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直径5.76米的玉石浮雕宴饮图拓片。
前言
这是一幅极其少见的古蜀王室浮雕宴饮图。宴饮图为一个直径5.76米的巨型玉石板太阳轮，材质为角闪辉石岩，其东、南、西、北四方各有一只高1.90米的凤鸟，太阳轮的圆圈和轮辐上浮雕有古蜀人犁田、播种、插秧、打猎、战争、祭祀、制陶、煮酒、做饭，以及用锯子锯玉石等内容。总共刻画人物204个。可以分成劳作、伎乐、武士、侍卫等。太阳轮的圆心是古蜀王室宴请大臣图案，桌子上有肉、鸡、鱼。吃饭时用筷子。国王的桌子长41厘米，大臣的桌子长34厘米。
另一幅玉版画是玉人双手持鼓捶打击玉鼓，右边是古蜀人各式舞姿跳舞，还雕刻有古蜀人，吹笛子，*箫吹**的场面。玉版背后刻有古蜀文字。古蜀国历经沧桑，是一条源远流长的时光之河，层出不穷的古国竹筏、大船行驶其上，两岸数千年前那斑驳陆离的用砖木建筑的城阙宫阙，宗庙祠堂，神道石阙，已荡然无存。机缘巧合留下的大气回荡，精工巧制，想象丰富，内涵深厚的金器、青铜器、玉器，承载着先民的记忆，带领我们穿越回那个刀光剑影的古蜀时代，向我们述说着四五千年前的风风雨雨和人情世事。
一、古蜀王室宴饮已有桌、凳、筷
我们展开畅想的翅膀，飞向四五千年前的一天，为了感谢上天的恩赐和眷顾，古蜀国的一个部族的人们开始祭拜上天，一个祭祀台搭起来了，一件件神器礼器做成了，通天神树立在祭台最高处，戴着黄金面具的巫师们跳起了祈福的舞蹈，部族首领虔诚地礼拜着。礼毕，王室宴请群臣。民间收藏的古蜀王室浮雕宴饮图上镌刻的图案，可见桌子上摆有肉、鸡、鱼，还有吃饭时用筷子。就是这幅巨大的玉石宴饮图，给我们提供了了解古蜀上层人物的生活方式、艺术审美的重要材料。
我们知道，古蜀时期时的成都平原河川纵横，沼泽密布，水流冲决形成特殊的冲积扇沉积地理环境，气候温暖潮湿，鸟兽穿梭，森林仰不见天。《山海经·海内南经》描写古蜀时期的高大树木时说：“有木，其状如牛，引之有皮，若缨、黄蛇。其叶如罗，其实如欒，其木若蓲，其名曰建木。”郭璞注：“建木，青叶，紫茎，黑华，黄实，其下声无响，立无影也。”《山海经·海内经》载：“西南海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
有膏菽、膏稻、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处有百兽相群爰。此草也，冬夏不死。南海之内，黑水、青水之间，有木名曰若木，若水焉。……有九丘，以水绕之。名曰陶唐之丘，有叔得之丘，孟盈之丘，昆吾之丘，黑白之丘，赤望之丘，参卫之丘，武夫之丘，神即之丘。有木，青叶紫茎，玄华黄实，名曰建木，百仞无枝，上有九欘，下有九枸，其实如麻，其叶如芒，大嗥爰过，黄帝所为。”不凑巧的是，几千年前的一段时间，山洪来袭，一棵棵粗壮的生命被戛然中断，被深埋地下。几千年后，其中一些短至数，米长则数十米的树木，身上凹痕斑驳，苔鲜密布，虾蟹鱼群以其为巢，已经变成乌木，成为是自然环境变迁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但是，大量的树木为当时的古蜀先民所使用。
图（2）手中提鱼的古蜀人
2018年，在成都蒲江县鹤山镇飞虎村盐井沟的考古发掘中，出土６０多座排列整齐的古墓，墓内长约４米到７米船棺大都保存完好。这些船棺均以整段楠木制成，棺盖和棺身形制基本一样，其制法是各将一根楠木去掉三分之一，将剩余三分之二挖空中心部分，上下两部分对扣在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船棺。棺身低平、中空，如船舱，一头凿出弧度，如船头。
同年，在位于成都青白江区大湾镇双元村的考古现场，近２万平方米范围内已发现船棺葬１８０座。最大的一座墓坑深２．３米，船棺长６．１米，宽１米。这证明古蜀先民大量将树木做成棺材使用。
2001年在成都市商业街，出土距今约2500年的大型船棺葬，发现散落于不同船棺和灰坑之中的300余件“漆木残件”， 经过成都考古研究院持续多年的研究和修复，2018年，两张富丽堂皇的漆木床得以重现真身。其中大床长2.55米、宽1.3米、高约1.8米。小床则长1.95米、宽1米。修复完成的床，通体髹黑漆。除了床的内侧，其余部位都用朱、赭两色绘制了庄严、神秘的回首状龙纹以及蟠螭纹。这证明古蜀先民大量将树木做成睡觉的木床。
我国漆器发现于河南商代盘龙镇遗址，出土有了一面雕花、一面涂朱的木椁印痕。河北蒿城台西遗址和安阳侯家庄商王陵区发现漆器残片。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了长约20厘米，宽约5厘米的雕花木漆器，木胎已朽，仅剩漆皮，漆皮上满是纹饰。
