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元一代，忽必烈“天下一家”的政治思想消除了民族对立的藩篱，元代的民族交融逐步深入，再加上元代崇儒、尊道、学术风气浓厚的文化环境，这些都对元代北方少数民族的散文创作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北方少数民族族别繁多，根据笔者撰著《元明清少数民族汉语文创作诗文叙录（元明卷）》中对元代少数民族诗文的著录情况可知，目前有散文作品存世的仅有蒙古族、色目人、契丹与女真这三个北方少数民族群体。因此，本文就围绕这三个有散文作品存世的北方少数民族群体展开研究。
元代建国时间较短、战乱频仍，诸多作家的诗文集还没来得及传播就已毁于兵燹，颇令人遗憾。但值得庆幸的是，《元文类》《秘书监志》《元统元年进士录》《元史》等著作里，还尚存了一些元代北方少数民族作家的散文作品，对本文的展开提供了很大帮助。李修生主编的《全元文》作为二十一世纪集大成之作，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便利，也是本文主要的资料来源。另外，元代北方少数民族散文作品，除个别文家有文集存世，如：马祖常《石田先生文集》、余阙《青阳先生文集》、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耶律铸《双溪醉隐集》等，其余皆零星散见于金石碑刻和各地方史乘当中。笔者经过广泛搜罗，综合上述第一手资料，最终确定元代北方少数民族散文作家共有63人，存文总篇目达571篇，其中蒙古族散文作家共17人，散文23篇；色目散文作家共35人，散文322篇；契丹与女真散文作家共11人，散文226篇。
“文辞以体制为先”[②]，文体作为一种文本样式、文学体制，是文本构成的规格和模式，不同文体有不同的特征。把握散文文体，有助于更好地解读作品。元代北方少数民族散文不仅数目可观，而且文体众多，涉及到十余种文体，具体见下表[③]，其中以奏议文、序跋文、杂记文为代表，其余文体也有可取之处，内容之丰，各类文体之下主题鲜明，符合文体写作规范的同时，又有作家个人写作风格和特点。
据统计，奏议文、序跋文、碑志文和杂记文的数量遥遥领先，但是遗憾的是蒙古族没有碑志文存世，色目文人所作之文和契丹与女真文士所作的碑志文不能代表整个元代北方少数民族散文的水准，因此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具有代表性的文体是奏议文、序跋文和杂记文，对文体的类析主要围绕这几种代表性文体展开。
一、奏议文
古代的奏议文属于公牍文的一种。古代臣下给帝王的上书，是“上行公文”，称“奏议文”。帝王给臣民的指令，是“下行公文”，称“诏令文”。[④]据统计，元代的诏令文多达八百余篇，数量多且涉及的内容广；又因其多是别人代言之作，虽能反映帝王的思想和政策，但不能代表帝王的真正水平；另外，诏令文与其他文体相比，文学性确实较逊色。因此，诏令文暂不列入本文的研究范围。“上行公文”——奏议文，又因时代或所陈述的内容不同，而分为章、奏、表、议、书、启等不同的体类和名称。蒙古族奏议文只有4篇，色目人52篇，契丹与女真73篇。阅读对象是帝王，所奏内容与国家的长治久安息息相关，从中能看出作者的政见主张，所述之事几乎都有史实依据。作者基本都为朝廷官员。奏议文因其文体特点，故能反映臣下的政见主张。
（一）蒙古族奏议文
