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顺洋行，又名颠地洋行(Dent & Co.)，是十九世纪中叶在华最主要的英资洋行之一，是英资怡和洋行和美资旗昌洋行的主要竞争对手，主营业务是*片鸦**、生丝和茶叶。颠地洋行在中国通行的中文名称“宝顺洋行”，主要取其“宝贵和顺”的意思，以期望在中国本地的发展有所顺利。
1823年，英国人托马斯·颠地(Thomas Dent)以撒丁(Sardinian)领事的身分来到广州，并以合伙人的身分加入大卫荪洋行(Davidson & Co.)。1824年，大卫荪离开中国，该洋行改名为颠地洋行(Dent & Co.)。1826年，英国人兰斯禄·颠地(Lancelot Dent)来到广州，加入宝顺洋行。1831年，托马斯·颠地(Thomas Dent)离开宝顺洋行，兰斯禄·颠地成为宝顺洋行的主要负责人。1840年代，比尔(T. C. Beale) 加入颠地洋行成为合伙人，颠地洋行称为颠地比尔洋行 (Dent, Beale & Co.)。1857年比尔过世后，又恢复成为颠地洋行(Dent & Co. )。
兰斯禄·颠地与当时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的老板渣甸(William Jardine)，同样是广东著名的*片鸦**商。Dent在到达上海之前就已闻名遐迩，他就是1839年林则徐禁烟运动中的“*片鸦**贩子”之一。1839年，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广州查禁*片鸦**时，二月初八日，下令捉拿颠地，希望以此杀鸡儆猴，劝外国*片鸦**商交出*片鸦**。在林则徐眼中，“该夷民（颠地）常与汉人往来，传习夷字，学习讼词，购阅邸抄，探听官事，又请汉人教习中国文字，种种诡秘，不可枚举”，由于他“递年逗留省城，凡纹银出洋，烟土入口，多半经其给付”，因此“诚为首恶，断难姑容”（《饬拿贩烟夷犯颠地稿》）。1839年4月颠地被林则徐驱逐出境。当时林则徐为了“探访夷情，知其虚实，始可以定控制之方”，专门组织人员在澳门收集英文报纸并翻译成《澳门新闻纸》，以供官员甚至皇帝参考，但信息来源其实多采自颠地资助开办的《广州周报》与马地臣（怡和洋行创始人）创办的《广州纪事报》。
*片鸦**商兰斯禄·颠地(Lancelot Dent)。
宝顺洋行最早的总部设在香港。1843年，上海开埠，宝顺洋行发现上海邻近杭州、嘉兴、湖州地区的生丝和浙江、安徽的茶叶，而早在1844年，颠地洋行（中文名为宝顺洋行）就在上海开张营业了，是最早到上海设行的洋行之一。
最早的宝顺洋行
1858年，外滩，宝顺洋行。
今天外滩的中山东一路14号，宝顺洋行建起四层楼的东印度式楼房，原址上门口还摆着一门大炮
宝顺洋行在外滩14号建造楼房，该楼后来卖给了德华银行。
*片鸦**战争后，中英签订《南京条约》，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成为通商口岸对外开放；1843年11月上海正式开埠，以经营*私走***片鸦**起家的宝顺洋行即进入上海。作为最早的抢滩者，宝顺洋行是第一个在上海租地的洋行，1844年5月（距上海开埠后仅半年），宝顺洋行即与上海本地农民草签租得面积13.8亩土地，一年后又扩租了相邻地块（两块地在今中山东一路14、15号的位置）。1845年11月29日颁布关于租地的规定——《上海土地章程》（又称《上海租地章程》），上海设立租界，在上海城厢北郊划定租界范围，确定土地“永租”制度，以签注道契为租赁土地重要凭证。相关操作程序直到1847年下半年才予以确定，由此可见颠地的抢跑意识。1847年12月31日颠地办妥官方备案的“租赁登记手续”，取得盖有上海道与英国领事印章的上海第1号英册道契，分地第8号，面积13亩8分9厘，租金20841文。在*片鸦**战争后，颠地获得很大的利益，上海港及周围100里范围内的土地几乎完全归他所有。
