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平南宋
第十三章 平南宋
唇亡齿寒
对于南宋的命运，金哀宗早有预言。
天兴二年（1233年）八月某日，在其自缢前约五个月，哀宗完颜守绪悲愤地说道：“（蒙古）已经灭了四十个国家，几年前轮到西夏，西夏亡了又轮到了我国，我国亡了就必然要轮到宋。正所谓唇亡齿寒，这是很自然的道理。”
这番话的听者是曾主管蔡州军务的皇族阿虎带。两个月前，哀宗已从南京（今开封）逃到蔡州。尽管知道金大势已去，他不愿意束手待毙。由于战火连年，蔡州邻近州县已经废耕了很长时间，存粮很少。他正要派阿虎带去宋廷筹借粮饷，准备与*攻围**的蒙古军长久周旋。
哀宗接着对阿虎带说：“如果宋与我国联合，所有对我国有利的事情，必然也对宋有利。你可以把这个道理讲给他们听，让他们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阿虎带将这些话带到南宋，却没从南宋带回一粒粮食。
南宋并不缺粮。就在八月，宋理宗（1224—1264年在位）还下诏让江淮制司调拨一百万石米麦救济归附的军民。南宋有的是对金的刻骨仇恨：自金太宗入侵北宋，致宋廷有“靖康之耻”、淮北沦丧，此国仇家恨已经持续百年，虽在宋孝宗治下蛰伏有年，但一旦感觉到有机可乘，宋廷就会毫不犹豫地去报复。
金哀宗对这种仇恨并非不知。
正是为了减少来自南宋的威胁，哀宗继承皇位后的第三个月，即正大元年（1224年）三月，就派官员李唐英去滁州（今属安徽）与南宋通好。可是，南宋官员讨论了十几日后，“和事竟不成”。六月，又派官员到淮河岸边的光州（今河南潢川），告谕金宋边界的军民再也不会南伐。而后宋军对金攻势有所收敛。①
至少从金史资料上看，金哀宗对两国和好颇有诚意。正大二年（1225年）十月某日，他对官员们说：“如果真能与宋和好，让我的百姓过上安定的生活，你们还想对宋用兵吗？你们应该明白朕的意思。”
然而，哀宗的觉醒为时过晚。就在他说这番话的当月，就在曾经诏告边民再也不会南伐的光州，金军与宋军展开了一场厮杀，金军“获马数千，杀人千余而还”。
哀宗显然低估了两国之间的仇恨，尤其低估了南宋对金的仇恨。
事实上，宋金在13世纪初——蒙古入侵前夕——的首场战争，就是南宋挑起的，时间是在开禧元年（1205年）三月。南宋之所以主动挑起战事，是因为看到金朝多难：旱灾、洪灾、蝗灾等天灾不断，因民族矛盾激化而内乱频仍。宋军在当月攻入金的秦川（今秦岭以北）。这场战争结束了两国自1164年达成和议以来保持了四十余年的和平关系。之后，在同年的五月、九月和十一月，南宋又多次入侵金的郡县。
泰和六年（1206年）正月，金章宗正式做出回应，谴责南宋撕毁了四十二年前达成的和议。章宗或许根本没有认识到，两国对和议的理解完全不同。对金来说，这份和议当然是公平并且合适的；但对于南宋来说，这份和议不仅不公，还意味着奇耻大辱。因为根据和议，南宋除了要向金缴纳若干岁币，南宋皇帝还要对金帝称“侄”。
毫无疑问，金章宗不会觉得这种称呼有何不妥，实际上，他正是以“叔辈”自居而对南宋进行谴责：“大定初年（1164年），世宗皇帝答应宋世代为侄国的请求……近来群臣多次提到你国背叛了盟约，朕考虑两国和好的时间已经很长，因此委曲涵容。可能侄宋皇帝对此了解得不够详细。要是还是像以前那样侵犯不停，朕的臣下或许又有话说……”
金章宗说这番话的时候是三十八岁，被他称为“侄宋皇帝”的宋宁宗赵括也是三十八岁。我们不难理解后者听到这番话时的心情。正是在这个羞辱性称谓的刺激下，四个月之后，宋宁宗“以伐金告于天地、宗庙、社稷”。
当然，金世宗——宣宗的爷爷——不太可能认识到，他在1164年与南宋达成的和约，虽然使金继续获得可观的财政收入，并且享有外交关系上的优越性，然而，从长期来说却并非金之福。原因在于，要确保在内容上明显不公平的和约具有长期效力，金必须在国力对比上长期占有绝对优势，而事实上金只具有相对优势。因此，一旦其内政外交出现任何问题，都会被南宋认为是翻盘的机会，从而进行军事上的试探。
金世宗效仿的是他的叔公金太宗。如前文已经提到的，辽灭亡之后，金太宗号令诸将伐宋。宋靖康元年、金天会四年（1126年）正月，金兵围困宋的都城汴京（今开封）。根据两国达成的和议：宋同意割让太原、中山和河间三镇（今属河北）；同意每年上贡白银30万两、绢30万匹、铜钱100万贯；两国约为伯侄关系，金为伯，宋为侄。②
对宋廷而言，签署这种和约实属无奈，是权宜之计，并非甘心臣服于金。汴京之围解除后仅一个月，宋将姚平仲就率40万大军进行了反扑，虽然最终兵败，但足以反映出这种和约的脆弱性。在南宋初期，1126年签署的这份和约起到激励军心的作用，使南宋得以抵挡金朝一波接一波的攻势。
需要指出的是，与1126年的和约相比，在1164年的和约中，宋廷的地位已相对提高，因为金已由“伯”降为“叔”，而且岁币数量也有所减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金的实力在相对下降。
1206年，宋宁宗下诏伐金之后，两国交战了两年，结果证明南宋军力仍然处于弱势。1208年，两国又签署了一份和约，其内容与1126年那份基本相同。毫无疑问，对南宋来说，这是难以忍受的耻辱。
金章宗完颜璟肯定不会想到，正是这份在他看来很“公平的”和议，会使金哀宗在关键时候找不到盟友。
南宋一直希望扭转局面，蒙古帝国的出现似乎是一个机会。
最迟在1205年，成吉思汗大军初胜西夏之后，南宋已经注意到这股北方的力量。四年之后再听到西夏大败的消息后，南宋朝廷已经感受到蒙古人的威胁，并命令边境诸军帅臣进行戒备。不过，对于此时的南宋朝廷而言，来自金与西夏的威胁，远比来自蒙古的威胁更现实，蒙古对金和西夏的入侵，也更像是一件好事而不是坏事。1211年，得知金首都中都被蒙古人围困的消息后，南宋开始考虑如何与蒙古联合，以报世仇。
在与蒙古正式结成同盟之前，南宋利用前者入侵金的机会，从1214年开始重新对其世仇发动攻势，企图夺回淮河以北以及陕西等路的失地。但宋军的进展并不顺利，与金军交战往往是败多胜少。