经过统计，留存下来的元代蒙古族散文作品属于奏议文的有四篇，涉及到表、笺、策这三种体类，分别是：伯颜《大丞相贺表》、忽都达儿《皇太子受册贺笺》、那木罕《贺皇后笺》、同同《对策》。事实上，元代蒙古族的散文，尤其是奏议文，远远不止这些。正如台湾学者萧启庆《元代蒙古人的汉学》中说的那样，“读经应举的蒙古士子皆应能文，所以能够下笔为文的蒙古人应该为数不少，但现能考出者却寥寥可数。原因是元代蒙古人专集已无完整者传世，而总集中则皆无蒙古散文作者手笔，考察甚为困难。”[⑤]实在是一件憾事。笔者就目前所能见到的蒙古族奏议文进行分析，以期展现蒙古族奏议文风貌。
元朝赫赫有名的丞相伯颜，是蒙古巴林部人，《大丞相贺表》是他仅存的一篇奏议文，也是他唯一一篇文章，是在战胜宋庭后以表章的形式向朝廷传来的捷报，庆贺战争的胜利和国家统一大业完成，文章辑自丛书集成初编本《平宋录》，收录于李修生主编的《全元文》卷六一三中。文章开篇指出了天下一统大业即将完成的时代趋势，随后指出南宋的负隅顽抗几乎是蚍蜉撼树，继而指出战争的策略：“命阿喇哈取道于独松，董文炳进师于海渚，臣与阿珠、阿达哈等忝司中阃，直指宋都。犄角之势既成，水陆之师并进。常州一破，列郡传檄而悉平；临安为期，诸将连营而毕会。”[⑥]短短几句将战时的策略规划出来，各有分工侧重，目标明确——“直指宋都”。不出其所料一月南宋就竖起了降旗，二月已全部归降。《元史》卷一百二十七《伯颜传》中有记载，早在至元十二年（1275年），伯颜就请求世祖批准乘胜追击宋军的建议：“[至元十二年]四月乙丑，有诏以时暑方炽，不利行师，俟秋再举。伯颜奏曰：宋人之据江海，如兽保险，今已扼其吭，少纵之则逸而逝矣。世祖语使者曰：将在军，不从中制，兵法也。宜从丞相言。”[⑦]伯颜于至元十一年（1274年）大举伐宋，到至元十二年（1275年）请求乘胜追击，再到至元十六年（1279年）终灭南宋，完成统一大业，一方面反映出伯颜不凡的军事才干，另一方面表明其为元朝的开拓鞠躬尽瘁。《元史》本传说他“深略善断”[⑧]。伯颜有文才，除了这篇贺表，（清）顾嗣立、席世臣编《元诗选·癸集》（上）存诗《克李家市新城》《奉使收江南》《军回过梅岭冈留题》《鞭》四首，基本都是其在行军途中所作。
贺词还有忽都达儿的《皇太子受册贺笺》和那木罕的《贺皇后笺》。忽都达儿是元仁宗延祐五年（1318年）进士，那木罕为蒙古诸王。这两篇贺笺篇幅短小，语言简短有力，多用四言、六言、七言，既表达了祝贺又寄寓了美好的祝福，又符合贺笺的文体要求，具体文章如下：
《皇太子受册贺笺》延祐六年，忽都达儿
鸿册*宫东**，允叶推尊于太极。龙墀南面，膺符储位于前星。宗社无疆，臣民有庆。中贺聪明时宪，刚健日新。遵祖训以绍丕图，宸闱书永。奉慈颜为隆至养，宇宙回春。爱守器之克勤，实肇邦之是赖。臣某等式瞻鹤禁，叨职麟台。华仪如日之方升，休光仰荷。盛典与天而齐久，眷命恢洪。[⑨]
《贺皇后笺》泰定三年，那木罕
岁集陬訾，茂啓三阳之运；春回禁苑，聿开六壶之祥。天地清明，宫闱愉悦。中贺。雅存懿范，丕着徽音。翟茀以朝，敏慧夙成于君道；彤管有炜，贤慈式建于母仪。克佐昌辰，允膺繁祉。某等职縻东观，班簉内廷。汉殿礼严，愿献椒花之颂；周家化洽，行歌樛木之诗。[⑩]
同同所作《对策》，文章名称言简意赅，就直接以“对策”命名，写作此文的目的一目了然。古代的“对策”是士子陈述政见的一种方式，士子根据论题来回答书写，针对某些社会问题、政治措施发出议论。同同这篇对策就是针对“持盈守成之道”这一议题而作，洋洋洒洒二千三百余字，虽有多处文字丢失，但文章状貌基本完整。文章从历朝历代的历史经验谈起，论证了持盈守成之道的内涵和外延，又结合本国国情和创业的情况，为大元的长久发展积极地建言献策。立论明确、逻辑严密、论证充分。
