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茶叶当先---1750-1840年中西贸易结构（一）
后续：
二 、白银：西方购买茶叶的主要支付手段
当18世纪20年代以后欧洲各东方贸易公司竞相从事对华贸易时，他们均面临同样的问题：如何来支付购买茶叶的费用？欧洲产品几乎在中国找不到销售市场！18世纪的中国经济建立在手工业和农业紧密结合的基础上，发达的手工业和国内市场使中国在经济上高度自给自足。一百多年以后主持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人赫德（Robert Hart）在其《中国见闻录》（Thsefrom the land of Sinim）中仍写道：“中国有世界最好的粮食——大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物——锦、丝和皮毛。
他们无需从别处购买一文钱的东西。”经济上高度自给自足和相对较低的购买力使欧洲产品的中国市场非常狭小。然而，唯一例外的是中国对白银的需求。亚当·斯密（Adam Smith）说过：当社会财富增长时，对白银的需求与两个层面的动力，一是作为货币促进商品的流通，二是作为奢侈品的标志。
在当时的中国，对白银的需求主要源于第一种动力，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作为主要通货的铜钱越不能适应市场交易，世界上尚无第二个国家像中国如此迫切的需要白银。而欧洲人对茶叶的需求仅能用白银支付。大规模的中西贸易是由此找到的支点：西人用白银交换中国的茶叶。
甚至早在古罗马时期，西方需要用贵金属购买丝，丝绸与香料。16世纪末以后，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从日本、欧洲和美洲运来大量白银购买中国丝绸。18世纪60年代以后。英国成为最大的茶叶买主，18世纪末，美国成为第二大茶叶买主。从18世纪20年代至*片鸦**战争前，流入中国的白银绝大多数由英、美人输入，主要用于购买茶叶。
17世纪中叶以后直到18世纪末，银元一直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输华的主要商品。也如其他西方国家一样，英人的银元源自西班牙的美洲属地。银元通常被装箱输往中国，没想一般装4000个银元。1637年英船首航广州，就携带62000西班牙银元（reals of eight）在18世纪初，中英贸易规模尚小，英人对华输出只相当于印度输出的十二分之一。167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及其官员在和印度的贸易中投资430000镑，白银320000镑，其投资的利润率为100%。在1708—1712年间，英人每年对华出口商品值仅5000镑，而出口白银则高达50000镑。从18世纪中叶，白银占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输出货值的90%。
1700—1753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共有178艘船前往中国贸易。我们已知其中的65艘船共载7099068两白银或每船平均携带白银109226两。若以109226作为178艘英船每船携银的平均数，则在1700—1753年，英船共运19440000两白银到中国。18世纪中叶以后，英国东印度公司扩大对华的货物出口，主要是铅、锡和棉花，白银在总货值中的比例有所下降。然而，由于对华贸易，特别是茶叶贸易迅速增长，白银输华的绝对量仍持续增加。
1758—1762年，公司每年对华输出货物值174000两，白银219000两。1760—1770年，公司对华输出总值中，白银约占50%。到1795—1799年，这一比例下降到13%。但由于每年对华输出总值高达5373015两，白银输出每年平均仍有739994两。
如果1754—1759年英人平均每年输华白银与1758—1762年相当，即每年219000两，则在1754—1759年间，英人共输1314000两白银到中国。通过以上推算，我们可估计，1700 —182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共输53875032两白银到中国。但在18世纪50年代以前，相对于其他西方人。荷人是唯一无需主要依靠白银来购买茶叶的。
虽然荷印公司也曾从事过荷兰与广州的直接贸易。由于荷兰开拓了大片东方殖民地，拥有在中国市场上畅销的热带产品，如胡椒，锡，香料等。荷兰人坚持对华易货贸易的战略，以热带产品与中国帆船交换茶叶，这一战略在巴城中国帆船贸易时期似乎实行得相当成功。随着欧洲市场对茶叶需求迅速扩大，荷人拥有的胡椒之类热带产品在中国市场之外也相当畅销，因此，荷人不得不从欧洲或亚洲其他地方商管调运白银到巴城，其中一部分用来购买茶叶。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30年代，每年从荷兰运往巴城的白银多达6800000—7900000荷盾。
1728—1734年，有9艘荷船从荷兰直接驶往广州，其总货值为2533359荷盾，白银占96%。1735年后，荷印公司决定放弃荷兰与中国间的直接贸易，改为每年从巴城派两艘船到广州，购货资本为每船30万荷盾，其中部分资本用来在巴城购买胡椒等产品以便销入中国换取茶叶。