对于宋金两国间的恩怨嫌隙，成吉思汗自然知之甚详。嘉定七年（1214年）正月，蒙古曾派三名特使赴濠州（今安徽凤阳），试图与南宋联合夹攻金，但是遭到当地守将的拒绝。随着蒙古军的声势日益浩大，南宋朝廷也越来越希望与蒙古结盟。1218年，成吉思汗派葛不罕出使南宋。③三年后，南宋派苟梦玉出使蒙古。
成吉思汗对与南宋结盟抱有很高期待，他在弥留之际最后曾说过，金的精兵驻守潼关，以南面的群山和北面的大河为天堑，难以迅速攻破。如果向宋借道，以宋金之间的世仇来看，一定会答应，让我们的*队军**借道唐州（山西临汾）、邓州（位于河南西南），直捣大梁（即金的南京，今河南开封）。金陷入危机之中，必然会从潼关调兵。然而，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必定都疲劳困乏，即便他们的兵马能赶到，也不会有战斗力，因此一定可以打败他们。④
窝阔台让弟弟拖雷负责具体实践父亲的遗言。正大八年（1231年）五月，拖雷率军从凤翔渡过渭水，然后经宝鸡穿过小潼关，准备从那里向金的南京（今开封）进军。他派特使前去南宋州郡借道过兵，同时约请一起出兵攻金。然而，或许是担心蒙古军对自己不利，或许是因为与临安存在矛盾，或许是与金达成了某种协议，或许是蒙古特使过于粗鲁无礼，总之，南宋地方将官把拖雷的特使杀掉了。
拖雷得知消息后大怒，说：“他们以前还派苟梦玉前来通好，怎么这么快就食言背盟了呢？”于是分兵攻打南宋的城池。蒙古军长驱直入，占领汉中（陕西西南部），进而袭击四川，攻下阆州（今四川阆中）之后才返回。
这是蒙古军与南宋军第一次交锋，也是蒙古入侵南宋的一次预演。毫无疑问，南宋官员斩杀蒙古特使一事，加深了蒙古对南宋的敌意。不过，为了得到南宋朝廷的支持，蒙古人将这种敌意压制了下来。
最迟在绍定五年（1232年）十二月，蒙古与宋朝达成盟约，因为正是在这个月，宋蒙*队军**联合攻打了南京（今开封）。次年五月，南宋*队军**（很可能有蒙古军参与）攻克了邓州，三个月后又攻克了唐州。
正是唐州沦陷当月，身在蔡州的金哀宗派阿虎带前去南宋借粮。从史料的记载来看，在阿虎带出发之前，哀宗尚未得到唐州沦陷的消息，他收到的是另一个让他担心的情报：蒙古派了特使王楫去了南宋，而后宋廷派了*队军**护送王楫回国。
但哀宗不知道的是，王楫去南宋主要是办两件事，其一是商量合攻蔡州，其二也是向南宋借粮。三个月后，在荆鄂都统孟珙的押送下，30万石军粮送到*攻围**蔡州的蒙古军中。孟珙还率两万兵马与蒙古军合攻蔡州城。次年正月，蔡州城被攻破。据投降宋军的人说，彼时蔡州已断粮三个月，马靴破鼓都被煮烂吃了，“且听凭老弱互食，诸军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斩败军全队，拘其肉以食”⑤。
诚如金哀宗所言：唇亡齿寒。在西夏和金灭亡之后，南宋距离*国亡**之日也不远了。
太祖之忧
在《宋史》的记载中，宋朝的创立过程，与后周——被宋取代的政权——的创立过程并无本质的区别，都是国中大将*翻推**前朝皇帝，然后另立国号，两者唯一的区别是，后周太祖郭威攻入开封，杀掉后汉皇帝刘承祐，用*力武**的方式终结了后汉的统治，宋太祖赵匡胤夺取后周天下的方式则相对和平。
显德六年（959年）六月，后周世宗柴荣（921—959年）去世，他的第四个儿子柴宗训即位，是为恭帝。由于恭帝即位时只有七岁，因此国政由宰相范质等人把持。次年正月某日，北汉勾结契丹入侵后周，归德军（今河南商丘）节度使赵匡胤受命出兵抵抗。数日后，大军在陈桥驿（今河南封丘）扎营。次日黎明时分，赵匡胤被众将士拥立为天子。与众将约法三章（不得侵犯后周的皇室、公卿及朝廷府库）之后，赵匡胤率军进入后周国都开封。宰相范质等人很快就表示臣服，恭帝则取出玉玺，在禅让诏书上盖了章。就这样，赵匡胤登基为帝，改国号为“宋”，封恭帝为郑王，封恭帝之母符后为周太后。
当上皇帝后不久，宋太祖担心武将反叛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重蹈五代覆辙，很快就采取措施削弱了武将的兵权。
乾德（963—968年）初年某日，宋太祖趁晚朝与石守信等人一起饮酒，酒酣之时，太祖感叹道：“如果没有你们，我就没有现在的地位。但我当了皇帝却远不如当节度使快乐，我整个晚上未曾安枕而卧过。”
石守信等赶忙磕头问道：“现在天命已定，谁敢再有别的念头呢？陛下何出此言？”
宋太祖说：“人谁不愿意富贵，一旦有人把黄袍披在你的身上，虽然你不愿意当皇帝，可你推脱得了吗？”
石守信等谢罪道：“臣下愚钝，没有考虑到这些，希望陛下怜悯我们。”
宋太祖说：“人生如白驹过隙，你们不如多赚钱，给子孙买田置产，闲来听曲看舞，以享天年。君臣之间坦然相处，无所猜嫌，不是很好吗？”
石守信等拜谢道：“陛下为臣等想到这些，真可谓恩重如山！”
次日，石守信等纷纷称病，请求解除自己的兵权，皇帝依了他们，给了他们丰厚的赏赐，让他们以散官回家。
这就是著名的“杯酒释兵权”的故事。⑥在此之后，宋太祖逐渐收回了地方将领的兵权，建立了独具宋朝特色的兵制。
根据《宋史·兵志》的记载，宋朝的*队军**主要分为禁军、厢军和乡兵三种。其中，禁军是皇帝的卫兵，职能是“守京师，备远征”；厢军是各州的镇兵，职能是从事劳役；乡兵的职责是防守本地。代表宋朝军事实力、在前线打仗的主要是禁军。
禁军由殿前、侍卫二司统领。为了使禁军保持最佳战斗力，禁军统领经常会进行测评，“老弱怯懦，置剩员以处之”，然后又让各地招募精兵以充实禁军。只有符合禁军统领规定的标准，并且在当地训练精熟的士兵，才有资格被送往都城，加入禁军序列。那些达不到禁军标准的士兵，就留在各州加入厢军。⑦
宋太祖鉴于藩镇弊端，分派禁军戍守边城，并确立“更戍法”。所谓“更戍”，就是频频更换戍边的禁军士兵。比如，今年戍守某边城的是A组禁军，明年就换成B组，A组调往其他边城去戍守，总之，戍边将领一般固定不变，麾下士兵却不停地更换。“更戍法”的目的是，使禁军“习勤苦、均劳逸”，同时，使边疆将领无法与士兵建立感情。淳化（990—994年）、至道（995—997年）之后，这个制度被严格执行，禁军不再有“难制之患”。
