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日本政治系统的包容性真的是无法避免，它扩展到以工人运动、一部分教育系统以及出版社为代表的机构中。在其他非独裁的社会中，这些机构通常与现有的社会政治秩序力量有着或多或少的、持久的紧张关系（如果不是公开敌对的话）。

系统的仆人

我们已经看到日本“家养”的工会。学校和报纸对于系统的生存同样关键。此外，系统还将犯罪团体也囊括进来，而在其他国家，这一般被认为是排斥在外的，这就进一步凸显了这种包容所具有的异乎寻常的范围。将学童、记者和匪徒放在一起似乎违背常理。但是日本的学校、报纸以及有组织的犯罪者有一点相同之处：它们作为系统的仆人，都是高度政治化的。

日本土匪

系统痛恨一切真正的对立，所以不能放任任何重要的社会机构不管。足够强大、偶尔会威胁到行政人员主要团体的机构，会被当作较低权力等级中的次要成分而被吸纳进来。出版社和一种以特别方式出现的犯罪辛迪加就是这种例子。一个相对较弱的机构可能完全受制于系统的整体目标，发生在日本学校身上的就是如此。

日本的创造性问题

一个几乎完全是为了培养选择题的专家而设计的教育系统，不会选拔出真正的思想家。另外，求知欲可能会对传统习俗构成一种威胁，因此它也受到积极的压制，这就使日本的学习环境对创造性思维极其不利。某些商界和官僚部门近几年的发声，对日本公认的低水平创造力表示担忧。

1987年，一位旅居美国的日本人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众多媒体评论指出，如果没有多年的海外学习和实验室工作的激励，他恐怕永远没法获奖。日本大学里的科学家受到极度僵化的学术等级制度的抑制，有才能的研究人员被安排在从属的位置上，而教育部的官员颁布过多的条规也是一种束缚。

诺贝尔医学奖

在战后三十年里，因为众多基础发明进入公共领域，购买技术也很便宜，所以创造力的问题才没有让人担忧。但随着日本工业开始进入没有其他企业领先的领域，国外专利的威胁就让获取专利相比过去更为复杂，对日本发明者的需求也随之增加了。这一担心反映在通产省针对创造力问题而发布的常规报告中，也反映在所谓的第五代计算机的项目当中。在该项目中，年轻的研究人员很不寻常地受到鼓励，要更加放松，像西方人那样表现自己。这么做是希望产生创意。

1985年夏天，当时的首相中曾根成立了一个教育改革临时委员会。委员会中包括学者、知识分子和企业家。委员会发布了一个初步报告，而该报告只能被解读为对整个教育系统的谴责。委员会将日本教育的产物描述为没有明确个性、无法正确思考并形成自己判断的刻板模型。它还谈到了创造力所面临的障碍。

中曾根

简单地说，它总结了知识界自由派多年来表达的诸多不满。但在为补救方法提出建议时，报告展现出委员会中那些不太具有自由思想的成员——也就是那些来自文部省的代表和自民*党**的教育改革游说团——所留下的印记。（这也让妇女教育委员会这一私人组织发布了自己的报告，指责中曾根集团忽视了家长的真正愿望。）在1986年和1987年进一步发表的报告中，委员会更是开倒车，显露出限制培养独立思想家的兆头。

培养“高质量的劳动力”

经济霸主可能会对创造力问题有怨言，但是他们必须为当今的教育模式负起相当大的责任。20世纪60年代早期，企业联盟的代表曾建议采取措施对国家教育进行局部改革，将学校变成“培训守纪律、高质量劳动力的场所”，为优化经济发展的利益而服务。两年后，日经联也明确建议中学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经济霸主

之后，其他大型企业机构也提出了他们的建议，政府中央教育委员会准备的一份大纲中也采纳了一些提议。这些提案由后续的委员会转变成实实在在的计划，反映在20世纪70年代文部省逐步做出的课程修订中。

从教师测评中摘取的统计数据来看，这些变化的结果是，30%的小学生、50%的初中生和70%的高中生无法跟上学习进度。但在全日本大约90%的学生就读的公立学校里，根据学生的表现来做调整基本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的课程大纲，还有授课的节奏，都得到了文部省的预先安排。

日本小学生

根据企业建议的那一套计划，教育机构开始根据学生表现将所有学生分为五等，目的是确定他们可以“提升”到哪个等级的高校。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又引入了相关的“偏差值”系统，学生的压力就更大了。在偏差值系统下，学生经常（有时是每个月）进行模拟考试，用这种方式来检查他们有没有机会达到特定的级别，从而让他们参加特定学校的考试。

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能升到更高的年级，然后毕业，因为在日本这通常都是自动发生的。不过，大部分学生并不具备教育系统喜欢的超强记忆力，他们在12岁的时候就充分意识到，他们的余生只能在社会等级的中下层度过了。

日教组相信，由此而产生的绝望感是初中和高中学生越来越任性、越来越多出格行为的直接原因。通常一个班人数太多（有40到50名学生），学生几乎不可能与老师有个人的接触，这便加剧了维持秩序的问题。另一方面，新的评分系统让老师有极大的权力来间接地控制学生。

纪律导致*力暴**

20世纪80年代的前5年，日本公众不断地意识到，教育系统带来了校园*力暴**方面的问题。1983年有几个月，报纸上刊登的都是教师被学生袭击的事件。一些教师遭到毕业后寻求报复的学生的伏击。还有的学生往老师脸上扔午饭或者剪刀。警方立案或报社报道的事件恐怕只是冰山的一角，因为日本的学校特别担心他们的名声，不法行为通常都被掩盖起来。

然后到了1985年，出现了“校园霸凌”（いじめ）——在很多日本学校中出现的欺凌和有组织的戏弄事件——这一更加严重的问题。警察厅、法务省发布了专门的报告，然后文部省破天荒地决定在40000所小学和初中里调查*力暴**行为。全国日教组的某次会议中发现，有差不多一半成员认为，有时需要采用肉体惩罚来维持秩序。有一组律师发现，在他们调查的985所学校中，大部分学校的学生几乎每天被老师抽打或是踢打。这种形式的管束被认为与校园霸凌现象紧密相关。

校园*力暴**

为了营造气氛，《朝日新闻》发表了一篇社论并举出了例子。 一名中学教师对一名被发现抽烟的女生进行家访，建议她不如用菜刀切腹自杀。而就在女生跪下道歉的时候，这位老师踢了她的头。报纸得出结论，既然研究揭示了大量没在报纸上报道的事件，因此校内肉体惩罚可以被认为是个日常事件。调查机构发现，老师通常带头对那些他们认为不适应学校环境的人进行集体惩罚，也经常同意排斥某个违背不成文规则的学生。

报纸评论员的结论是，虽然日本社会极为欣赏顺从，但用校园霸凌这种手段来促进顺从还是让人无法忍受的。在前文中提到的教育改革委员会中思想自由的成员，把话说得更透彻。在与报社代表交流的过程中，他们认为问题反映出整个日本社会的混乱，由此揭示出一个很少被承认的事实，就是温和（有时其实并不那么温和）的恐吓形式有助于维持该社会中的权力等级。实际上，教师对欺凌的教唆几乎就是系统运作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