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鎧

编辑|刺猬

对劳工群体的影响

威廉二世时期的劳工政策改善了劳工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水平。首先，劳工的工作时长普遍缩短，休闲时间有所增加。

与19世纪70年代的工作时长相比，1914年的劳工每日工作时长从大约14小时下降至11至10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从72小时降至55小时。

自19到20世纪之交以来，周日放假的规定在工业界基本上得到执行，在一些行业中，周六下午放假也已经很常见了。 劳工可用的空闲时间增加了，即使只有少数公司允许休假几天。

其次，劳工收入在逐渐增加。从1871年到1913年，德国实际工资的平均数则大约增长了50%。

然而，实际工资并不能很好地反映生活水平，工薪阶层家庭的经济现状是由零售价格指数决定的，货币工资的增加往往是由生活费用的增加引起的。

因此，工资收入水平与物价水平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这一时期，女性劳工的工资收入大致是同类男性劳工收入的1/3至1/2。

再次，威廉二世时期的劳工失业率整体上呈现缓慢下降趋势。据统计显示，1876-1877年的经济危机期间，德国的失业率可能高达15%，1892-1893年间的失业率下降至约10%。

尽管德国在1895年后逐渐成为人口净流入国家，但是经济进入长期繁荣阶段，工业化对劳工的需求有增无减，20世纪初的失业率下降到10%以下。

另外，威廉二世时期进一步完善了帝国初期出台的社会保障政策，一定程度上做到为劳工的不良处境兜底。

虽然社会不平等从未停止存在，但社会立法和再分配的影响已使其最恶劣的特征有所缓和，这一点在疾病保险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

随着劳工强制疾病保险的实施和社会实际收入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工人能够负担得起医疗保健和专业的医学帮助，社会的医疗化程度得到极大提高。

再以养老保险为例，绝大多数劳工的薪酬会随着年纪增大而逐渐减少，与大量可以返回农村地区养老的农业工人不同，劳工对城市的依赖性根深蒂固，养老重任只能寄托于家庭中其他人来分担。

自1889年养老保险被引入后，养老负担从劳工家庭转移到政府和社会方面。尽管保障金额有限，到1914年，大多数劳工能够获得维持生活的养老保障。

劳工教育的发展对提高劳工的整体素质意义重大。义务教育的推行使德国的文盲率在欧洲国家中处于最低水平，提升了德国劳工的基础文化素养。

由于印刷技术的进步大大降低了出版成本，威廉二世时期出现了蓬勃发展的书籍和杂志产业。

加之劳工的识字率较高，工资以及休闲时间有所增加，劳工逐渐培养起阅读习惯。

报纸杂志的普及和廉价文学书籍的畅销吸引了大量劳工观众，即使是那些买不起很多书的人，也可以从大量的公共图书馆和付费借阅图书馆中获得书籍。

在一战前夕，阅读已经成为最受欢迎的休闲活动。

而职业教育则培养了大批掌握工业生产技术的劳工，到1914年时，德国建成了世界最高水准的职业教育体系，受到各国观察家的钦佩。

对德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劳工政策为德国经济发展提供相对稳定的环境，缓解了严峻的社会问题。

德意志帝国自建立以来经历了数次经济危机，在经济动荡期间带来失业率的提高，导致各地时常发生*工罢**运动。

1886-1890年德国经济经历了暂时好转，期间恰逢威廉二世登上王位。不久之后的1891-1894年，新一轮的经济动荡导致价格、投资和利率急剧下降。

从1895年到1913年，德意志德国迎来了持续时间最为长久的经济繁荣期，空前的高投资率和进出口价值的稳步增长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尽管在20世纪初仍然受到短期经济衰退的影响，但这是德意志帝国最持久的经济“繁荣”。

劳工保护政策针对工作年龄、工作时长和工作环境等作出了规定，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劳工的生命健康权、规范了劳资关系，极大减少了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

劳工政策为德国培养了大批高素质劳工，通过强制义务教育和配套的职业教育，德国劳工的生产技术得到提高，顺应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对劳动力提出的更高要求。

