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晚清之际，有一种普遍盛行的观点，即时人大多以为，他们所处的那个西风东渐、夷夏混处的*乱动**年代，与两千多年前群雄争霸、天下纷扰的春秋战国绝相类似。非常不幸的是，这个被儒家礼乐教化的东方大国，就是国势日衰，常遭诸侯凌辱的楚国。

就像春秋战国时代涌现了不少自说自话或是四方奔走为君王出谋划策的策士一样，遭逢千古未有之大变局的晚清士人，也纷纷发表自己的见解。其见解，要言之，就是这个暮气沉沉的国家，在面对虎视眈眈的列强时，如何才能救亡图存，并进一步重铸强汉盛唐的辉煌。

在乱花迷眼的春天，每一朵花都想开放得与众不同；在声音重叠的世界，每个人都想发出异乎常人的声音。因此，百年之后，当我打量晚清那些因时间的远去反而更加清晰的士人时，我看到了几乎被遗忘的一个叫宋育仁的思想者。

考察宋育仁毕生行状，我以为，在他身上，体现了一个旧文人在面对横空出世的新时代时的本能反应：从彷徨到振作，从突围到放弃。或者我们进而可以说，宋育仁其实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一群受儒家传统浸淫多年的旧文人，当时代高歌猛进时，他们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

2、

宋育仁是我的老乡，他的故里在四川省富顺县仙市镇大岩凼。数年前，当我穿过秋收后空旷的原野和经霜仍绿的竹林前去探访时，乡人指认，小河湾里那片高大而破旧的老宅，就是宋育仁的出生之地。乡人还信誓旦旦地宣称，宋家院子里的桂花，原本都是农历八月开放，但宋育仁中进士那一年，却提前两个月便争先恐后地缀满枝头。

宋育仁出生于大清咸丰八年，即公元1858年。

这一年，俄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割让黑龙江以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土地的《瑗珲条约》；

这一年，英法联军攻陷大沽，嗣后清政府一气与英、法、美、俄各自签订《天津条约》，赔款开埠，颜面扫尽；

这一年，太平军攻破江北大营，石达开转战浙江；这一年，捻军起于江淮，屡剿屡兴；

这一年，似乎是作为老大帝国命运的一种不祥的暗示，古老的莫卧儿帝国最后一任皇帝被英军流放仰光，曾经风光无限的莫卧儿王朝灰飞烟灭。

总而言之，从宋育仁出生到他以七十多岁的高龄去逝，他的漫长的一生中，他所从属的这个古老国家，几乎一直面临豆剖瓜分的危局。

一个时代自有一个时代的噬心主题，而生逢斯时的各色人等，大抵也就有了一个既定的宿命。于宋育仁和与他同时代的那批士人来说，这个宿命就是如何振衰起颓，如何治隆唐宋。

有意思的是，晚清另一大人物，显然可以列入经世大儒行列的名人康有为，与宋育仁同龄。而宋的四川老乡与好友，因百日维新而丧命的杨锐与刘光第，则分别比他长一岁和小一岁。

3、

终其一生，宋育仁虽然曾远跨重洋，曾涉猎实业，曾对时务提出过诸多令人难忘的观点，但从本质上说，他仍然是一个旧文人。只不过，幸或不幸的是，这个旧文人遭遇了新时代，因而在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之外，他要多一份经世致用。

宋育仁字芸子，出生于一个低层官员家庭，父母均死于父亲浙江省镇海县丞任上。十三岁即失双亲的宋育仁由伯母养大，并从堂伯父读书，走的是传统读书人那条学成文武艺，货卖帝王家的老路。

在万马千军过独木桥的科考中，宋育仁无疑是幸运的。他十七岁中秀才，其后进入著名的尊经书院读书，山长王闿运，同学杨锐、廖平、吴之英都是人中龙凤。二十二岁中举人，二十九岁中进士，列三甲四十六名，授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任翰林院检讨。

宋育仁在大范围内首次赢得众多的青睐与重视，缘于他词章的优雅绚烂。那是光绪十五年，即1889年。是年，年满十八岁的光绪成人，慈禧不得不让其亲政，并为光绪举行了加冠、大婚和亲政三大礼。

尽管天下板荡，但今上三喜临门，必然也要举国欢庆。这时，宋育仁恰到好处地写了一组长达二万余言的骈文《三大礼赋》。这组词藻华丽、气度宏阔的骈文为宋育仁赢得了极大的声誉。

