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闻一多创作的组诗《七子之歌》里，没有外蒙古，“七子”里北方是旅顺大连，其余在南方，新中国刚成立，国家主要领导人出访前苏联，达成旅顺大连回归祖国日程。
1955年4月16日零时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接管旅顺大连防务， 5月底苏军全部启程回国，而外蒙古历经北洋、民国和新中国几代人努力，由于历史等原因，丢失了，其中的历史原因很复杂，袁世凯，徐树铮，三多，三升，都背不起这个锅。
外国专家曾评论“1921年，苏俄政府认可了外蒙古的独立地位，并与之签订了一个友好条约，建立了外交关系。后来的外蒙古，就像沙皇俄国时期一样，属于苏俄的“势力范围””……已经在事实上，失去了对外蒙古的控制”，也就是说，沙俄和苏俄同承一脉，控制着外蒙古。
1905年日俄战争后，俄国与日本正面冲突变为相互勾结，合谋侵占我国北方地区，日俄军政高层几次密约，签订《日俄密约》，划分各自的特殊利益范围，即以东经116度27分为分界线，“日本在此线以东的蒙古东部和满洲享有特殊利益，俄国在此线以西的蒙古西部享有特殊利益”，这也为 1939年的诺门坎战役日军惨败，1945年的苏军大*攻反**碾压日军，埋下伏笔。
1909年11月，库伦办事大臣延祉因病解任，三多署理库伦办事大臣，三多是蒙古正白旗人，汉姓张，十七岁中举，历任浙江武备学堂总办、京师大学堂提调，说来，三多是个文人。
三多画的扇面
库伦办事大臣延祉
文人看问题比较深刻，三多经过观察指出：“在外蒙古一带，俄国势力业已根深蒂固，牢不可拔，事实上只能承认该地区已为俄国所有。”，日本驻奉天总领事也说：现时“（外）蒙古无疑已沦于俄人之手。其独立全系俄人所操纵，三倍于东三省之土地、矿产等天然富源，尽为俄人囊括而去”。
外蒙古俄式*器武**装备的*队军**
蒙古贵族出身的三多，在京城长大，他推行新政编练新军时，招募内地青年入蒙参军，截留上交清政府的金矿税，充作练兵经费，成立库伦兵备处，招募了一些库伦的汉人工匠，引起蒙古喇嘛和王公的不满。
1911年，几个喇嘛因购木料，与山西商家德义涌木厂发生争吵，继而聚众抢劫打砸，三多亲往弹压，喇嘛聚集数千人向三多乘舆投石抗捕，并于途中抢回被捕喇嘛，过后，此事不了了之，喇嘛上层认为三多“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俄国人从中怂恿，库伦闹事暗流涌动。
三多有所察觉，但他没有积极防范，而是致电清廷裁撤兵备处，以慰蒙情，并恳请朝廷另选贤能接替他，以维持边地局面，不等朝廷电复，竟先行将兵备处裁撤，这样作的后果等于放弃兵权。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各省纷纷响应，日本和沙俄利用中国社会动荡之际，加紧策划割裂活动，沙俄外交大臣：“现在中*帝国华**解体……我们可以利用这一情况，以便完成我国移民事业及巩固我们的边疆。”。
库伦的俄国茶叶商人
1911年11月，三多忽然接到库伦方的呈文：“现闻内地各省相继独立，革命*党**人已带兵取道张家口来库，希图扰乱蒙疆。我喀尔喀四部蒙众受大清恩惠二百余年，不忍坐视……请即日按照人数发给粮饷枪械，限本日三小时内明白批示。”。
三多知道，这是库伦方让他自动缴械交权， 回言：“以我愚见……不可受人愚弄，将蒙古送于他人之手，抑或不愿内地官吏管辖，如欲改为自治，本大臣立刻即为电奏请旨，但不可倡言独立”。
