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歌手陈羽凡被石景山分局责令接受社区戒毒三年。据知情人透露，这意味着三年内，若陈羽凡不定期去社区进行尿检和谈话，或者在三年内复吸，将被执行强制戒毒。
不知大家注意过没有，之前很多第一次被抓的吸毒明星，除非是容留他人吸毒，不然最后的处理措施，多数是行政拘留数日，然后释放。但同样是第一次吸毒被抓的陈羽凡，后果好像格外严重。他是第一个被官方认定吸毒成瘾的明星，同时也是第一个官方发通告责令其接受社区戒毒三年的明星。
为什么陈羽凡会被认定吸毒成瘾？
第一次被抓之所以很难判断是否吸毒成瘾，这要从认定规则说起，根据最新《吸毒成瘾认定办法》中第七条、第八条规定：公安机关认定吸毒成瘾，需要通过人体生物样本检测证明其体内含有*品毒**成分，还必须有证据证明其有使用*品毒**行为，以及有证据证明其采取注射方式使用*品毒**或者多次使用两类以上*品毒**的。
而在最新《吸毒成瘾认定办法》发布之前，我国禁毒部门针对吸毒人员的检测方式都是传统的尿液检测。其工作原理是*品毒**进入人体后，毒素会在3到7天之内通过代谢物排放出来，只需要用*品毒**检测板检测代谢物即可进行判断，而尿液就是最常见一种代谢物。
吸毒后的尿液检测最长有效期为一周（最佳检测时间为三到四天），虽然通过*品毒**尿液检测板能判定是否吸毒，但缺陷是只能判定吸毒人员一周之内是否有吸毒行为，并不能证明其之前是否多次使用两类以上*品毒**。
因此，各地禁毒部门对第一次被抓的吸毒人员多数采取行政拘留数日，然后批评教育，让其自行戒毒。为了解决这个问题，2017年4月1日，在公安部公布和实施的最新《吸毒成瘾认定办法》中，首次规定了把毛发当中检测出*品毒**，作为认定吸毒成瘾的标准。
毛发检测与传统的尿液检测相比，具有无法比拟的独特优势，能根据吸毒人员的毛发，判断其之前的几个月内（半年左右）有没有吸毒。最主要的是，毛发检测还能分析吸毒人员在之前的几个月里吸了哪几种*品毒**。
毛发检测并不仅仅是头发，实际上身体任何一处体毛都可以用来进行毛发检测，这无疑增大了采样的幅度，更便于采集。且目前的染发、烫发都很难对毛发检测造成影响，所以是一种非常科学的判断吸毒成瘾的方法。
此次陈羽凡能被认定吸毒成瘾的原因：首先是从其住处直接搜出*麻大**2.14克、*毒冰**7.96克两大类*品毒**，其次应该是对陈羽凡进行了毛发检测，判断其至少在半年内曾多次使用两类以上*品毒**（*麻大**、*毒冰**）。最后光是从陈羽凡持有的*品毒**数量，基本就能判断其早已吸毒成瘾。
为什么陈羽凡会被责令社区戒毒三年？
我国目前的戒毒方式有：社区戒毒、强制戒毒，以及自愿戒毒，前两者为吸毒被抓之后，政府针对吸毒人员采取的行政措施。后者是指吸毒人员自愿去专业的戒毒医疗机构，公安机关不对其之前的吸毒行为进行惩罚。
因此吸毒被抓后，各地禁毒部门采取的处理流程（非标准）是：首次被抓（未认定吸毒成瘾），批评教育，拘留十日左右，并责令其自行戒毒。第二次被抓（认定为吸毒成瘾）则升级为拘留十五日，并安排其在社区戒毒三年。第三次被抓（认定为吸毒成瘾严重），则属于屡教不改，那么将在拘留十五日后，安排其强制隔离戒毒。
从前文可以看出，陈羽凡既然认定为吸毒成瘾，那么就算是第一次被抓，也会责令其接受社区戒毒。未来三年之内，陈羽凡需要定期去社区进行尿检，证明自己没有复吸。如果未定期去尿检，或是发现复吸，那么就会直接将其进行强制戒毒两年。
陈羽凡会付出什么代价
一旦吸毒被抓，其行为就会被录入档案，成为人生污点，当然这不是吸毒人员最主要的代价，被纳入动态管控，才是他们最头痛的事。
动态管制是什么？
动态管控是2006年公安部推出一项禁毒措施，全称”吸毒人员网上动态管控预警系统”。系统收录了全国在册登记的吸毒人员以及其他一些有过*品毒**犯罪记录的人员信息，只要信息被录入该系统，被录入人员的身份证等多种信息便在全国公安系统内共享。2011年6月26日发布的《戒毒条例》，第四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对涉嫌吸毒人员进行检测，对吸毒人员进行登记并依法实行动态管控”。
纳入动态管控有什么后果？
简单来说，就是时时受监管，处于动态管控中的吸毒人员，每次外出开房、去网吧、买机票等凡是需要动用身份证登记的地方，登录平台都会在第一时间联网触发动态管制的预警，而当地禁毒民警会根据情况，上门对管控人员进行*品毒**尿检，确实其是否吸毒。
