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封建社会瓷业的鼎盛时期，不仅官窑精致华美，还涌现出众多外销瓷品种。但若论影响之深远，当属广彩。
所谓广彩，是指清雍乾时期，在广州发展起来的“借胎上彩”的外销瓷，呈现出构图严谨，色彩浓艳的风格。
18世纪，欧洲各国对“中国风格”的狂热达到顶峰，符合欧洲审美和欧洲品味的广彩瓷器应运而生。究其原因，既有外来文化的影响，又有内在的政治经济动因。
当欧洲风格与中国文化在瓷器上相遇，碰撞出的不仅仅是华美的工艺品。它让世界认识了中华文明的千年积淀，同时也在广州打开了放眼世界的一扇窗，将西风东渐的启蒙思*吹潮**进了皇权森森的大清帝国。
一、广州港发展的历史沿革
南北朝时期，广州已经成为中国联系世界的港口。据东晋高僧法显《佛国记》记载，当时广州与斯里兰卡、爪哇等国的贸易非常频繁。
唐代，大食加入与中国贸易的行列，大唐形成了四大贸易港，即交州、广州、泉州、扬州，又以广州最为繁盛。
宋代，广州港成为全国外贸中心。《萍州可谈》记：
崇宁初，三路各置提举市舶司，唯广最盛
元代，由于统治者的重商主义，对外贸易进一步发展，与广州通商的国家激增，达到145个。
明朝中期，因倭寇袭扰，封闭泉州、宁波两处港口，仅留广州。
清康熙二十三年，清政府废除禁海令，设立粤、闽、江、浙四处海关。1686年，广东政府招募了一批有实力的商家，代表官府与外商进行贸易，并代征关税。商贸垄断组织“广州十三行”由此诞生。
广州十三行全景
1757年，乾隆以防患外夷为由，关闭江、浙、闽三处海关，所有外洋船队只准在广东停泊贸易，即“一口通商”政策。广州港从此独占外贸鳌头80年。
二、广彩瓷器烧造史
广彩瓷器于康熙中晚期创烧，乾隆时期发展成熟。19世纪初，广彩开始仿照传统织锦纹样，用金水描画，形成其“织金彩瓷”、“堆金积玉”的独特风格。
清廷解除海禁后，大批外商来到广州采购巨量瓷器。为此，当地商家从景德镇购进素白瓷胎，按照西洋画法进行彩绘，再经二次烧制而成，这就是著名的广彩瓷器。初期广彩的绘制技法由景德镇官员杨快、曹钧引入，因此风格与景德镇类似。乾隆年间，广彩工匠引进欧洲水青、西洋红、大绿等色调，采用西洋画的明暗表现技法，开始呈现出成熟的欧式风貌。
广彩开光人物故事执壶
此后，广彩在欧洲兴盛百年。18世纪末，随着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和“新古典主义”的勃兴，纤巧优雅的洛可可艺术迅速衰败；同时，以德国迈森为代表的欧洲瓷厂掌握了硬瓷烧制技术，导致广彩在欧洲的占有率急剧萎缩。
此时，被欧洲贸易*锁封**的美国人将目光瞄准了中国。1784年，“中国皇后号”商船抵达广州，正式开启了中美贸易的大门，广彩进入新的发展时期。表现为动物题材减少，山川、花卉、草虫纹增多，具有鲜明的岭南气息。
光绪时期，广彩发展至成熟阶段，在保留中国传统工艺的同时，吸收融汇欧美艺术精华，形成了中西交融的独特风格。
民国时期，潘冷残、高剑父、陈树人等文人画家开始参与广彩创作，并成立了著名的新彩绘组织“广东博物商会”。抗战时期，广彩生产停滞。1956年，新中国第一家广彩工厂成立，即后来的广州织金彩瓷工艺厂。
三、西洋来风对广彩瓷器的影响
康熙时期，随着传教士画家郎世宁被召入宫，标志着官方对西洋科学文化的认可。从此，西洋风尚吹进中华大地。
清初，外销瓷主要在景德镇民窑烧制。为满足西方需求，包括宗教纹样在内的各类西洋装饰被采用，并以其成熟的绘画、烧造工艺，为之后的广彩发展奠定了基础。如当时景德镇生产的墨彩“耶稣瓷”，用纤细的灰黑线条勾勒图案，非常符合西方的宗教氛围。在之后的广彩中，不难发现众多与墨彩“耶稣瓷”相仿的瓷器，直接推动了广彩“织金彩瓷”风格的诞生。
墨彩“耶稣瓷”
18世纪，中西瓷器贸易的蓬勃发展，使中国彩瓷从欧洲上流社会进入寻常百姓之家。其题材也随之丰富，平民人物图和田园风情图大量出现。