这一时期德国工业制品的质量得到明显提升，国际竞争力持续增强。

在1876年的美国费城博览会上，德国商品因品质低劣遭到毁灭性批评，德国制造商的声誉大受损伤。

在19世纪80年代的英国，“德国制造”仍然是劣质商品的代名词。

由于德国劳工素质的不断提高，不久之后，“德国制造”转变为英国消费者追捧的高质量 产品，并享誉全球，成功实现了“德国制造”一词的华丽逆袭。

1891年，电力生产仅为德国经济贡献了4500万马克，到1913年，这个数字上升到13亿马克。

电力的广泛运用为大型工厂和深矿井、小作坊和偏僻的农家院、城市街道和个人家庭提供新能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样，新兴石化工业的副产品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们提高了德国在国际上的工业地位。

到1900年，德国生产了世界上90%以上的合成染料，并在某些重化学物质、药品和电化学方法衍生产品的生产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在1914年之前，德国的出口就已经渗透到几乎所有曾由英国主导的行业领域，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贸易出口国。

劳工政策为德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基了较为先进的制度保障，加快了德国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步伐。

尽管劳工保护政策一定程度上对企业造成负担，但事实证明，劳工保护并不是工业发展的绊脚石，相反，它使工业越来越合理化其生产方式。

但最重要的是，对劳工的保护具有确保机械化不仅有利于生产增加，而且有利于劳工自身的效果。

在劳工保护的压力下，现代工业卫生、技术事故预防措施成为技术的一个独立分支，并改善了工厂和车间的卫生条件。

这又会推动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使德国在1895年至一战爆发前的20年间经济高速发展，从而创造了“第一个经济奇迹”。

从生产数据上来看，威廉二世时期的工业发展实现了巨大进步。从1886年到1911年，德国的石材和褐煤产量从3400万吨增加到2.18亿吨，生铁产量从1886年到1913年的400万吨增加到1800万吨。

从1891年到1910年，水泥产量从250万吨增加到600万吨，发电厂的产量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从0.2增加到110万千瓦。

据估计，从1889年至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德国工业的产量增长了两倍。

而同时期的人口增长约为20%，这表明人均工业消费品大幅增长，侧面说明了这一时期德国民众生活水平的改善。

劳工政策是社会改革在工业领域的显著成果，不仅使德国的经济实力在工业化国家中居于领先地位，还引发了德国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劳动力再分配，从而加快了城市化的发展。

一方面，城市中的工业岗位增长迅速，对劳动力的需求旺盛；另一方面，劳工政策使工业生产更加规范化，劳工各项保障相对完善。

因此吸引了大量劳动力加速逃离农村，主要从东部的农村地区迁移到柏林、莱茵河和鲁尔河周围蓬勃发展的工业中心，转变成工业劳动力。

1895年之后德国逐渐成为人口流入国，越来越多的德国劳动力也选择在国内流动而非远走他乡，即便如此，德国社会仍然面临劳动力短缺问题。

19世纪90年代以后，德意志德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

不同于建国之初的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这一时期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均有所下降，总体上，这一时期的人口增长率均维持在1.2%以上，高于1890年之前的水平。

尽管在1873年之后的20年间国内出现了几次严峻的经济萧条，但是德国人口仍在增长。德国人口的强劲发展当然不仅仅是工业化的结果。

人口自然增长反过来又受到延长寿命、降低死亡率、特别是降低婴儿死亡率的积极影响，以及受到婚姻观念世俗化等的消极影响。

值得关注得是，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与妇女参加工作息息相关。

工业化时期，一般情况下仅靠男性劳工的薪水很难养活一个家庭，越来越多的妇女不得不外出谋一份工作补贴家用，因此生育孩子就会造成一种时间负担。

同时，义务教育制度和禁止童工立法等保护性法规的完善又大大提高了育儿成本，也使劳工家庭的生育数量减少。

对德国社会政策发展的影响

社会政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是一个逐渐明晰且日益受到重视的概念。

在德意志联邦时期，社会政策仍然是一个新奇且模糊的概念，它们要么是内务部各部门处理的次要业务，要么就被委托给一些半官方的产业机构。

尤其到19世纪40年代后，工业革命产生了大量脱离农业生产的劳工群体，他们流入城市并普遍面临着疾病、工伤和贫困问题，*工罢**事件时有发生，造成一定程度的社会动荡，这种现象被称为“工人问题”。