但这个制度颇有矫枉过正之嫌，使得“兵不知将，将不知兵”，遇到紧急情况，很难充分发挥禁军的战斗力。用北宋名相王安石的话说，当朝兵制的弊端之一在于，“兵士杂于疲老，而未尝申敕训练，又不为之择将而久其疆场之权。宿卫则聚卒伍无赖之人，而未有以变五代姑息羁縻之俗”⑧。
宋神宗（1067—1085年在位）即位之后，任用王安石进行变法，兵制改革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朝廷在各路部署将兵，让将兵对禁军加强训练，使双方有足够的时间互相了解，希望借此提升*队军**的战斗力。
然而，地方州县的战斗力问题仍然存在。州县所辖只有厢军与乡兵，而这两种*队军**几乎没有战斗力，屯守州郡的禁军又只听将官调动，而将官大多又与州郡长官不和，因此，万一有地方强盗起事，州郡长官很可能无法应对。
1086年，司马光建议完全罢免各路将官，将禁军委派给州郡长官及相关官吏，“使州郡平居武备有余，然后缓急可责以守死”。不幸的是，司马光在提出建议后不久就去世了，其“全部罢免各路将官”的建议没有付诸实施。不过，在谏议大夫孙觉等人的建议之下，仍旧让将官兼任州郡都监的职务，使其对地方防御担负起责任。
但这种做法不久之后又被废止了。宋哲宗绍圣年间（1094—1098年），枢密院上奏，州县行政官员对军事干预过甚，应该让将官自行裁断。结果皇帝听从了这个意见。于是，“州县一无关预，兵愈骄，无复可用矣！” ⑨
到了宣和年间（1119—1125年），兵制再次出现变动，宋徽宗听从婺州知州杨应诚的建议，命令各路屯守部队隶属于州郡长官。可是，不久之后又下诏：“将兵遵循将官条令，废除先前隶属州郡长官的命令。”此后，江苏、浙江一带强盗起事，攻下许多州县，而东南地区的将兵“望风逃溃，无复能战”。
宋朝兵制改革上的反反复复，无非遵循两个原则：其一，防止大将有自己的亲军；其二，防止地方有自己的*队军**。设定这些原则的目的，无非是防止藩镇之弊，为此甚至不惜牺牲禁军的战斗力。
与这种将军权集中在中央——在都城集中和调配禁军——的兵制相适应，宋朝确立了相应的财税制度，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即是，将地方税赋收入也集中到中央，然后再由中央进行分配。在这个制度之下，地方的防御力日趋薄弱。
富弼之叹
这种军权和财权收归中央的制度，对皇帝的才能是巨大的挑战。只有当皇帝具有政才且知人善用，这个制度的优势才能得以发挥；如果皇帝政才平庸，这个制度将成为供其挥霍的资本；如果大权旁落于权臣，这个制度能否发挥积极作用，则取决于权臣的政才和用心；如果权臣无才，或者有才而私心过重，都会导致灾难性的危险；如果权臣之间存在激烈的*党**争，形成所谓“朋*党**之祸”，如王安石与司马光两派之间的争斗，则会致使各种制度存废无常，形同虚设，徒耗国力而难以发挥其效能。
然而不幸的是，在两宋三百年共计18位皇帝中，除太祖、神宗、孝宗等几位，剩下的几乎都是庸才。
自宋真宗咸平年间（998—1003年）之后，武备逐渐松懈；仁宗时期（1023—1063年在位），威胁多来自东北面，而西边*队军**招募太多，以至“将骄士惰，徒耗国用，忧世之士屡以为言，竟莫之改”。神宗在位时（1067—1085年），“奋然更制……虽不能尽拯其弊，而亦足以作一时之气。时其所任者，王安石也”；哲宗在位期间（1086—1100年），仍然遵守旧法；到了徽宗时期（1100—1125年在位），士兵的数量一天天增加，却始终缺少精锐士卒，“故无益于靖康之变。时其所任者，童贯也”。⑩
根据枢密院的奏章，宋太祖开宝年间（968—976年），军籍共计37.8万人，其中，禁军马步兵19.3万。到了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军籍已达到125.9万人，其中，禁军马步兵82.6万。在80年左右的时间里，宋朝兵力增加了3倍。
庞大的兵力意味着庞大的军费。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年），太子中允、直集贤院富弼上疏直言：“天下财货所入，十中八九赡军。”⑪曾在英宗朝管理财政的三司使蔡襄在一篇奏章中提到：“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⑫宋神宗时，知谏院陈襄上奏：“臣观治平二年天下所入财用大数，都约缗钱六千余万，养兵之费约五千万，乃是六分之财，兵占其五。”⑬可见，宋朝岁入的绝大部分都用于军费开支。
而宋朝经济实力为当时世界最强。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的古代，人口数量是衡量一国经济实力高低的最重要依据。宋朝的人口规模位居世界第一，占当时世界人口总数的20%以上，北宋人口最多时达到1.25亿，南宋最多时也有8000万。在城市规模方面，宋朝更是遥遥领先。北宋都城开封以及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都是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而当时欧洲最富裕的城市，例如威尼斯、热那亚等，人口只有10万左右。
上面这些数字从侧面说明，宋朝的军费支出高到何种程度。然而，庞大的兵力，以及巨额的军费开支，并没形成相应的战斗力。
在与宋朝联手夹攻辽的过程中，金曾依约将幽云十六州中的燕京、涿州、易州、檀州等六州二十四县交给宋朝，但宋军实在太过孱弱，最终竟不能将这些战略要地守住，两年之后又拱手送还给了金。
根据《宋史》的记载，1227年北宋灭亡、建炎南渡之后，南宋的兵力起初甚至不到一万。对比宋仁宗庆历年间的兵力，我们不难发现，其兵力损失是何等惨重，其兵制又是何等荒谬。正如富弼在奏章中所感叹的：“军可谓多矣，财可谓耗矣。今始用武，遽称乏人。即不知向时所赡之军何在，所耗之财何益。”⑭
南宋并未从北宋的灭亡中吸取教训。