宋育仁的《三大礼赋》让人联想起另一位名气远在他之上的诗人，那就是杜甫。天宝年间，杜甫也曾向唐玄宗上过《三大礼赋》，唐玄宗奇之，特意让宰相面试，后来授予杜甫京兆府兵曹参军之职。

所以，追根溯源，用自己驾轻就熟的诗词歌赋为皇家帮闲凑趣，原本就是中国旧文人擅长且喜欢的行为，其目的不外乎两点，一是希望引起圣上重视，从而有机会加官进爵；二是希望文名播之四海，赢得洛阳纸贵的虚名。

于宋育仁而言，《三大礼赋》固然显露了他横溢的才华，也为他赢得了满堂喝彩。但严格说来，在这个山穷水尽、危若垒卵的国家，这种粉饰太平的华丽文字其实是有害的：它忽略了鼎沸的现实与民间的疾苦，与艰危的国势风马牛不相及。

当然，这只是我们站在一百年后对先人的苛求。不过，献《三大礼赋》的举动，更加坐实了宋育仁乃是一个地道的旧文人。耐人寻味的是，就在写作《三大礼赋》的同时，宋育仁还在打磨他的另一篇后来引起广泛议论的与时局和国运密切相关的文章，那就是《时务论》。

一面用华文锦句为皇家献唱，状若文人帮闲；一面因忧时伤世而为国家出谋划策，原是书生报国；这两种看起来泾渭分明的行为，竟然发生在同一个人的同一时间节点上，似乎有些人格分裂。

但事实上，前者，正是宋育仁作为一个旧文人的可以理解的举动；后者，则是因为这个旧文人所处之时已不是强汉盛唐或康乾治世，而是一个西风东渐、地覆天翻的新时代。

4、

如果说《三大礼赋》为宋育仁带来了旧文人的骄傲，那么《时务论》则为他赢得了懂洋务的名声。顺理成章的是，甲午战争前一年的1894年，经兵部尚书孙毓汶推荐，宋育仁被任命为大清国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参赞，公使由龚照瑗充任――此人系李鸿章的合肥老乡，也就是后来在伦敦诱捕孙中山，从而引发外交纠纷的那位。

1894年初，宋育仁渡海西行，经过漫长的旅程后到达法国。在法国暂留后，即奔英国。与中土迥然不同的风物人情，使宋育仁像每一个旧文人那样，用诗词将沿途的所见所闻所感赋之笔端。这些作品，后来收录进他的《问琴阁诗集》里，使得我们在百余年之后，还能感受到一个中国文人乍到异国的那种新奇。

宋育仁在参赞任上只有一年多时间，但善于观察、喜欢交际的宋育仁充分把握这来之不易的几百个日子，他考诸世情政事，深入*场官**也深入民间，甚至连监狱也留下了他的脚印。

特别是他在英国国会议员戈登的帮助下，考察了英国国会会议实况，并由此认知了英国立国及行政架构，以及议会运作方式。后来的归国途中，宋育仁写下了他本人最为看重的著作《泰西各国采风记》――几十年后，当他缠绵病榻，自知不起时，还要求子孙把这一著作送给日后前来吊唁的亲友，以资永久纪念。

当东西方深入接触――或者更准确地说，应当是中国人深入接触西方――之后，一大批因缘际会前往西方的中国士人，几乎都留下了他们的异国日记。这些异国日记里，一大内容就是对西方各国政治体制的考察和反思――因为，这些士人无一不想通过自己的考察，为自己的国家寻找一条可以富国强兵的终南捷径。

宋育仁当然也不例外。蔡元培称道宋育仁的《泰西各国采风记》“真通人之论”。在书中，宋育仁对西方各国的政治、经济、教育、司法等各个领域都作了深入的介绍，并表现出对西人强盛的羡慕之情。

值得一记的是，在宋育仁之前，有过欧美之行的中国士人，在其著述里，几乎都把PRESIDENT音译为伯里玺天德，宋育仁则将其意译为总统，并沿用至今。

但是，正如《剑桥中国晚清史》断言的那样：“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一些有志改革的中国学者所出版的政治著作，他们当中最著名的是宋育仁……他们的改革思想在许多方面和前此三十年的思想相比并无新意。”

