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直播，不潮流。
罗永浩在抖音开启带货首秀，成交额超过1.8亿元，累计观看人数4892万；
央视主持人朱广权与李佳琦的“小朱配琦”组合隔空连线，为湖北带货卖出4千万元；
湖北五位市长变身“主播”，不吝展示自身才艺，为本地花式带货……
在疫情背景下，直播打破的一个又一个圈层让人惊叹“直播时代真的到来了”“今天不拥抱直播，明天就得直播卖企业了”。
直播的火爆从人才需求角度看，或许更加直观。
智联招聘与淘榜单联合发布的《2020年春季直播产业人才报告》显示，受疫情影响，2020年春节复工后的一个月内，企业整体招聘职位数与招聘人数分别同比下降31.43%和28.12%，而直播行业招聘职位数和招聘人数逆势上涨83.95%和132.55%。
在这一风口下，企业希望能够通过直播，实现自救，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的影视行业也不例外。
其中，有影视KOL（关键意见领袖，目前泛指对消费购买行为具有较大影响力人）为影迷提供的线上直播观影、直播拉片课，也有影视从业者的直播卖剧本。前者是KOL们针对影迷发起的借势营销，后者是行业内部的商业自救。
由于院线停摆，待上映电影遥遥无期，电影的营销在目前的直播潮流中缺席，但可以预见的是，就像短视频改变电影营销一样，直播也很可能将带来不少新玩法。
那么，“直播+电影”的营销形态究竟是怎样的？电影、直播平台、院线又可能从中获得哪些收益？
“直播+电影”初体验的几种形态
实际上，电影营销与直播的结合可能比人们想象中要更早一些。
2016年，电影《分裂》便首度尝试了每天持续8个小时的片场直播，并在6天的时间内吸引了500多万人观看。
在直播中，观众可以看到整个拍摄过程的全貌，包括演员的表演，现场突发状况下的花絮等。
此举在获得了一定曝光量的同时，也引起了业内的争议。
一方面，以直播的方式介入影片拍摄，对于那些制作周期较长的电影来说，宣传效果有限，因为影片上映的时候，很少有人记得影片多年前的营销事件。
另一方面，为观众实时直播片场拍摄，提前曝光了演员、造型、甚至影片的剧情，可能会让电影成片对观众的吸引力大大下降。
更重要的是，在该营销事件中，电影沦为了直播的附庸，仅作为直播的内容提供者而非主角。人们进入直播间，也更多是怀着一种猎奇的心理，对直播的内容感兴趣，至于其中是哪部电影，演员是谁，并无深刻的记忆。
因此，尽管噱头满满，但该片最终上映后得到的关注度有限，在豆瓣上仅有120人标记了“看过”。
相比于《分裂》，《大闹天竺》的直播营销主打的是明星效应。
2016年5月，《大闹天竺》的导演、主演王宝强在印度进行了片场直播，直播间最高在线人数超过800万，打赏金额也超过50万。
而在影片上映之时，王宝强再次开启直播，在上映前后的两个月内先后直播6场，以与网友互动的方式进行电影宣传，内容涉及电影拍摄幕后、导演个人经历、过年期间的南北习俗等。
值得一提的是，《大闹天竺》与直播平台的合作也更为紧密。
比如在礼物一环，王宝强的直播间便与众不同，观众在送礼物的同时，可以获得一张票务平台的观影券，使片方、直播平台和票务平台等多方达成共赢。
而到了去年，“直播卖票”成为电影营销中的最大新闻。
电影《受益人》的导演申奥，主演大鹏、柳岩进入知名带货主播薇娅的直播间，向观众分享电影的台前幕后，同时通过直播售卖电影票。
直播卖票的效果是明显的。
本场直播的观看人数突破650万，高峰值超过800万，而且以每张一毛钱的价格卖出了116666张19.9元的电影票观影资格券。
从满足观众的猎奇心理，到利用影片演员的明星效应，再到跨界与带货主播的直播卖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电影营销和直播的接触与演变。
不过，直播作为一种带货方式，与以往的电影营销手段有很大不同。在热度打造、变相票补之外，它还有真正转化为票房和周边收入的潜力。
疫情之下，行业暂停，直播能否从热度生意变成资金回笼渠道？这是每个电影人都在思考的问题。
云观影：用电影推广电影
虽然待上映电影由于疫情的关系，在直播爆发的当口缺席，但影视行业却在积极探索直播的新玩法。
其中，“云观影”的形式最引人注目。
今年2月份，毒舌观影团就联合优酷和淘票票，发起了一场云端观影。观影期间，影迷可以在直播间的评论区进行互动，而sir电影主编则充当电影讲解员的作用，经常会在电影的精彩时段通过评论的形式为影迷解读其中深意。