此外，受到西洋油画影响，广彩一改中国传统水墨画法，以油画的古典浪漫主义风格，着重人物情感的表达和风景衬托，展现出绚丽繁盛的西洋图景。
18至19世纪，外商在广州订购瓷器数量猛增，据黄启臣《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统计：
1685-1757年，到广州贸易的欧美商船312艘；1758-1838年，激增至5107艘。
另据相关统计，清代广彩约占中国古代外销瓷总量的70％，远销100多个国家，并成为国外博物馆收藏最多的中国瓷器品种。凡尔赛宫、夏洛特堡、香布隆宫、伊斯坦堡…均可见到它的身影。
广彩巨大的外销量，以致景德镇每天向广州运送瓷胎的商船达十几艘。即便如此，依然无法满足需求。于是广州附近的瓷厂也开始烧造素白瓷胎，并就地彩绘。美国旅行者William Hickey于乾隆34年参观广彩加工场后描述道：
在一间长厅里，约三百人正忙着描绘瓷器上的图案，并润饰各种装饰，有老年工人，也有六七岁的童工。
足见其庞大规模和兴盛景象。
在当时的欧洲，广彩以其光滑细润的瓷质、规整有序的型制、精致细腻的绘画，取代了风靡一时的“克拉克瓷”，成为贵族社会的主流。欧洲贵族为展示自己的财富，甚至特意从广州购置大批广彩用作宴会瓷。《中国陶瓷史》记载：
在贵族上层间，优质的中国瓷器已经作为夸耀财富的手段…普鲁士皇帝选皇后，曾以六百名撒克逊龙骑兵和临近的君主换取一批中国瓷器，以为他的婚礼增色。
华美的广彩开光人物图象耳瓶
此外，广州十三行的兴盛，也从侧面反映了广彩的贸易盛况。广州十三行起于明末，康熙25年，成为官府特准对外贸易的商行，广州外贸被其垄断操纵。广彩使十三行成为中国最富有的商人群体之一，尤以潘、卢、伍、叶四大家族为最。如伍家在1834年时，拥有2600万两白银，人称“天下第一富翁”。2001年，《亚洲华尔街日报》将伍氏评为千年来全球最富有的50人之一。当时十三行商馆内金山珠海，堆满银钱。1822年，一场突发大火，烧毁了商馆4000万两白银的财物，《雨韭盒笔记》记载：
烧粤省十三行七昼夜，洋银熔入水沟，长至一二里，火息结成一条，牢不可破。
可见广彩对外贸易的兴盛和暴利。
一、广彩盛行的政治因素
清初，由于东南沿海反清力量的活跃，清廷严令沿海居民搬离海边50里，严重打击了对外贸易。康熙23年，反清势力基本肃清，遂开放海禁，设江、浙、闽、粤4处对外港口，外商的瓷器订单纷纷涌来，为之后广彩外销奠定了基础。
18世纪中期，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需求，来到4个对外港口进行投机的洋商越来越多。同时，南洋发生涉及华人的争斗事件。这些情况引起了清廷的警觉和反感，对外贸易形式急转直下。
乾隆5年，荷兰殖民者在爪哇大肆杀害华侨，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红溪*案惨**”，举国震惊。此外，英国商人为了填补对华贸易的巨额逆差，不断派人骚扰江南沿海。这使酷爱下江南的乾隆开始担心自身安全。1757年，乾隆断然发布了那道著名的圣旨，规定洋商不得直接与官府交往，只能由“广州十三行”办理交涉事宜，开启“一口通商”政策。而之所以选择广州，除其本身优良条件之外，还因为广州远离核心区域，就算洋人真的引起*动暴**，也不会马上影响中央的统治。
红溪*案惨**
“一口通商”客观上让广州的对外贸易迎来史无前例的繁荣。从此，广州号称“金山珠海，天子南库”。《广东新语》中一首竹枝词写道：
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南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