刚开始的时候，朝廷起用张俊、韩世忠、刘锜、岳飞等人为将领，军威逐渐得以振奋，军力逐渐得以壮大。到了宋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年），江东刘光世、淮东韩世忠、湖北岳飞、湖南王燮等四军兵力已达19.16万。
然而，这些大军并没有固定的屯驻之地。比如，岳家军有时屯驻宜兴，有时屯驻蒋山（今江苏江宁）。1141年，秦桧、范同等人“以诸将握兵难制”警告宋高宗，以至皇帝接连征召张俊、韩世忠、岳飞等人进京觐见，命他们将所辖*队军**一概交出，由枢密院统一调配。这等于是回到北宋走过的老路。
1142年，为了与金求和，宋高宗与秦桧等人又不惜诬陷岳飞谋反，并将其杀害。于是，南宋*队军**的士气一落千丈。
宋宁宗时期（1194—1224年在位），杀将求和这一幕再次上演。开禧三年（1207年）十一月，韩侂胄以“轻启兵端”的罪名被枭首示众。⑮为与金求和，次年三月，朝廷将韩侂胄的首级送到金。⑯
正如南宋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吕祖谦所言：“然文治可观而武绩未振，名胜相望而干略未优，故虽昌炽盛大之时，此病已见。”大概意思是说，南宋在文治方面虽然可观，武治却未能振兴，朝廷中虽然名流众多，但基本都是名不副实，没有高明的才干和谋略，因此，虽然国家经济文化昌盛，却总是有外患之痛。⑰
《宋史》则如此总结南宋在兵制上的失败：自秦桧主张与金国议和之后，“士气遂沮”，因此，宋孝宗虽有志光复，却不能实现。光宗、宁宗以后，虽然招募了很多兵勇，国土却一天天缩减。“上无驭将之术，而将有中制之嫌”，即皇帝不能知人善用，也没有驾驭将领的本事，将领则被朝廷猜忌，受制于朝廷的弊患，最终“相与维持至百五十年而后亡”。⑱
千年哲学：内乱重于外患
宋朝兵制是对唐末藩镇之乱和五代更替经验的总结，同时也是“内乱重于外患”的千年哲学的体现。实际上，在宋朝之后，这个哲学仍然在深刻地影响着明清诸代。对于*制专**者来说，与外患相比，内乱是近忧。既然是近忧，解决的需求就更迫切。要是他们还有其他选择，哪怕是让利于外患，也要先解决内乱。
这套哲学可上溯西汉时期。
汉高祖刘邦在“楚汉争霸”过程中，分封了七位异姓王，即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赵王张耳、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韩王信。夺得天下之后，刘邦先后灭掉燕王臧荼、楚王韩信等六位异姓王的势力，汉文帝时期，长沙王国也因无嗣而被废除。
灭掉异姓王势力之后，刘邦将全国54郡中的39郡分封给九位同姓王。这些藩王各自为政，拥有很大的自主权。归中央统治的郡只有15个。到了汉景帝刘启时期，藩王的势力越来越强，中央的威信却越来越弱。与此同时，匈奴造成的边患越来越严重。
面对这种情形，大将军窦婴认为应团结藩王，合力解决外患，御史大夫晁错则认为要解决外患必须先解决内忧，建议削藩。景帝接受了晁错的建议，下诏削去赵王刘遂以常山郡，削胶西王刘昂以六县，削楚王刘戊以东海郡，削吴王刘濞以会稽等郡。藩王们自然极为不满。
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楚王刘戊、赵王刘遂等联合其他四位同姓藩王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发动叛乱。这就是著名的“七国之乱”。为了赢得平叛的时间，景帝将晁错腰斩于市，七国之乱最终得以平定。其结果是，景帝将军权、财权、行政权等都集中到中央，极大增强了国力，为汉武帝追剿匈奴创造了条件。
宋太祖正是想效仿汉景帝，将兵权收归中央，为子孙消灭契丹、*党**项等外族奠定基础。然而，宋太祖没有汉景帝那么幸运。汉景帝的继承人汉武帝刘彻极具政才和野心，最终消灭了匈奴之害，开创了西汉盛世局面；宋太祖的后人则大多是平庸之辈，即便出现一两位具有政才的皇帝，例如北宋神宗、南宋孝宗，也由于前辈的基础太过薄弱，恶习难除，最终未能成大器。
在宋朝皇帝与大臣的交流中，这种哲学的痕迹无处不在。比如，宰相赵普在呈给宋太宗的奏章中，就提到“中国既安，群夷自服。是故夫欲攘外者，必先安内”。
宋太宗本人对此哲学的思考，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亦有体现。淳化二年（991年）八月某日，宋太宗对近臣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⑲在他看来，只要宋朝施行“德政”，解决外患并非难事。《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的一次对话可以说明这一点。
淳化四年（993年）十一月某日，太宗对宰相吕蒙正说：“朕自即位以来，用师讨伐，盖救民于涂炭，若好张皇夸耀，穷极威武，则天下之民几乎磨灭矣！”
吕蒙正回应道：“前代征辽，人不堪命。隋炀帝全军陷没，唐太宗躬率群臣运土填堑，身先士卒，终无所济。”
太宗道：“炀帝昏暗，诚不足语。唐太宗犹如此，何失策之甚也。且治国在乎修德尔，四夷当置之度外。朕往岁既克并、汾，观兵蓟北，方年少气锐……往则奋锐居先，还乃勒兵殿后，静而思之，亦可为戒。”
吕蒙正道：“兵者伤人匮财，不可屡动。汉武帝及唐太宗俱英主，然用兵皆不免于悔，为后世非笑。陛下及其未有悔也，而早辩之，较二王岂不远哉。”
太宗道：“朕每议兴兵，皆不得已，古所谓王师如时雨，盖其义也。今亭障无事，但常修德以怀远，此则清静致治之道也。”⑳
于是，“攘外必先安内”的哲学与作为统治方式的“德政”结合在一起，其结果是，通过解除诸将兵权，掏空地方财政，把军权和财权集中到中央之后，中央却无法充分发挥这些资源的效用，以至于最终被外患所吞噬。
显然，这种保守的国家政策，与中央集权制自相矛盾。宋立国之时，先机已失。作为长城内险的幽云十六州，拥有在战略上至关重要的优等牧场资源，却已经被契丹人和*党**项人占据。宋唯一的机会是采取积极防御的政策。比如，宋可以先稳住契丹人，然后主动出击，夺回被*党**项人占据的河套牧场，并以此为基础增强自己的骑兵力量。在骑兵为王的冷兵器时代，非如此不能与契丹、女真以及蒙古人抗衡。