由于正处于全国抗“疫”的关键时期，举办方选择了一部较为应景的热血励志电影《勇往直前》，期待唤醒观众彼时最需要的信心和勇气。
这种直播形式得到了影迷的欢迎，既让他们体会到了观影的仪式感，也满足了人们对互动观影的需求。
据统计，当晚的云观影吸引了25.8万人观看，辐射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影迷。
在公益性质的试水之后，云观影的开始向流量能够变现的网络电影扩散。
比如，毒舌观影团与灯塔合作的《乱世之定秦剑》的线上超前点映。不过，除了形式改为线上，点映环节与院线电影大同小异，为电影放映+主创映后交流。
随后，纪录片《人生第一次》也举行了一次形式类似的云看片。
无独有偶，院线改网播的电影《大赢家》也在上映时将传统的线下首映式搬到了线上，并保留了线下首映的仪式感，签到、观影、互动、合影等环节一应俱全。
其他的平台也在一路跟进。
微博电影联合爱奇艺邀请观众免费看泰国电影《天才枪手》；
优酷在恰逢妇女节时联合UCCA、淘票票和观映像，选取了不同国家的三部电影，展开为期三天的女性主题云观影……
在疫情的特殊背景下，云观影已经蔚然成风。
很明显，在这些“直播+电影”的模式探索中，电影首次在直播中成为了主角。
此前的待上映电影利用直播进行营销推广时，电影经常是那个被挂在嘴边的名字，观众看到的直播内容还是以片场直播、明星才艺为主，营销电影的初衷多少有些偏离。
毕竟，有什么比让观众直接看电影更行之有效呢？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把待上映的成片在直播间放给观众就是最好。但从“云观影”中取经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思路，即用电影推广电影。
比如，在获得版权的前提下，召集影迷，对主创人员（导演、主演）的旧作进行线上直播观影，主创人员可以在直播间分享创作或表演的台前幕后，以此深入挖掘直播的互动属性，达到传播的效果。
对于系列电影来说，这种方式更为适用。在系列电影上映的当口，能与主创一起回顾系列电影中旧作，对影迷来说无疑有着莫大的吸引力，也能达到温故知新的效果，从而激发人们对后续电影的观看欲。
除了“云观影”，还有影视KOL针对影迷群体发起的拉片直播课；行业大号为编剧搭建的“直播卖剧本”平台等等，本质上都是“直播+影视类”延展出来的营销玩法。
展望：直播是影视营销的未来吗？
必须承认的一点是，直播的火爆让传统新媒体都变得不再那么“新”了。
当直播平台的主播们举着自拍杆穿梭于电影首映礼的现场，即时与直播间的观众产生互动时，新媒体记者可能还在焦急地望向现场速记。
因此，直播给电影营销带来的，首先便是宣传媒介上的改变。
由于互动性强，可参与环节多，直播可能会渗透到影视营销的方方面面，甚至从选角开始，到上映结束。在这个过程中，营销周期变长，营销渠道变多了。
直播带来的直接营收也值得关注。
实际上，无论是片场直播，还是主创进入直播间为电影呐喊，抑或是0.1元卖特惠电影票的购票资格，片方都很难在其中看到实打实的票房转化率，但如果将直播与卖票相结合，就能够通过后台直观地看到直播带票量，从而及时调整营销策略。
比如，电影《吹哨人》就曾经通过抖音直播卖票，并在直播间内嵌入了猫眼购票小程序，观众无需离开直播间即可购票。
对于此次在疫情中受损颇重的院线来说，直播为电影带来的愿景可能要更为遥远与抽象。
一方面，电影通过直播，获得更好的票房，对院线当然是件好事，但就目前来说，直播对电影票房的影响，依然没有一个能够拿得出手的成绩（《受益人》的案例中卖出的也不是电影票，而是购买特惠票的资格）。
另一方面，固然充分利用直播平台的用户构成（如快手），可以让电影向三四线城市的用户下沉，提升他们的观影兴趣，培养其走进影院的观影习惯，但这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且结果难以预见。
院线目前要解决的是开门营业的燃眉之急，直播的远水难解近渴。
直播卖票或许很美好，但对于目前的影视行业来说，传统直播卖货的模式显然行不通。“直播+观影”的模式也还需新片入市后才能得到检验。
花样繁多的“直播+电影”，只有突破了“带货量”这一瓶颈，才能谈论对未来影视营销的变革。
【文/午言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