁时，就已经定好了我死后的企业社长人选。公司的好坏取决于接班人，要想公司在创始人死后永久持续下去的话，这样做是必需的。这种站在终点来思考公司运行方式的经营原则，其实就是受到了初中时代老师的那句话的影响。

靠送*市黑**大米考入高中？

当然，中考是彻底没戏的，我设定的保底学校是北海道工业高中（现在的北海道尚志学园高中）。如果这也考不上的话，我报的学校就“全军覆没”了，但结果真的没有考上。

我琢磨着要想想办法。正好，一位买我家*市黑**米的顾客的朋友就是北海道工业高中的校长。于是我找了个深夜给他送了一袋大米，说：“无论如何希望能考上！”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我最终作为候补上了这所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