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道院越营出逃事件始末
作者：ding669325
一九四四年五月中旬，乐道院被关押的难民决定越营出逃。由雷振远神父求运粪工张兴泰，替他们与中国抗日游击队联系。张兴泰是胡家庄贫农，三子一女，全家六口人，只有四分河滩地，穷的做小买卖，经刘玉瑾向外国人推荐承包了乐道院的粪便垃圾，张兴泰和长子锡武、次子锡志三人掏粪为生，后来实在忙不过来又雇刘相增帮工。这种活虽然又脏又累，但粪便晒成干是抢手货，能卖个好价，收入不算少，还不用交地租。
集中营里逃出来的两人，一叫狄兰，当时三十多岁，原是英国海军上尉，当过报务员，另一名是中国出生的美国青年恒安石，时年二十岁(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六年曾任美国第二任驻华大使)。两人都会说中国话且是中国通。平时穿中国服装，推光头。
教友杨瑞兰，昌邑南乡杨家楼人，在饮马教会小学毕业，家贫早嫁，因不堪虐待而离异，当年社会舆论是女人被休，娘家也不能呆，故投奔乐道院医院洗衣女工李万福妻，这时乐道院成了集中营，生活无着。王绍文，大汶口人，出身富家， 上过教会学校，会讲英语，因不务正业且抽大烟家境败落，当时尚能温饱，经人介绍两人在潍县城南同居。
受雷振远委托的张兴泰自己也不知道哪里有游击队，便找刘玉瑾、谢光先和李万福三位好友商议，三人也都和游击队没法联系，李万福妻在旁说她认识的杨瑞兰刚由昌邑南乡杨家楼来，杨曾说起过她家乡有游击队活动，张兴泰便随李万福妻去求杨瑞兰，请她与家乡的游击队联系，杨瑞兰不敢应承，王绍文却自报奋勇前往昌邑南乡，冒充牧师，自吹他夫妻经常进集中营传教，认识集中营里给外国侨民做饭的刘玉瑾等人。当时，控制昌邑南乡饮马一带的，是鲁苏战区第四纵队(当年改编为山东挺进军第十五纵队)，司令王尚志自命为国民*党**嫡系，目空一切，拥有一万多人枪和简陋的兵工厂，苦于不会制做机枪等重*器武**，他对营救外国人毫无兴趣，多亏王绍文能言善辩，当即投其所好说: “要出逃的外国人会造机枪。”王尚志一听大喜，决定派特务大队长杨子明率队前往接应。
王绍文回到乐道院,通过张兴泰转告恒安石和狄兰说:“六月九日夜游击队派人备马来接应，天亮前就能到达游击队控制区，恒安石和狄兰事先与同室的九名难友商妥，大家在熄灯时决不把二人逃走的事报告看守，都说是入睡后不知两人怎么逃跑的，雷振远神父也表示由他承担善后事宜，让他二人放心出逃。
狄兰和恒安石早已做好越营的准备，他们长期观察卫兵的活动，完全掌握了规律，卫兵每天晚饭后换岗，交接时总是共同巡视集中营一周，需时十分钟，这时电网指示灯不亮，电网无电，以便巡查时清除异物。日本看守以为那时天刚黑不久，两班卫兵一起巡视万无一失。六月九日晚上恰好是月黑天，在卫兵刚刚离开岗位去巡查的瞬间，三条黑影敏捷地溜近营墙根，在墙角的一堆砖上放木凳，身高两来的托米·魏德蹲在凳子上当人梯，狄兰和恒安石站在托米肩上越墙而出，接着托米把两人的行李扔出去。(为了保护留在集中营里的托米，关于越营真相一直保密， 对任何人都说:“当时找不到电网剪断处，从阴沟里爬出来的)。”
两人逃出集中营后，在离营墙约百余米的坟头背后略事喘息，回头见碉堡上卫兵已在吸烟，说明越营未被发觉。他们在坟地与张兴泰和王绍文会合(狄兰回忆文章称王绍文为陈先生，可能王绍文怕连累家属未报真姓)。这时还没到约定时间，游击队的接应人员还未到，但不敢停留，便由王绍文领路向东奔逃，不敢走大路，在路边玉米地里穿行。再说游击队派出的杨子明率一小队人，按时到集中营外接应，但不见有人逃出，这时夜深人静，听到里面巡逻队的脚步声，误认为已被日本人发觉，吓得慌忙撤退。一路小跑追及玉米地里跑不快的三人，互相听到脚步声，经盘问无误，遂同返十五纵队总部(平度县孙正村)。