臣对：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持盈守成之道，远稽三代近祖宗，皆非愚臣所能及也。然先民有言，询于蒭荛，臣敢不悉心以对。臣伏读制策曰，古人有言，得天下为难，保天下为尤难。自古持盈守成之君莫盛于三代，夏称启能敬承继禹之道，殷称贤圣之君六七作，周称成康，能致刑措。夫以禹之功而惟启，以文武之德而惟成康，贤圣之君之众莫若殷，亦不过六七而已。其后，惟汉之文景而言“文景之治”，犹不得比之三代，善继承者，何若斯之难也。……[11]
元代蒙古族奏议文数目虽少，但能从这仅有的四篇文章中一览蒙古族丞相的贺表、状元的贺笺和对策，得以见识他们的政见主张，知人论世，也可称得上是一件幸事了。
（二）色目人奏议文
色目人创作的奏议文共有52篇，占到了整个北方少数民族奏议文的百分之四十，其中马祖常、余阙、张翔和不忽木最为突出。马祖常有35篇奏议文，数目最多，余阙次之，共8篇，张翔和不忽木则略少，仅3篇。
马祖常的奏议文又分制诏、章疏、策问、表笺等，虽然多为应酬之作，但是内容丰富，大到国家政策，小到民生百态，都囊括其中，对于我们了解这位历仕五朝的良臣的政见议论、思想变化是大有裨益的。
马祖常（1279-1338年），字伯庸，号石田，七岁知学，延祐初，贡举法行，乡贡会试皆第一，廷试为第二人。授应奉翰林文字，擢监察御史。在任期间选贤与能，勤政廉洁，累迁礼部尚书，两知贡举，一为读卷官，寻参议中书省事，拜江南行台御史中垂，迁陕西行台御史中垂。马祖常不仅有政治才能，还有文才，被元文宗誉为“中原硕儒唯祖常”[12]，著有《石田先生文集》十五卷存世。元史载：“马祖常尝预修《英宗实录》，译润《皇图大训》《承华事略》，又编集《列后金鉴》《千秋纪略》。”[13]，惜今已不传。惟这部《石田先生文集》是马祖常去世后第二年，即后至元五年（1339年），苏天爵与马祖常堂弟马易朔呈请朝廷，整理刊行，才得以流存。此本又称扬州路儒学刻本，简称元本，共有十五卷，其中诗赋五卷，文十卷。卷一五言古诗；卷二七言古诗、五言律诗；卷三七言律诗；卷四五言绝句、七言绝句；卷五乐府歌行、杂言、联句、骚、赋；卷六制诏、表笺、青词祝文；卷七章疏；卷八铭、箴、赞、杂文、策问、题跋、记；卷九序；卷十至卷十四碑志；卷十五行状、传。除元刻本之外尚有明弘治六年光州熊翀所刻《马石田文集》，共十五卷，附录一卷，卷首加李东阳序，卷尾有张颐、熊翀跋文。据北京图书馆王玉良先生考证，1922年上海古书流通处影印的所谓《元四家集》中的《石田先生文集》即明弘治刻本。今人点校本有1991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李叔毅等点校本。李叔毅在点校本的前言部分说道：“过去的文学史、文学理论诸书多数是只论其诗，不及其文。这对了解马祖常来说，造成很大误解。其实，本书所录制诏、表疏、碑志等文不只是应制、应酬之作，在其行文繁简，着墨淡浓之间，处处都映现出马祖常本人的态度和情操。其史料价值也是不可多得的。本书所录记、传、叙、跋、箴、铭，对于研究马祖常的人生哲学和文学观点的重要性和可靠性决不比其诗词稍差。”[14]
如李叔毅所说，马祖常的文章中寄予了他的观点和政见。身为历仕五朝的良臣。马祖常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本着“积极入世、兼济天下”的观念，祖常无论任何职都恪尽职守，“祖常承乏察院，初官未熟时，事往往笃信古道，动辄得咎。”[15]（马祖常《题松厅事藁略后》），即使是面对皇上无上的威严，他也毫不畏惧，权臣把握朝堂，他为了天下的黎明百姓，敢于直言进谏，陈述自己的政治见解。
