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8月15日报道，今年7月25号，罹患肝癌的翟一平被上海警方刑拘，罪名是销售假药。他从国外代购国内没有的抗癌药PD1回国，在原售价基础上加5%卖给了病友，病友通过注射治疗后发现的确非常有效。病友们纷纷为他求情，毕竟代购药品没有产生严重社会危害。那么，翟一平到底是否值得网开一面？
翟一平代购的药品之所以被认定为假药，源于《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依照本法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生产、进口，或者依照本法必须检验而未经检验即销售的视为假药。”病友们为翟一平开脱的心理，不难理解。但我们不妨以更理性、更客观的态度去审视这条规定。
据病友介绍，翟一平自2014年罹患肝癌后，就开始钻研相关的医学知识，并常常与病友交流。翟一平留意到国外的相关信息，并在自己治疗见效后，把这两种药介绍给其他病人。也就是说，其代购的药品确实未经过中国相关检验机构的严格检测。医学的复杂性不容小觑，一旦其他病人在使用该药品后出现问题，翟一平事实上是无法负责的。另外，翟一平久病成医，且推荐的是进口真药，但这毕竟属于个例。大多数进口药的代购者，缺乏资质认可，很难给患者一个保障。所以，该规定有其合理之处。
对于代购，翟一平的原话是：“我主要目的是救人，然后顺便自己赚点小钱。”然而正是这一点小钱，给他惹来了无尽的麻烦。《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只要生产、销售假药的，最低处罚标准就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对人体造成危害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刑罚还会增加。诚然，翟一平销售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假药。但谁又能保证别有用心之人不会希望通过代购假药来谋利呢？
翟一平并不贪心，只想给自己赚点“小钱”，可这又是一个较为模糊的概念。赚取多少费用，属于合理范围？目前的法律法规似乎尚无法覆盖这一灰色空间。谨防假药流入国内，将违法行为扼杀于无形，这仍然是合理的。
但病友们急迫的心情是否也该得到充分考虑？一来，恶疾的发展不等人。如果在国内无法买到救命药，而病情又确实危急，过于死板的规定就有可能带来伦理困境。6月15日，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正式批准PD-1上市，但相关流程到底要走多久，何时能买到药，患者的心里没有底。二来，经济因素可能会决定患者的生命长度。抗癌药的价格动辄上万，甚至十万、百万，且需要长期服用，对大多数普通家庭而言是无比沉重的负担。翟一平的代购能为病友节省一大笔费用，却被禁止，病友们从情感上来说自然是难以承受的。
实施《药品管理法》的目的，就在于保障老百姓的用药安全。说到底，也就是为了让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得到保障。但若因为此规定，反而使急需救命药的患者得不到救治，岂非本末倒置？代购救命药被拘的症结是，机械化地执行法律，将使实际效果极大地偏离了设立法律法规的初衷。
近年来，翟一平所遭遇的情况不断被媒体披露，在舆论场中引起的热议从未停歇。其实，法律的制定和执行，也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与时俱进，才能使法律更好地为百姓服务。遇到困难不可怕，可怕的是默守陈规，拒绝改变。拿翟一平案来说，尽管他的行为有不妥之处，但有关部门及时出面，对其代购的药品给出权威意见，应该不是一件难事。
目前，我国药品审批机构致力于精简流程，力争及早将进口“救命药“投放市场。在调税降价方面，我国从5月1日起将抗癌药等药品进口关税降为零。这些可喜的现象都在提醒着我们，帮助国内患者迅速用上令人放心的“救命药”，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才是制定相关法律、政策的准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