在18世纪30年代后期，荷人每年在广州销售胡椒约50万荷磅。在40年代，每年在广州销售胡椒达150—200万荷磅。在50年代的某些年份，胡椒销售额高达300万荷镑。300万荷镑胡椒约值180000两。相当于荷人在广州购买的茶叶价值。
由于三角贸易使荷人在巴城购买的茶叶费时较长，茶质也差，难以在欧洲市场上与其他西方公司竞争。1757年以后，荷印公司重开荷兰与中国之间的直航贸易。然而，正如其他西方公司一样，荷兰产品也无力在中国打开销路，因此公司决定，从荷兰出发的船只每艘携带30万荷盾的银元前往中国。从此以后，荷人也像其他西方人一样，主要以白银购买中国茶叶。
从表5可见，每艘到华荷船所携带白银平均为82697两或286959荷盾，与公司董事会所决定的每船30万荷盾白银基本相当，1757-94年，共有135艘荷船到达广州，如每船平均携银82697两，共携银11164095两。1735-1756年，从巴城共派到广州85艘 ，如各船的30万荷盾投资中货物与白银各占一半，则这85艘荷船共带3674380两白银到中国。
若以上推算成立，加上1728-1794年9艘荷船从荷兰携带702855两白银到中国，1728-1794年，荷船可能携带15541330两白银前往中国。在1720-1795年间，荷船从欧洲运送63442651两白银到亚洲，其中四分之一流入中国。同期购买的中国商品价值33717549两，近一半中国商品的货值是以白银支付。
其他欧洲对华贸易公司，如法国、丹麦、瑞典等公司，并未像英人、荷人那样拥有热带产品的来源地，他们的对华贸易自始自终建立在输出白银的基础上。此外，他们的对华贸易船舶比英船更大，每船携入中国的白银和运出的中国货物更多。
由上表可见，在1776-78年期间，法国船每艘平均携银90000两，运出茶叶4997担。丹麦船每艘携银100000两，运出茶叶7895担。瑞典船每艘携银约110000两，运出茶叶11428担。英国船所携白银55500两，运出茶叶5030担。以法船所运的中国货物中茶叶数量较少。在1719-1799年间，除荷船之外，其他欧洲大陆国家共派船466艘到中国。
欧洲大陆国家船只与荷兰船吨位相当，如果我们估计，其他欧洲大陆国家的船只所携白银数量与荷兰船只相当，即每船载82697两白银到中国，466艘欧洲大陆国家船只运到中国的白银达38536802两。19世纪以后，这些欧洲大陆船多利用英人的期票汇兑机构，在广州以伦敦汇票结算，基本上不再运白银到中国。
虽然美国商船迟至1784年才到中国，但不久之后，他们已成为中国第二茶叶买主和最大的白银供应者。在中美贸易初期，美商提供的大量洋参与皮毛在中国销路颇佳，其货值足以支付所购买的中国商品的货值。19世纪初以后，美商的皮毛来源逐渐枯竭，其在广州的皮毛市场也受到英人的激烈竞争，白银成为美国支撑对华贸易主要手段。美船在欧洲购买制成品销往拉丁美洲，换取白银后，绕南美合恩角前往广州购买茶叶、丝绸和瓷器。在1805-1840年间，美商共运61484400两白银到广州，每年平均1607899。
根据以上估算，在1700-1840年间，从欧洲运往中国和美国人运往中国的白银约17000万两。欧人和美人输华的白银都来自西属美洲。美洲白银生产集中于两个地区，即上秘鲁（Upper Peru ，现玻利维亚）和新西班牙（现墨西哥）。从16世纪70年代到17世纪30年代，秘鲁所产白银占西班牙属美洲输出白银总量的65%。1581-1600年，仅是上秘鲁的波多士银矿（Potosi）每年就生产白银254吨，约占全世界产量的60%。
18世纪初以后， 黑西哥 成为世界最大的白银产地。1803年，黑西哥所产白银占全美洲的67%。从18世纪以后，80-90%的美洲白银都由西班牙的“银船”运往欧洲。由于欧亚贸易的迅速扩大，从美洲输往欧洲的白银大部分又转输到东方。研究美洲白银流通史的著名学家威尔逊教授（Charles Wilson）指出，“毫无疑问，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欧洲出口的白银至少与其接受的白银一样多。
欧洲对华贸易，特别是茶叶贸易的迅速发展导致西班牙银元大量持续流入中国，银元在中国，特别是在沿海地区，越来越多取代银块作为通货使用。广州的商务交易主要用西班牙银元结算。美洲白银持续流入欧洲成为欧人对华贸易的基础。
然而，西属美洲对的白银产量与迅速增长的西方对华贸易所需的银元数量并不同步增长。由于很多银矿枯竭，从1790年以后，美洲白银产量开始下降。1811年，西属美洲爆发独立革命战争。这场持续15年的革命战争摧毁了很多银矿，美洲的白银产量大为减少。
另一方面，欧人的殖民扩张活动的费用也增加了白银的消耗。1784年以后的20年间，英人在印度扩张直接统治地盘，在美索尔（Mysore）以及和马哈拉特（Maharattes）的战争使英属印度政府财政支出，对现金需求愈为迫切。
180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停止从伦敦运送白银到广州。白银的短缺使其他欧洲国家逐渐退出对华贸易，将地盘留给英国人和美国人。因为前者在19世纪初以后找到了以*片鸦**取代白银作为对华贸易的支柱，而后者除部份*片鸦**贸易外，依靠他们与西属美洲革命者的友谊，在西属美洲独立战争期间及以后仍可获得白银。……（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历史系 本文发表于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