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每年，张潇和同事需要面对上千个露宿者，为他们发放生活物资，帮他们求职、寻亲、申请低保与公租房。这些流浪在北京三环内的露宿者，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座孤岛上”。每年约有200人具备“服务潜质”，却只有30人能够脱离露宿的生活。
疫情好转后，事务所员工协助服务对象找工作。（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文|陈怡含
编辑|龚龙飞
4月末的一个清晨，在事务所楼下的小区入口，张潇终于没有看到“彩票”的身影，这令他心里踏实。
张潇在北京和风社工事务所工作，这是一家专门为三环内的露宿者提供服务的社工机构，创立于2014年，最近几年以政府购买服务为主要资金来源。过去一段时间，机构的服务对象“彩票”每天早上就等在小区入口，看到认识的社工就上去聊几句。
“彩票”是北京本地人，年轻时坐过牢，刑满释放后不被家人接受，开始露宿街头。这是他露宿的第20年。前段时间他发了烧，脚也肿起来了，张潇说：“他每天来楼下报到，就是想离我们近点，如果真的出事了，还有人能发现他。”
疫情期间，露宿者的数量锐减，他们的生活却变得更为艰难。
4月26日，事务所为“彩票”申请到了医疗救助，带他去医院做了检查，结果没有大碍。“彩票”没有再来报到，张潇明白“这意味着他不再害怕了”。
事务所员工协助服务对象就医。（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以下内容根据张潇的口述整理：
露宿者群像
我是学社工专业的，毕业后在一家服务边缘青少年的机构工作。当时我们从香港的社工那里学到一种很好的工作方式叫“深宵外展”（注：外展，主动提供专业社会服务的活动，其针对的是以往蹲点式、被动守候式的社会服务活动），就是晚上出门寻找那些夜不归宿的青少年，看看他们需不需要帮助。
后来发现北京和香港的情况不太一样，2012到2014年，我们每周至少做一次“深宵外展”，遇到的夜不归宿的孩子，一双手数得过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见了大量的露宿者。这些人是干嘛的？我们想问却不敢问。当时就给自己找借口，我是做边缘青少年的，这些人不是我的服务对象。
2014年我自己出来创立机构，就选择了露宿者这个方向。因为人力有限，我们把工作范围划定在（北京市）三环内。
起初非常艰难。和露宿者聊天，要么不理你，要么骂你。不得已，我们开始发“温暖包”，所谓“温暖包”就是用牛皮纸袋装上水、饼干、卤蛋、香肠。其实社工专业很忌讳讲“我是来帮助你的”，忌讳这种高人一等的姿态，实在是没有其他办法。
当时有个公园聚集了上百个露宿者，每次我们把小推车推进去，人家一看，“发东西的又来了”，三十几秒，50份物资就被哄抢掉。但仍然没人愿意和你聊，最多说个“谢谢”，或者说“我们家还有几个人”，然后抱着一堆物资跑了。
后来我们就减少去公园的次数，多去河岸和地下通道。有时能和人家聊上几句，可一谈到为什么露宿、遇见了什么困难，对方就不说话了，好一点的会说：“我的事你没有能力管。”
整整3个月后，我们才遇到了第一个愿意敞开心扉的人——老陈。老陈当时60岁出头，住在一个地下通道里。他有条跛腿，行动不便，白天通道里的其他人出去拾荒、打工，他就帮着看行李。作为回报，他们回去后会分他一份食物。
一次我们去发物资，老陈说得给他十几份，他周围空着不少被窝。他说，你看，这个被窝住了一个，那个被窝住了两个……我们开玩笑：“给你十几份，回头你全都昧下了怎么办？”他说：“你们要是不信，晚上过来我带你们看。”
就这样，我们通过老陈认识了通道里的大部分露宿者。这些人中，有的带我们去之前住的立交桥下认识“老朋友”，有的在拾荒时帮我们留意新的露宿者。像滚雪球一样，我们认识了越来越多的露宿者。