图（3）古蜀玉碗
此外在许多陶器上也有漆。根据文献记载，成都2000多年前就拥有发达的漆器工艺，尤其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大量西汉初年的漆器，直接烙印上文字标明出自成都。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了的雕花木漆器、商业街船棺出土的这两张豪华漆木床，以及各种古色古香的漆木生活用具，证明四五千年前，古蜀人的漆器工艺就已很发达。在成都平原温暖潮湿的气候条件下保存漆器是极不易的。目前全国范围内发现的距今2500年左右的木床，只有商业街船棺出土的这两张。很多人以为古人睡觉用榻、不用床。而这两张床的复原，为我们了解古蜀人的起居方式，提供了一个真实的侧面。
在民间收藏者家中，我们有幸看见两张古蜀玉椅。它们宽大厚重，浑圆丰满，前后两面有丰富精美的纹饰。玉椅的高度、扶手的高度的搭配，不仅考虑了视觉效果，还有让人正襟危坐的设计考虑。反映了古蜀工匠敏锐的艺术洞察力和艺术表现功力。玉椅的构图采用阴刻或阳纹雕琢纹，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椅背的弧形与四脚的方形，呼应了“天圆地方”的认识论和“天人合一”的精神追求，曲线与直线的相结合，体现着阴阳平衡的学说。玉椅前后左右有神人、神怪、动物形像，有的稚拙简朴，有的纹饰繁复。
在埃及的图坦卡蒙墓里,我们可以看到四五千年前的随葬品中，有家俱、雕像、*器武**、包金战车、王杖等。尤其是一张木制银贴面的狮腿的宝座，被美国前总统卡特称赞为“迄今为止埃及出土的最美丽的*物文**”。
宝座的腿部呈狮子头像，狮子的眼睛镶嵌着白石英石和水。宝座腿部中间还有细金丝制和象征南北方统一的莲花和纸沙草花图案。宝座的扶手同样有用上下埃及的保护神眼镜蛇和秃鹰合体象征着统一和保护的意义。眼镜蛇头上的双王冠表示王国的统一，白冠是银制的、而红冠由金子制成。秃鹰的双翼呈表示永恒的符号。
此外宝座上还有用古埃及象形文字书写的法老的名字和王名圈，象征着他法老的地位。把手位置的设计正看是老鹰，反看是带翅膀的眼镜蛇，老鹰代表上埃及，眼镜蛇代表下埃及，所以这里也表示上下埃及的统一。木质镶金的宝座的脚蹬，上面的六个圈形象征着国家的敌人，三个亚洲敌人和三个努比亚敌人，他们都被法老踩在脚下。
宝座靠背上展示了一幅王室生活图，表现了法老夫妇之间的亲密。法老的短卷假发戴着复合王冠，也戴着大项圈和手镯。他穿着长长的褶皱裙，这是用白银镶嵌而成的，上面装饰带由半宝石镶嵌而成。阿顿神化身为太阳圆盘，居于画面显眼的位置。太阳盘把他的赐予生命的射线延伸到法老夫妇身上。图坦卡蒙坐在宝座上，他的脚放在脚凳上。他的王后，安德森纳蒙正端着一杯香油，亲切地擦着他的皮肤。她戴着王冠，王冠由两只角围绕着太阳盘和两只羽毛组成。她也带着多层胸饰，也由白银镶嵌而成。
图（4）古蜀玉鼎
古蜀先民使用椅子，与埃及木制银贴面的狮腿的宝座一样，具有满足社交性与机能性的双重需求。椅子有凸显尊崇地位的台座功能，是古蜀国宗教信仰和当时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由于蜀地多雨潮湿,河流纵横的自然条件，古蜀人没有将席垫铺设在地上的需求。因此，古蜀人的坐具从一开始就沿着离地面、高型化的方向发展，跪坐少于垂足坐。可以说气候环境决定了古蜀人坐具、坐姿。由此可以推测，古蜀王室宴饮时期，已使用木桌、木凳等坐具。
我们再观察古蜀王室浮雕宴饮图，看见蜀王独自一人高坐饭桌正中，一旁放有一双筷子。这是古蜀先民使用筷子的证据。从考古发掘看，我国古人最早使用的是勺子。例如，在大约7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西安半坡村遗迹中曾出土了数个餐勺。在青海宗日遗迹中，曾发现一件距今5000年的马家窑文化骨质餐叉。在距今4000年的甘肃省齐家文化遗迹中，曾发现一件扁平型骨质餐叉，与现在的餐叉已经非常相似。据说，筷子出现在殷商时期，随后在汉代以后开始普及，直接替代了餐叉。
古人放弃餐叉的原因如下：古餐叉的用途狭窄。先秦时期的餐叉主要是针对肉食。但是，问题是古代肉食的供应非常稀少、不是每个人都能每天吃肉，只有贵族阶层才能享用肉食。从考古发现的资料可以看出，餐叉出土之地，都是在贵族的墓葬中。《礼记》中曾记载，筷子是专门用来夹取汤羹中的菜料的，勺子和叉子是吃主食吃饭，而不是用筷子。