然而，宋却采取了纯粹防御的国防政策。正如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所言：“就国防根本条件论，只有主动地以攻为守，先要大大地向外攻击，获得胜利，才能立国，才能再讲其他制度。现在是以防御来保国家，而且是一种劣势的防御，迟早总要失败，再迁就这一形势来决定其他制度，自该是一无是处了。其实中国自古立国，也没有不以战斗攻势立国的。（即便拥有万里长城）也该采取攻势防御，所以终于逼出了汉武帝开塞出击。所以整个宋代，都是不得不用兵，而又看不起兵，如何教武人立功？结果宋代成为一个因养兵而*国亡**的朝代。”㉑
无助的儒学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与西夏和金周旋的过程中，宋的文化优势没有发挥积极作用，换句话说，它并未享受到儒家文化带来的好处。面对蒙古人的威胁时，南宋与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汉化的金和西夏之间，非但没有彼此结成可靠的联盟，甚至还陷入长期的内耗之中，以至于让蒙古人有机可乘，最终被各个击破。
在李元昊统治时期（1032—1048年），西夏已开始逐渐引入儒家经典。李元昊本人自幼就“通蕃汉文字”。他于1036年颁行西夏文字之后，命人“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西夏文〕”。
在国主李谅祚（1048—1067年在位）治下，西夏的汉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如前文所述，1061年，李谅祚本人曾上书宋仁宗，请求恩准“去蕃礼，从汉仪”，“自言慕中国衣冠”。㉒第二年，又上表求宋太宗御制的诗章隶书石本，又进献良马五十匹，求赐《九经》《唐史》《册府元龟》等典籍。
之后登基的李秉常（1060—1086年在位）也赞成推广汉人礼仪。值得一提的是，李谅祚和李秉常登基时分别只有一岁和八岁，他们成年之后倡导儒家文化，作为抗衡西夏保守势力的手段，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在李乾顺（1086—1139年在位）、李仁孝（1139—1193年在位）统治时期，西夏的汉化进程并未停止。
李乾顺“建国学，设弟子员三百”。李仁孝尤其尊崇儒学。人庆二年（1145年）八月，他下令创建了“大汉太学”。他还广建孔庙，尊崇孔子为文宣帝，正式施行儒家的祭礼。㉓不过，这并不妨碍两位皇帝采取联辽抗宋的外交战略。
金立国之后，很快便提倡儒学。天眷三年（1140年）十一月，金熙宗完颜亶（1135—1149年在位）“以孔子四十九代孙孔璠袭封衍圣公”。皇统二年（1142年）二月，熙宗亲祭孔子庙。他对左右侍臣说：“孔子虽无位，其道可尊，使万世景仰。大凡为善，不可不勉。”他本人熟读《尚书》《论语》等儒家经典著作。㉔
1156年，海陵王完颜亮（1149—1161年在位）下诏修筑孔庙。金世宗完颜雍在位期间（1161—1189年），继续施行尊孔的政策。1180年，他授予孔子后人孔摠兖州曲阜令一职，同时保留其衍圣公爵位。
明昌元年（1190年）三月，金章宗完颜璟（1189—1208年在位）下诏修曲阜孔子庙学，次年四月又授予衍圣公孔元措以四品官秩。两年后又亲祭孔子庙。金宣宗时期（1213—1223年在位），孔元措被授予太常博士一职。
从金廷与曲阜孔庙的关系中，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划淮河而治的政治现实之下，控制儒学圣地曲阜的，已经不再是汉人的政权，而是女真人建立的金。换句话说，与南宋相比，金似乎更代表儒学的正统。对南宋而言，这无疑是极大的讽刺。这也正是南宋理学得以发展的重要背景。
不过，南宋失去了代表儒学正统的地位，并不能解释儒学世界——假设它客观存在——缺乏凝聚力的原因。事实上，代表儒学正统的金，也没有因此而增强其凝聚力。或许儒学本身可以帮助我们找到答案。
如果我们抛开现代儒学的概念，我们不得不承认，儒学的核心教义，对皇帝而言就是行“仁政”。同时，如果我们能够客观地评价历史，我们将会发现，在实施“仁政”方面，金帝的表现并不比宋帝逊色，甚至在很多方面做得更好，因此，尽管金并非汉族政权，却仍能得到儒士及百姓的支持。
下面举几个金哀宗的事例。
他登基之后不久，曾下诏让朝臣讨论修复河中府一事。礼部尚书赵秉文等人上奏，陕西百姓穷困疲敝，无力承受工役。于是，哀宗放弃了这个想法。另一件体现哀宗“仁政”的事情是，他下诏刑部、登闻检院、登闻鼓院，让他们不要锁门闭户地拒防百姓，要听任有冤屈的人来陈诉。
1233年底，眼见蔡州将被蒙宋*队军**攻破，哀宗对左右侍臣们说：“我做金紫光禄大夫十年，太子十年，君主十年，自觉没有大的罪过，虽死而无恨！让我感到遗憾的是，祖宗所传皇位上百年，到我这里断绝了。自古*国亡**君主多为荒淫残暴之辈，如今我却面临和他们同样的处境，只有这件事让我心里不安！”
对臣民百姓而言，儒学的核心教义就是“忠君”。无论是西夏的儒学，还是金的儒学，提倡的都是让本国子民忠于本国的皇帝，而不是南宋，更何况后者已经失去代表儒学正统的资格。而且在西夏和金的地理范围之内，已经有数百年的民族融合，夷夏之别的观念已经淡漠。在这种情况下，三国在文化价值核心上的趋同性，无法减轻国家利益方面的冲突。
如果我们将儒学称为儒教，那么，这种宗教显然更具有政治性，而没有超越国家和民族性。正是在这一点上，儒学——或者说儒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不同。后两者的教义已经超越国家，超越地理界限，所以在面对异教徒的入侵时，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基督徒和穆斯林可能结成联盟，儒教徒则很难做到这一点。