2015年，露宿者聚集在地下通道内。现在已经很难看到这样的景象，露宿者多是单独生活。（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我们用了七个月的时间把三环内的露宿者（情况）摸排了一遍，有了这个群体的画像：年龄以30-60岁为主；男性远多于女性，约是女性的4倍；访民和弃访人员最多，其次是外来务工滞留人员，各占两成以上，还有一成多的拾荒者，剩下的是精神障碍者、无户籍人士、来北京寻亲的、从传销组织逃出来的……
我们常说，每个露宿者都生活在一座孤岛上，个中原因形形色色。
有些是有家不想回。老陈那里有个来北京追梦的农民，种地时总爱唱上两嗓，村民笑话他，你这么厉害去《星光大道》唱啊！他就来了。去了《星光大道》总部，没有人接待他。他想，北京这么大，说不定哪天会遇到星探，就留了下来。
还有一对母子，2016年在西单附近的ATM机旁遇到的。儿子疑似患糖尿病足病，坐着轮椅，70多岁的母亲推着他来北京看病，刚来就被“医托”骗个精光。两人开始拾荒，想攒够钱再去看病，结果越过越穷。
有些是有家不能回。比如“四妹”，被老乡带到北京做“生意”，就是卖淫。后来警方把卖淫窝点端了，因为她是未成年人，训诫之后就放了出来。“四妹”无处可去，我们帮她联系了未成年人保护中心，计划送她回家。打给她妈妈，人家说寨子里的姑娘都这样，不这样她们怎么生活？打给她爸爸，人家说家里的事我不管，你们要是有能力，这闺女送你们了。
还有些就是被家人推出来的。比如宋大爷，之前是银行职员，收入很好，后来因为家中变故，精神受了刺激，银行将他辞退，补偿了一套房。住进新房后他碰到一个算命的，说这房子风水不好，让他和另一家换房。结果算命先生是个“房虫子”，专门骗房子的。就这样，宋大爷工作没了、房子也没了，家人嫌他没用，把他轰了出来。
走出孤岛
我们的工作就是带着这些露宿者走出孤岛。
首先要建立信任关系，行话叫“破冰”。“破冰”没有定式，有时遇到一些神神叨叨的露宿者，你必须进入他们的世界，使用他们的话语体系。
曾经有个露宿者每天赤裸着在井盖上跳。我们问他：“你为什么在井盖上跳？”他说：“我在封印东西。”我们又问：“里面有什么？”他说：“里面有脏东西。”“那它会上来攻击我们吗？”“封印不住就会上来，会给我们传染病毒。”“那你不穿衣服可少了一层对病毒的抵御哦，我们下次见你的时候，你把衣服穿上好不好？”
第二天再去，看到他穿着衣服坐在窝棚里：“原来你睡觉是穿衣服的，那我们今天还去不去封印……”就这么慢慢聊，等他把我们接受了，再问他要不要找人帮你，再去报警，说这里有一个疑似精神病人需要鉴定。
建立信任关系之后，会根据他们的诉求制定救助计划。那个想去《星光大道》追梦的农民，我们帮他录了才艺展示视频，填了报名表，节目组确认收到报名后，他心满意足地回村等消息了；被”医托”骗了的母子在我们的帮助下去了医院，儿子确诊是糖尿病足病，有了这份诊断书，他们总算能回老家用医保治病了；“四妹”回到了原籍；宋大爷则申请上了低保，在大兴租了房。
其间发生过不少让人感动的事。一次宋大爷来找我们同事，为了省钱，他早上4点出发，从大兴沿着4号线走了4个小时，到了楼下的陶然亭地铁站。他站在地铁口，每个行人经过，他都在辨认是不是我们同事。可惜那天特别不巧，我们同事去跑别的个案了，等到10点也没出现。后来宋大爷问卖煎饼的借了张纸，在地铁口贴了个字条：李小姐，我来找过你——宋XX。
找工作是重头戏，露宿者最终自食其力也是我们所希望的。
前几年我们会扛着移动办公桌到劳工市场附近，你想找工作？坐过来，把基础信息输进去，很快做好一份简历。想找什么样的工作，我们就在网上搜索相应的岗位，打电话确认要不要交押金、提不提供住宿，问完给你张小卡片，上面写着用工单位的名称、地址，到那里的乘车路线，到了找谁，他的电话是多少。
这种方式效率很高，一天能做20人左右。但是也带来一些问题，一是造成了人群聚集，警察会过来查看，二是属地街道会担心自己辖区的露宿者越来越多。后来随着三环内最后一个劳工市场的关闭，我们全部改成了一对一服务。面试之前，我们会带他们洗个澡、换身衣服，再做个小的培训。
张潇在事务所内办公。（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露宿者的工作机会并不算多。有时企业想要捐赠物资，我们会说：您真想帮他们一把，能不能提供几个工作岗位？可惜提出捐赠的一般都是大企业，它们的工作强度不是露宿多年的人能够应付的。比如有个物流集团提供过货物装卸的岗位，每月休息两天，努力的话能赚七八千块。但露宿者上岗后，第一个月体力就跟不上了。