如此严重的代价，是每个心存侥幸的吸毒人员不曾想象的后果，更不用说曾经风光无限的明星人物。“一失足成千古恨”，这大概就是陈羽凡目前最需要反思的话。
文章来源：毒言毒语
禁毒说法
构成贩卖*品毒**罪无需以牟利为要件
构成贩卖*品毒**罪是否以牟利为要件，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分歧，故有必要予以探讨。
一、对“贩卖”的解析
贩卖的对价指财产性利益，包括金钱、*品毒**、车辆、房屋、日常用品等。支付*品毒**作为产品、劳务、服务等的对价，例如以*品毒**交换枪支、刀具、烟酒等利益，仍构成贩卖*品毒**罪。明知他人贩卖*品毒**仍给予帮助，欲赚取路费或者少量*品毒**供自己吸食的，也应认定其是贩卖*品毒**罪的帮助犯。
有人认为，“贩卖”应当理解是一种过程性、系统性的行为，包含了以卖为目的的买进、储藏、中转等任一行为。这一观点颇为新颖，却存在打击范围过宽之虞。譬如，某甲在路边拾得20克*毒冰**，意欲出售，但苦于无渠道只好长期储藏。即使某甲承认其意欲出售所拾*毒冰**，也不能认定某甲构成贩卖*品毒**罪，而只能认定其构成非法持有*品毒**罪。而买进较大数量的*品毒**(暂无统一标准)，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为了出卖，即使未来得及售出，也可以认定其构成贩卖*品毒**罪。若证据只能证明某人持有少量*品毒**却不能证明其有贩卖行为，即使果真意图贩卖，仍只能定非法持有*品毒**罪。*品毒**本来是购买得来却谎称是捡来的，若无证据证明其有出售*品毒**的行为，也只能定非法持有*品毒**罪。
笔者认为，下列情形不构成贩卖*品毒**罪：1.将*品毒**无偿赠送他人，或者向他人提供*品毒**共同吸食;2.黑社会性质组织首要分子将*品毒**无偿提供给成员分食的;3.医疗机构和科研机构依法购入、出售某些*品毒**、药品，以及如果将来某些*品毒**合法化后定点出售少剂量的*品毒**，是正当业务行为、无社会危害性;4.以*品毒**与*服务性**交换的，以及通过免费提供*品毒**供妇女吸食以博得好感，后提出发生性关系要求的。前三种情形因其没有卖的意图和行为，故不构成贩卖*品毒**罪，不是因为没有牟利目的而不构成犯罪。由于现阶段未将*服务性**视为财产性利益，故第4种情形不应认为构成贩卖*品毒**罪。
二、对“牟利”的解析
就犯罪的主观要件而言，罪过形式包括故意和过失，除了法律规定“以……目的”外(少数情况下未明文规定)，各罪对犯罪目的均无特殊要求。严格地说，牟利是贩卖*品毒**罪的动机，是故意内容之外的主观要素，并不是目的，获得财产性利益才是目的，只不过人们习惯于使用“牟利目的”这一搭配而已。若将“牟利”解释为“赚得利润”(即“赚到钱”)，则认定贩卖*品毒**罪不应要求有此目的;若解释为“获得财产性利益”(大多数情况*体下**现为“换成金钱”)，则宜要求有此目的。
2008年《全国部分法院审理*品毒**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明知他人实施*品毒**犯罪而为其居间介绍、代购代卖的，无论是否牟利，都应以相关*品毒**犯罪的共犯论处”。可以从四个方面理解：一是“是否牟利”与能否定罪无必然联系，不牟利仍可定罪。二是迟至托购者指使代购者前往某地接头取回*品毒**时，代购者已经“明知他人实施*品毒**犯罪”。三是既可以对居间介绍、代卖的人定罪，又不排除对代购者定罪。四是这一表述，极易使人联想到“共同犯罪”、“主犯与从犯”。由于特情，“主犯”不构成犯罪，以致有的司法人员纠结于如何对毒贩“以共犯论处”，竟得出不构成犯罪的结论，导致办案错误。其实，该句末段应解释为“可以认定为犯罪”。