汉口路的圣三一教堂Holy Trinity Church是由宝顺洋行捐地修建的。捐地给Holy Trinity Church的是英册第一号道契书，获得永租的宝顺洋行，开埠后的宝顺洋行在外滩九江路一带拿了不少的地。1843年另一英国老牌商人比理（Thomas Chaye Beale）加入宝顺洋行成为合伙人，到上海后主管宝顺洋行的业务经营；比理的另一身份是葡萄牙驻上海领事（同时兼任荷兰副领事）；比理早先曾租下不少土地，以后多次捐献与转租，如今天九江路219号（近江西中路）的圣三一堂，最初的教堂于1847年建在他捐助的土地上；
圣三一教堂
1893年Holy Trinity Church
1893年Holy Trinity Church
1893年Holy Trinity Church
圣三一教堂
圣三一教堂
此后宝顺洋行又将自己租下的外滩土地部分出让给1847年成立的英商上海总会，外滩3号的英商总会建筑于1864年落成开放；
1864年的英商总会
上海总会1909年在原址建6层新楼，1910年1月启用
宝顺洋行比理的该地块的北邻是外滩 4号 天长洋行（后更名天祥洋行），当时天长洋行因自身实力有限，便邀约了宝顺洋行来合作建房；外滩 4号原是天祥洋行的物业，始建于1860年，是一幢3层砖木结构的房屋。1914年由保安、保家等保险公司联合租赁，将原来的3层砖木 结构 房屋改建为6层大楼，是公和洋行在上海设计的第一个作品，也是上海第一座采用钢框架结构的建筑。
1857年，外滩，天长洋行。朝北可见江海关等建筑。
天长洋行，开设于1850年前，1858年改组后为天祥洋行，丝绸检验商，经营丝绸类生意。
天祥洋行
随后宝顺洋行将外滩4号分摊所得的面积用作下属友宁保险行（Union Insurance Society of Canton）的营业处。1805年宝顺洋行前身——大卫荪洋行与怡和洋行的前身——麦格尼亚克洋行在广州创立第一家外资保险公司——谏当保安行，主要经营水火险与意外险，两家洋行每三年轮流担任经理，规定每五年停业结算一次，并改组换届，直到1835年宝顺洋行宣布退出，1836年怡和洋行（其时尚未启用怡和洋行的中文名称，名渣甸洋行）接管改组“谏当保安行”为“谏当保险公司”（后易名广东保险公司），宝顺洋行则于1835年在广州另创友宁保险行，又名于仁洋面保安行、保安保险公司，经过屡次并购扩张及体制改革，最终发展成为业务遍布全球的保险公司。由于友宁保险行的影响，因此外滩4号曾长期被称作友宁大楼或联合大楼（Union Building）。
外滩4号有利银行
外滩4号有利银行
最早飞驰在上海的客运快艇是宝顺洋行的，当时宝顺洋行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怡和洋行。两者的*片鸦**进口量和货船数目都不相伯仲。据称，宝顺洋行拥有当时最大的快艇“水妖”号。就飞剪船这样的帆船型快艇而言，颠地洋行的“水妖”号最有名气；它是用来贩运*片鸦**的，在那时与怡和洋行的“红色海盗”号齐名。飞剪船是一种高速帆船，发明者是美国人约翰·格里菲思（John Griffiths）。这种船是前端尖锐突出又空心，外型瘦长且吨位不大，但航速极快。飞剪船的出名与其在中国进行*片鸦***私走**有关。
一度是世界上最快的船——飞剪船。
