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35岁上海工人丁尚彪花5毛钱买了一张飞往日本北海道的机票，携带42万日元（相当于夫妇15年的工资）远赴日本求学。从此在日本打黑工长达15年，靠自己的力量改变家庭命运。
丁尚彪，1954年出生于上海普通工人家庭，16岁初中毕业后来到著名的贫困地区安徽省五河县插队。在这片没有足够食物充饥只能喝雨水的土地上，丁尚彪遇到了同样是上海来的知青陈忻星。
在那个严酷的年代，家里仅有一床被子，陈忻星缝了两个大红枕套，两人便算是结婚了。后来夫妻二人返回上海，并生下女儿丁晽，寓意为光明和希望。
回到上海的丁尚彪身无分文，还有一家人要养，又因为年龄大，没有技术。丁尚彪不希望自己的女儿以后也是这样的生活，他决定为女儿改变命运。
当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向全国各地，也有不少人出国寻找机会。丁尚彪也收到一些朋友的信件说日本怎么好，这时丁尚彪看到一则日本北海道飞鸟学院的招生信息，非常心动。
但是学费需要42万日元，相当于夫妻二人15年的工资。此时的他考大学不能考，面对出国留学的机会便想牢牢抓住。
1989年6月12日，丁尚彪抱着考大学的信心，携带着东拼西凑的学费，花了5毛钱买了一张飞往日本北海道飞鸟学院的机票。
丁尚彪满怀信心来到日本，拿着日本签证上的地址来到飞鸟学院番外地阿寒町。番外地表示偏僻地，阿寒町政F希望利用留学生为当地带来生机，并将旷工宿舍改造成留学生宿舍。
这与留学生的愿望相差甚远，留学生大多都是负债留学，必须打工还债，而在阿寒町就连当地日本人都很难找到工作。
为了防止留学生流失，当地政F和学校对留学生严加看管，丁尚彪心急如焚。在1989年6月一天深夜，丁尚彪带上最重要的东西准备逃向千里之外的东京。在日本的乡间小路，不懂日语、不熟悉地形、还要躲避来往的车辆的丁尚彪徒步几小时后在最后一分钟跳上开往札幌的电车，辗转几千公里来到东京。
本以为来到东京可以开始全新的生活，令丁尚彪没想到的是自己转校东京的申请遭到拒绝，还因此失去了日本的合法签证和自由回国的机会。
满怀希望来到日本求学的丁尚彪，却阴差阳错成为一名“黑户”。一边是国内的巨额债务，一边失去了读书机会不说还失去了平等就业机会。无奈之下，丁尚彪决定留在日本打工赚钱还债，同时时刻提防着警察，活在被强制出境的恐惧中。
丁尚彪靠着自己的力量，在饭店洗碗、建筑工地做工人、清洁工……希望用自己的力量，把家庭的命运彻底改变过来，努力把孩子培养出来。
在丁尚彪心中“父母就是孩子的垫基石！”
他居住在狭小的出租屋里，早上五六点出门，一直到晚上十二点才回来。为了不吵到房东，他把鞋子脱了，用赤脚轻轻地走路。外面澡堂早就关门了，丁尚彪用一张很大的塑料布围起来洗澡。吃饭也是晚上回来做，并准备好第二天的便当。
虽然失去了上学的机会，但丁尚彪自己花钱参加技术培训并取得5份专业资格证书。“穷惯了，口袋里有钱不知道怎么用，在市场也是买最便宜的菜。”在丁尚彪省吃俭用下，家里的债务没几年就还清。
“祖祖辈辈没有出国的机会，十分珍惜，就像赛跑一样，这个接力棒我已经拿到了，目标就是把接力棒交给女儿。”丁尚彪没有给女儿一个充满父爱的童年而是用青春为女儿铺路，或许有人会问值不值得，不管值不值得这是丁尚彪的选择。
丁尚彪的故事被拍成纪录片《含泪或者》，此时的丁尚彪已经在日本打工8年，女儿也从童年进入青春期。
1997年2月，摄制组来到上海，此时的丁晽已经是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的高三学生，马上面临高考，也面临考取国外一流大学的挑战。母女二人居住的房子不大，厨房与邻居共用，陈忻星勤俭持家，在一家针织厂上班。