三多将当日情形电奏清廷，请示机宜，晚上又接到库伦方呈文： “为札饬事，照得我蒙古，自康熙年间，隶入版图，所受历朝恩遇，不为不厚，乃近年以来，满洲官员对于我蒙古欺凌虐待，言之痛心。今内地各省，既皆相继独立，脱离满洲，我蒙古为保护土地宗教起见，亦应宣布独立……限三日内带同文武官员，暨马步兵队等，赶速出境，不准逗留。如敢故违，即以兵力押解回籍。此
饬。”。
三多立即连夜将马步防营两管带传到衙署，筹商对待之策。马队管带：“马队一营，共兵丁二百五十……若与千余名之俄兵，及四千名之蒙兵开仗，惟有牺牲血肉，有何对敌之可言？”。
三多只好与满汉官员商议，结果是：按差使等级，发给不同的川资，并令防营管带带领全营兵夫、枪械，随同南归，不料当夜防营兵丁聚众索饷，三多于公款项下提出五千两白银，补发粮饷，关键时刻发生内讧，可见劣根性。
上图，蒙古博克手与汉人练家子过招。下图，蒙古原生态乐队，元朝时期的察哈尔阿斯尔音乐是皇家音乐。
1911年12月1日凌晨，库伦活佛王公上层集团，带着沙俄哥萨克雇佣军，包围了清王朝库伦办事大臣的衙署，限三多三日内出境，三多的卫队被收械解散，当晚，沙俄领事派译员来见三多，假惺惺地说：此次蒙古王公，不肯听从敝国之领事之劝阻，致忽生独立*动暴**……还诡称：我们不容任何一点*力暴**行为，对中国人的行为进行监督。
12月5日， 30名沙俄哥萨克兵把三多押解出境，据中文史料记载：三多见蒙人无加害之意始由领事馆雇车数量，逃至恰克图。恰克图署任章京见三多至，再三挽留，不令其去，三多坚执不从，遂乘俄国火车，逃归奉天，旋又逃至天津。
库伦的中国茶叶垛和勒勒车
1912年1月，乌里雅苏台库伦蒙古军方，饬令清朝驻乌里雅苏台将军奎芳等，限于七日内将仓库、银、缎、军装等项，一律交蒙参赞接收，自备资斧回籍，奎芳坚拒不答应，组织武装商团，沙俄领事出面威逼胁迫，将奎芳等人强行押解出境。
当时俄国关注中东远东局势，不想在外蒙古问题上，与日本军阀发生冲突，决定：“帝国政府在蒙古问题上不主动发表意见，不承担以*力武**支持喀尔蒙人脱离中国之义务，而是居间调停，通过外交途径支持蒙人捍卫独立之愿望，勿与其宗主国君主清朝皇帝脱离关系。”。
1912年11月，外蒙和俄国签订《俄蒙协约》，第二条中明确规定：“其他外国人在蒙古得享之权利自不能多于俄人在彼得享之权利。”对于外蒙古当局要求“同列强进行外交谈判，并希望各国政府派驻外交代表”一事，俄国外交大臣沙查诺夫也断然予以拒绝，极力阻止外蒙古向西方列强政府派遣蒙古外交代表。
《俄蒙协约》是外蒙古背着袁世凯签订的*国卖**条约，实质并没有让外蒙古得到实惠，库伦谈判代表向俄方指出：“现在所谓俄蒙条约，对蒙人并无实利可言，只将蒙人置诸铁砧之上，铁锤之下，任意敲击而已。”又说：“此种条约用意，无非俄国欲将蒙古暗中置诸自己保护之下，以使蒙古成为布哈拉或高丽第二。”。
就是这几个人在搞分裂活动，中间的是活佛。
《俄蒙协约》是库伦活佛王公头脑发热产物，库伦方野心勃勃的“大蒙古国”计划，是要在库伦活佛统治下，统一所有蒙古部族，包括整个内蒙古和毗邻*藏西**的青海*疆新**阿尔泰等地区，基本上是当年噶尔丹所占据的地盘。
而我国西北部也是日本和英国极为关注地区，库伦方的行为，必然惹起复杂的国际纠纷，再则，俄国力量薄弱的西伯利亚边疆，出现一个偌大的“大蒙古国”，本身是一大隐忧，俄国谈判代表明确表示，“如欲联合全蒙，则不但将与中国开战，并将与俄国开战”。
1913年11月，中俄两国在北京互换了《声明文件》，规定中国对外蒙享有宗主权，外蒙有自治权， 1915年6月，中俄蒙三方在恰克图举行会谈，签订了《中俄蒙协约》，袁世凯派出的中方代表陈箓据理力争，为中国争回了部分主权，外蒙古恢复与中国的隶属关系，为后来徐树铮在库伦撤治，恢复在外蒙古的主权，提供了法律依据。