在《韩非子·喻老》一书中，称筷为“箸”，佐证筷最初是以木竹为材质。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说：箸“从竹者声”。现在发现最早的铜筷子，是在云南的一座铜棺里，属于春秋时代。另外，在安徽的贵池一座春秋墓里，发现了一双筷子。国人就食，大多数是用筷子。平民百姓只能使用普通材质的竹、木筷。王公贵族多用精美绝伦的金银筷、象牙筷。
图（5）古蜀玉尊
《韩非子.说林上》中讲述了一个故事：商代末期，纣王为满足于自己君王奢侈、高贵生活，下令猎象锯牙而制成象箸。箕子见了认为，纣王一旦有了象牙筷子，就再也不会用陶罐土碗盛饭菜了，一定要用明犀碧玉做的碗来相配。用了玉杯和象牙筷子，就绝不会用来盛小米蔬菜，势必要装象尾、豹胎一类的山珍海味。吃了象尾、豹胎，就再也不会穿粗布、住茅房，一定要穿锦衣、居大厦。这样下去，享乐的欲望就会不断扩大，必然要搜刮普天下的民脂民膏来填饱一个人的欲望，那样国家就危在旦夕了。
果然，纣王最后就因荒淫无度而亡了国。一把“象牙筷子”，最后葬送了商纣王国，看似有些牵强附会，然而其中所富含的哲理却十分深刻。但是，纣王的“象牙筷子的出现时间，晚于古蜀玉版画图案中出现的筷子至少1000余年，昭示古蜀国这个与中原文明迥然不同，同时又有着千丝万缕的独特文明形态。
二、古蜀国砖木建筑的城阙宫阙，宗庙祠堂
古蜀文化中精美的黄金、青铜、玉器，迥异于其它文明的形态，让人们对古蜀文明产生无限遐想。令人痛惜的是，曾经众多的古蜀遗迹因为历史原因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中，使那个神秘的年代愈发神秘。如今我们只能从仅存的少许器物、考古发掘文献中，去还原那个远古时代的场景了。
麦坪遗址位于四川雅安市汉源县，包括狮子山遗址、龙王庙遗址、大地头遗址、麦坪遗址、*钟金**山遗址、白鱼遗址、姜家屋基遗址等，整个遗址的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发现了大量从新石器时代到商周时期的遗址和墓葬。
2012年，考古人员在麦坪遗址发现，距今4500年到2500年间房屋基址182座。有的麦坪人住着平面呈圆形、长方形或近方形，用木头和杂草修成的类似栅栏为墙的房屋。有的住着开挖有基槽，用木头做墙壁骨架，上糊泥巴的木骨泥墙式房屋。也有的住泥土垒筑而成的房屋。贫穷的人家，则住着简陋的窝棚。麦坪人的房子多为方形或长方形，做饭的土灶多为圆形。有些房屋只有一个房间，有的几个房间，呈单元组合结构，类似于现在的套二、套三房屋。这些房屋门的朝向一致，北部墙体处在同一直线上，有明显的组群关系，这可能是最早的街道雏形。
更重要的是，人们当时对自己居住的地方已经有了相当明确的“规划”，生活区、墓葬区、作坊区分类明确。当时人们以种植农业为主，有时也要到密林狩猎，到大渡河打渔。一些男人还喜欢佩戴由几个圆圈套在一起的耳环。有些人佩着巴蜀式样青铜剑。麦坪人使用的器物，有的与三星堆文化中期相同或相似，这证明古蜀文化的影响，在商代已达到大渡河中游地区。
2012年12月16日，考古人员对广汉三星堆青关山大型建筑基址群进行清理，其中一处单体建筑基址呈西北—东南走向，长约55米、宽约15米，面积近900平方米，东西两侧似乎有门道。初步推测，大约由6到8间正室组成，分为两排，沿中间廊道对称分布。勘探表明，整个青关山土台均系人工夯筑而成，现存面积约1.6万平方米，其中第二级台地现存面积约8000平方米，该土台很可能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都是三星堆王国的“宫殿区”所在地。
图（6）手捧象牙的古蜀人
与此同时。考古人员在三星堆遗址北部，初步确认了“仓包包城墙”和“北城墙”两道新的三星堆时期夯土城墙，使得三星堆古城的城墙由原来的5段变成了7段，外廓城也由于“北城墙”而趋于完整。另外，在城址范围内还发现多条古水道。2008年，考古专家在金沙遗址博物馆以北700余米处的黄忠村7组某住宅项目工地，发现公元前1100—公元前900年间商、周时期大型建筑遗存。
据介绍，新发现的遗址发掘面积2750平方米。已经发现了4座窑址、33个灰坑、2条灰沟，还有若干尖底杯陶器和玉石器。这个建筑群除了规模惊人之外，房屋的修建工艺也与众不同：不仅有“木骨泥墙”，还采用了当时罕见的力学支撑的原理，利用房柱来支撑整个房屋。遗迹外围一圈泥土每隔2米左右处便有一洞孔，明显为打桩所用，整个房屋采用的是木质结构，全部由直径约30厘米的木柱支撑。在建筑基址中的两座房址距今约3100年。