因此，在面临共同的敌人——蒙古人——的时候，南宋、金和西夏不会因文化价值上的趋同性而结盟。就南宋而言，朝廷根本不会考虑文化上的共性，它想的只是与蒙古人联合，以雪国仇家恨。于是，当金哀宗与窝阔台都派人向南宋借粮时，南宋没有考虑“唇亡齿寒”的后果，而是站在蒙古人的一边。
就整体而言，在与金之间的战争中，南宋并没有获得更多舆论上的支持，尽管它可能得到更多的同情。然而，当朝廷因腐败而日趋没落之后，这种同情的分量也越来越少。对南宋而言，最具讽刺性的是，在联合蒙古灭掉金之后，它在失去光复希望的同时，并没有找回文化上的正统地位。
在元朝一统天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作为代表失败者文化的儒学，并没有真正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从在元朝传播的角度看，儒学（儒教）在与其他宗教如伊斯兰教、藏传佛教竞争的过程中，几乎败下阵来。
元英宗的一纸诏书可为佐证。延祐七年（1320年）十一月某日，英宗“诏各郡建帝师八思巴殿，其制视孔子庙有加”。㉕ 诏书提到的八思巴（1235—1280年），是*藏西**喇嘛教萨迦派首领，他帮助忽必烈创立了蒙古文字，1270年被封为“帝师”。英宗所下诏书的意思是，让各郡建造八思巴庙，规格要高于孔庙。
当然，元朝统治者并非认识不到儒教在维护统治秩序上的诸多妙处。举一个例子：大德十一年（1307年）八月，中书右丞将蒙文版《孝经》进献元武宗，武宗阅后即下诏，“此乃孔子之微言，自王公达于庶民，皆当由是而行”，并下令让中书省刻版模印，“诸王而下皆赐之”。㉖ 尽管忽必烈之后的诸代皇帝几乎都不通汉语，多倚重蒙古本族和穆斯林官员——元朝的财税大权几乎完全被穆斯林官员掌控，压制汉族官员，却沿袭了善待孔子后人的政策。
到了14世纪30年代，在国内民族及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之时，为了争取汉人儒士的支持，元朝统治者对这项政策做了新的发挥。在忽必烈时代，朝廷的恩泽仅针对孔子后人，而到了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则“加封孔子父齐国公叔梁纥为启圣王，母鲁国太夫人颜氏为启圣王夫人，颜子兖国复圣公，曾子郕国宗圣公，子思沂国述圣公，孟子邹国亚圣公”，甚至宋朝名儒程颢与程颐也分别追授“豫国公”和“洛国公”的称号。然而就总体而言，儒学和儒士们在元朝是颇不得志的。
临安梦碎
端平元年（1234年）四月某日，南宋都城临安，朝廷张榜，公告一件大事：圣上要用金主完颜守绪的遗骨祭告太庙。
告示一经公布，临安城百姓奔走相告：看来敌国真的是灭亡了，再也不用跟他们打仗了，朝廷应该不会加重赋税，要是圣上大发慈悲，赋税或许还会减轻些，无论怎么样，终于可以过一段安生日子了。只有少数消息灵通的人仍然忧心忡忡，因为他们知道，朝廷很可能还要再开战端。
攻克金蔡州城的前一个月，即绍定六年（1233年）十一月，宋理宗召见兵部侍郎赵葵，询问联蒙灭金的事情。赵葵回答：“现在国家的兵力还不充足，姑且与蒙古结盟，等到国力强大之后，再雪二帝之耻，光复中原。”
赵葵入宫觐见理宗的前三天，赵葵之兄、工部尚书赵范上奏，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年），朝廷曾与金订立海上之盟，刚开始时金还遵守盟约，后来却出兵侵宋，“其事不可不鉴”。㉗赵氏兄弟的言下之意是，朝廷现在不得不与蒙古结盟，但必须提防蒙古人背约，待条件成熟时，应该主动出击，光复中原，不能再犯与金结盟的错误。理宗对赵氏兄弟的进言十分嘉许，并责令赵葵加强防御力量。
1234年，金亡，宋蒙依盟约划分疆界，陈州（今河南淮阳）、蔡州以南归南宋，以北归蒙古。而后，窝阔台率军返回蒙古，速不台奉命镇守河南。
宋理宗十分高兴，对有功之臣大加封赏，对有过之臣网开一面，即便是对弃城逃跑的官吏，比如德安县三关使彭哲，也只是削官两级、勒令停职了事。君臣相贺达三个月之久。同年四月的某一天，监察御史洪咨夔进言：“金虽然已经灭亡，蒙古却越来越强大，加强边防都怕来不及，怎能在此时忘情相贺呢？”
洪御史本意是提醒理宗要勤于政务，理宗却想起光复中原之事。于是，君臣就此事讨论了很长时间。
到了六月，赵葵认为光复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上奏皇帝请求出兵。理宗大喜，加授他京河制置使、知应天府、南京留守等职务，让他与关陕制置使、知河南府、西京留守全子才一起出兵，夺回旧都汴京（今开封）。
当月，赵葵率军自滁州（今安徽滁县）往北进发，攻陷泗州（今江苏盱眙）后，西向直指汴京。全子才则率军由陕西往东直逼汴京。汴京守将投降。两路兵马在汴京会合。然而，由于汴京黄河堤坝决口，“水潦泛滥，粮运不继”，而收复的州郡都是空城，根本无法提供军粮，而蒙古兵已南下渡河，并重拾水淹中兴府的旧计，打开黄河水坝，水淹汴京城，“〔宋〕兵多溺死”，在内外交困之下，“遂溃而归”。㉘
事后，赵范主动上表请求弹劾赵葵，言其出兵过于轻率。其结果是，赵葵与全子才各降一级，赵葵仍主管河南、京东营田边备。
之所以在这里重点提及此事，因为它可以说明两件事：其一，宋理宗空有抱负，只是个机会主义者，在完全不知两国军事实力差距的情况下，妄想收复汴京，可谓“无知者无畏”；其二，南宋的军事实力太弱，竟然不知所攻州郡都是空城，以至于粮草无着，不得不狼狈而回。这些都是不妙的信号。
这件事加强了窝阔台入侵南宋的决心。之所以说“加强”，是因为拖雷特使被杀一事，早已引起蒙古大汗的不满。
1234年，窝阔台召开库里台大会，讨论亲自领兵伐宋的相关事宜。由于赤*温老**等大将主动请缨，窝阔台放弃了御驾亲征的打算。
1235年至1237年，蒙古分三路进攻南宋：西路攻打四川，中路攻打湖北，东路攻打黄淮一带。三路大军皆所向披靡。枣阳、成都、襄阳、光州、随州、黄州等州县都一一被蒙古大军攻克。1237年冬，“宋惧，请和”，蒙古军班师回朝。次年夏天，襄阳别将刘义叛蒙降宋，南宋重新夺回襄樊要地。㉙