1916年秋，袁世凯为了加强外蒙古驻军实力，派察哈尔都统张敬尧率骑兵营驻防恰克图，在徐树铮的斡旋下，西北边防军副司令高三升，率骑兵驻守外蒙古与内蒙古边界地带，高在田小名高三升，小时候要过饭，又称乞丐将军，他应募入伍时，书记官起了高在田的名字，是个颇具传奇式的人物。
1917年2月俄国爆发二月革命，沙皇统治被*翻推**，后又爆发十月革命，当时正值一战，苏俄与德国媾和，陷入危险的政治风波，急于同中国建交，日本人又跳了出来，武装干涉俄国十月革命。
日本人谋求侵吞沙俄在满洲和外蒙古的权利，以协约国名义出兵西伯利亚，扶持被苏俄红军击溃的沙皇白匪军将领谢米诺夫，谢米诺夫手下有一支德国雇佣军，头目是德国贵族恩瑟，这家伙坏的很。
日本人为保证后方支援，主动向北洋政府提供*款贷**，段祺瑞上当，与日本人签订共同防御苏俄的军事协定，想借机用*力武**统一袁世凯死后的中国，徐树铮利用*款贷**，扩建收复外蒙古的边防军，在安徽山东以及张家口招募新兵。
1918年5月，日本政府的一份内部文件：“根据日中同盟，帝国将取得绝大利益，即在军事上以协同作战为理由，可在中国领土内之必要方面，自由出动帝国的*队军**”，也就是说，日本*队军**可随时随地在中国领土上出现，这份军事协定危害很大，后患无穷。
十月革命后，俄国陷入内战，库伦的俄国兵撤离，库伦活佛召集欧亚大陆蒙古各部聚集，筹划大蒙古国联邦，日本人又钻了出来，推出以谢米诺夫为首的所谓“泛蒙古主义运动”， 在海参崴建立远东共和国。
对于日本人在外蒙古的举动，时任察哈尔都统田中玉：“内外蒙古各代表至赤塔与蒙匪首领富森阿开大会议，因有某国人暗中主使，欲合内外蒙古及俄属西伯利亚之蒙古部落名布里亚特者，组成独立国……无论是否属实，但某国近来觊觎内外蒙之心，已日见昭著，倘不事先预防，使彼事机成熟，则后悔又将无及。”。
谢米诺夫是信奉东正教的哥萨克首领，不是黄金家族成员，当时的蒙古要么是藏传黄教大活佛，要么是忽必烈黄金家族成员，才有号召力，聚集起来的蒙古人不买谢米诺夫的账，日本人枉费心机。
库伦内部出现了活佛喇嘛派和王公贵族派，两派为争夺权力，大打出手，活佛喇嘛派占据上风，王公贵族派大多是清王朝分封的宗亲王公，清朝对蒙古实行：“南不封王，北不断亲”，“崇释以制其生，分封以制其力”政策，王公贵族信奉萨满教，对藏传佛教一般般。
袁世凯先前对库伦恩威并重，软硬兼施起到作用，蒙古王公贵族决定求助北洋政府，提出撤治请求，早已准备就绪只欠东风的徐树铮，一举收复外蒙古，这期间，徐树铮巧施疑兵计，智缴日本宪兵枪械，甘丹寺外摆下鸿门宴，是另外故事。
徐树铮派高三升先期进入库伦布防营盘，然后带五个混成旅，乘坐80辆汽车直扑库伦，车轮扬起的风沙遮天蔽日，尤如千军万马，进驻库伦营盘，下车即吹号集训练习拚杀，以起到震慑作用。
徐树铮将五个混成旅，分别驻守库伦、恰克图、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唐努乌梁海，以混成旅旅长兼道尹，在库伦成立边业银行，协同旅蒙商成立乾和公司，供应混成旅之衣食、日用品、农具和建设器材，努力移民塞边筹划边陲。
1919年年秋，徐树铮召集外蒙古四大合什（蒙语，即区域）王公开会，提出关于外蒙古取消自治政府的问题，活佛与各王公大臣完全赞成，同时决定蒙人的生活习惯和信仰完全自由，北京政府不加干涉，全蒙人民崇信活佛，仍可照旧称尊。11月22日，外蒙古取消自治。
1920年1月，俄蒙边境时有沙俄白匪、苏俄红军发生激烈战斗，白匪常常逃入外蒙古，红军有时也追击白匪入境作战，“为了维护边局，固我藩篱，”，徐树铮命高在田率兵开驻中俄边境后营子，声明“对俄国新旧两*党**持中立主义，两无偏袒，不许两*党**在中国*队军**驻扎处遽行开战”。