这个建筑采用“前朝后寝”地复合四合院式布局，普遍使用木骨泥墙构筑墙体等特点。它们的单体建筑规模大小相当，面积大都在100-500平方米之间，大的能达到400-500平方米，小的一般100多平方米。随后，考古专家在成都“三和花园”和成都“金牛城乡一体化５号Ａ”地点，发现商周时期大型建筑基址，认为该遗址中两座大型建筑基址，与１９９９年发现的商周时期大型建筑基址时代相当、结构相同、建筑走向一致、位置毗邻，应属同一大型建筑群的不同组成部分。
这三个地点的大型建筑基址所组成的建筑群等级高、规模大、结构严谨、布局有序。与金沙遗址同时期中小型建筑居址判然有别，应属金沙“王都”最高统治者使用留存的重要遗迹区——宫殿遗址区。辐射面积足有5平方公里金沙遗址的宫殿区，在北、祭祀区在南，两者隔摸底河相望。这与三星堆遗址宫殿区在北、祭祀区在南，隔马牧河相望的结构惊人相似。
学者研究认为，成都地区虽然在
图（7）双手交叉的古蜀人
商代即有聚落存在，但是，这个时期的成都到处还是湖沼洼地，河流纵横，地湿水多，还不适宜建立都邑。随着后来气候变化，逐渐干燥，原先为水泽河沟分割的小聚落得以连接成大聚落，才逐渐发展成为都邑。到了古蜀开明王朝的后期，成都成为蜀国的首都，从此开始了它的2000余年的繁华。
由此，我们与成都羊子山祭祀台联系起来进行分析。1955年形成的成都羊子山祭祀台清理报告认为，羊子山祭祀台土坯边墙的砌筑规模宏大，中心一台，平铺齐缝叠砌，粘合剂用灰白色细泥浆，粘接紧密，填土夯筑后浑为一体，数千年后清理时边墙依然整齐。
羊子山祭祀台是座三级四方无屋榭的土台，它的用途当是观望或者为*会集**、祀典之所。据文献中记载，晋灵公九层台、楚灵王章华台、燕昭王黄金台、吴王夫差姑苏台等都是春秋后期建筑。羊子山祭祀台始建年代在开明氏建都成都之时，与中原王朝高台流行时间相吻合。而羊子山祭祀台无论从建筑物的体量与高度来说，都是当时之冠。土坯工程技术和夯土技术也领先于同时期中原遗址。
图（8）手举小龙的古蜀人
我们结合广汉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的发现进行研究，已知与中原夏商时期相比，古蜀国已经是文明高度发达的地区，出土的金杖、金面罩、大型青铜立人、青铜面具、青铜神树以及太阳神鸟金饰等，与中原文化相异而又有联系。古代蜀国盛行以巫蛊通天地的萨满式原始崇拜，羊子山祭坛就是一处古蜀国用于宗教祀典的神圣场所，而金沙遗址大型宫殿区的确认，为研究金沙王国的都邑形态、社会经济结构提供了极为难得的重要资料。
据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想像，四五千年前的一天，为了感谢上天的恩赐和眷顾，古蜀国的一个部族在成都羊子山祭祀台祭拜上天，一件件神秘礼器做成了，一个个祭祀台搭起来了，通天神树立在祭台的最高处，戴着黄金面具的巫师们跳起了祈福的舞蹈，部族首领，虔诚地朝天、向地，遥望祖先发祥之地岷山礼拜。礼毕，王室宴请大臣。为了记录这次盛会，古蜀国王下令镌刻玉石太阳轮图案，铭刻文字，才给我们留下这幅了解古蜀上层人物的生活方式和艺术审美的玉石版画。
三、民以食为天 宴饮肉为上
在成都大邑高山古城遗址，发现两条基本垂直相交的土埂，宽度约20—30米，高出地表1.5—4米。它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在距今4600年前，古蜀先民已经修建了城墙，表明当时已有强大的组织力量让人们统一协作。在灰坑内发掘出多个陶制纺轮，表明当时人们已经掌握了纺织技术。高山古城遗址是成都平原年代最早和最为完整的史前墓地。研究体质人类学的专家介绍，遗骸有成年人也有未成年人，成年人骨身高在165-175厘米之间，与现代成都人的身高差别并不大。说明古蜀国时期食物丰富，先民们营养充足。
古蜀时期的成都平原呈现出粟稻并行的农业面貌，得益于稳定充沛的灌溉水源，精细耕种使农业得到长足发展。考古发掘材料显示，距今5000年前后，成都营盘山的先民们以种植小米和黍为主，到了宝墩文化的早期，古蜀先民们改土造田，小规模种植水稻，人群逐步向平原腹心地区迁移。到了宝墩文化的中晚期，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区出现了大量密集的聚落。
人口的增长，带来聚落的增多和规模的扩大。从民间收藏的玉版连环画上的图案可以看出，古蜀先民房屋四周树子自然生长,大量的捕鱼图案则说明，鱼是人们很重要的食物来源。考古发掘表明，古蜀先民们已经驯养猪、狗、马、牛、羊。在生活区域的发掘中，有一处堆满陶器的灰坑，这里出土了猪的头骨、狗的肋骨，还有鱼鳃骨。
图（9）穿长裙的古蜀人
这说明，古蜀先民已经将这几种动物驯化，并作为食物。植物考古的专家通过浮选等考古方法，对成都营盘山土样进行分析，发现里面有水稻、黍、粟、薏米、苍耳等植物的种子。出土的水稻能够占到90%的比例，说明水稻是当时人们的主食。民间收藏的玉版连环画上的图案可以看出，古蜀人杀牛、杀羊、打鸟、以火煮食。在金沙遗址考古发掘考古中，出土动物肢骨和牙齿。