这个群体有没有懒汉？有的，比如一个身高只有1米45 的露宿者，最初在县城开残疾人摩的，摩的被取缔后，他觉得种地太累，一直待在家里，闹得媳妇提了离婚，后来又把孩子扔给哥嫂，自己来到北京。这几年我们给他介绍了不下20个工作，至多做两天，他就说不合适。我们让他捯饬捯饬自己再去应聘，他总说：“没事，就这样去。”失败了，还自豪地说：“你看，不是我不想找工作吧？”
丛林法则
去年我们有个救助对象自杀了，他是残疾人，眼睛弱视，腿脚也不好。一天早上起床，同住的3人一口咬定他偷了东西，他受不了冤枉，跳河自尽了。
多数时候，露宿者之间正是遵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2014、2015年，露宿者在地下通道聚集的情况还比较普遍。生火会让通道烟雾缭绕，为了不被投诉，他们早上4点就吃早饭，中间有冷食就吃一点，没有就不吃了，到了晚上6点多，喜欢遛弯的居民正在家里吃饭，他们才开始做第二顿饭。这时很多人已经饿了一天了，有的没找着活，有的干了一天没结工资，所以对于晚饭的争抢会很激烈，有人甚至去抢别人身上的玉。这种冲突频繁发生，每两三天就会听说一次。
漩涡外的露宿者几乎从不插手，但每个人都有底线。之前有位逆来顺受的老太太，食物被抢从来没有反应。有天地下通道多了个离家出走的小姑娘，到了晚上，其他通道的人发现了她，想要把她拉走。老太太一下子急了，从被窝里跳起来，把小姑娘拉过来，趴在她身上说：“你们今天谁敢动她，我跟你们拼命！”
为了降低这类事件发生的概率，我们会不定期地在晚饭时间放电影，一来可以转移他们的注意力，二来有第三方在，他们不敢明目张胆地做坏事。地下通道很暗，把他们睡觉用的白色泡沫板往墙上一撑，把我们带去的小投影仪一开，就是一间移动影院。每次会辐射周围两三个通道，总共十几人，有人会提前点片，几乎都是战争老片，放得最多的是《上甘岭》。
张潇和同事为露宿者*放播**电影。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到了2016年，所有的地下通道都装上了摄像头，被纳入到网络管理，这些人离开了。我们很难再看到聚集的露宿者，也就没再做过这个活动。
女性露宿者在夜晚面临着很多危险。危险的来源不仅是男性露宿者，还可能是遛弯的老大爷、醉汉、社会闲散人员等。去年机构附近一个正在睡觉的女性露宿者差点被踢爆脑袋，施害者是3个补完课回家的高中生，后来全都判了。
这只是个例，多数受害者没想过报警，也没想过让我们帮她维权。她们大多来自偏远的农村，受教育程度不高，认命。（她们）对这种事情的表述方式一般有两种，一种是骂人：“谁谁臭不要脸，又成了谁谁的媳妇了。”另一种是吹牛：“昨天谁谁过来找我，”说着从兜里掏出一把小刀，“我差点捅死他！”我们唯一做过的介入是，知道了这天有男的会来找她，就在那里守一晚。
我们向女性露宿者发放过防狼报警器，但没有得到过任何反馈。拿到手时，她们只觉得好玩，一拉开——“嘿！还挺响。”再见面，很多人就不提这个东西了，一旦被问到，她们就说丢了。后来我们知道，不是丢了，是卖了。
有些露宿者会结成“半路夫妻”，以降低露宿生活的难度，或者单纯为了解决生理需求，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半路夫妻”之间没有感情吗？不是的。曾经有个服务对象总爱提她的“老公”，几次说要带“老公”见我们，从未实现。去年她突然不想在外面飘着了，我们通过救助站把她送回老家。这时她的“老公”出现了，不是来兴师问罪的，而是特别委屈地说：“我不伤心你们把她送走了，我伤心的是一起住了三四年，她走的时候连句话都没说。”还有一些“半路夫妻”不愿意分开，工作也要找在一起，最后只能去看公厕，两个人拿一个人的钱。
