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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2014年，上海的翟一平在一次体检中被查出患有肝癌。之后，翟一平开始钻研相关的医学知识，他便经常和各地的肝癌患者在QQ*交群**流。
期间，他留意到国外两个前沿药物PD-1利尤单抗注射液和E7080仑伐替尼。欧洲肿瘤内科学会和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公布E7080联合PD-1抗体的临床数据，疾病控制率逼近100%。
据病友介绍，翟一平自己治疗见效后，他会把这两种药介绍给病有，但在群里从并不主动卖药。
2016年开始，翟一平帮网络中的病友从德国代购抗肝癌药。2017年，他辞去了项目经理的工作，从代购药物中获得5%左右的报酬。两年下来他成为病友群里的顶梁柱。
湖北十堰刘先生的父亲2015年发现罹患肝癌。2017年复发，医生普遍认为他的父亲没有手术的必要，生存期最多3个月。情急之下，他托人找到了翟一平请教。翟一平推荐他用PD-1加联合靶向药(就是仑伐替尼E7080)。
咨询后，翟一平没有直接推销药物。由于这两种药物没有引进内地，刘先生到香港买药一个月至少15万元。而翟一平收了5%的代购费，还比香港便宜2万多。
刘先生说，“这种药的效果，不仅仅是家人，连当地医院的医生也表示从未见过能把肝癌控制如此好的药物。”
由于PD-1需要全程冷链配送，患者自行购买无法保证温度。但翟一平销售的抗癌药，有冷链配送、有专门的德国渠道，价格只在德国原售价基础上加5%。但就是这5%的利润，使他面临牢狱之灾。
2018年7月底，翟一平因涉嫌销售假药罪被刑拘，现羁押于上海市看守所。截至8月9日，来自广东、福建、海南、江西等地的病友自发写了163封求情信，希望翟一平能早日出来。
但翟一平被抓，病友们不知道该找谁买药了，“去香港既贵还麻烦，找其他代购者怕买到假药或没法保证药品全程冷链，我们该怎么办？”
自己去香港买药既贵又麻烦，这无疑是多数病友的心声。与他们相比，早已离世的小凤雅既没有治疗渠道，也没有足够的金钱治疗，无疑更凄惨。我不想消费死者，只稍微提下。这也许是铭记小凤雅最好的方式。
02
对于不到4岁的皓宇来说，虽然没有风雅的波折，但童年正在成为很痛苦的记忆。
与别的小朋友进入幼儿园不同，皓宇面容惨白地躺在天津市肿瘤医院儿童肿瘤科的病床上，身上插着导管，依偎在母亲李蓉的怀里。
讲述儿子病情时，李蓉一脸愁容，眼泪一直在眼珠里打转。皓宇患的是神经母细胞瘤，一种罕见的儿童实体肿瘤病症，被发现时已在全身转移扩散。
“他这么小，怎么会得肿瘤？”两个月前，皓宇在天津儿童医院确诊时，李蓉仍不敢相信，仅有3岁多的小皓宇，会患上这种病。
化疗的第一个疗程，小皓宇恶心呕吐、吃不下饭、感冒发烧，整日咳嗽……第一个疗程，皓宇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输了4磅多血。在此之前，医生曾经劝过李蓉一家人放弃，“继续治下去，有很大可能人财两空”。
李蓉孤身一人住在肿瘤医院附近，每日花费在200到300元，主要用在食宿上。她很少带儿子去人多的地方，怕花钱，更怕感染。每天在医院与出租房两点一线之间奔波。夜幕降临，巨大的孤独感就会袭来。
小皓宇的治疗之路还很漫长，如今才刚刚开启第二个化疗疗程。但让李蓉更发愁的是孩子的治疗费用发愁。如今，皓宇的治疗花了6万余元，想要治好，一共则需十余个疗程。
无独有偶，不仅是小皓宇为治疗费用发愁。2016年冬，一对走投无路的山东父母，走上了济南的城市中心泉城广场，举起一块白底红字的血书泡沫，上面写着“马法兰来救儿子命”。他们以这样一种近乎决绝的方式，吸引到了当地媒体关注，换来了马法兰和一岁儿子明亮的双眼。
马法兰是由医药巨头葛兰素史克（GSK）圣餐的。早在1996年，马法兰就已获批进入中国，但当时的定价不能超过70元/瓶（2mg每片、25片一瓶），是当时中国内地最便宜的抗癌药之一。而在国外，马法兰（30片2mg）的售价高达360美元/瓶。
巨额差价让葛兰素史克亏损严重，后将马法兰撤出中国。2012年，他们将马法兰卖给另外一家药企Aspen后，该药就再未申请进入中国市场。
03
有病没钱看，有钱买不到药，这无疑是最为悲惨的事情。但对生活在珠江、42岁的林晓英来说，2013年的癌症打破了人生规划。