此外，西方政治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广彩的盛行。当时，欧洲贵族特意到广东定制大量纹章瓷，这与西方社会新秩序的建立密切相关，展示了欧洲贵族的政治目的。相关专著《纹章学》解释道：
纹章为正在重新组织的社会带来了新的身份象征。它有助于将个人置于团体之中，并将团体置于整个社会体系之中。
二、广彩盛行的经济因素
工业革命后的欧洲，本应成为全球经济中心，但当时世界的重心仍在中国。1852年，英国官员米契尔在广州描绘道：
我们工厂主只要稍稍思索一下这种制度令人赞叹的节俭性，那么就会一目了然，就较粗的织造品而论，他们是没有任何希望与之竞争的。
中国正是凭借着米契尔描述的“家庭工业”制度，在当时的世界起着主导作用。如贡德·弗兰克所云：
尽管欧洲人获得美洲的金银并以此买通进入亚洲的世界经济的道路，但是在 1500 年以后的三个世纪里，他们一直是一个小角色，而且不得不适应亚洲的世界经济游戏规则…
可以说，当时中国强大的经济，成为广彩盛行的重要凭借。
同时，“一口通商”政策，也将广州的经济推向顶峰。瑞典人龙思泰记录了当时的盛景：
这座城市成为数额很大的国内外贸易舞台……中*帝国华**与西方各国之间的全部贸易，都以此地为中心。中国各地的产品，在这里都可以找到……东京、交趾*那支**、柬埔寨、暹罗、马六甲或马来半岛、东方群岛、印度各港口、欧洲各国、南北美洲各国和太平洋诸岛等地的商品，都被运到这里。
珠江南岸的广州十三行对外贸易情景
繁荣的经济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商人，他们办事效率高，头脑精明。美国商人亨特在日记中写道：
账房先生很机智，计数快而准确。行号办事敏捷，有次序，打包整齐，手法灵活，这是中国商人的特点。
此外，繁盛的对外贸易使广州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窗口，也让洋行商人化身吸纳西方科学文化的先行者。他们最早接受了外面的世界，许多行商都能以流利的英语与外商打交道。1772年，洋商潘振承首次使用伦敦汇票支付货款，这对当时只知白银的中国百姓来说是不可想象的。1804年，瓷商阿新请美国商人在普罗维登斯的报纸上刊登自家瓷器的广告，取得了较好的商业效果。这些与时俱进的洋行商人，也是广彩盛行的重要因素。
三、广彩盛行的地理因素
广东北枕五岭，南频南海，海岸线漫长，港湾优良。从广州出发进入南海，向西可通往西亚、北非、南欧等地，南航则直达东南亚，过太平洋又可扺美洲各国。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使广州的海外贸易源远流长。自汉代始，海上丝绸之路就长盛不衰。
广州“海上丝绸之路”
18世纪，广州发展出7条对外航线，广彩随之誉满全球，分别是：
- 广州—果阿—里斯本。这是通往欧洲的最长航线，全程11890海里，经过国家较多，非常有利于广彩在欧洲的传播。
- 广州—长崎。通过这条航线，广彩在东亚地区得到了人们的认识和喜爱。
- 广州—马尼拉—拉丁美洲。广彩以此到达拉美国家，但由于文化冲突，并未在当地引起反响。
- 广州—望加锡—帝汶。这是广州与东南亚贸易的老航线，在清代进一步巩固发展。
- 广州—纽约。由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首航，航程达13000英里。后广彩在北美的盛行也是由此起步。
- 广州—俄罗斯。1803年，沙皇派两艘舰船从喀琅斯塔港启航，横过大西洋，绕南美洲，再渡太平洋，至1806年才得以到达广州，打开了广州到俄罗斯的海贸商路。
- 广州—大洋洲。1819年，英国商人詹姆士，在广州购买大量茶叶运往新南威尔士，虽然“缺乏适当的回程货”，但打通了广州到大洋洲的贸易航线。