如《建白一十五事》《论百官请赏》《论加恩典》《请量移流罪》《记河外事》等都是其政治见解方面的代表作。《建白一十五事》是直言进谏皇上的一篇力作，开篇便指出为官的宗旨与目的：“窃惟古者建立言事之官，非徒擿拾百官短长，照刷诸司文案，盖亦拾遗补阙，振举纲维。上有关于社稷，下有系乎民人。礼文风俗，治体所存，名爵谥赠，政理斯在。教化有方，则善恶自别;设施有法，则缓急自明。重谷则农自勤，定制则官自守，修武则先恤兵，严事则可劝吏。”[16]劝说元仁宗切勿再饮酒过度，接着把眼下皇帝要做的一十五件事一一列出，条分缕析，有理有据。除了进谏自己的建议与想法，马祖常还作文推荐贤能之才，弹劾奸佞之臣，《弹右丞相铁木迭儿》《弹中书参议索罗等官》《弹大都路总管范完泽》《举翰林待制袁桷等》等。文章短小精悍，有感而发，可以说是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出的尽职尽责的典型士大夫形象。
色目人中还有一位文士的奏议文不能不提，他就是不忽木。
不忽木早年就跟从许衡学习儒学，汉化较深，后来官居吏部尚书、昭文馆大学士、平章军国事等职，“及帝前论事，吐辞洪畅，引义正大，以天下之重自任，知无不言。”[17]不忽木现存文《请遣使劝谕陈日燇自新疏》《请效法汉文帝克谨天戒疏》《请兴学校疏》三篇，辑自《元史》卷一百三十《不忽木传》，虽然数目略少，但也能从中看到一代政治人物的主张和理念。《请兴学校疏》原文前有“至元十三年，与同舍生坚童、太答、秃鲁等上疏曰”[18]一段文字，表明此篇是多人合作完成的，但是文中引经据典，陈词真切，也能一窥不忽木的汉文功底。文章由《学记》引出教育的重要性，告诫圣上：“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19]再举前朝重视学校教育的举措，表明国家实施教育已经迫在眉睫。然后再将如何施行学校制度有条不紊地列出，等待圣上的抉择。整篇文章有理有据，论证充分，是一篇合格的奏议文。
（三）契丹与女真奏议文
契丹与女真族奏议文的代表当属耶律楚材，他的奏议文多达45篇，大部分都是为作法会、建佛寺、建佛像、建佛塔、请禅师等佛教相关事务而作的疏文。句式整齐，用语精炼，最后以“谨疏”结尾，严格规整。
除了代表作家耶律楚材，契丹与女真文士中还有一些作家，虽然只有零星几篇文章，但也值得探究一番。如：契丹人石抹明安之子石抹咸得不曾袭父职为燕蓟留后长官，他就有两篇请长春真人住持天长观的奏章，明确表明了对道教的尊崇，在文中认为天长观“人间紫府，主上福田。”[20]赞美长春真人“识超群品，道悟长生。舌根有花木香，胸襟无尘土气。寔人天之眼目，乃世俗之津梁。向也乘青牛而西迈，不惮朝天。”[21]字句短小，语言精练，却气势不凡，将长春真人的过人之处展示得真切自然，对长春真人的景仰之情也通过这些句子传递了出来。
再如，女真文士夹谷之奇，字士常，号书隐。初授济宁教授，辟中书省掾。大兵南伐，授行省左右司都事。（清）邵远平著《元史类编》评曰：“为文简严有法，多传于世”[22]。他的《贺正旦牋》就符合这一评价，辑自清四部丛刊本《国朝文类》卷一七：
位拱少阳，仗簇黄麾之晓，气暄大簇，祥开青禁之春。邦本益隆，舆情胥庆。中贺仰遵圣训，参决政机，执中传精一之心，作贰毓元良之望。重明继照，阴邪常遏于未形；九四在渊，阳德克潜于已着。兹履端之云始，宜介福之孔多。某等素乏长材，叨居端尹。星辉海润，莫酬沾被之恩；月恒日升，第祝绵延之筭。[23]
女真文士乌古孙良桢有《求贤自辅疏》《请国从礼制疏》两篇文章，《求贤自辅疏》辑自《元史》卷一八七，题目为《全元文》编者自拟，天历年间纲纪崩坏所带来的影响，仍然在新时期蔓延，因此作者向朝廷请命招贤纳士、重用儒臣，期待在新时代能启沃宸衷，日新其德：
天历数年间，纪纲大坏，元气伤夷。天祐圣明，入膺大统，而西宫秉政，奸臣弄权，畜憾十有余年。天威一怒，阴晦开明，以正大名，以章大孝，此诚兢兢业业祈天永命之秋，其术在乎敬身修德而已。今经筵多领以职事臣，数日一进讲，不渝数刻已罢，而暬御小臣，恒侍左右，何益于盛德哉。臣愿招延儒臣若许衡者数人，置于禁密，常以唐、虞、三代之道，启沃宸衷，日新其德，实万世无疆之福也。[24]
