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徐峥监制并领衔主演的电影《我不是药神》日前上映，不出意外的话，这应该是今年最好的国产剧情片了，该影片也是根据真实故事的改编，讲述印度药品“代购”的现象以及背后隐藏的心酸故事，被视为中国版的《达拉斯买家俱乐部》。尤其是徐峥和王传君这两个地道的上海人，站在阴影里，演活了阴影里的绝望和苦楚。
电影的原型人物陆勇在34岁那年确诊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在服用两年的瑞士抗癌药格列卫过程中，花了56.4万元。不堪重负的他改用印度仿制药，仿制药的价格只有正版药价格的1/20，药效却一致。由于在70年代放弃了对药品化合物的知识产权保护，价格低廉的印度仿制药一直是印度的支柱产业。
陆勇将这种印度仿真药推荐到了自己建立的“慢粒白血病交流群”内，还帮忙代购。然而根据我国《药品管理法》规定，进口药需要经过临床监测，还需拿到药品进口注册证。因此，陆勇代购的这些印度仿制药，即使在印度是合法生产，疗效也得到患者的认可，但是在国内它仍属于假药之列。2013年11月21日，陆勇的办公室来了5个人，他们是湖南警方，他们在网上查获了一个专门贩售银行卡的团伙，陆勇的资料也被警方掌握。11月23日，陆勇也因“涉嫌妨碍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被捕，在看守所中待了135天。1002名深深感激陆勇的癌症患者还曾在联名信上签字为他声援，一年后，检方决定对陆勇不予起诉。
这部电影使得处于法律灰色地带的印度仿制药进入主流视线。陆勇通过“代购”印度仿制药，在病友圈火了起来，后因“涉嫌妨碍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被捕。在一系列司法程序后，这位打着法律擦边球自救的患者，成为了“中国药神”。
“有药难求”的现状
或许国内很多罕见病患者或群体对这部医药题材的影片会深有感触，国内患者很多可谓是“有药难求”，而绝大多数的罕见病无法根治，只能通过药物支持治疗或延缓疾病的进展。每当国外发布罕见病相关药物或疗法上市消息时，国内的患者只能翘首以待。首先不知何时才能进入国内市场，况且单是药物的治疗费用也让人惊为“天价”。而在国内，近几年来政策上对罕见病领域的关注与支持也在逐步提升，其内容都涉及到对罕见病或药物的相应支持促进，每年“*会两**”期间也有越来越多的委员或代表为罕见病提案，呼吁加大对罕见病药品的研发支持力度。
发展中国家的成功实践
南非是世界上艾滋病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政府在1997年制定了《有关医药品的物品控制修正法》赋予南非保健部部长批准医药品平行进口和强制许可的权限，却因此引发了一起全球瞩目的诉讼案件——以美国为首的全球37家药业巨头联合起诉南非政府。迫于国际舆论压力双方达成共识，跨国药企撤诉，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发布了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地区能够以较便宜的价格购买艾滋病药品为旨的行政命令。“对生命的重视可以逾越对专利权的尊重”成为该案的重要结论，也促成了后来一系列国际规则的调整。
同为亚洲国家的泰国也曾面临严重的艾滋病疫情，由于需要治疗的人剧增，曾经的药物发生抗药性导致作用下降，新的药物因价格太高患者难以负担。泰国政府以提供人民必要性的药品是国家的义务为理由，在2006年至2007年间颁布了三项药品专利强制许可为政府使用的命令，专利权人可在仿制药的销售额中，获取0.5%的权利金。这一做法获得了国际舆论和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使得泰国政府成功抵御了来自美国和欧盟的压力。
总的来说，发展中国家实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阻碍重重，极有可能受到欧美发达国家以诉讼或经济制裁方式的威胁和制药商业巨头的“围剿”，迫使其取消相关强制许可。然而，国际舆论的“人类生存发展权高于专利财产权”已是共识。南非、泰国等政府通过实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措施，使相关药品价格大幅下降，挽救更多民众生命的成功案例值得中国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