一九四四年六月十日，上午点名时气氛与平时大不相同，日本看守叫喊怒骂，军犬全部放出来到处搜寻，按照名单查问一遍又一遍，终于查明有两人逃离集中营，日伪*用军**军犬领路追捕也没有抓到，与出逃者同房间的九名单身汉被关在教堂里严加拷问，集中营附近的中国居民亦遭株连，尤其是原广文中学和教会医院的人，多被抓进去刑讯追查，校长黄乐德当时不在家，次子黄安慰被日军抓去拷问，因黄安慰这时是日本牧师接管的华北神学院学生，有学生证且会讲日语，故当夜被释放。事后，日军看守在集中营东南西三面墙内，各挖一道深沟并加装一道电网，因北面不能挖沟，就在虞河下游筑土坝，提高水位形成护墙河，河南岸也装一道电网(同年秋天，河水暴涨将土坝冲垮电网也冲走，后无力再重修)。此后，看管更加严密，点名时要点两遍。
这期间风云变幻很大，五月二十六日，狂妄自大的王尚志因轻敌被日军俘虏，改由副司令王豫民代理十五纵队司令，他接见三人后，始知恒安石和狄兰都不会造机枪，却因收容两个外国人遭日军多次围剿，处境险恶，故对王绍文说谎不满。为追求重赏，王绍文又自报奋勇去四川，一面替恒安石和狄兰送信，一面为游击队报功请赏。王豫民也求赏心切，便出路费并派副官李丰年和王绍文同去重庆，(前任参谋长李子廉也白愿同去，找清华大学的老师翁文灏)，向国民*党**政府报功请赏。三人长途跋涉，历尽艰险先后到达重庆，(李子廉自去投翁文灏)，王绍文和李丰年找到美国使馆，交上恒安石和狄兰给自己政府的信。不久，援华美军总部给十五纵队一批机枪等*器武***药弹**、急需的药品和食品、一亿元法币和一台收发报机及手摇发电机和密码本。并由王和李带给恒安石一些生活费，还指示恒安石可以就地参加中国的抗日游击队。王绍文终于如愿以偿，也得到不少酬金。美军派B-24型飞机，将两人及十二降落伞物资，空投回昌邑南乡，跳伞时王绍文不敢跳，被推下飞机，随风飘到冢东九纵队阎柯卿防区，落地时多处擦伤，吓得昏迷过去。十五纵队得到收发报机后，由狄兰操纵和重庆只通过两次电，手摇发电机和收发报机，就被日军先后抄去。因日军多次围剿，当地军民受到很大伤亡。
恒安石和狄兰在十五纵队呆了一年多，除狄兰收发过几次电报外，两人都没干过什么工作，吃的虽比士兵略好，也仅止一样素菜，只额外多一份香烟、茶叶和糖果，俩人住在当地老乡家里，倍受照顾，情同亲人。二人与十五纵队上层关系也不错，每天读书看报、跑步锻炼，经常到十五纵队的干训班和四维中学与师生闲谈、打球、下象棋，偶尔也陪军官及其眷属打麻将，和干调班的教官郝毓秀等无话不说，交情很深，一直保持联系，恒曾多次探望过郝。
一九四五年夏天，恒安石和狄兰发现，王豫民多次派姚轻耘等人到青岛，与日军谈判投降条件，害怕被其出卖，再次被关进集中营去受罪，便留信不辞而别，要去昌邑北乡投奔*产党共**领导的游击队，不料潍河水突然暴涨，无法泅渡被迫返回。
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恒安石和狄兰随王明义部返回潍县城，曾回到乐道院集中营与难友们欢聚，并和帮他们越营的基格神父、难友托米、运粪人张兴泰合影留念(见照片左起第二人是恒安石，第四人是狄兰，第六人是雷振远即基格，第八人是托米·魏德，第三人，狄和恒中间的人，是给他们送信的运粪人张兴泰)。
俩人还特意到渴望已久的解放区参观，受到张爱萍将军的亲切接见。狄兰回国后，又到印度经商，曾写长篇回忆文章，详细记述这段传奇式的经历，(一九四九年出版)。恒安石先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传说赠给昌邑四维中学一万元美金，四维中学校长佟秀廷收到时学校已停办，便将钱交给名誉校董事长王豫民，被其贪污。不久，十五纵队覆灭，该部的全部财物都被王豫民一人独吞，他买了八部十*大轮**卡车，在济南搞运输发了大财，后迁到杭州营业，并在台湾开设汽车行、购置房产。杭州解放前夕，还剩几辆汽车变卖不了，交由其勤务兵代营，最后公私合营。王绍文后来又毛遂自荐，投靠了昌潍专员张天佐，代表张去乐道院巴结外国人，但无人理他，后来病死。王妻杨瑞兰无子女，晚年生活无着赖教友周济，贫病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