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的面包补贴可能将
数百万人带到饥饿边缘
文丨 戴夫·阿尔宾
>>Dave Albin<<
在埃及，塞西总统最近宣布，长期补贴大量人口的面包，价格可能不得不上涨，这引起了人们绝望的呼声。事实上，埃及2/3以上人口依靠廉价面包维持日常生计。
埃及是世界上最大的面包消费国，也是最大的小麦进口国。通过昂贵的补贴维持低价，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历届政府采取的社会经济政策支柱。
要了解埃及目前的窘况，必须先了解这样的局面是如何形成的。
首先，在埃及，面包的用词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常见用词不同，它与“活着”（eish）这个词交织在一起。另外，在埃及最常见的、有85%的人消费的那种面包，使用的词（balady）含有“传统的”或“我的国家”之意。
也许这种通过食物获得的民族主义自豪感，就是埃及自独立以来一直对面包生产进行补贴的深层心理原因。
由于对国家的依赖如此之久，提供廉价面包是“国家与公众制订社会契约的一个预期部分，大多数人在其有生之年，记得廉价面包是可以得到的，是一直存在的东西。”
因此，当塞西总统谈到提高面包价格时，这个拥有一亿人口的国家有如发生地震，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一点早在1977年埃及“面包骚乱”当中就表现得非常清楚。埃及取消了对面粉和其他基本食品的补贴之后，爆发了涉及及各大中城市的骚乱，导致800余人死亡。当时的埃及政府被迫恢复食品补贴，提高工资水平，骚乱才平息下来。
但，为什么埃及政府一开始时要实施这一计划呢？
1952年埃及独立后，在政治上建立了世俗威权体制，经济上效仿苏联，推行“阿拉伯社会主义”，即在国家主导下推进经济发展。当时的埃及实行土地改革和进口替代战略，建立民族工业体系和社会福利制度。
然而，埃及工业化并不成功，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缺乏竞争力。随着国际粮价不断攀升，埃及国内购买力也日渐减弱。为了收买人心，提高民族自豪感，当时的埃及政府于20世纪60年代利用外国援助出台了“人人有面包”的粮食补贴政策。
粮食补贴通常是国家以一个可以接受的价格向城市地区提供进口食品。而起初埃及进口农产品的资金是由美国公共法480号法案所特批的，除了小麦之外，埃及政府也购买一些玉米、食用油等其他一些农产品。
因为美国所提供的*款贷**之后多数被一笔勾销，以至于埃及政府起初几乎不用花任何代价就可以给城市提供食品。然而，由于时任总统纳赛尔与美国政*党**之间产生了芥蒂，致使美国在1966年末便中断了对埃及的资金援助。
但由于前期的补贴，城市食品价格水平已经维持在了一个很低的心理价位，“请神容易送神难”，政府只能被迫继续推行粮食补贴政策，以确保社会的稳定。
由于人口快速增长，埃及不得不花费大量宝贵外汇进口粮食。纳赛尔时期，埃及卷入多场中东战争，付出了高昂代价。到萨达特执政时，埃及经济已陷入危机，外汇严重短缺，已经无力支付日益沉重的食品补贴等社会福利开支。
萨达特上台后，对内政和外交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外交上，埃及与以色列和解，终结与苏联的盟友关系，转而与美国结盟。经济上，为摆脱经济困境，萨达特政府放弃苏式计划经济，采取一定程度的市场经济改革。
但改革并不彻底，很多方面只是换汤不换药，未达到起初设想的市场化目标。改革实施15年后，埃及国有企业仍在制造业、石油开采、进出口、基础设施建设、分销和服务业、银行业等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政府雇员占就业人口的比例，甚至由20世纪60年代初的9%升至1976年的27%，1981年更是达到32%。最致命的是，整个国家裙带腐败之风盛行，改革并没有带来大多数人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
20世纪70年代后期，经济改革不彻底的负面效应显现，埃及财政状况不断恶化，政府开始实行紧缩政策，政府与民众关系紧张，抗议、*工罢**活动频发。
之前所谓改革，只是换了不同的中央计划者，其中也包括世界银行。这家银行批评了对基本食品的补贴。为了偿还世界银行*款贷**（这些*款贷**所促进的新政策，很大程度上让萨达特的裙带密友受益匪浅），萨达特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1977年1月，埃及政府削减食品补贴，引发了前面所说的“面包骚乱”。
今天，我们在埃及看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埃及政府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十亿美元，而这些*款贷**的一个条件是，粮食补贴应该只惠及那些最需要它的穷人。另外，燃料和电力的价格也必须提高。最后，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的一部分，为了遏制*市黑**活动（即自愿交易）已经让货币贬值。这也提高了埃及人日用品的价格。
这里的基本问题是，国家介入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当初为了“帮助”穷人，埃及中央计划者实施了“人人有面包”的计划。然而，这项计划现在只能使穷人很难得到面包。
在埃及，一条面包的零售价格目前是0.05埃及镑（约合0.0032美元），且几十年来一直保持在这个水平。与此同时，目前生产一块面包的成本是零售价十倍以上。
塞西政府在食品补贴年花费875亿英镑（55.7亿美元），覆盖了6670万埃及人。这笔钱的一半用于面包补贴，每人每天有权获得5个面包，每个0.05磅。满足这些需求意味着埃及每年要用大约1200万吨进口小麦来补充其900万吨的产量。
补贴鼓励了浪费，全国人均消费150至180公斤的面包，远远高于全球70至80公斤的平均水平。补贴还刺激了贪腐，据估计，偷运补贴面粉的非法活动，每年给埃及政府造成的损失高达政府支出的1/4。
在中央计划者的典型风格中，为了使系统更有效率，补贴面包的配额一直保持不变，但随着时间推移，一块面包的份量逐渐减少。
也许这与中央计划采购小麦以便为制作面包提供面粉的计划不完善有关。政府在其预算中将小麦价格设定为255美元/吨，但最近却被迫在公开市场上支付293.74美元/吨。
这也造成了许多埃及人生活在贫困中，且健康状况指标不佳——五岁以下儿童有21%发育不良、27%出现了贫血症状；而25%的育龄妇女有贫血症状。
民族主义面包的整个主意真的不是一个好计划。
如果放手让市场系统发挥作用，市场就会向生产者和消费者发出正确的信号。即使是像埃及这样严重依赖粮食进口且没有良好粮食生产条件的国家，人们也可以通过正确信号找到生产更多本国粮食的方法。
几千年来，尼罗河三角洲一直适合于农业生产，洪水泛滥的自然模式给土壤提供了充分营养。不幸的是（但可悲就在于这不出意料），阿斯旺大坝的建设，一个中央计划的公共工程项目，破坏了这种自然的土壤肥沃过程。
虽然阿斯旺大坝建成后，小麦产量确实增加了，但远远不足以供养快速增长的人口。小麦蛋白质含量一直在下降，原因不明——当它为大量人群供应营养物质时，情况就更加不妙了。
靠国家提供食物是一个坏主意。自由市场的参与者会更顺畅地协调粮食供应，比自上而下的中央计划方式要好得多。
如果拥抱自由市场，埃及人将不会有太大困难就能获得他们想要的面包和其他食物。但如果不愿放弃老的中央计划配给体系，埃及还将继续承受经济发展停滞、人民营养不良之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