依据《周礼·职方氏》的记载：“东南曰扬州……其畜宜鸟兽，其谷宜稻；正南曰荆州……，其畜宜鸟兽，其谷宜稻；河南曰豫州……其畜宜六扰，其谷宜五种；正东曰青州……其畜易鸡狗，其谷易稻麦；河东曰兖州……其畜宜六扰，其谷宜四种；正西曰雍州……其畜宜牛马，其谷宜黍稷；东北曰幽州……其畜宜四扰，其谷宜三种；河内曰冀州……其畜宜牛羊，其谷宜黍稷；正北曰并州……其畜宜五扰，其谷宜五种。”荆州、扬州同属长江流域，“其畜宜鸟兽，其谷宜稻”，即意味着当时没有家养动物，农作物只有水稻一种。其他位于北方地区的七个州的家养动物都分别有两种到六种。
人类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狩猎和捕捞，一种是饲养。古代人类定居生活基本形成以后，狩猎和捕捞野生动物活动，往往就在居住地周围进行。在狩猎或捕捞动物的方式不能保证肉食来源的前提下，会在居住地内饲养一定种类和数量的家畜。
1974年，江苏容县一座名为浮山的果园中，农民们发现了一个西周古墓，从墓里出土一个陶罐，工艺精湛，花纹复杂，全身包裹着一层特殊形状的几何图案。打开一看，陶罐中盛放满满一罐子鸡蛋，完整无缺，圆滑如新。经过科学检测，这些鸡蛋距今已有2800年的历史，是迄今为止中国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鸡蛋实物，只不过鸡蛋整体都已石化，蛋壳也比较薄。或许是长时间放置而导致的钙质流失，鸡蛋直径在3.1厘米至4.2厘米之间，与如今的鸡蛋大小相似。
图（10）跳舞的古蜀人
再说，当年广州南越王墓出土了青铜烤炉，烤炉是内凹弧形，中间有架子专门放烧烤之物。烤炉炉壁上还有两对小猪，猪嘴朝天，中空，似乎是用来插烧烤工具之用。当然，陪葬品中还包括了专门用来烤乳猪的各种烤炉和叉子，不但有整个的炉，还有各种各样的烤法，有签子烤的，有挂着烤的，黄土包着烤的。旁边的罐子里，还有200多只已经洗干净脱毛，还没有烧烤的禾花雀。
1999年，考古专家对青海民和县官亭镇喇家村遗址进行挖掘。发现了一只扣起来的陶碗，翻开之后，看见里面的面条，像蝉翼一样薄，表皮卷曲缠绕，形状十分清晰。专家研究发现：大约公元前1920年，喇家遗址附近发生一次大地震，导致黄河堵塞，最终形成了一次大洪水。大地震之后，喇家遗址山洞被震塌，随后经过大洪水的冲刷，大量泥土渗透进了碗里，而泥土使陶碗密封起来，加上陶碗倒扣，所以这一碗面条才得以保存下了来。这一碗面条的出现，证明了中国是最早发明面条的国家。
图（11）举尊的古蜀跪人
2005年，美国的《自然》杂志，报道了这碗来自4000多年的面条，给予了确认。鲜为人知的是，在此之前，国际上认为意大利人最早发明了面条。原因很简单，在2000余年的罗马古城中，考古专家曾经挖掘出一幅壁画，画面上描绘着和面、擀面、切面的场景。翻开中国考古史，还可以发现很多惊人的发现。比如：西周的铜器里，竟然装满了煮鸡蛋。山东地区出土了西周的水饺，距今近3000年。战国秦墓中出土的半鼎骨头汤，距今有2400余年等等。古蜀人以火煮食，如何保存火种？我们可以从以下报道中得到启发。
1959年，专家考古在山西东庄村遗址，发现距今6000多年的瓦罐——火种保存器。瓦罐高十几厘米，上口径不足5厘米，下口径刚刚10厘米。整体就像一个竹筒，最下面有一个孔洞，两边也有对称的孔洞。古人在瓦罐旁边开了两个孔洞，平时会用木棍堵上。把顶盖拿掉，里面盛一块微微发红，没有燃烧的木炭。要使用的时候，往里面吹气，很快，木炭就重新复燃。可以肯定古蜀王室浮雕宴饮是以火煮食，他们是否以这种方法保存火种，尙不得而知。
四、宴席上的美酒佳器
在中原商代礼仪制度中，以酒器觚、爵的数目来区分贵族的身份。《礼记·王制》中说：“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铜爵处于酒礼器组合的核心地位。爵的基本形制窄长流、尖长尾，针状双柱矮小，细腰、瘦腹，扁带状扳，三棱锥状足。腰腹正面装饰一排乳钉，共5颗，夹在两道凸弦纹之间。从用途上讲，爵的流是用来饮酒的，而其尾则主要是用来平衡重心和方便往爵内注酒。
图（12）金鸡独立舞姿的古蜀人
古蜀王室浮雕宴饮图中，古蜀王面前摆的盉是三星堆遗址出土数量较多的一中空的袋状足与器身相通，器顶有一半圆形口，一侧有一管状短流。器身微束，一侧有一宽鋬。这样，既可以增加容量，又方便生火加温。