飞剪船再快还是帆船。1765年，詹姆斯·瓦特发明了双缸蒸汽机。三年后，他与伯明翰轮机厂老板马修·博尔顿合作研制了博尔顿·瓦特发动机，蒸汽机不仅使航速提高，同时也推动航线的革命。蒸汽船可实行最直接的航线，不需采取顺风顺流的迂回航行。为了超越对手，颠地洋行特地购买了一艘当时最先进的快艇蒸汽船。当时，邮件自欧洲至上海的线路是：欧洲——新加坡——香港——上海。由于颠地洋行投入了快艇“Ly-ee-moon”号，把抵达香港的欧洲邮件再转运到上海的时间大大提前。快的目的就是一个：利润。利润不在船票，而在于资讯。而颠地洋行驰骋在香港到上海的蒸汽船快艇“Ly-ee-moon”号，主要是载客和运送邮件的。快艇比其他船只抵达上海要早一到两天，这是一个多么大的优势啊。不要说一到两天，就是早一个小时，就能产生甚至是翻天覆地的变数。令“时间就是金钱、速度产生效益”变成现实。早一分钟获得信息，就可以让白花花的银子流进你的口袋。
超越飞剪船的蒸汽船。
黄浦江上的快艇。
有意思的是，快艇到上海后，乘客却不能立刻离船。要等到在上海的颠地洋行获取了贸易信息，并做出了对*片鸦**、茶叶、丝绸和细布等一干商品的买卖决策之后，才能让乘客下船。也没见有乘客抗议或是赖船不下要索赔的。想来，并不是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缘故。不管怎么的，你总比坐其他船的人早到上海N个小时，你也同样赢得了时间，抢得了个先发的位置。或许，你额角高运道好的话，可能会一时比不让你下船的颠地洋行还赚得多。
宝顺洋行在将自己的业务拓展到中国各地的同时，也与日本展开贸易，之前已在上海的英资银行因总行设于英国或印度而需把所获利润寄回，故难以满足包括宝顺洋行在内的众多洋行的经营需求，1865年3月，香港上海汇丰银行（该中文名称于1881年确立）成立，总行设在香港，上海分行直接管辖它在中国本地的业务，以及日本通商口岸的生意。作为主要发起人之一的宝顺洋行，被推举为筹建时期临时委员会的主席，它将自己在与日本贸易中获取的二十五万英镑利润中的大部分投资到这家银行，成为创始股东。
最早的汇丰银行（左）
最早的汇丰银行
1866年的伦敦金融危机波及到宝顺洋行，同时一位葡萄牙籍雇员做假账败露使得洋行屋漏偏逢连夜雨，1867年遭受沉重之后，因经营失败，1898年，宝顺洋行将汉口路一侧14楼转让给了德华银行，一战爆发后，德华银行被交战国的我中国交通银行接管。两家银行两次重建了14号楼，如今它是上海市总工会的办公楼。
德华银行
德华银行
德华银行
中山东一路14号上海总工会
1899年宝顺洋行又将临近九江路的中山东一路15号楼转让给华俄道胜银行，1906年拆除旧楼后重建新楼，1928年11月这里成为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的所在地，1949年后曾作为上海市航天局的办公楼；这幢经历了百年风雨的建筑同样也阅尽人间的沧桑，现在它是中国外汇交易中心。
最早的华俄道胜银行
最早的华俄道胜银行
1906年拆除旧楼后重建的华俄道胜银行
华俄道胜银行
华俄道胜银行
华俄道胜银行
宝顺洋行走了，但留下了“外滩”。1898年《申报》刊登了一则宝顺洋行的广告“……倘荷见顾，请至二马路外滩”（二马路，今九江路）。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外滩”之名第一次见诸于文献。数十年后，外滩成为通行的正式名称。
如今虹口的丹徒路（邓脱路）当时就是为了纪念Dent，其实早在1860年，宝顺洋行就在那里（东大名路、高阳路一带）建起了上海第一个轮船码头——宝顺码头。
南昌路南和陕西南路东的沿街大宅在1947年的行号路图上标明为R.V.Dent私邸。这个“Dent”是颠地家族成员吗？回答是肯定的，他是 富三代R.V.颠地的豪宅。
南昌路南和陕西南路东的沿街大宅
R.V.Dent是富三代，出生于山东烟台，当时，他爹在那担任海关副关长。R.V.Dent多才多艺，从1939年行号录，我们了解到他是一位音乐家，也是医生。在他的斜杠人生里，他还是摄影家，插画师。1939年，R.V.颠地先生工作单位为雷士德医学研究院（Henry Lester Institute of Medical Research）。