作为一个传统的旧文人，宋育仁最大的爱好是在观察西方政体时，非要从中国的上古去找根源，以此断定西人的新东西不过是拾中国老祖宗的牙慧。比如说，宋育仁引经据典地论证，英国的议会制度，其实就是《周礼》中说的“询群吏”，“询万民”，“制不同而意有合”，而且相比之下，周朝时干得比西方人还要好；甚至就连西方政治体制中引以为傲的立宪、地方自治、三权分立，宋育仁都能在上古中国找到其源头。

至于国际法，宋育仁认为那不过是周朝的诸侯会盟；外国以首相兼管户部，不过是《周官》冢宰制国用；俄国有总司会计官，不过是《周礼》中所说的司会。“西人略知其意，而不知治本。”－－西方人只学到我们老祖宗的皮毛，离精髓要义还差得远。

正是基于这种对中国文化的近乎偏执的自信，宋育仁陷入了一个无法自拔的泥沼：他承认西方的政治体制比中国先进，但西方的这种先进的政治体制是从中国古人那里套用过去的，因而西方政治体制中国古已有之。所以，现在的当务之急不是学习西方，而是复古。

在晚清诸多思潮中，宋育仁的思想无疑是相当特立独行的。你可以依据他对西方的细微的介绍与洞察，为他贴上维新派的标签；但你同时也可以依据他事无巨细都要从上古中国找根源并倡言复古即维新的论调，将他打入守旧派的行列。但真实的宋育仁无疑只有一个。

我以为，这是作为旧文人的宋育仁在遭遇一个全新的时代时，既意识到了需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与体制，但同时又希望在文化上／思想上保持一种虚妄的优越感。

5、

时过景迁。今天再喋喋不休地探讨宋育仁到底是维新派还是守旧派，似乎已无实际之意义。这位身材矮小的四川人，在他为时甚短的外交官生涯中，还有一桩在今天看来，也让人瞠目结舌的壮举。因了这一壮举，我们完全可以把宋育仁从想象中的那种只会坐而论道却没有行动力与执行力的书呆子中剔除出去。

如前所述，宋育仁是1894年赴欧洲出任外交官的。当他人在欧洲时，远隔万水千山的东方，爆发了深刻影响中国和日本两国国运的甲午战争。宋育仁一面焦急地观注事态的发展，一面琢磨如何为他效忠的大清王朝略尽绵薄之力。

这机会，还真的就到来了。是时，公使龚照瑗受李鸿章之托在欧洲购买战舰，但英国方面严守中立，交易无法达成，龚亦被传令回国述职，公使由宋育仁暂代。

这时，宋育仁认识了一个叫哈格雷甫的英国人，并从他那里获知一个消息：此前，哈格雷甫曾向龚照瑗献计，由怡和洋行、哈格雷甫和龚三方立约，以哈格雷甫代购的方式规避英国中立禁令，再就地招募雇佣军前往中国参战。其后因清政府迟迟没有批复，此事遂寝。

这桩未成的国际买卖给了宋育仁极大启迪。之前，宋育仁即上书朝廷，指出日本“兵少财乏，持久足以困之”－－也就是用持久战打败日本。随着清军陆军败于平壤，海军再败于黄海，宋育仁以为对付兵少财乏的日本，必须以奇兵制胜。具体说来，那就是在欧洲组建一支雇佣军，托名澳大利亚商团，以保护商队为名，万里长驱，奇袭日本本土重要城市长崎和首都东京。

这一似乎异想天开的策略，宋育仁可不是想想而已，而是很快付诸行动。他与美国退役海军少将夹甫士和英国康敌克特银行经理格林密尔等商定，康敌克特银行借款二百万英镑，用于向阿根廷和智利购买五艘英国制造的军舰，雇佣澳大利亚水兵两千人，组成一支海上突击队，由北洋水师原总教习、英国人琅威理为指挥官，万里奔袭日本本土。

一个身处异国他乡的读书人，为挽自己的国家于既成的败局，竟然以近乎单枪匹马的力量，依凭可贵的胆识和勇气，组建了一支数千人的舰队，并打算远涉重洋，奇袭万里之外的敌国城池－－在实施这一奇谋时，宋育仁可依靠的仅有使馆翻译王丰镐及参议杨宜治等区区数人。