但是我们不建议他们在脱离露宿生活之前生子。我们服务过一个7岁的小女孩，一出生就跟着父母露宿，后来父母接连因病去世，她学着“见人下菜碟”，靠接济度日。某年春节，她羡慕别人有炮竹放，自己捡了个打火机把玩，把住的窝棚点着了，好在死里逃生，最终被安置进养老院。我们不愿看到更多这样的案例，所以会给“半路夫妻”发避孕套，希望他们有需求时，考虑的不是有或没有，而是用或不用。
“200”与“30”
机构成立的第一年，我们计划帮100人脱离露宿生活，结果只成功了30人。后来员工从4个涨到15个，现在回到8个，不管人多人少，一年到头都是30个左右（成功个案）。
但是界定标准不一样了。最初我们给你劝到救助站，这个案子就成功了，现在这只是捎带手的事，根本没必要纳入个案管理系统。如果救助站给你买了返乡的车票，我们会跟原籍（的相关单位）联系：回去后的住房问题解决了吗？有没有收入来源？最后你跟我们视频，坐在自己的床上舒服地吃着饺子，主动说现在过得挺好的，这样才把你算进去。
我们每年会面对上千位露宿者，其中约有200个是有服务潜质的。剩下的八成，有的不想接受帮助，比如郭爷爷，常年露宿在写字楼下，楼里一个企业老总找到我们，说想给他租个房子、找个保姆，伺候他终老。他不愿意：“找个房子把我装进去，拿暖气天天烤我，不给我烤死了！”还有的只愿意接受物质上的救助，不愿意做出行动上的改变。
有些个案耗时很久，需要半截台阶、半截台阶地引导着往上走。比如北京人“彩票”，年轻时坐过牢，刑满释放后不被家人接收，露宿街头20年之久。身份证、银行卡丢了，不敢去补办，甚至被人用板砖开了瓢，都不敢报警。
遇到我们之前，他捡瓶子只拿两个小塑料袋，满了就不捡了。我们跟他讲，你可以换那种大垃圾袋；等他换了，又讲这样背着好沉，蹬三轮车舒服一点，一辆三轮车600块，怎么办？多捡瓶子；蹬三轮车还是累，可以改成电动的，努力攒攒钱；你和这么多人打过交道了，咱们去派出所把身份证补了吧？OK，你现在有身份证了，可以试着找工作了……就这样，他一点点适应了现在的生活。
救助对象在社工的协助下申请到了公租房，结束了露宿生活。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有时成功又是突如其来的。来自崇礼的范大爷，我们“破冰”破了两年都没成功，有天突然对我们同事说：“小杜，你带我走吧。”原来那时他腿疼得厉害，以为自己快不行了。
后面的事情非常顺畅。我们联系村委会，人家特别重视，说找他好几年了，他家*迁拆**，一直等着他来签字领*迁拆**款，第二天一早就开了辆吉普来接他。回去之后，范大爷住进新房，吃穿不愁，让他恐惧的腿病只是冻伤，不再露宿，自然也就恢复了。现在，他算是我们救助过的人中过得最好的。
剩下的170个，由于各种原因没有成为成功个案。有些人会突然对我们失去信任；有些人已经租了房，脱离了露宿生活，后来觉得600块房租还是吃到肚子里踏实，就又回到街头。遇到这种*退倒**的案例，我们会非常遗憾。
有些人的诉求因为没有明确的政策而无法实现。比如“道哥”，他是一名无户籍人员，年轻时被判10年劳动改造，其间劳改农场改制成监狱。刑满释放后他回北京重新落户，人家说，你得先证明这劳改农场就是这监狱。“道哥”一听，怎么证明？就一破户口，不要了。
十几年后他才想着重新办个户口，但很多单位已经推行无纸化办公，加上他服刑的监狱几经变故，已经没有底账，没法帮他证明。他就这么在北京和黑龙江之间跑了好多年，最后一次离开黑龙江回到北京时，他74岁了，同辈的亲戚都不在了。他意识到，这个证明开出来也没用了，因为没有家属接收他。他彻底绝望了，开始露宿街头。
遇到我们后，户口一直是“道哥”最大的诉求。今年他84岁了，前两天又被抢救了一回，现在只要精神状态好，他就会说：“我给你们签免责书，让我出去，回黑龙江找我的刑满释放证明。我想在死之前把户口的事弄清楚了。”
还有个老太太，早年被父母卖到河北当童养媳，户口只有迁出记录、没有迁入记录。她在河北生活了三四十年，直到孙辈出生才回北京找自己（的身世）。她想质问父母为什么把自己卖掉，可父母已经过世，所以“户口怎么丢的”成了她的执念。