蒙古人在西路和中路的入侵，并非以扩大疆土为目的，而是承袭千年的老路数——劫财。比如，端平二年（1235年）十月，蒙古大军攻陷枣阳、襄阳、邓州、郢州等地后，“掳人民牛马数万而还”。他们之所以执行这种策略，可能是因为缺乏足够的行政管理人才，但更可能是厌恶这些地区的地形。相比之下，地形平坦的中原地区对他们更具吸引力。次年七月，窝阔台将中原各州分封给了诸王贵戚。其中，长子贵由分得大名府，兄弟察合台分得太原府，侄子拔都分得平阳府。
值得一提的是，窝阔台当政的中后期（1235—1242年），南宋并非蒙古帝国的唯一目标，东面的高丽，西面的阿塞拜疆（中国古籍中称“阿哲儿拜占”）、亚美尼亚、波兰、匈牙利，还有罗斯国、布加里亚等国都是蒙古人入侵的目标。
1241年，窝阔台去世。在此后四年的时间里，政权被窝阔台的皇后乃马真，以及权臣镇海所把持。1246年，四十一岁的贵由当选大汗，但他的统治只延续了两年，因为他两年之后就去世了。经过三年的权力真空期之后，1251年，拖雷的长子蒙哥当选大汗（1251—1258年在位）。从窝阔台去世到蒙哥上台，在十年的时间里，蒙古停止了对南宋的大规模入侵，只是断断续续地劫掠若干州县。
蒙哥上台之后着重做了两件事情：其一是大力栽培同母弟忽必烈和旭烈兀，其二是完善了灭亡南宋的国策。
成吉思汗去世前，曾询问金国降将郭宝玉夺取中原的策略，郭宝玉回答：“西南诸蕃勇悍可用，宜先取之，借以图金，必得志焉。”㉚受到这个思路的启发，蒙哥的灭宋之策正是先取四川，再取湖北荆襄之地，然后沿着长江由西向东进军，与自北向南进攻的大军合攻临安。
1252年阴历七月，蒙哥命忽必烈征讨大理和四川，并诏谕南宋“荆南、襄阳、樊城、均州诸守将”，让他们投降。次月，忽必烈命人修筑利州城（今四川广元），以此作为攻取四川的准备。次年，平定大理。㉛
1257年阴历九月，蒙哥命宗王塔察儿率领各军南征，*攻围**樊城。然而，他们遇上了连下一个月的大雨，最终不得不退兵。
次年二月，蒙哥率军南征。大军从鄂尔多斯南下，在黄河边扎营。此时黄河水已封冻，大军在河面撒土过河。而后蒙哥亲征四川，忽必烈奉命征湖北，塔察儿受命攻荆山，以分散南宋的兵力。总的来说，这次出征赢得无数场战役，虽然都不是决定性的，但为日后忽必烈灭宋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在这个过程中，忽必烈积累了对宋作战的宝贵经验，蒙古军也加深了对南宋地形的了解。
1259年阴历七月，蒙哥崩于钓鱼城（今重庆合川）。两个月后，亲王穆哥派出的使者从钓鱼城赶到湖北，向忽必烈报告蒙哥去世的消息，并请他北归以谋大汗之位。但忽必烈说：“我奉命南征，岂可无功遽返？”他本想攻克鄂州之后北撤，然而，南宋援军不断，且粮草充足，*攻围**两个月仍未能破城。正在此时，忽必烈又收到消息，多位大臣谋立阿里不哥——忽必烈同母弟——为大汗，于是，他不得不率军返回蒙古，去角逐汗位。㉜退兵之前，他接受了正在鄂州督战的南宋右丞相兼枢密使贾似道私下开出的请和条件。
1260年阴历三月，忽必烈在开平（今内蒙古多伦附近）登大汗之位。次月，蒙古信使翰林侍读学士郝经、副使翰林待制何源、礼部郎中刘人杰等带着大汗的书信出使南宋，重申两国和好的意愿，同时征收贾似道许诺的岁币。
然而，贾似道不仅向朝廷隐瞒了私下请和的事情，还让廖莹中等人写了《福华编》，以歌颂自己在鄂州的功劳。由于担心蒙古特使的到来会揭穿谎言，贾似道密令淮东制置司在真州（今江苏仪征）拘留了郝经等人。㉝为了激起战事，以掩盖私下求和真相，贾似道还调动兵马，并放出消息说，将要进攻涟州（今江苏涟水）。
同年六月，得知南宋准备进攻涟州的消息后，蒙古江淮大都督李璮下令加强防备。八月，宋军逼近涟州。李璮请求兵渡淮河，主动出击，但忽必烈以为郝经等人还在南宋，两国仍有通好的希望，因此没有同意他的请求。九月，李璮再次请求进攻南宋，忽必烈还是没有同意。
中统二年（1261年）正月，南宋军*攻围**涟州，但被李璮的*队军**击败。四个月后，忽必烈派崔明道、李全义为详问官，去南宋淮东制置司查问郝经等人下落，并责问南宋朝廷扣留信使、侵扰边境的理由。七月，忽必烈下诏举兵攻宋。诏书写道：
朕即位之后，深以戢兵为念，故年前遣使于宋以通和好。宋人不务远图，伺我小隙〔乘着我们内部有些小矛盾〕，反启边衅，东剽西掠，曾无宁日。朕今春还宫，诸大臣皆以举兵南伐为请，朕重以两国生灵之故，犹待信使还归，庶有悛心，以成和议，留而不至者，今又半载矣。往来之礼遽绝，侵扰之暴不已。彼当以衣冠礼乐之国自居，理当如是乎？曲直之分，灼然可见。今遣王道贞往谕。卿等当整尔士卒，砺尔戈矛，矫尔弓矢，约会诸将，秋高马肥，水陆分道而进，以为问罪之举。尚赖宗庙社稷之灵，其克有勋。卿等当宣布朕心，明谕将士，各当自勉，毋替朕命。㉞
接下来的四五年时间里，两国战事主要集中在黄淮一带，蒙古人并没取得压倒性的胜利。但随着忽必烈笼络民心的政策的颁布和执行，蒙古人的优势越来越明显。这些笼络民心的政策包括：提拔多名儒士担任官职；宽待入境南宋私商，如有货物被封者，返还其货物，安排他们在专营场地进行贸易；禁止蒙古官兵侵扰农户；诏谕官府自行转运田租，“不可劳民”；淘汰老弱士兵之后，继续安抚接济他们的家庭；“官民所贷官钱，贫不能偿，诏免之”；免除受战争*躏蹂**地区的租赋，等等。
1267年是重要的转折点。
在这一年十一月的朝会上，南宋降将刘整向忽必烈进言：“南宋君主幼弱，大臣无道，这是上天赐予的良机，圣上应该乘势一统天下。臣愿效犬马之劳，先攻打襄阳，摧毁其屏障。”但多数大臣都不同意他的建议。于是，刘整接着说：“从古至今的帝王，如果不统一四海，就算不上正统。我朝已经夺取天下的十之七八，为何不攻下南宋，实现皇朝正统呢？”听了刘整这番话之后，忽必烈的雄心壮志顿时被激发起来，说：“朕〔南伐之〕意决矣！”
刘整原在宋将孟珙麾下效力，有勇有谋，曾率十二勇士夜擒信阳太守而名噪一时。因不堪忍受吕文德、俞兴等人的陷害，1261年，在潼川安抚使、知泸州军州事的任上，刘整带领30万户百姓向忽必烈投诚。