笔者认为，认为必须具有赚取利润目的(多数人理解的“牟利”)才能构成贩卖*品毒**罪的观点，无法贯彻始终，还会造成不必要的混乱。犯罪成本不应从犯罪所得中扣除，即使犯罪成本高昂而所得为零亦不例外。购入*品毒**的对价属于犯罪成本，用售价减去进价不能说明对定罪量刑有价值的任何问题。据此推论，必须有确实、充分证据证明进价低于售价才能定罪——也就意味着一定要抓获*品毒**上线且获取稳定的口供。若未抓获上线——也就无上线的供述，则购入*品毒**的价格未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似乎不能认为存在牟利目的，会导致很多案件无法定罪，放纵许多毒贩。若强求加价出售，则以成本价出售*品毒**、降价出售*品毒**、以*品毒**抵债等“没赚到钱”的行为等，不能认定构成贩卖*品毒**罪。实践中，许多贩毒(特别是小额贩毒)案件是现金交易，往往只有口供、证言证明*品毒**价格。这种观点将导致司法机关过分依赖人证。其实，许多贩毒案件的起诉书、判决书并未论及购入*品毒**的价格，可见，强求售价高于进价方能定罪，是不必要的，也是不现实的。*品毒**售价不应影响定罪，探讨是否牟利也无意义。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免费赠送*品毒**、廉价出售*品毒**的危害性，其实比*市黑**上加价出售*品毒**的危害性更大。毒贩如何定价与贩毒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在某种范围内是负相关关系。
三、代购*品毒**的认定
代购*品毒**的人是否构成贩卖*品毒**罪的共犯，是一个普遍存在争议的问题，其焦点即代购者有无牟利目的。代购者收受300元毒资和50元路费，在100米外购得市价300元的*品毒**交还托购者——人们一般不认为代购者构成犯罪。如果代购者收受300元毒资和700元路费，在100米外购得市价300元的*品毒**交还托购者——人们会觉得存在牟利的目的，构成贩卖*品毒**罪。如果代购者、托购者均称代购者只收受1000元路费，在100米外倒贴300元购得市价300元的*品毒**，无偿赠送给托购者——人们会觉得这种荒谬的辩解不足采信。若由代购者先垫资或者赊购，对代购者的行为定性会争议更大。那么，毒资与路费的关系如何?路费应低于毒资多大比例才是正常的“路费”，高于这个比例就存在牟利目的呢?这大概是无解的。换一个角度，认为代购者在帮助托购者买入*品毒**时也帮助毒贩卖出了*品毒**——即使代购者是托购者的朋友且与毒贩素不相识，也未尝不可。代购者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代购者受托购者指使，托购者确定*品毒**的种类、数量及价格，行动的时间、路线、联系方式等，代购者只起接头、跑腿的作用;另一类是代购者掌握了相应渠道，托购者(通常是吸毒者)有求于他。无论代购者是否具有可替代性，其对促成*品毒**交易均起了牵线搭桥的作用，不可低估。立法或司法解释宜规定：帮助他人出售或者购买*品毒**的，以贩卖*品毒**罪的共犯处罚。
四、互易*品毒**的问题
有人提出，互易*品毒**不属于贩卖*品毒**罪中的购买行为，不能视同买卖。笔者认为，互易*品毒**本质上是省略了一般等价物流通环节的*品毒**非法买卖。向对方交付同样数额的金钱的环节省略了，不表明没有财产性利益的交换。贩毒者为了调剂各自*品毒**的种类和数量，完善*品毒**的结构，从而更好贩卖的，应当以贩卖*品毒**罪处罚。毒友互易少量*品毒**供自己吸食的，一般不宜认定为犯罪。而如何将毒贩互易*品毒**用于贩卖和毒友互易*品毒**用于吸食区分开来，可以从*品毒**数量、是否吸毒等方面具体分析，但仍难以明确。如果都吸毒且贩毒，涉案*品毒**数量不大，如何认定会引起巨大争议。笔者认为，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三)》第二条规定的标准为界限较妥。从司法经验来看，以5克甲基苯丙胺为界限较宜。
综上所述，行为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占有的是*品毒**，为获得财产性利益而与他人非法交换，或者为了这种交换而购买*品毒**的，构成贩卖*品毒**罪。贩卖*品毒**在本质上是违反国家关于*品毒**管制的相关规定，用*品毒**换取财产性利益的违法行为。尽管大多数贩毒案件中均是加价出售，存在牟利目的，但不能认为贩卖*品毒**罪一定要以牟利为目的方可定罪。“将熟悉与必须相混淆”，是解释刑法时的常见误区。鉴于人们通常将“牟利”理解为“赚得利润”，故应当明确：牟利是犯罪动机而不是目的，不是、也不应该是贩卖*品毒**罪的构成要件。
宁夏禁毒—往期要闻回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