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彭老总眼含泪水地看着桌上的手术刀和刚从国内进口过来的药品，此刻他的脸上有愤怒还有心痛，为了保家卫国，多少的娃娃兵离开了家乡，离开了父母来到了这冰天雪地的朝鲜，他们为的不就是保家卫国吗？
在战场上牺牲了没法说，可是彭老总不甘心自己的战士就这样因为一群无良奸商而失去了生命。于是他当即将这批药品的具体情况汇报给了国内，要求国内彻查这批药品的来源，并将售卖假药的不良奸商绳之以法。
当得知了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志愿军战士因为售卖假药而意外殒命之后，国家各级领导人无不痛心疾首，于是聂帅就将这批假药带到了主席的面前，一见面，聂老总就愤怒的说道：
“主席，这真是一群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他们把一些过期的伪劣药品，和一些没经过消毒的棉纱冒充合格的药品卖给我们，结果我们的指战员，用了这些假药，眼看着就死在了我们自己的医院中。”
当听了聂帅的话后，毛主席的脸上也噙满了泪水，想着这群可爱的志愿军战士在朝鲜战场上浴血奋战却因为假药而意外殒命，毛主席也怒不可遏：
“我们的志愿军战士，没有死在美军的枪炮下，却被这些制造假药的不法资本家夺取了生命，是可忍孰不可忍。”
于是毛主席当即下令，命令上海市长陈老总立即调查这批假药的来源，将这群制造假药的不法资本家立即绳之以法。
随之一个个罪大恶极的不法分子被一个个挖了出来，而制造这批假药的罪魁祸首王康年最终也难逃历史的审判。
最终，在1953年，这个罪大恶极的制造假药的不良奸商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处于死刑，以告慰在前线的志愿军战士，那么当年这个奸商是如何将这批假药运往前线的呢？
1924年，王康年生于浙江杭州，年幼时期他就在心里默默立誓：“一定要在外闯出一番天地。”
17岁时，王康年凭借优异的成绩考进上海大亚电台当电台报告员，这是一个商业电台，当时每天所播报的都是商业信息和市场的基本行情，而也就是这个时候开始王康年对经商开始有了浓厚的兴趣。
在不久之后，王康年就结婚了，他的岳父当时是公共租界巡捕，由于有岳父的这层关系在，很快他就辞去了在电台的工作，由岳飞相助在*藏西**路的生吉里租了一家门店，开始做生意，当时正值抗战时期，药品极为紧缺，同时由于日本对中国海上贸易线的*锁封**导致进口西药极为稀缺，往往是供不应求。
因此，也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也赚了一笔小钱，很快他就搬到北京西路434 号的景星里，成立了大康西药行，专门从事西药方面的生意。
然而，虽然门店规模是大了，可是他的大康药行的生意在开始没有任何起色。因为当时西药进口量非常大，因此那些客户都要求购买西药需要先付现金，然后药厂发货，这就是当时市场决定的，因为你不干，有的是人想着去买，而王康年之前虽然做生意赚了一点小钱，可是凭借这点钱购买进口西药还真不够看。
因此，很快这个家伙就起了歪心思： 套客户的资金来买药。
当时上海市场医药的出口很大，他就对外放出消息，到他这买药不需要付全款，只需要付一部分的订金，到时候药到了，不但可以优先拿药，同时还可以给予一定的优惠。
这对于当时很多小本生意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诱惑，于是很快大量的客户就将订金存放到了大康西药行，而王康年就靠着这手“空手套白狼”的招式来赚钱。
但是，市场决定需求，当时上海的西药价格可以说是一天一个样，很快发现光凭客户资金还不足以负担得起西药的价格，很快他又想了另外一招：靠抛栈单来挣钱。
当时很多的药商都会寻找一个中间场所来存放药品，而王康年就靠着这层关系搞到了大量的药品，他将这些寄放的药品全卖出去以此来弥补自己在生意上的亏空，同时之后再想办法。
但是寄放的药品总归是要还回去的，很快客户就发现了王康年其中的套路，纷纷要求王康年归还药品，这个时候他委托律师宣告药房清理，而寄存的药品不在他的要清理的资产负债账内，这批货还是要还给客户的，这个时候他就干脆玩起了失联。
在上海解放前，王康年的大康西药行在当时可谓是负债累累，在外的名声很臭，在解放军兵临城下时，还有几张关于王康年的诉讼状，可惜的是当时的法官已经无心审理案件，事情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1949年5月27日，人民政府为了恢复上海的经济，扶持工商开业复业的政，而当时大量即将破产的企业也因为这道政策暂时起死回生，而王康年的大康西药行本身负债累累，却因为这道政策暂时性的得以负债经营，可是面对人民政府的宽宏大量，他并未对此感恩，在这之后反而是变本加厉的坑骗国家资产。