在库伦的苏俄红军士兵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徐树铮急匆匆赶赴内地，将高三升和褚其祥甩在蒙古高原，北京政府授陈毅上将军衔，主持外蒙古库伦事务，但陈毅也是个文人，外交上有策略，面对外蒙古周边复杂的军事环境，认识不足。
沙俄白匪军德裔恩瑟活动能力极强，被苏俄红军击败后，率残部退到外蒙古边境线内，1920年9月，突然包围库伦，猛烈攻袭，旅蒙商大力协助库伦中国守军，将恩瑟白匪军击溃。
褚其祥急电北京火速支援，将外蒙古除恰克图外的中国*队军**，调进库伦准备打防御战，北京政府派察哈尔都统张景惠所部急速增援，援军到达后协同作战，连战十四昼夜，将恩瑟残部驱赶边境线外，俘获两门大山炮、机枪和军需用品。
不料因两门大山炮问题，褚其祥与高在田之间，发生了分歧，恩瑟于1920年12月，再次集中兵力欲夺取库伦，在库伦外40里的毛头庆口防御阵地，发起猛攻，当天夜里，派小股部队潜入库伦，将驻守皇宫保护活佛的中国*队军**包围缴械，将活佛偷走，活佛煽动外蒙古民众，对抗中国*队军**。
外蒙古民众迷信活佛，到毛头庆口与恩瑟白匪军会合，声势浩大，驻守毛头庆口的指挥官翟绍祖，苦战四昼夜阵亡，全团士兵逃回库伦仅三十二人，褚其祥一面亲自架设大炮，向毛头庆口猛轰，一面馈令援库支队司令袁天顺，率全*火军**速向毛头庆口抢回阵地。
蒙古族察哈尔妇女的头饰
在这节骨眼上，高三升不但不派兵支援，反而阻止袁天顺的*队军**开赴毛头庆口，在库伦二里半滩地方，与袁天顺的*队军**发生巷战，内讧真是可怕。
库伦市内陷入混乱，所有镇署各厅、局、处人员与数万商民在陈毅带领下，于1921年2月3日夜，仓皇向恰克图方面逃去，库伦司令部参谋长门炳岳以毛头庆口既已失陷，战局已不能挽回，陈毅和镇署官员与商人又已撤走为由，建议撤退待机*攻反**。褚其祥同意门炳岳的主张，在炮兵掩护下率领全军撤退，库伦失守。
库伦失守后，高三升没有组织军力量收复失地，带上自己约有一旅之众的装备完整的骑兵，还有一些商人和中国银行、边业银行遗留的财物，退到恰克图。
库伦守军与白匪军作战时，气候严寒，给养缺乏，士兵披羊皮为衣，以生羊肉为食，但士气甚壮，可退到恰克图后，不但不给补充军服和装备，竟指定驻在距恰城二十五华里的以不齐地方，不准入市。士兵狼狈不堪，犹如丧家之犬。
苏俄为了表示所谓中苏友好，主动提出免费用火车运送中国难民和军政人员，库伦失陷后，未及退出的中国官兵和商人被杀害众多，官民如惊弓之鸟，争先恐后领取回国护照，这样，库伦被苏俄占据。
库伦收复无望，恰克图危在旦夕，撤退到恰克图的中国*队军**加上当地守军，尚有万余人，决定弃守恰克图，全力*攻反**库伦，但时间已来不及，被外蒙古*队军**包围，只有死战一条路， 高三升组织防御反击，结果失败，中国守军和中国商民大部被*杀屠**，恰克图中国买卖城，被焚烧殆尽，高三升率领残部退到内地归绥五原。
恰克图全貌
库伦和恰克图失陷后，北京政府徐世昌即下令查办镇抚使陈毅和高三升，陈毅连夜由大连逃往天津，住在黎元洪公馆，高三升带兵在五原驻防，因与北洋政府上层有关系，除将*队军**解散外，未追加失职之责。
事后，北洋政府派张作霖为蒙边经略使，让他率军收复外蒙，但一心进关内夺取中央政权的张作霖，不愿也无力派兵收复外蒙古，任由恩琴在库伦大*杀屠**，徐世昌多次敦促驻扎在内蒙外蒙边界线上，北洋最大势力的察哈尔都统奉系张景惠，派兵收复库伦，被张作霖阻止，至此，外蒙古丢失，被苏俄庇护，依当时的情景，任何军阀也无力收复外蒙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