丈夫寄回来的钱除了偿还债务，其余的钱都积攒下来留给女儿作留学的费用。虽然丈夫每个月都寄钱回来，但是8年未回家，陈忻星也会怀疑丈夫在那边是不是还有一个家。
直到看了摄制组拍摄的丁尚彪在日本的生活，母女二人才知道丁尚彪原来这么凄苦，他的辛苦只为改变家庭的命运，改变女儿的命运。
女儿丁晽也没有辜负父亲的付出，1997年7月，丁晽收到美国纽约州立大学通知书，陈忻星找了一家大饭店为女儿践行。看着母亲依依不舍的神情，丁晽说道：“你应该相信我的能力，你要想想这么多留学生都是这样出去的。”
陈忻星在机场送别女儿，就像8年前送别丈夫一样。丁晽前往美国时需要在日本转机，中间有24小时的空档可以见见8年未见的父亲。
由于丁尚彪没有身份证，不能进出机场，父女二人约了机场附近的日暮里车站碰面。虽然相隔8年，丁晽还是一眼就认出了父亲，父亲带她去看了自己到日本的第一家餐馆，介绍了自己的洗碗工作等。并告诫女儿“到了美国的挺艰难的，碰到困难挺过去就好了；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人都是这样的。”
24小时很快就到了，父女二人依旧在机场的前一站日暮里车站分别。分别时丁晽表现得很自然，无所谓的样子，但是父亲的身影一消失眼泪就止不住流下来，她说：“不想爸爸看到自己难过的样子，看到我难过，爸爸肯定会更难过。”
丁晽劝父亲回国，留学生都是一边打工一边读书，自己也可以这样，但丁尚彪为帮助女儿实现当医生的梦想依旧选择在日本打工。
从未和女儿分别的陈忻星在女儿出国后便向美国驻上海领事馆提交签证申请，希望能去看望女儿。签证被拒绝，陈忻星再次申请，每年两次的签证申请，陈忻星申请两次被拒绝两次。直到第12次签证申请才被通过，时间已经过了5年左右。
陈忻星和五年前的女儿一样，利用在东京转机的机会与分别了13年的丈夫见面，虽然这次的见面时间只有72小时，但丁尚彪一遍又一遍的考虑如何与妻子度过这珍贵的72小时。这次重逢，陈忻星带上了当年结婚用的大红色枕套，13年前丁尚彪出国带上一只，如今陈忻星与丈夫重逢时带上一只，两只大红枕套终于有机会挨在一起了。
在狭小的出租屋里，陈忻星坐在床上就能看见在做饭的丈夫，床上的大红枕套是那么的鲜艳。看着丈夫的居住环境和寄回来的钱，陈忻星感触良多。13年的思绪交织重叠，经过这次见面，陈忻星的猜疑没有了，只是觉得丈夫苍老了很多，牙齿也稀疏了很多。
2004年，25岁的丁晽在一家大医院实习，一边进修医学博士课程。丁晽从小就像做一名医生，取得博士学位后会做一名妇产科医生，帮助他人迎接新的生命迎接未来。
2004年丁尚彪准备回国，此时的他在日本已经打工15年。丁尚彪办理出境前补交了所有的税费，海关人员看了他的护照大惊失色，表示非常惊疑，丁尚彪没有一件非法行为记录，海关人员也不得不佩服丁尚彪的坚忍精神和伟大的父爱。
回到15年未见的上海，此时的丁尚彪已经50岁了，他整个中年时期都是在日本度过。接受采访时丁尚彪说“那时的上海一个月工资100块，到了日本的工资一天1000块，在日本一天相当于在中国10个月，就像抢银行一样，都不想睡觉的。就希望能多赚点钱，能让女儿出国留学。”
后来丁晽在美国结婚定居，丁尚彪夫妻二人便随女儿到美国定居。五十多岁的丁尚彪又来到一个语言不通的陌生环境，还好这次他不是一个人，有家人的陪伴。在美国的丁尚彪依旧像在日本一样积极工作积极学习英语，他说：“我无法决定生命的长度，但可以决定生命的宽度，就当是挑战自己了。”
这是一个父爱如山的故事，一个中国人在日本打黑工的故事，故事映射出一个时代的辛酸，也谱写出一个超越国界的感动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