正是从1267年开始，蒙古不再在黄淮与南宋周旋，而是重回蒙哥时代的既定战略：先取荆襄，再图临安，一统天下。
次年正月，忽必烈敕令陕西五路、四川行省造战舰五百艘交付刘整。八月，升任刘整为都元帅，与都元帅阿术同议军事。九月，两位都元帅奉命统帅各路兵马*攻围**襄阳。他们在鹿门堡及白河口筑城，做长期*攻围**的准备。刘整统帅五万兵马，在沿江诸郡强取掠夺，俘虏了八万百姓。可是襄阳城坚粮足，一时难以攻克。
刘整将攻城不利的原因归结为水军实力不够。至元七年（1270年），他向忽必烈进言：“蒙古骑兵所向无敌，唯独水战不如宋。学到宋的长处，造战舰，习水军，大事就成了！”得到大汗的许可后，造得战舰五千艘。刘整每日演练水军，大雨天不能出船时，则画地为船而习之，最终得水军精兵七万。㉟
为增强蒙古军的攻城力量，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向同母弟、伊儿汗国可汗旭烈兀求援，请其代为寻找几位制炮大师。因为他曾听旭烈兀提过，西亚有一种配重抛石机，是特别厉害的攻城*器武**。
看到前景越来越明朗，同年十一月，忽必烈下诏，取《易经》中“大哉乾元”之意，立国号为“大元”。
次年三月，刘整大军攻破樊城的外城，但内城仍然难以攻克。几个月之后，刘整得到一个好消息：西域制炮大师亦思马因已造好回回炮。至元十年（1273年）正月，刘整水军船载回回炮，在城下直轰樊城，终得攻破。全城军民尽皆被屠。一个月后，在刘整的劝降之下，襄阳知府吕文焕献城投降。
三月，忽必烈同意刘整所请，命其教练水军五六万，并让兴元、金州、洋州、汴梁等州县造船两千艘。四月，朝中大臣皆请求传檄讨伐南宋。忽必烈征求姚枢、许衡、徒单公履等谋臣的意见。徒单公履回答：“乘破竹之势，席卷三吴，是时候了！”忽必烈认为他说的有道理，开始着手考虑统帅人选。
至元十一年（1274年）正月，忽必烈任命伯颜为统帅，诏令中书省征调十万兵马，兵分三路直指南宋都城临安。七月，南宋度宗去世。在奸臣贾似道的扶持下，年仅五岁的赵㬎登基，是为宋恭帝，其祖母谢太后、母亲全太后摄政。十二月，伯颜大军已进驻汉口，攻陷鄂州等州县。
至元十二年（1275年）正月，元军先后攻克黄州、涟州、蕲州、江州等州县。与此同时，忽必烈同意枢密院的建议，下诏招降嘉定、重庆、江陵、郢州、涟海等拥兵自守的州县。
同年二月，贾似道欺君罪行大白于天下。南宋宰相陈宜中请求诛杀贾似道，谢太后说：“贾似道勤劳辅助三朝，怎么忍心因一朝之罪，失去对待大臣的礼仪？”谢太后本打算只罢免他几个官职了事，后来见群臣激愤，不得已才贬他为高州（今广东茂名）团练使。贾似道最终死于漳州县尉郑虎臣之手。至于蒙古国信使郝经，在无辜被囚十五年之后，终于重获自由，但不幸的是，次年便离开了人世。
同年十二月，江西、安徽、江苏基本被元军攻陷，浙江嘉定府献城投降，对临安的合围之势已成。蒙古伯颜大军进驻平江府（今江苏苏州）。当月庚子日，南宋恭帝派遣尚书夏士林、右史陆秀夫带着书信称侄求和。
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南宋恭帝派遣其宗室保康军承宣使尹甫、和州防御使吉甫等人带着传国玉玺及降表至伯颜军中。恭帝在降表中称臣，请求削去皇帝称号，并将两浙、福建、江东、江西、湖南、湖北、两广、四川等尚属南宋管辖的州郡全部献给元朝，“欲望圣慈垂哀……不忍臣祖宗三百年宗社遽至殒绝”。㊱
至此，南宋基本灭亡。两年后，*亡流**皇帝端宗病逝。1279年，右史陆秀夫背着幼主赵昺投海自尽。南宋正式消融在历史长河中。
①《金史》卷六二，《交聘表下》；卷一七，《哀宗本纪上》。
②《金史》卷六〇，《交聘表上》。
③《新元史》卷一四三，《石珪列传》。
④《元史》卷一，《太祖本纪》。
⑤《宋史》卷四一二，《孟珙列传》。
⑥《宋史》卷二五〇，《石守信列传》。
⑦《宋史》卷一八七，《兵志》。
⑧《续资治通鉴》卷六六，“神宗熙宁元年”条。
⑨《宋史》卷一八八，《兵志》。
⑩《宋史》卷一八七，《兵志。》
⑪《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四，“仁宗宝元二年”条。
⑫《蔡忠惠公集》卷十八，《国论要目·强兵》。
⑬《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二〇。
⑭《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四，“仁宗宝元二年”条。
⑮韩侂胄（？—1207年）：相州安阳（今河南安阳）人，是一位有争议的历史人物，被列入《宋史·奸臣列传》。
⑯《宋史》卷三九，《高宗本纪六》。
⑰吕祖谦（1137—1181年）：婺州（金华）人，北宋宰相吕蒙正之后。此处引用见《宋史》卷四三四，《儒林列传四》。
⑱《宋史》卷一八七，《兵志一》。
⑲《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太宗淳化二年”条。
⑳《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四，“太宗淳化四年”条。
㉑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5年。
㉒《宋史》卷四八五，《外国列传·夏国上》。
㉓《宋史》卷四八六，《外国列传·夏国下》；《西夏书事》卷三六。
㉔《金史》卷四，《熙宗本纪》。
㉕《元史》卷二七，《英宗本纪一》。
㉖《元史》卷二二，《武宗本纪一》。
㉗《宋史》卷四一，《理宗本纪一》。
㉘《宋史》卷四一七，《赵葵列传》。
㉙《元史》卷二，《太宗本纪》。
㉚《元史》卷一四九，《郭宝玉列传》。
㉛《元史》卷三，《宪宗本纪》。
㉜《元史》卷四，《世祖本纪一》。
㉝《宋史》卷四七四，《奸臣列传四》。
㉞《元史》卷四，《世祖本纪一》。
㉟《元史》卷一六〇，《刘整列传》。
㊱《元史》卷九，《世祖本纪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