更为要命的是，他的这一胆大妄为的行动，此前不要说没得到清政府的批准，甚至朝廷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的存在，只是为了运作方便，他在和西人密谋时，宣称奉有朝廷密诏。

然而就在万事俱备时，龚照瑗突然回到使馆，并很快获悉了宋育仁这一石破天惊的特别行动。作为一个没有政绩也没有劣绩的庸常官员，龚照瑗能做的就是赶紧把这事向朝廷汇报。

清政府此时已在和日本接触议和，当然不希望宋育仁节外生枝，急令宋育仁解职回国。在回国的船上，抚膺而泣的宋育仁将此事的前前后后形成文字，写成了《借筹记》一文。

壮志未酬，宋育仁只得返回关山阻隔的祖国，而他潜师袭倭的举动，既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书斋之外的旧文人的血性，也让我们看清了一个已然消逝的新时代：晚清固然强邻环伺，政局腐败，民不聊生，但它同时也是一个东西方激烈交锋碰撞的天地为之一变的新时代。

斯时的知识份子，由于这种交锋与碰撞，往往会多一些看起来离经叛道的行径。换言之，他们要比承平时代的知识分子多一份担当、多一份责任、多一份舍我其谁的强烈使命感。是故，在这种强烈使命感的驱动下，清季民初的中国才涌现出了大批不世出的奇才。宋育仁即是其中之一。

6、

回国后的宋育仁在翰林院闲置一段时间后，经国子监祭酒张百熙举荐，出任四川矿务商务总局监督，前往重庆负责全川矿务和商务的规划与管理。

宋育仁在渝两年多时间里，先后兴办了玻璃、卷烟、药材、白蜡、竹棕、煤矿、洋车等三十三家公司。在一百多年前民智未开的重农抑商的社会里，应当说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

不过，以文人和学者而担纲实业，宋育仁也曾有过可笑的失误。这一失误被康有为的老乡、小说家吴趼人先后写进他的笔记和著名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以致宋育仁几乎被漫画成一个顢玕无能的昏官。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宋育仁到重庆后，发现当地居民照明主要用煤油灯，煤油需求量很大，而当时中国还没有生产煤油的能力，所需煤油都由外国远涉重洋运至内地，因而价格高昂。

宋育仁打算自行生产煤油，这样既能降低油价，也能避免银子流出国门。于是，宋育仁一方面大量收购煤炭，一方面派人联系购买提取煤油的机器。此后，他还成功地将重庆道员也游说进公司，成为股东之一。

大量的煤炭收购，使得重庆煤炭价格暴涨，一个外国领事便跑去问重庆道员，重庆道员生怕洋人沾手抢了生意，虚与委蛇打发了外国领事好几回。后来，终于架不住洋大人一再追问，只得从实告诉他，这煤是宋观察（即宋育仁）买来准备提取煤油的。接下来，吴趼人绘声绘色地以小说家的笔法写道：

领事愕然道：“甚么煤油？”重庆道道：“就是点洋油灯的煤油。”领事听了稀奇得不得了，问道：“不知宋观察的这个提油新法，是哪一国人哪一个发明的？用的是哪一国哪一个厂家的机器？倒要请教请教。”重庆道道：“这个本道也不甚了了，贵领事既然问到这一层，本道再向宋观察问明白。或者他的机器没有买定，本道叫他向贵国厂家购买也使得。”领事摇头到：“鄙国没有这种厂家，也没有这种机器，还是费心贵道台去问问宋观察是从哪一国得来的新法子，好叫本领事也长长见识。”重庆道到了此时，才有点惊讶，问道：“照贵领事那么说，贵国用的煤油，不是在煤里提出来的么？”领事道：“岂但鄙国，就是欧美各国，都没有提油之说。所有的煤油都是在油田里穿井数百丈，开采石油得来的。煤里哪里提得出油来？”

吴趼人的叙述，虽然未免有小说家的添油加醋，但吴与宋生活于同一时代，年龄仅差几岁，基本事实想来应该是真的，因而吴趼人才不仅把这一闹剧写进小说，同时也记入笔记。

吴趼人的记载，让我们看到了宋育仁令人啼笑皆非的B面。但我以为，这并不完全说明宋育仁的无知与失察，而是说明一个旧文人要想融进新时代，要想与时俱进，甚至走在时代的前列，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禀赋、气质和个性，当旧文人在适应新时代时，稍稍的差池便可能轻则闹笑话，重则出乱子。正如桔生淮南与淮北一样，哪怕只隔了一条浅浅的河流，其结果也判若云泥。可贵的是，宋育仁一直都在谋划着蜕变，谋划着从旧文人化蛹为蝶，在新时代的天空翩翩起舞。