这些个案我们不会看作是失败的个案，而是认为它们还处于进程之中。失去信任的，我们努力修补；*退倒**的，我们再往前推；政策不明确的，我们多多呼吁——从民政部等11个部门联合出台的通知来看，今年救助工作的重点之一就是解决无户籍人员的落户问题，我们期待这些老人的心愿能够尽早完成。（注：3月9日，民政部等11个部门出台《关于开展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服务质量大提升专项行动的通知》，其中的“主要任务”之一是“集中开展落户安置行动”。）
被尊重的力量
疫情期间，露宿者的数量锐减。2月，三环内我们认识的露宿者只剩16个，之前整个西城区有上百个露宿者，现在只有二三十个。
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困难。没人出门，平日有人接济的露宿者没了生活来源；小区封闭了，不能进去拾荒，废品回收站也关了，以此为生的露宿者收入下降很多。不少露宿者没有口罩戴，或者戴着别人丢掉的口罩……
因此我们加大了物资的发放量，除了原有的“温暖包”、应急灯、洗漱杯、冻疮膏、针对女性的卫生巾等，还增加了口罩和消毒液。
2月10号第一天复工，（我）见到认识6年的老陈。他说自己两三天没吃饭了，过不下去了。这么多年，他第一次想要回家。当时要求必须隔离满14天才能买回家的票，西城区救助站租赁了一个快捷酒店作为免费隔离点，每天提供三餐，有医疗团队驻扎，还能做心理疏导，我们就把老陈送了过去。
住了14天，吃得好了，身体缓过来了，他又不想回去了。对于露宿了几十年的人来说，维持这种生活是最安全的，返乡则意味着许多未知。
最近两周，我们重启了一部分个案工作。帮一位露宿者求职时发现了新的问题：很多公司要求出具社区开的证明，证明她已过14天隔离期，可露宿者不属于任何一个社区，没人能给她开这个证明。
疫情期间，遇到社工前，一些露宿者没有口罩可戴。（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我们曾经定下一个使命——让露宿者获得被尊重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体现在很小的事情上，比如卖废品的价格和普通居民一样。早期有个服务对象捡了一车黄铜，等了好几年，车轮坏了都不舍得卖，因为废品收购站给他的价格是12-13块/公斤，而周围街坊说的是17-18块/斤。
抱着增进同理心的初衷，我们每年都会组织“野宿”活动，招募志愿者来体验露宿生活。夏天是三天两夜，冬天是两天一夜，不带手机、不带钱包，不能联系亲朋好友、不能动用过去所有的社会资源。
报名的都是学生和刚上班的年轻人。有些人信心满满，干点什么不能挣钱？（答案可能是）不行。几年前，一个女志愿者早上5点去捡瓶子，发现已经被起得更早的拾荒者捡完了。所以活动结束后，基本没人觉得露宿者是个懒惰的群体了。
我自己也参加过“野宿”，就算再怎么熟悉，真正进入那个环境，才能体会到他们的一些难处和压力。比如大垃圾桶里只有半桶垃圾，你看见里面有瓶子，捡还是不捡？捡就意味着整个身子要进去，这需要做很久的心理建设。还有晚上睡觉，最担心的不是安全问题，而是鞋子丢了怎么办。后来我们去快餐店里睡，凌晨3点，店员就把冷气开得超足，把你冻醒，有时还会敲着桌子骂你。
这些年我时常会想，到底什么样的帮助才是他们需要的。
之前有个服务对象把家产赌光了，睡了几十年大街，中风了也没人管。我们给他在郊区的村子租了间房，去年冬天下大雪，他起夜时摔倒了，在雪里躺了一夜才被发现，成了瘫痪。这件事对我的打击很沉重：我们到底是在救人还是在害人？如果没有我们，他可能一直以中风的状态生活，但现在他瘫痪了。还有前面提到的“四妹”，被送回原籍3个月后，又被同乡带出来继续卖淫。这种感觉就像她刚从虎口脱险，我们又给推了回去。
所以我曾在演讲中说：“不要替露宿者做决定，甚至是在他们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发出他们根本不需要的求救信号。”
我们办公室的墙上贴着一句话：“他就像一个邻居，只不过没有房子。”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这样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