四、广彩盛行的工艺因素
广彩受到狂热追捧，离不开优秀的工艺技术，其生产流程分为设计、描线、填色、封边、斗彩、烘烤等工序。19世纪初，广彩依照传统锦缎纹样作饰，形成“织金地”风格，以色彩艳丽、构图严谨、绘工精细著称，成为广彩的花色基础。
广彩仕女纹碗
此外，广彩善用金银水进行钩、描、织、填，宛如无数金银彩丝织于白玉之上，显得光彩夺目、富丽堂皇。有诗赞曰：
彩笔为针，丹青作线，纵横交织针针见，何须锦缎绣春图，春花飞上银瓷面。
广彩的彩绘原料，多数由广州本地自制改配，完美融合了珐琅彩的明艳和粉彩的柔和。其特有彩料有：水青、西红、大红、大绿、麻色、茄色、金彩等，总体比景德镇彩料更加鲜艳明亮。
最后，景德镇优质高岭土制成的素白瓷胎，也是广彩耀眼夺目的重要因素。但由于其“白中泛青”的特点，广州工匠在彩绘前，会先施一层白釉，起白底或白彩的作用，如白色果冻一般晶莹见底。
五、广彩盛行的审美因素
18-19世纪，刚刚经历了康雍乾瓷器鼎盛时期，五彩、珐琅彩、粉彩的成熟，为广彩的艺术风格提供了技术物质基础。但因其外销瓷的本质，广彩更多的模仿了西方艺术形式，犹如绘制西洋油画，极富立体感。此外，工匠们喜欢采用满地开光的形式，有边、有开光、有地，主题内容安置在中心，主次分明，互相衬托，成为其设计方面的主要特征。
广彩的绘画题材也十分广泛，主要以下几种：
1、宗教神话题材
宗教题材多描绘圣经故事，大部分来自《新约》。神话题材取自希腊和古罗马神话，主要刻画女神、仙女。这两种题材的广彩一般作为欧洲贵族的社交礼品，实用器较少。
2、爱情题材
1720年后，欧洲男女爱情题材非常流行，多表现为欢愉场景。其装饰性超过了实用性，属于陈列品。
广彩矾红开光山水西 洋人物
有趣的是，多数广彩中的西洋人物，虽身着西式服装，金发白脸，但望其五官还是中国人形象，完全不见西方人高鼻深目的特征。这或许是因为中国画工很少见过西人，也不熟悉人体解剖知识，使的多数18世纪瓷器上的西洋人物，都或多或少的打上了中国传统艺术的烙印。
3、纹章瓷
纹章瓷就是将欧洲诸国贵族、都市、团体的特殊标志，烧在瓷器上。18世纪中期，广彩纹章瓷受到欧洲贵族的强烈追捧。如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就命令首相马扎兰创办中国公司，到广东订造标有甲胄纹章的瓷器。
广彩纹章瓷咖啡杯
4、中国传统题材
广彩中的中国传统题材，大多为寓意吉祥的纹样，如“连生贵子”、“多子多孙”、“鹤寿延年”等；花卉则以“四君子”为主，表达高尚的人格情操；还有山水楼阁、渔樵耕犊、戏剧故事等等，无不反映当时中国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
广彩人物故事海棠形茶 盘
总体而言，广彩一改青花瓷的水墨风格，以浓艳的色调迎合了西方的审美需求，并注重吸收西方文化，将欧洲风情融入瓷器制作，由此得到外国人狂热的喜爱。
一、对中国的影响
广彩的盛行，使广州人的生活方式深受欧洲文化影响。英国人呤唎这样描述1859年的广州街头：
很多姑娘的足上穿着欧式鞋，头上包着鲜艳的曼彻斯特式的头巾…我觉得广州姑娘的欧化癖是颇引人注目的。
这在当时的中国内地城市是无法想象的景观，呤唎对此赞不绝口，认为广州姑娘的头发无比漂亮：
她们后面的头发扎在一起，编成一条长辫子，这条长辫散开的时候，就像一匹黑色的谢特兰马的尾巴一样。
呤唎的观察，反映了在嘉道年间广州人的生活和消费观：
人皆奢华，动用皆好体面，以至如今计算之，更有甚焉，比之以往更多十倍矣。
18世纪的广州城
此外，由于广彩盛行，行商与西洋商人建立了极为亲密的关系。他们还创造性的发明了“广东英语”。《广州“番鬼”录》记载：
这种语言巧妙地运用了听惯的外国音调，并按照他的单音节的表达方式，成功地弥补他自己语言的不足