在1857年绘制的上海黄浦滩全景图上， 所有洋行中宝顺临街的跨度最长，它的右边就是中国海关。 由此可见宝顺洋行在第一次*片鸦**战争后在上海的名气和实力。而宝顺洋行的这种一流地位是以商业经营活动中的 冒险精神以及不断的成功之举为自己奠定的 。该行进行的其中两桩冒险性商业经营活动就十分有代表性。
其一，1859年日本长崎根据日美通商条约开埠，1860 年宝顺洋行就在贸易条件尚不明朗的情况下派船载货去了长崎，依赖于随船买办的灵活和毅力打通关节，实现了以货易货的交易。此次冒险宝顺洋行不但"大获厚利"， 且还在上海洋行中率先打开了东洋口 岸。
其二，1860年10月中英《北京条约》签订后不久，当时长江流域大部分都处于太平天国运动的控制之下，而宝顺洋行大班就率领该行商轮冒险穿过南京一带太平军控制区，"探路至汉口"， 该轮成为汉口开埠后第一艘进港的外轮，连英国外交官巴夏礼率领的英舰也迟后他们一周左右才抵汉口 。除了要穿过太平军控制区外，当时长江流域尚没有浮标和灯标等利于航行的设施，而大部分流域急流险滩对于商船来说也极难克服，其冒险精神可见一斑。
1850年代后期上海的洋行日益增多，在旧有的贸易领域及经营渠道上竞争十分激烈，获利亦日趋平淡，开拓新的市场和经营领域是获取高额利润的唯一出路。为此宝顺洋行以极强的竞争意识，不惜冒风险地抓住一切获利机会。《北京条约》签订后的次年宝顺洋行就在条约规定的新开口岸烟台、天津、牛庄、镇江、芜湖、九江、汉口等处均设立起办房，并建立起拥有四艘轮船的长江航运船队；在日本开埠后不久，继打开长崎口岸贸易之后，宝顺洋行又相继开通了与横滨、神户、箱馆等埠的贸易。 正因为宝顺洋行这种强烈的竞争冒险精神，在第二次*片鸦**战争后处处以抢先一步的优势获得了高额利润 。不过福祸相依，宝顺洋行的盛况并没有维持太长时间， 晚清四大买办之一的宝顺洋行的买办徐润在年谱中对该行经 营状况的描述自1863年起就变得暗淡了，逐年由"尚稳"、"稍差"、"颇觉收缩"，直至"极清"。
宝顺洋行的衰败与其轮航业的经营息息相关，尤其是长江轮航业是第二次*片鸦**战争后洋行之间竞争最为激烈的领域， 宝顺洋行是最早在上海涉足轮航业的洋行之一 ，在长江轮航对外开放后，它又是捷足先登者，并率先建立起拥有四艘轮船的长江船队，由此它也获得最初的高额利润。 宝顺洋行的衰败很大程度上与其在同美商旗昌轮船公司的长期竞争中节节败退的局面相关。 随着汉口等长江沿岸港口开埠，长江流域利润丰厚的轮船贸易引起各帝国主义资本家的垂涎，各洋行纷纷涉足长江轮航业。在这样的情况下，拥有早期优势的宝顺洋行船队遇到了后起的代表美国资本的旗昌船队的有力挑战，宝顺不主示弱，与旗昌船队进行了激烈的搏杀。以旗昌为一方，宝顺联合琼记洋行船队为一方，双方之间断断续续竞争搏杀了数年， 最后的结局是1867 年初旗昌购买了宝顺的两艘船及其在上海的岸上设备，从而奠定了它在中国轮航业的霸主地位，而宝顺洋行则在该年关闭。
西方评论家评论宝顺洋行的衰败时往往认为是 因为其经营方式过于冒进 ，作为行东的颠地自恃资本雄厚的一系列经营决策对洋行的正常经营造成巨大伤害，宝顺洋行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冒险精神使它达到过成功顶点， 但过于冒险和冒进却使它投资过量，导致其衰败 。但是究其本质，则是 在第二次*片鸦**战争后，被殖民政策强行推动的中西方贸易，由于超出市场正常成长速度的过热发展造成了危机。这就如徐润所说的：洋行林立，生意四通八达，但贸易量并未改变，突然膨胀的投资热潮使一些洋行在剧烈的竞争中失败，宝顺洋行只是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