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赋役制度与以往不同的特征之一，便是纳资代役制度的实行 。所谓纳资代役，则是工匠在不服役或者政府不需要其服役的情况下，可以缴纳一定数额的物资代替匠役。
和雇即是由官府出资雇佣工匠从事手工业的生产。纳资代役制度与和雇制度彼此相关联， 两种制度的实施使工匠身份大大提高，逐渐减轻了官府的控制，共同推进唐代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此处将二者放在一起进行阐述。
一、纳资代役的推广
唐代工匠的服役形式在唐初到唐中之间变化较大，唐初工匠的服役还主要以力役为主，到了唐中则可以大范围的实行纳资代役。对工匠服役的转变，唐政府已有详细的规定。唐初高祖在规定交纳庸资时规定： “凡丁岁役二旬，若不役，则收其庸，每日三尺”，此时的纳庸代役规定对象为“丁”，匠人可不可以纳资代役还有待商榷。
玄宗在开元年间有令：“诸丁匠不役者收庸，无绢之乡，絁布三尺”。此时正役不受年龄限制且工匠的服役形式，也有了更多的选择，可以参与纳庸代役。代宗在大历年间亦有令：“ 诸色丁匠，如有情愿纳资代役者，每月每人任纳钱二千文”。
至此工匠的服役形式更为多样、灵活。以上可得唐代纳资代役具体推行的时间还未可知。
唐中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雇之风盛行于世，工匠的服役方式也在开元年间得以变化，纳资代役兴起，随即便有了相关的法令条文。 纳资代役的普及范围较广，不仅官府的工匠可以“举其名而征其资，以给郡县之官”， 番户除了可参与分番，也可以参与纳资代役 。
《唐六典》注曰：“官户皆在本司分番，每年十月，都官按比。男十三以上，在外州者十五以上，容貌端正，送大（太）乐；十六以上，送鼓吹及少府教习。有工能官奴婢亦准此。 业成，准官户例分番，其父兄先有伎艺传习者，不在简例。 ”
后又注：“番户一年三番，杂户二年五番，番皆一月。十六以上当番请纳资者，亦如此。其官奴婢长役无番也”。 番户的纳资可能要较短于番匠，除了番户之外，士兵、乐人也可以成为纳资人 ，甚至配没的工户、乐户，都可以参与纳资代役，可见其推广的普遍。
二、纳资代役的限制
各个类型的纳资者缴纳代役的费用也未可知，大概是按照其服役工作的性质、轻重来定纳资的费用，不同的时间纳资数额也不尽相同。代宗曾下令规定： “诸色丁匠，如有情愿纳资课代役者，每月每人任纳钱二千文”。 即丁匠可以每月缴纳 2000 文以代役。
而德宗年间则下令京畿地区的丁役：“掌闲、纩骑、三卫及桥堰丁匠等，如本司须征资，并约钱三千，米六斗”。 则工匠须缴纳 3000 文及粟米六斗方可代其匠役。 以上两个规定差别还是比较大的，政府可能是按照赋役轻重对工匠代役的物资进行规定，不同时间段的物资的多少也会有所差别。
对于纳资的物资，那些富有的商人而言可能很轻易的负担得起，但是对于一般农民家庭来说，纳资的负担还是较大的。 尽管纳资代役制度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剥削了工匠们来之不易的资产，但是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肯定。
可见纳资代役制度，给纳资者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可以让其有更多的时间从事手工业的生产，符合官府的期待也满足工匠的愿望。 官府手工业主要是为了王侯将相服务，因而对手工业的要求极其细致 ，需要高度的技术水平。
而这么高的要求对于一般征发而来的工匠而言，往往是达不到要求的，而且对其技艺的要求，往往不可以让技艺不等的工匠轮番进行。 官府工匠大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技艺非凡。
而且 为了符合王公贵族高贵的形象，满足其奢华的需求， 唐代政府便有了“巧手供内者,不得纳资”的规定，确保有一定的“巧手”能够在官府一直从事手工业生产。全国各地 五湖四海的具有高超手艺的工匠，都可能被官府征集 ，令其“止于宫中”。
除了“巧手”不得纳资以外，官府工匠里的长上匠一般也不得纳资。长上匠与短番匠相对，经常性服役的工匠即为长上匠。《唐六典》卷二三《将作监》记载： “凡诸州匠人长上者，州率其资纳之，随以酬雇。” 《新唐书》卷则载为四十八《将作监》则载为：“长上匠、州率其资以酬雇。”
由此可知长上匠是在服役完正役之后，官府给予其一定数额的报酬雇佣其继续留役。尽管史籍中并未注明不得纳资的是长上匠，但是 技术不一的短番匠经常轮番服役，使得手工业的生产质量不同 ，会给官府手工业的生产带来极大的不变，应该也是长上匠不得纳役的居多。
三、和雇与纳资代役的关系