7、

宋育仁在渝期间，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最值得可圈可点的还不是他如何兴办兴业，而是他在办实业之余干的副业：办报。众所周知，报纸在启迪民智，普及文明方面功不可没。

中国史上具有现代意义的第一份报纸是创办于1858年的《外中新报》，只不过，该报设在时为殖民地的香港，服务的也是各国来港人士。内地的第一家近代化报纸，1872年创办于广州。

1897年，当宋育仁任总理的《渝报》在重庆创刊时，意味着在长达25年，也就是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报纸这种泊来品终于在偏远闭塞的西南落地生根，宋育仁也当仁不让地成为四川报业鼻祖。

《渝报》为旬刊，在四川省内的二十六个府州县和全国二十六个地区设有代派处，负责采访和发行。《渝报》的影响，成都报人傅樵村在1903年撰文说，“在前十年，并无人看过报。到丁酉年（1897），富顺宋芸子先生在重庆办商务开《渝报》，四川人才知道商务二字，成都人才知道报的样子。”

与我们现在见到的充斥着风花雪月与八卦绯闻的小报不同，清季的报纸，几乎无一例外地偏向于政论－－在这些大多由民间资本投资的同仁性媒体上，随处可见的都是对国事的批评和向当局的建言。

我们今天认为满清*制专**，但就晚清对言论的管理来说，那是一个相对自由的时代。一方面，文人士大夫纷纷以天下为已任，敢于对朝廷发出不同的声音甚至对最高统治者提出严厉的批评；另一方面，政府的指爪还没有能力伸得那么远、那么长。

《渝报》办了不到一年，出刊十六期，旋因宋育仁到成都执掌尊经书院而停刊。不过，他此后又在成都办了一份《蜀学报》，从内容到形式，都可以看作是对《渝报》的承继和发展。

8、

江山将暮，百患丛生。尽管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抱残守缺的大清国祚不永，但它灭亡得如此之疾速，如此之偶然，还是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当然，也出乎宋育仁的意料。

清朝灭亡的直接原因是武昌起义，而武昌起义的间接原因，则是四川保路运动。不过，当四川民众争取自己的利权，和朝廷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时，身为川人的名士宋育仁却站在了民众的对立面，他坚定地维护朝廷的利益。其后，保路运动酿成赵尔丰开枪*杀屠**血案，宋育仁如梦初醒，上书辞官。

显然，宋育仁和清王朝是有感情的；或者说，他对清室是相当忠诚的。清亡，他即举家离京，远赴南方的江苏金坛茅山，在山中种树种茶自给。或许，在这位饱读圣贤书的儒者心中，茅山就是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隐居的首阳山吧？ 只不过，伯夷、叔齐决绝地饿死殉了前朝，宋育仁却幻想着已经龟缩到紫禁城中的小皇帝有朝一日故国重光。

为此，宋育仁给自己的后半生写下了一段难以掩饰的败笔，他本人的声望也因之严重受损。

是时，辫子军首领张勋据有徐州，以遗老自居的逊清士人们，纷纷把清室复辟的希望寄托在张大帅和他那可怜巴巴的几千辫子军身上，宋育仁亦是其中之一。对此，他的家人在宋死后撰写的《宋芸子讣告及行状》中也坦然承认：

“1913年，张忠武（即张勋，引者注）领徐州，阴有兴复之志，往投之参幕，下与谋议，以时会未至，举事为难。”

张勋在数年后真的乘府院之争带兵进京，并上演了一幕宣统复辟的闹剧。其时，宋育仁已回四川，故未“躬逢其盛”。不过，在张勋用*力武**复辟之前，宋育仁已经有过一次行动，只不过，秀才*反造**，十年不成，宋育仁非但没能把宣统重新扶上皇位，反而是自已被逐出京。

民国三年，南方讨袁军失败，袁世凯解散国会及各省自治机关，大量起用包括徐世昌在内的前清*官高**，延揽了大批遗老出山担任参政，并祭天祀孔，制礼作乐，以至于国人都以为袁世凯行将还政清室，复辟帝制。但究其实质，袁世凯当然做梦都想恢复帝制，只不过，坐在龙椅上的，不可能是宣统，而是他袁某人。