“我不想动手术，反正都会死。我的辛苦钱是拿来买房子的，不能丢进医院。”这是林晓英被确诊为癌症时候的第一反应。
有一次早餐，林晓英喝了一碗过甜的浓豆浆反胃，并引发了无休止的咳嗽。她心想：去医院照个胃镜吧，总是不按时吃饭，说不定胃溃疡了。
检查结果显示，一颗4厘米*3厘米的恶性肿瘤，依附在她的下半段食管上。
这让林晓英会想起过去3个月裤子越来越宽松，她以为是过度忙碌所致。如果没有那碗反胃的豆浆，林晓英还能为买房梦多努力一点，而这颗恶性肿瘤将侵犯她的胃部。
林晓英哭了，两句话在脑海中翻来覆去：“我才四十二岁，为什么？我做了什么坏事，为什么？”但家人们口径一致，“做手术吧，保住命，钱能再赚。”
一周后，林晓英和家人背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抵达广州。入住广东省人民医院的头几天，林晓英一点儿也感受不到身体里活跃的癌细胞。
她和丈夫在医院附近散步，从中山二路走到中山三路，再从中山三路走回中山二路林晓英持续感叹，“大城市也好不到哪里去啊！几百万说不定只能买马路边上的房子，天天被车吵。”
对于病情，主治医生建议，“虽然可以做微创手术，但她还年轻，开刀会更彻底一些。”林晓英的丈夫在楼梯间，烟一根又一根，缓缓踱回病房。病房里的林晓英，眼泪掉了下来。
术前准备1个星期，术后康复2个星期，林晓英只在广州医院待了21。
每日低则1500元，高则2500元的医疗费用，加上一场2万元的手术，6万元已经跑不掉。
为了照料她，一家人租了一套房，两房一厅。每日250元的房租，一个月就要7500元。“拿命换钱？拿钱换命？”
根据医生的建议，林晓英回家休养后，需要在当地医院接受放疗和化疗，安心休养。医生的建议是林晓英必须结束“拿命换钱”的生活状态。
20年来，林晓英以鞋业谋生，对含有苯、二甲苯和甲醛等致癌物质的制鞋原料没有一点点防备之心。日复一日、长年累月，会如何激活躯干里的原癌基因，尽管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
二十多岁时，林晓英和丈夫开了一个小作坊，自产自销手工皮鞋。那几年，天刚刚亮，她就踩着三轮车到早市摆地摊；午饭后，闷在作坊里做鞋，粉尘在从阳光里跳动，直到黑夜才消失。
谋生、栽培女儿、买房子是最初的人生目标。生活中，林晓英舍不得花钱买漂亮衣服，舍不得去旅游，舍不得花钱补一补。当储蓄本账户余额突破200，000元人民币时，她本可以在当地买上一套小商品房。女儿上高中后，她的目标变为：帮女儿在广州买房子。
她没有意识到，20万在广州连一套郊区、二手、小户型的房子首付都不够。穷人追不上房价，穷人不敢生病。一踏进医院，1年就可以花光整整20万。
就算不知“拿钱换命”的生活方式是否真的能够延长第二人生，但与死神谈判过的人，异常惜命。
然而15个月后，林晓英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癌细胞转移。2015年冬天，医生宣判了死刑。
2016年初夏，癌细胞在身体里活跃了30个月后，林晓英离开了。没有房子，没有存款，没有命。
04
林晓英的经历正好是多数人中国式拼命的缩影。我们累倒了，追不上房价，握不住性命，钱还是不够花。
在中国，有千千万万的人不自知活在致癌高风险环境，也有千千万万的人穷尽一生仍追逐不到房价。穷人追不上房价，穷人不敢生病。
如今，翟一平所在的QQ群里，仍然有很多患者不理解他的遭遇。明明在国外证明有效的药，为何要被算作假药？翟一平的代理律师斯伟江认为，是不是假药，不能一刀切。
目前，翟一平的案件仍在侦查阶段，虽身患癌症，但仍无法取保候审。现在的翟一平情绪很低落，“我主要目的是救人，然后顺便自己赚点小钱，怎么就进了看守所。”
我也是同样不解。20世纪90年代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平板，我活得挺开心的。如今，互联网、手机平板是工作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但我每天转两班地铁，没有时间学习、思考，更别说娱乐了。但生活还是一地鸡毛：苦苦挣扎，只够生活，不敢生病，不能买房。多数漂泊者在命和钱之间，选择了后者，“以命换钱”。但这就是我们想要的生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