当时广州流行一本名为《鬼话》的小册子，用形象生动的画面和丰富的想象力，巧妙地解释外文的意思，引得大众竞相购买。
发达的对外贸易还催生了买办群体，他们大多数是广州人，说洋话，穿洋服，吃洋餐，对西方消费方式非常熟悉，一定程度上传播了西方消费文化。
最重要的是，广彩为政府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并带动了国内的资本主义发展，为之后的民族资本主义打下了基础。
二、对欧洲的影响
广彩不仅丰富了欧洲人的生活，也为其艺术领域带来改变。兴极一时的“巴洛克”风尚逐渐消退，“洛可可”风尚横空出世，表现为弧形的造型、纷繁的装饰、艳俗的色调、纤细的笔触和矫揉造作的情致。这股潮流差不多持续了半个世纪，可以说中国广彩瓷器的盛行，直接开启了“洛可可”的风行。同时，广彩还对欧洲绘画艺术产生影响。在不少西洋画中可以看到其蕴含的广彩式“中国风”，一些画作中也有广彩瓷器的描绘。
此外，在广彩的影响下，欧洲各国纷纷建立皇家瓷器工厂，开始了探索瓷器生产奥秘的脚步。如法国的皇家陶器工厂，以五彩缤纷的釉色著称；伦敦著名的“弓”瓷器工厂，盛产瓷器雕塑和仿青花碗瓶，纹饰参照广彩，描绘亭台楼阁、小桥流水等优美的风景图。
18世纪英国生产的镀金瓷器
欧洲真正的硬制瓷诞生于德国迈森瓷厂，早期仿造康雍乾官窑，后逐渐夺取了广彩在欧洲的市场份额。
自元朝青花瓷之后，没有任何瓷器品种能像清朝的广彩一样，影响了全世界。但与元代统治者主动开放的“重商主义”不同，广彩的诞生是西方主动求索下的产物，更是闭关锁国的“一口通商”政策的“畸形”受益者。这使得广彩在“光芒万丈”之下，隐藏着“先天不足”的悲凉底色。
果然，19世纪初，随着欧洲革命的爆发，朝气蓬勃的资产阶级将矫情的“洛可可”风尚打入冷宫，广彩维持了百年的热潮也随之退去。更讽刺的是，新兴的资本家们通过广彩学习到了中国真正的硬瓷技术，以德国迈森为代表的欧洲瓷厂横空出世。直至21世纪的今天，他们依然垄断着全球大部分的工业用瓷和生活用瓷。中国的千年瓷都景德镇，却依旧沉浸在“仿古瓷”的窠臼中无法自拔；而在广彩的大本营—广州，更是无从寻找当年瓷业的辉煌。
可以说，“一口通商”既成就了广彩的百年传奇，也让其无法拥抱资本产业化的浪潮。面对西方的勃勃生机，广彩沉屙日重，最终在清末无力抵抗西方机制瓷的入侵，只能黯然告别历史舞台。
广彩的百年历史，在这一刻，映照出优势民族产业渐渐远去的蹒跚背影。
诚然，广彩为18世纪暮气渐显的清帝国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风气，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封建统治，也冲击着控制人们多年的封建思想。南中国的广州得以“睁开眼睛看世界”，成为最具国际化的中国城市。资本主义元素在这里生根发芽，英语、广告、支票……这些新世界的“先进词汇”没有难倒看似保守的中国人，反而在商业的海洋里如鱼得水。
但令人遗憾的是，锐意进取的民间浪潮，并未惊醒清廷“天朝上国”的美梦。他们将通商特权死死的摁在广州一地，错过了民族瓷业产业化的契机、却成全了欧洲千年的瓷器梦想；错过了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浪潮，却在闭关锁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只留下姑娘们鲜艳的曼彻斯特头巾，翩翩起舞在广州的街头，迎接不久后帝国主义“敲门”的坚船利炮……
《中国的出口瓷器》
《广彩：远去的美丽》
《浅谈现代广州彩瓷的艺术特色》
《明清时期海上陶瓷之路的繁荣》
《试析现代广东两*彩大**瓷艺术风格》
《18世纪后期西方中国观逆转及原因浅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