然而遗老们一厢情愿以认为，袁世凯是“才堪应变，忍辱负重，以报故君。”遗老劳乃宣写了几篇文章，主张袁世凯还政于清，袁世凯看后，让人请他到北京做参政。－－这不禁给人一种暗示，赞成和支持清室复辟是一条正确道路，乃是升官捷径。

然而遗老总是少数，更何况天下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宋育仁的复辟很快遭到处理：

袁世凯下了一道《严禁紊乱国体之邪说令》，宋育仁被列入内务府查办名单，步军统领江朝宗将宋育仁请去，要求他就此事写一答辩书。《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及《北洋军阀史话》等史料的说法是，宋育仁灵机一动，在这篇答辩文里笔锋一转，从复辟转为劝进－－袁世凯之所以不反对复辟之说，就是希望有机会把舆论从复辟转为劝进。

宋育仁此说，正好搔到其痒处，“不但无过而且有功，但也把前清遗老和复辟派的丑恶面目完全暴露出来了。”多年以后，陶菊隐先生在他的名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里对宋育仁如此指斥。

在此一事件上，宋育仁的确不够磊落，而他的这些不够磊落的行为，恰好为我们活画出了一位生存于新时代的旧文人那种希望左右逢源，却常常左右不讨好的窘迫。没有人是天生的道德圣人，我们也不能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苛求前人。

袁世凯想必对宋育仁由复辟而劝进的说法很满意。内务部查办的结论是“（宋育仁）议论荒谬，精神瞀乱，应遣回藉，发交地方官察看。”这一判决很轻，但袁世凯还是认为重了，亲自改为“劝回原藉休养”，派人送给宋程仪3000元，并令四川地方官每月送300元，作为宋育仁的休养费。

9、

在成都市东南郊，有一去处唤作幸福梅林，前些年为了旅游而新植了数以千计的梅花。每逢春秋佳日，这里便是成都市民休闲的好去处。

在梅林深处的一条小道边，有一道不高的围墙，围墙里，是一家民营的公园，就在紧靠梅林的围墙一侧，白杨林中，立着一方茅草覆顶的亭子，亭下，是一座墓。这就是宋育仁先生最后的栖身之处。

因复辟事件而离京时，宋育仁已经年近六十。从此，他再也没有履迹京华，几乎都住在成都，先是住市区，后来筑庐于三圣乡郊外－－距他后来的埋骨之处仅一箭之遥。

如同在他之前数百年上千年岁月里的那些旧文人一样，当他们*场官**倦游，告老还乡，最乐意而为的事情莫过于著述自娱。宋育仁晚年，完成了一部《四川通志》和一部《富顺县志》。只不过，时至今日，距他完成《四川通志》已有80年之久，这部著作居然仍未出版，而《富顺县志》则被认为是最好的地方志之一。

将近十年前，宋育仁凋蔽不堪的墓地在三圣乡被发现，经伍松乔等文化人呼吁，地方政府重修墓地，并建有一座纪念馆。庶料某年大雨，雷击火起，纪念馆竟化为白地，只余下了那座孤零零的古墓和墓前的一尊宋育仁雕像。至于今天，宋墓因划入了那家民营公园，更是鲜为人知。

王尔敏先生的《历代经世小儒》收入宋育仁、郑观应、王韬等十四人，王称，“无一人可称之为大儒者”。王以为，大儒者而言，“皆在学问之深邃，不在名位之高，官位之高低，科名之有无，非所计也。”而小儒的标准，“仅在于当世之名望不高，学行亦未足为世所景仰，惟在近代变局之中，尚具时代敏觉，能发抒一得之见，提供世人警醒者。”

以王的标准来说，宋育仁的名望及学问，在他的时代，的确只能算二三流；但他对世代更替、社会板荡的警敏，确乎也提供了他的应对之策。甚或，正因为他是小儒，他的思想和行为才更接近普通士人，因而经由宋育仁的背影，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这个早年意气风发，晚岁埋首书斋的小儒的生命历程，而是一个波诡云谲的新时代里，一大群面目模糊的旧文人如何殚精尽虑，如何惨淡经营，又如何日暮途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