四川自古多佳酿，蜀人不但好酒，而且善于酿酒。《华阳国志·蜀志》称“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曰醴。”两汉时，农业的进步带动了四川地区酿酒业的发展。在成都博物馆展出的东汉庄园生活画像砖上，栩栩如生地雕刻出了当时成都人酿酒的场面。画像砖上，有女人从井中提水，有牛车送来谷物，然后是一组制酒工艺的流程图，包括炊煮、酿造和发酵，最后酒液被注入巨大的陶缸中。酿酒作坊的四周还有许多鸡鸭*兽禽**，它们像是闻到了酒糟的香气前来觅食。除了酿酒还有饮酒的场面。
在东汉的宴饮叙谈画像砖上，描绘了整个宴饮场面。画面*共中**7人，环绕几案、盂等宴饮器皿席地而坐。7人均头戴冠帽，身穿广袖长服。宴饮图上部有3人，左侧1人捧盘，右边1人举杯，向中间者敬食。下部4人相向而坐，手举耳杯对饮。与其它民族相同。盘，在商周春秋时期是一种盥洗用具。《礼记》载：“进盥，少者奉盘，长者奉水，请沃盥，盥卒授巾。” 在仪式典礼中，主持祭祀和仪式的人洗手，下面就有人用盘接水。
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盘作为礼器是主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虢季子白盘为西周晚期的青铜器。盘腹内铸8行111字，是研究西周晚期周王室与北方部族关系和西北地理的重要资料。铭文线条讲究，清丽流畅，字形注重疏密避让，篇幅工整，结字优美。铭文中“薄伐狁”、“折首”、“执讯”及“是以先行”等句，可与《诗》之《采薇》、《出车》、《六月》、《采芑》等篇所记史实相互征引，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在成都大邑高山古城遗址生活区内，考古人员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石器和陶器。陶器分为泥质陶和夹砂陶两类，仅泥质陶就有灰陶、红陶等7种。这些陶器做的生活用具各式各样，罐、壶、樽、盆、钵等各式各样。且在大量装饰有绳纹、附加堆纹、刻划纹，纹饰十分精美。其中，一个打磨光滑的圆盘状陶器看上去十分精美。据了解，它的作用主要是用来盛放食物，类似于今天的果盘。
小麦在出现的历史则有约5000年，很明显是从西北传来的。从考古的资料来看，东西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在很早很早时候就存在了。因此古蜀先民才能够戴象牙手镯，用上陶果盘、玉盘。古人对盘情有独钟，汉张衡 《四愁诗》之二：“美人赠我金琅玕，何以报之双玉盘。” 唐白居易 《琵琶行》：“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封神演义》第二六回：“玉盘悬在碧天上，绽放光辉散彩虹。”
图（13）双手举牛头的古蜀人
其实，早在二十多年前，民间就收藏了几十个直径46厘米,高6厘米，镌刻图案、文字的古蜀国玉盘。它们敞口、浅腹、平底，饼足 ，颜色灰白，厚重坚实，叩之声音清脆悦耳。盘内有16个个文字，纵向排列，左右各三字，中间四字，布局对称，结构合理，刻划线条流畅自然。笔者所见的古蜀国玉质日常生活用具。造型秀美，器型多样，如碗、盘、罐等，其中盘极雅致华贵。
在造型上，盘大小悬殊，敦实古拙，造型隽永，看上去圆浑柔和，有厚重感。在纹饰上实笔多为细线条，勾勒渲染多为粗线条和纹饰，线条流畅，纹路清晰，有一气呵成感，纹饰画得十分规矩，不出边线。画面布局得宜，疏密相间，繁而不乱。其一、有盘内中间刻张口龙，龙须上有鬣毛，龙脚为三爪。其二、一鹿作仰天长鸣状。鹿，古代粮仓，《玉篇·广部》:"鹿庚也、仓也";鹿在民间视为"仁兽"。既有气势磅礴的龙飞鹿跃，又有安详平和的古蜀人像，动中有静，静中有动。
大量制式化存在的陶器、玉器背后，必然存在高度发达的社会组织，它们才有能力、有组织、有权威调集大量的人力物力，来为特定的文化、政治目的来进行专门的陶器、玉器生产，而所生产出来的器物，又必须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功能，否则就不会被着力生产和加工。
在古蜀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大量酒器表明，古蜀时代的酒器在使用上，有了明确的分工。高领大罐可能是一种酿造器皿，饮酒器是觚形和瓶形杯，而瓮、缸、壶则为盛酒器，各种鸟头，兽形和钩形勺则为打酒器，盉用于温酒。在酿酒、温酒、饮酒形成一整套程序之后，我们有理由认为古蜀文化时期，酿酒手工业已较为发达。在青铜器中，也有大量的尊、罍等酒器。祭祀坑中还出土了头顶酒尊的女俑，尊上有盖，女俑双手过头顶捧尊，跪于镂花座上，作供献状。这些均可以作为古蜀酿酒业成为独立手工业部门的佐证。