“工人问题”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逐渐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成为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

对于这一时期倾向于自由主义的德国政治精英而言，工业化的进程是不可逆的，而一味*压镇**也不是可行的长久良策，他们主张从制度层面建立相关私人和公共设施协助劳工实现合作自助。

但是劳资冲突的增加、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以及帝国早期的经济危机刺破了自由主义构想的泡沫，为应对这种前所未有的社会问题，社会政策逐渐进入统治者的视野。

社会政策学会在1872年成立后，为俾斯麦政府的社会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自俾斯麦在19世纪80年代引入社会保险时起，德国便开启了现代社会政策的发展历程。

19世纪90年代，德国经济学历史学派中年老一代与年轻一代学者在政治经济学的价值与理想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并进一步导致方*论法**上的大辩论。

老一代学者以古斯塔夫·施莫勒为代表，年轻一代学者以韦伯和桑巴特为代表。

新一代的学者希望打破国家权力对社会政策的驾驭，主张以促进人格发展为目标，将社会政策的讨论框定在纯粹的学术领域。

其中，韦伯主张扩大工会和集体谈判的力量，尽管这意味着削弱国家在社会政策中的家长式作用。

威廉二世时期，社会政策的制度化进程明显加快，成为采用立法或行政手段调节社会矛盾的国家政策。

由于这一时期主要社会问题仍然是工人问题，因此如何使劳工融入国家和社会是这一时期社会政策的主要任务。

1890年威廉二世颁布“二月敕令”，将劳工保护上升为国家任务，标志着社会政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首先，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劳工保护立法，不断改善劳工的工作条件，鼓励劳资双方依法进行和平协商，并扩展劳工保护的领域，充实了社会政策的内容。

除了工作场所的相关保障政策，从20世纪初开始，越来越多的城市扩大并加强了公共卫生服务，培养工人阶级的卫生保健意识。

在二十世纪初期，许多城市建立了由专业医生运营的福利咨询委员会，旨在向工人阶级母亲提供婴儿护理和喂养方面的信息，改善劳工家庭的儿童保育情况。

其次，参照劳工政策的模式，社会政策服务的群体进一步扩大。除劳工外，白领雇员、农民、工匠、移民、难民等几乎所有社会群体都成为社会政策的对象。

19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和解政策的暂停，威廉二世提出所谓“集结政策”，即：集结一切资产阶级力量以*制抵**社会民主*党**的政策。

这种集结政策的物质基础应是有利于手工业和农业的中间等级的社会政策。这表明社会政策开始向其他社会阶层兼容。

在世纪之交，强制性保险逐渐扩大到白领雇员。此后，德国政府又先后颁布了《军官养老法》、《士兵抚恤法》和《遗孤救济法》。

1911年是德国社会政策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其中一个重要成果是《雇员保险法》，该法律为缴款和福利高于工人保险的雇员设立了单独的养老金和遗属保险。

它成为一种模式，今后所有关于改善工人保险和在社会保障制度中工人与雇员平等的要求都将建立在这种模式之上。

这就结束了社会保险和工业领域之间的单一联系，扩大了参保人群。

1911年的《雇员保险法》不仅使职员团体在保险方面享有超出工人的特权，而且也第一次对职员概念作了法律定义。

在这里，从立法上出现了一股旨在加强全体职员的共同性并严格地与工资劳动者区别开来的强大作用力。

另一个重要成果是《帝国保险条例》，它不仅将现有的社会保险的各个分支总结起来，还首次使没有自己保险权利的残疾工人寡妇获得了配偶的养老金，这些养老金也会发给被保险人留下的孤儿。

这标志着德国的社会保险结束了单一的个人保险原则，实现了家庭保险的可能性。以上构成了一战之前社会政策的重要内容。

此外，威廉二世时期尚有很多劳工政策的提案未能成为现实，在此之后得到了进一步讨论与践行。

在魏玛德国，新时代赋予共和国社会政策的变革使命，至此拉开了帷幕，围绕社会政策展开的政治行动一一“福利政治”也从此形成。

这一时期的社会政策在威廉德国时期社会政策的基础上持续发展和完善， 威廉德国时期开始尝试的雇员共决权和失业保险制度在这一时期得到更为深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