1950年10月，志愿军为了保家卫国进入朝鲜，由此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了。1951年之后，志愿军和美军的战争已经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志愿军虽然有坚强的意志，可是在美军的坦克、飞机的轰炸下，终究只能是肉体凡胎，虽然在战役上取得了重大胜利，可是自身伤亡也很惨重。
当时，美国联合了许多西方国家对志愿军进行了药品管制和*锁封**，西方的药物进不来，因此*党**中央只能通过国内的药企来解决燃眉之急。
对于志愿军保家卫国的行动，工商业人士大部分还是支持的，可是这其中难免就有偷奸耍滑的不法奸商，王康年就是其中之一，对于他来说志愿军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他根本不关心，这个不法资本家只有自己的小九九。
1951 年11 月，志愿军某部后勤人员到上海采购急需药品，而王康年就意识到机会来了，于是他立马同志愿军这位后勤人员联系上，揽下了这单生意，并因此得到了志愿军的预付款。
此时大康的店里根本没有多少志愿军的药材，面对这种情况，大康西药行的店员就劝王康年，消治龙药粉、消发灭定药粉、氯儆素等消炎特效药店里根本无货，王康年则回应道：以托人从广州进口了一批药物，无需担心。
然而事实上，志愿军预付给王康年的资金王康年并未用来购买药品，而是用志愿军的货款还旧欠*款贷**等。
到了交货日期，王康年根本无法按时交货，只是用医疗器械和辅助药物搪塞，并表示自己剩下的货物会很快补齐。
1952 年 1 月 5 日，志愿军采办员从安东来信责问，并让王康年限期交货，王康年又说时间紧，仅仅买了一些便宜的药物，比如当归素、鱼肝油等等，而前线最急需的药物治龙粉、黄凡士林 磅、氯霉素瓶、消发啶粉磅、次苍 、血压器等等还是没有按期交付。
当然，王康年也知道自己一直这样拖下去肯定是不成的，于是这个时候这个不法资本家就开始动了歪脑筋：他将玉米面来冒充阿司匹林等抗菌消炎药，同时又用一些烂棉花和没经过消毒的棉纱冒充合格的棉纱混进了急救包之中。
为了保证这批药物能够顺利通过质检，他不惜花费数十万人民币贿赂质检局的官员，将这批没有经过质检的假药冒充成合格的药品送往了前线。
同时对于大康西药行的员工，他担心他们泄露消息，便威胁道：
“商业联合会来过电话，说我们店在新药业中有相当成绩，如有人存心捣乱，他们要追究责任，要以破坏五反运动论罪。”
就这样，一批没经过消毒的棉纱和假药没经过严格的质量把控就运往了朝鲜前线，王康年的想法很美好：在当时美国飞机的轰炸之下，这批假药很难送到志愿军手里，就算送到了也所剩无几根本查不出是他所为。
可是他哪能想到志愿军铁道部门的战士铸造了一条钢铁的运输线，而这批假药也让上万的志愿军战士意外殒命，本身只是一点轻伤，却被弄到要锯胳膊锯腿。
而彭总看到这一切，这个铁骨铮铮的开国元帅也留下了眼泪，同时他又非常痛恨不良奸商的投机倒把行为，于是当即将情况报告给了*党**中央，要求中央对这些不良奸商予以严惩。
很快，国内的领导人也知晓了不良奸商贩售假药坑害志愿军战士的行为，主席当即让陈老总追查假药的来源，并将其处于极刑。
听到这则消息，陈老总也很是气愤，并立刻成立了专案组追查假药的来源，可是当时上海的药企有好几百家，一家一家去查肯定要花费很多时间，这中间难保再有假药运往前线。
不过，很快陈老总就想到了一个新思路：志愿军的药品数量巨大，那么这其中必定有巨大的流水收益在里面，只要查银行流水就一定能顺藤摸瓜找到这售卖假药的罪魁祸首。
按照陈老总的思路，很快专案组成员就查到了王康年为首的大康药房，当看到专案组来人之后，大康药房的两个员工立马交代了王康年犯罪的事实。
面对员工的指控，王康年不但没有悔悟反而还说这是“诬告”，并假装自杀来企图逃脱罪责，看到这个不良奸商如此死皮赖脸，专案组继续调查，很快就将这个不良奸商的底细查了个底朝天，解放前坑蒙拐骗的事就不说了，光解放之后就已经罪行累累了：
1950年皖北军区采购止咳糖浆，王康年将一些过期的止咳糖浆当成合格药品售卖，并说：“又吃不死人。”
当志愿军采购人员来店采购药品，王请吃喝送手表，收到货款后，却不照采购单配售药品，以热水袋等低价冷门货搪塞，主要药品不设法购进配发，更是将志愿军的货款用来做投机生意。
如此种种事件还有很多，当看到这家伙的罪行之后，陈老总也怒不可遏，在会上他当即表示：
“不将这个罪大恶极的不法资本家不处极刑不足以平民愤。”
1953年2月28日，人民法院以“行贿、*税偷***税漏**、盗骗国家钱财”等多项罪行判处王康年死刑，并当日执行。
而随着王康年的死，主席也意识到国内还有不少这样的不法分子，于是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五反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