古人云，“非酒器无以饮酒，饮酒之器大小有度”。酒与酒器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它们都具有“明贵贱、别等列”的意义。酒器作为权力与地位的象征，是这一时期最为举足轻重的礼器大类之一，其所占比例之大、形制之繁多、器物功能分类之细、纹饰铸造之精美，彰显着古蜀盛世的辉煌，同时也有力的佐证着古蜀人好酒之风的盛行。
图（14）手举法器的古蜀人
古蜀酒器玉觥，由盖、身、鋬、圈足等几部分构成，高29.5厘米、长31厘米。觥盖前端兽头昂首而出，牴角纵凸，盖脊正中扉棱出戟为一条卷尾小龙，兽耳翘于器表，臣字眼鼓目圆睁，高鼻隆起，鼻孔凸显而扩张。觥盖后端饰牛首形兽面纹，其牛舌偏向一侧呈微翘状，是便于觥盖与器身开合自如的巧妙设计；觥身空腔盛酒、口沿为流，器尾有兽首垂珥式鋬。 两侧主纹饰凤纹构图饱满，凤首张嘴昂首与觥盖兽头相呼应，近乎半圆形的凤眼圆睁凸于器表，长冠飘逸，凤翅与凤尾分别强调着力量与逶迤，凤爪踩踏于圈足凸弦纹之上。觥盖与觥体剩余空间集凤纹、小蛇等各具形态的辅助纹饰，各择适度空间而居。
古蜀人做事严谨有序，涉及到酒器功用与设计、度量衡与容量、计算单位与用量等相关事宜，他们都会反复推敲和验算。《周礼·考工记》云：“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觯、四升曰角、五升曰散”以及“六升曰觞、七升曰觥。”无不反映着酒器间相互容量的关系。成语“觥筹交错”，则描写很多人聚于酒宴，酒器与行酒令筹码交织在一起，形容热闹喧杂的场景。
1982年元旦,在江苏丹徒县丁卯桥附近工地,发掘出一个大型的唐代银器窖藏,出土的器物共计950余件,有瓮、龟负“玉烛”、酒令筹、盒、盆、托子、碟、盘、碗、杯、注子、瓶等,重约55公斤。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一组制作精美的酒令用具——银鎏金“论语玉烛”龟形酒令筒。 这支龟形酒令筒下部是一只錾刻得相当传神的鎏金银龟，上部为一支圆形酒令筒。筒身刻一对龙凤，上书“论语玉烛”四字。
之所以叫“论语玉烛”，则是因为筒中装置的50枚酒令筹。在这些酒令筹的正面刻有酒令文字，上半段刻着《论语》的语句，下半段则刻有酒令内容，共计有“自饮”、“伴饮”、“劝饮”、“指定人饮”、“放”、“处”六种饮酒方式，同时标有“五分”（半杯）、“七分”、“十分”、“四十分”、“随意饮”、“放”六种饮酒数量。除了这些酒令筹， 还有酒令旗和酒令纛。这两种器物，被唐人视为酒宴上的两*法大**宝，有犯规者则举旗警告，如屡犯则“旗纛俱舞”。
如同《东京梦华录》、《铁围山丛谈》所载，京城酒楼风俗奢侈，大用银器，声色皆备。多聚于马行街，其灯火辉煌，人物嘈杂，居然到了“永绝蚊蚋”的地步。酒客在此间风花雪月，逍遥快活，真所谓“人生百年常在醉，算来三万六千场。”宾主酒酣耳热之时，乐舞表演便将把宴会的气氛推向高潮。
五、宴飨歌舞
“无舞不成席，无乐不成宴”。宴饮不仅仅是“宴”或“饮”在口味上的享受，更重要的是在宴饮之际，丝竹管弦、珍馐佳酿、贤主嘉宾，共同构成了气氛热烈的场景。
图（15）跪姿古蜀人
如今，我们可以穿越时空，领略古蜀国的喜庆场景。《小雅·宾之初筵》一文中，细致、生动地描述了周王朝上层贵族饮酒、醉酒的完整场面。如第三章写由未醉到既醉的过程：“宾之初筵，温温其恭。其未醉止，威仪反反。曰既醉止，威仪幡幡。舍其坐迁，屡舞仙仙。其未醉止，威仪抑抑。曰既醉止，威仪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宴会初开，宾客态度温文尔雅、极其恭敬。还未喝醉的时候，宾客们的仪表庄重谨慎；喝醉的时候，就显出了本来的面目，庄重仪表全然不见，离开座位，开始翩翩起舞。
2005年在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的两件石磬，一件石磬长106厘米、宽56厘米、厚4厘米，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商周时期石磬中体量最大。另一件石磬器身刻划有两组竖向弦纹。经音乐性能测试，表明这两件石磬“具有良好音乐声学性能，敲击发音，听觉感受音色清亮、圆润，音高清晰、纯净，余音缭绕。频谱显示基音强，泛音规范。说明此时期的古蜀工匠，已经较为熟练地掌握了石质乐器的制作工艺和调音方法。