唐代社会经济的进步，商业、手工业逐渐兴盛，给和雇制度的产生和实施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 和雇制度与纳资代役制度相辅相成， 纳资代役的采用是由于工匠的征发上役及轮番制度，引起大量工匠的逃亡，给政府造成很多不便，且征发来的工匠往往技艺不高，不能满足统治阶层的奢侈需要。
政府意识到钱币可以用来雇佣一定数量的并且技艺更好的工匠，且钱币还可以购买本国市场或外地市场的货物。这些都是征发而来的工匠不太可能做到的，于是便产生了和雇制度，以期 可以为政府提供大量的“巧手”及“轻货”。
唐初就开始推行和雇制度，唐代玄宗时期就有让官员使用和雇处理徭役事务的记载。 由于差科服役压的农民喘不过气，农户大数额的逃亡，政府不得不改变征发徭役的形式，以解决这些社会问题 。唐代的开元年间便用和雇的方式来取其所用，政府用工匠纳资代役缴纳的物资来和雇所需工匠。
《唐大诏令集》卷七十四《籍田赦》有云： “两京城内，今年所有杂诸夫役，并宜放免。应须使役，以诸钱和雇取充” 。和雇现象在唐中后期更为普遍。按《唐六典·尚书工部》记载：“其驱役不尽及别有和雇者，征资市轻货，纳于少府监、将作监。”
《旧唐书》卷七十八《高季辅传》记载： “……凡诸营缮，工徒未息。正丁正将，不供驱使；和雇和市，非无劳费。” 可知和雇制度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而当时政府给予和雇者的价格往往低于市场价，实质上是对工匠进行变相的压榨。
《新唐书》卷五十二《食货二》记载：“改科役曰‘召雇’，率配曰‘和市’以巧避微文。”说明了和雇、和市的本质为徭役差科的另外一种形式，与和雇形式一样，不过是 政府利用封建大家长的权利对工匠进行的压迫与剥削。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可忽视，和雇制度带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唐代在其经济上升时期，广泛推行和雇制度， 和雇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经济发展的水平， 也是唐代工匠身份相对提高的一个重要体现。
工匠的纳资代役与和雇的盛行是相辅相成的，和雇工匠的大量出现使得工匠身份相对有所提高, 统治阶级可以通过纳资代役形式,将纳得的资金和物品投入市场乃至其他国家的市场,既能满足达官贵族的需求，也能保证官府能有充足的人员进行手工业的生产，以达其统治的目的。
和雇制度及纳资代役都是在剥削率不变的情况下攫取工匠对劳动力。但不可否认， 和雇及纳资代役制度都是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这些显然是以力役为工匠主要负担时无法达到的效果。和雇和纳资代役之所以被采用，是因为传统徭役征发制度已经无法满足统治阶级的需求。
其的发展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宜，让商业、手工业服务于封建通州，也是当时城市商业、手工业发展的体现。 和雇和纳资代役具有一定的进步性，是唐代工匠削弱其奴役身份、身份也因此提高的具体证明。
尽管如此和雇制度与纳资代役制度，和差科徭役一样具有强制性和奴役性，其本质仍然是封建统治阶级剥削和压迫手工业者的工具。 总而言之， 和雇制度的产生是官府偶然的行为 ，在唐初是辅助力役的征集来达到统治阶级的目的。
它是 由无偿的、强制性的赋役转变为少量有偿的、相对自由的征役 ，到了唐代中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雇制度可以在国家大范围的推行。唐政府的政策从唐初到唐从后期的改变，使官府工匠来源的市场化趋势逐渐增强，工匠与官府手工业的束缚相对减弱。
工匠由以往的无偿服力役变成有偿的服役，并且大多数工匠可以纳资代役，身份得到较大提高。另外这也使得官府手工业和私营手工业的发展此消彼长。 官府手工业的削弱，让私营手工业和商品经济有了发展的空间，也从侧面提升了工匠们的身份 。
四、总结
唐代实行的政策是工匠身份得以改变的重要因素， 均田制和两税法的实行在实行前期使得工匠的身份有所提高 ，然而到了政策实施的后半期，随着政策遭到破坏，政策的一些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给工匠带了一定程度的负担。
纳资代役制度是政府为了方便获得货币及实物，来雇佣技术较高的且又能长期为官府服役的工匠而制定的。 纳资代役与和雇制度的出现，给工匠们带来了极大的便利，随着纳资代役与和雇制度的实行，工匠受到官府的控制逐渐减轻 ，工匠身份的提高明显的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