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谁是药神？
来源：西南证券
作者：西南证券医药新财富朱国广团队（朱国广、陈铁林、何治力、陈进、张肖星、周平、张祝源）
《我不是药神》未映先火，在中国电影史上罕见的正面折射了各种矛盾：伦理与律法、利益与公平、人性与制度。
每一个观影的人都忍不住为向警察哭诉的老人落泪：“我生病吃药这些年，房子被吃没了，家人被吃垮了，谁家没有个病人，你能保证一辈子不生病吗？”这句话直击心脏，引起多少共鸣。
怪谁呢？医生的见死不救？药企的唯利是图？律法的不通情理？
影片通过制造冲突推动故事的高潮，留下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在这个以生命为博弈中心的特殊圈子里，社会人、医药人、律政人，未来将何去何从？
以医药为研究对象的我们，也进行了一番深思。
电影热度折射的焦虑：老龄化时代，我的健康谁买单？
中国有古语： “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惜架上药生尘”。可惜这只是美好的愿望。世间生灵，免不了生老病死。
作为医药研究员，每提笔时信手拈来的开场白便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疾病谱的变化……”这真切是无法被忽略的残酷事实，尤其是在今日中国。人口红利支撑起过去几十年经济的巨大飞跃，而今，有一代人正在老去，他们不再身强力壮，对病痛的抵抗能力大不如前，他们从创造财富转为消耗财富。
那么问题来了，谁来为他们买单？谁来扮演所谓的“药神”？
对故事本身的思考：谁是真正救民于病痛的“神”？
电影中的病人们对几方角色寄予过期望：
1、原研药企：降不下来的巨额研发成本，低药价如何支撑？
开场不久便见到患者在原研药企门口拉横幅的场景。衣冠楚楚、高高在上的医药代表被质问为何不降价，医药代表们义正言辞、态度傲慢，终于引发众怒，被群起而攻。
这一场景或许将原研药企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电影上映后，我们也见到医药界人士在朋友圈为原研药企正名，格列卫本身的研发难度我们在此不做赘述，客观来说，诺华在医药史上作出的巨大贡献确实是不容否定的。
医药圈子里流传一个段子：
“一颗药的成本只要5美分，但为什么要卖500美元？
因为那是第二颗，第一颗的成本是50亿美金。”
言下之意，药价之昂贵，在于其巨大的研发成本。
新药研发之难，难于上青天。从理论阶段构效关系的研究，到合成路线的规划，到制药工艺的开发，再到药代动力学和毒理学的验证，再到剂型的选择，到漫长的临床研究，需不断改进制药工艺，任何一个小环节的差错，就可能前功尽弃，新药胎死腹中。一个新药的诞生，时间跨度动辄八年十年，投入资金数十亿美元。
所以，如果我是原研药企，这个锅我是不背的。理论上，原研药企在这个产业链中的角色应该是：研发生产出能解决问题的药品，获取合理的经济利益。
这其中，最无法说明白的，也许就是“何谓合理的经济利益”。病人觉得药价太高，不合理，而原研药企觉得自己投入了巨额研发成本，很合理。
病人为何会觉得不合理，是因为在我们的邻国印度，有着疗效一致却价格低廉的仿制药。因此，在对原研药企的期望落空后，病人们的期望投向了印度代购。
2、仿制药企：专利保护全球化，印度“强仿”时代不复返
在影片中，相较于咄咄逼人的原研药企，印度药企简直是白衣骑士的存在：疗效不输原研，面对饥渴的市场也没有坐地起价。而在故事的尾声中帮忙寻找渠道这一情节，更是成功的升华了其形象。现实中的游戏规则确实如此，原研药一旦专利到期，仿制药登场，药价便呈现出断崖式下跌。
但“良心大大的好”并非仿制药低价的原因。客观来说，仿制药低价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在于其“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研发成本大大降低，创新药和仿制药的研发成本差异高达数十倍。另一方面在于市场竞争，当若干个企业提供同一产品时候，价格战在所难免。抛开影片的艺术渲染不谈，在现实中，仿制药也无疑是患者的福音。
但影片的故事发生在2002年。这个背景引发了另一个矛盾：专利期内原研药和仿制药的矛盾。
诺华格列卫的中国上市时间是2002年，化合物的在华专利保护到期时间为2013年、β晶型的在华专利权到期时间为2018、胃肠道间质瘤适应证的专利保护权到期时间为2021年。
可以这样理解，专利保护期是制度赋予原研药的“投资回收期”，在这段时间内，原研药企以市场独占的形式获得经济回报，也正是有这样一段时间的存在，原研药企的创新活力才会不断被激发，类似格列卫这样有里程碑意义的药品才会不断被研发出来。
理论上的游戏规则为：原研药企获取知识产权利润，仿制药企则获取制造业利润。
影片所处的2002年还有一个背景，便是处于印度TRIPS（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生效前夕。支撑影片主人公代购的是印度高度发达的仿制药体系，印度仿制药出口量约占全球20%，素有“世界药房”之称。印度制药产业在技术发展方面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采用了宽松的专利保护制度。 1970年印度专利法中，对于药品、食品及农用化学品等产品本身不授予产品专利，并对食品、医药 和化学领域的专利采用了相对短的保护期。印度在1995年加入WTO，之后签订了TRIPS，TRIPS要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