《请国从礼制疏》则辑自文渊阁四库本《元朝典故编年考》卷八，作于至正十三年，作者认为统治阶级不能自恃高傲，表面上看不从礼制是优越感的体现，实质上是落后的征兆，因此作者大胆建议天子与庶民都要遵从礼制，以此成列圣未遑之典，明万世不易之道：
纲常皆出于天，而不可变。议法之吏乃言国人不拘此例，诸国人各从本俗，是汉、南人当守纲常，国人、诸国人不必守纲常也。名曰优之，实则陷之，外若尊之，内实侮之。推其本心，所以待国人者不若汉、南人之厚也。请下礼官有司，及右科进士在朝者会议，自天子至于庶人，皆从礼制，以成列圣未遑之典，明万世不易之道。[25]
从体类上来看这两篇文章虽类似公文，但是却不似应用文那样刻板，文中语言质朴，不设浮华，诚诚恳恳，展示出其对国家人才招募和礼制发展的热切关注，也侧面反映了他热爱关心国事、天下事的个人品性。乌古孙良桢自幼便资质绝人，至治二年荫补江阴州判官，调婺州武义县尹，改章州路推官，为官期间两袖清风、廉谨自持，是为人称道的父母官。可见他热衷于关心民生国事，是与其为官经历紧密相关的。
二、序跋文
古代文章分体，有序跋类。序，指序文，是写在一部书或一篇诗文前面的文字，一般会交代写作缘由、写作内容、写作体例和目次等；跋，指跋文，又称题跋或跋尾，是附写在书后或诗文后的文字，以说明文字和议论文字居多，要么是读后感，要么是考订书、文、画、金石碑文的源流、真伪等的短文。序和跋性质相近，它们都对某部著作或某一诗文进行说明的文字，因此本文归于一类来说。[26]这些说明的文字不是随意而作的，当然也有一些是应邀附和之作，但大多数序跋文能反映出作者的观点认同、交游和喜好等。
（一）蒙古族序跋文
蒙古族作家所作的序跋文共有6篇，分别是息剌忽的《武当事迹序》、燮理溥化的《乐安县志序》、阿鲁威的《〈续轩渠诗集〉序》和《跋虞雍公〈诛蚊赋〉》、僧家奴的《赵清献公文集序》、哈剌台的《<圭塘欸乃集>跋》。这6篇文章中，涵盖了对国家长治久安的殷切希望，对前朝名人的景仰，对好友作品的支持和对恩师的赞美，正是这些丰富的感情让序跋文的写作生动起来，也让我们对蒙古族的序跋文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创作时间最早的当属息剌忽的《武当事迹序》，从文中可以认定创作的时间是至元年间，其间息剌忽奉命镇守钧州（即今湖北丹江口），因道教名山武当山就在境内，于是到任之初，息剌忽就各方搜集武当事迹，在拜访道学进士刘洞阳时，偶遇《武当总真事迹》三卷，其中“前代之沿革，佑圣之仙踪，宫观之本末，神仙之隐显，与夫峰峦之秀，溪涧之幽，草木之异，井井有条而不紊。”[27]“不出户庭则武当万古之灵踪已遍历矣。”[28]让他爱不释手，因此息剌忽“索之以广其传，愿与四方乐善好事君子共，亦足以彰北方圣人与天地合德之大。”[29]从第一段“朱汉上曰：坎为天地之中，圣人得天地之中，则能与天地日月鬼神合。先天而天弗违，圣人即天地也；后天而奉天时，天地即圣人也。圣人与天地为一，是以作为万物睹。坎，北方之卦也。大元运启于北，眷命自天，统御乾坤，并明日月，山川鬼神亦莫不与。至元庚午冬，元帝现龟蛇瑞相于大都高粱河金水中，此后天而奉天之验也。元帝，北方元武之神也，居尊天一，位镇坎宫，威慑万灵，周行*合六**。武当山，元帝之所寓，非此山不足以显其灵，此山非元武不足以彰其名。此先天而天弗违之理也。大元、元帝，皆北方之圣人，是以与天地为一圣，作物睹天地之道。”[30]和最后一句“索之以广其传，愿与四方乐善好事君子共，亦足以彰北方圣人与天地合德之大。”[31]中，可以看出息剌忽对于道教的尊崇，期望道教文化与元朝的融合，久久不衰，可惜元代不足百年便已*国亡**，但是像息剌忽这样的有心之士的确是难得的。