“嵌错-乐舞-水陆攻战纹-铜壶”，于1965年，在成都市百花潭中学基建工地出土，此器侈口溜肩，鼓腹圈足。肩上有兽面衔环，头上有三鸭形钮，身上布满用含铅类矿物镶嵌错金的图案。记录了蜀地王公贵族的生活场景。此器以三角云纹为界带。第二层，右侧是猎射场景。几个人正等待射靶时，天上飞来一群大鸟，引得他们兴起，拉弓向大鸟射去。那中了箭的大鸟身上分明有根长长的绳索，是因为射箭的人还要把射出的箭收回来，便用生丝线系在了箭杆的尾端，古时将箭杆上的生线叫“缴”。左为宴乐战舞图象。
宴乐战舞是四川流行的巴渝舞，坐在厅堂地上的就是举行这次宴席的主人，他身边还站着一位手持铜戈的护卫人员，而被宴请的宾客则站起身来，手端酒杯，向主人敬酒。该种场合是一定不能缺少歌舞的，时称“钟鸣鼎食”。 图中参与演出的人员远远多于参加宴饮的人数，他们敲编钟、击编磬，个个体态轻盈婉约，似是边敲击边起舞。门柱旁还立有一只建鼓，有两人正在建鼓的两面进行击打。建鼓旁边的几位舞者，一手上扬，一手拿着兵器作为舞具，相对“文舞”而言，是“武舞”。
图（16）古蜀玉盘
武舞是与当时的文舞有区别的舞蹈。《乐书·乐舞》中解释，以文德服天下作文舞，以武功得天下作武舞。文舞，表演者多拿着鸟羽、彩缯、牦牛尾作舞，象征百兽率舞。武舞，表演者多持着盾牌、玉制兵器作舞，姿态勇猛，象征战争。所以文、武舞又统称作“干羽舞”。《大武》为武王灭殷商庆贺时的演出。据《吕氏春秋》记载，此舞为周公旦所作，在乐舞之中加入刺击之法，带有武术性质，所以在后世发展成为训练军士的一项内容。
史上首例干戚舞案例，记载于《山海经·海外西经》：“刑天与天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刑天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 干戚舞系古蜀国原创。《山海经.中山经》记载：“凡岷山之首……干儛，用兵以禳；祈，璆冕舞。” 武王伐纣时，500名巴蜀虎贲*队军**，就用“干戚之舞”战术，击垮了30万商崇侯虎军团。这一故事，见于《尚书·周书·牧誓》：“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
”西周时宫廷有六舞：帗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 。其中旄舞就是《山海经》提到的古蜀璆冕舞，“掌教兵舞，帅而舞山川之祭祀”的兵舞就是干舞。此间的干舞，已经由祭祀战神刑天而衍化成祭祀山川了。干舞后被更名“巴渝舞”。两晋、南北朝时期，“巴渝舞”几经更名，其中“宣烈舞”就分牟弩、干戚两种舞种。至此，干戚舞已被北方政权奉入宫廷大约2000多年。文献记载，鼓早在黄帝灭蚩尤时出现。鼓面用夔牛皮制成，而古蜀恰恰是夔牛出产地。夏、商之际，古蜀蚕丛氏南迁凉山、云南，不仅在西南、南亚、东南亚散播了石棺文化、筰桥文化，也广布了辉煌的古蜀铜鼓文化，目前仅在此区域发掘出大量的铜鼓。
至于古蜀璆冕舞，四川出土的汉晋画像砖中盘舞、巾舞、长袖舞等舞乐百戏则是其衍变。这些舞人穿着细腰的长袖衣，体态轻盈，面目表情和动作浑然一体，活灵活现。明朝曹学诠释的《蜀中名胜记》一书，记叙一个名叫*女素**的演奏家。
据说她用伏羲作的都广之琴演奏的曲子，美妙不可言。听了她弹出的琴声是“温风冬飘，素雪夏寒，鸾鸟自鸣，凤鸟自舞，灵寿自花，余音绕梁，三日而不绝。” 《古琴疏》记载，伏羲制作的瑟本有五十根弦，黄帝让*女素**鼓瑟“衷不自胜，乃破为二十五弦。*女素**演奏只用了二十五弦，就让黄帝听得“衷不自胜”。*女素**演奏得好，是因为伏羲的琴制作得妙。妙就妙在这琴弦上，因为这琴弦是用蚕丝制作成的，而且用的是古蜀国产的桑蚕丝。若不然，不会称之为“都广之琴”。
巫术是原始社会图腾崇拜的产物，它和后来的天文、历法、宗教的起源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古蜀时代，巫主要司职奉祀天帝鬼神，为人祈福消灾并兼占卜，星历之术。古蜀人喜欢舞亦喜欢巫，古蜀人的祖先伏羲，就是能歌善舞之人。有人猜测，伏羲氏制瑟作《驾辩》之曲，其实质是为宗教巫祈服务。
汉书《太平寰宇记》卷137说：“……巴之风俗，邪巫击鼓以为淫祭，男女皆唱竹杖之歌。”古蜀音乐一直无统一的记谱符号，致使音乐文化遗产损失极大，其中精粹亦有失传。
以上文字说明，四五千年前古蜀国王已经过上了绸缎华服、美酒飘香、音乐绕梁的美妙生活。古蜀王室浮雕宴饮图无论是人物还是动物，其场景的塑造，注重写实，力求形态的逼真和细节的刻划，而是注重从总体上把握对象的精神内涵，注重传神之处的刻划，不拘细节的真实，强调动势和表情语汇在形象塑造中的作用，表现出一种豪放雄迈、飞扬流动的美学格调，而这正是古蜀国时代的审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