息剌忽是在精神理念上祈望元代的长治久安，燮理溥化则是用实际行动为国家的长治久安贡献一份力量。燮理溥化泰定四年（1327年）中进士第后，先赴安徽任庐州路舒城县达鲁花赤，后于元统癸酉年（1333年）调任抚州路乐安县达鲁花赤，就此与乐安县结缘。这篇《乐安县志序》，正作于此时。燮理溥化在乐安县任职期间，十分重视教育与文化事业发展，大修孔庙礼殿，建讲堂与学宫居室、斋舍等，政绩斐然。在《乐安县志序》中他坚信“古之郡国皆有志，所以郡县不可无志也。”[32]他认为县志自古就可以“定区域，辨土壤，察风俗。”[33]作用不可小觑，于是“以谕鳌溪书院直学李肃精加点校《鳌溪志》，逐卷增而续之。”[34]使得“封畛之广狭，山川之远近，名宦之游历，文人之咏歌，与夫一民一物、一言一行之有关于世教者，靡不载考。是邑之事迹，一寓目而尽得焉。”[35]最后，作者以此句道出了所作《乐安县志序》的原因：“邑士陈良佐率为锓梓，余因是而得风物山川之美，又因是而知斯文之盛、好义乐善者之多也，为题其端云。”[36]燮理溥化对一方县志都如此重视，一能说明其人思想境界之高，也能看出其人思虑深远的特点。
阿鲁威创作的《〈续轩渠诗集〉序》和《跋虞雍公〈诛蚊赋〉》，是蒙古族散文中序跋文文体的集大成者，也是阿鲁威仅存的两篇文章，这对于认识阿鲁威的作品、了解阿鲁威的生平以及探究阿鲁威的交游情况都有着重要的作用。他自小禀赋优异，且勤奋好学，精通蒙、汉两种语言文字，汉文修养深厚，而且熟识中国历史典籍，曾翻译《世祖圣训》《资治通鉴》等。虽为学富五车的学士，但阿鲁威出任做官的时间却很短，曾经在元英宗至治间官南剑（今福建南平）太守，泰定帝泰定年间任经筵官、翰林侍读学士、参知政事等职，一生中大部分时光是隐居度过的。阿鲁威的主要生平事迹见（元）虞集《道园学古录》；（明）宋濂等撰《元史·本纪》卷三十；（明）徐一夔《始丰稿》卷十二等。
阿鲁威不仅学识出众，尤以散曲闻名，是元代成就较高的散曲家，散曲内容多为鄙薄*官高**厚禄、向往隐居生活；抒发时光易逝、怀才不遇之感慨；赞扬古代英雄贤士等。散曲风格豪放悲凉。（明）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将其列入元散曲七十大家之列，并称其散曲“如鹤唳清霄”[37]。惜今只存散曲十九支。除了擅长创作散曲，阿鲁威还擅长诗歌创作，与大诗人虞集等人多有唱和，惜其诗歌今已不存。学界普遍认为，阿鲁威并无散文存世，对阿鲁威的研究也只囿于其散曲家的身份。直到2016年陈开林在《湖州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上发表《<皕宋楼藏书志>的辑佚价值——<全元文>佚文补目166篇》，文中辑得阿鲁威《〈续轩渠诗集〉序》一篇，才更新了学界对阿鲁威存文的认知。到2017年，都刘平在《民族文学研究》第3期发表了题为《元代蒙古散曲家阿鲁威佚文辑存及生平新考》[38]的文章，对阿鲁威的散文认知又深了一步。
都刘平在文章中指出：新辑得的阿鲁威的两篇文章，分别为《〈续轩渠诗集〉序》和《跋虞雍公〈诛蚊赋〉》。《〈续轩渠诗集〉序》辑自陆心源编《皕宋楼藏书志》卷九十九（《续修四库全书》第929册，第440页），《跋虞雍公〈诛蚊赋〉》辑自（明）汪砢玉编《珊瑚网》卷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818 册，第 153 页）。
《〈续轩渠诗集〉序》一文中阿鲁威对洪希文其人其文均推崇备至，可见二人友谊实不一般。洪希文（1282-1366年），字汝质，号去华山人，莆田（今福建）人。其父洪岩虎，系宋代贡士，曾任兴化教谕，后来与洪希文隐居山中，生活清苦，但父子倡和无愠色。洪岩虎死后，洪希文嗣为乡先生，郡县名族争致西席。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去世，享年八十五岁。《续轩渠诗集》为洪希文所撰诗文集，类分十卷，附录一卷。附录乃希文父岩虎所作《轩渠集》，因其已断残不全，故为附录。这篇序文作于延祐五年，阿鲁威时任泉州路总管。“书于莆阳”，“莆阳”即洪希文的家乡莆田，元代隶属于兴化路，泉州路与洪希文所在的兴化路接壤，阿鲁威在此任期间，与洪希文交游甚密，当时常往返于二路之间。洪希文还有赠予阿鲁威的诗词，分别是《陪东泉郡公作霖料院，雨，登楫江水亭》：“峨峨高阁临江渚，千古惊涛拍石矶。瓦栋龟鱼知客至，水天霞鹜背人飞。奔流电激玻璃碎，潋滟风生杖屦微。文采风流旧朝士，岳阳景物尚依依。”[39]和《*园春沁**·寿东泉郡公》：“农乐丰年，击壤西东，千仓腐红。正火剂漫山，丹青炫转，朱华冒水，云锦缤纷。钟秀燕山，分付壶峤，郁郁葱葱初度辰。人争道，卿云甘露，毓瑞储精。公余玉麈纶巾。远赛过唐贤辈行人。看笔军扫阵，羊欣给役，诗工缀锦，王翰求邻。咀嚼群经，搜罗百史，办下功夫日日新。东泉水，愿永霑学海，混混涯津。”（自注云：“《汉文帝纪》，初为郡守，为铜虎符，竹使符剖。竹分符各，留其半，右留京师，左以与之。《史记·天官书》，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萧瑟轮囷，是谓卿云。卿音庆，轮音菅。”）[40]阿鲁威与洪希文为何如此交好？大抵是志趣相投所致。阿鲁威的文学作品中反映了具有厌恶功名利禄，向往诗酒隐居的思想倾向。这与洪希文隐居山中，清苦度日，但又乐在其中的人生经历不谋而合。精神境界的一致，是二人友谊经久不衰的主要原因。这篇序，就是二人友谊的见证，序跋文的魅力就在于此。
阿鲁威的另一篇序跋文《跋虞雍公〈诛蚊赋〉》，是阿鲁威对南宋名相虞允文的贤能的欣赏和肯定，从《诛蚊赋》中的“使天下之为人臣者得以安其君，天下之为人子者得以宁其亲”[41]一句点出了虞允文诛恶锄奸、为国利民的志向，炳如丹青，从而反映出阿鲁威渴望清官廉吏的心情。虞允文(1110-1174年)，字彬父，一作彬甫。隆州仁寿县(今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虞丞乡)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虞允文登进士第，累官中书舍人、直学士院，先后指挥过采石之战等，为南宋立下了赫赫战功，是南宋时期赫赫有名的宰相，也是阿鲁威心目中清官廉吏的标杆。虞允文文采出色，《诛蚊赋》是其早年间比较有名的作品之一，文中以蚊蚋荼毒人间，比喻金逞威于河内，主张除恶务尽，不能任由这无穷之毒存于世间。文章以其深深的爱国情打动了元代诸多诗人，柯九思、郑元祐等都因读其《诛蚊赋》而深受启发，于是赋诗留存世间。阿鲁威何以为其题跋便不言而喻了。
与阿鲁威的《跋虞雍公〈诛蚊赋〉》一样，僧家奴的《赵清献公文集序》也是对前朝人物的赞赏之作。辑自南阳赵氏刻本《赵清献公集》卷首，收录于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一四二四。整篇文章感情充沛，辞采飞扬，行文流畅，叙事与议论兼备，算得上是元代蒙古族散文中的高水平之作了。《赵清献公集》系北宋名臣赵抃所作。赵抃有“铁面御史”之称。细读僧家奴所作的这篇序，文辞中充满了对赵抃的认可，尤其是对其“屹立台端，谠言正操，确乎其不可拔，挺然其不可夺，谏必纳，劾必黜，泰彰臣道，日新君德。”[42]“抨弹权幸，诛锄强悍，擿奸烛幽，发政施令，皎如星月，厉若雷霆。”[43]一方面感同身受，另一方面又表现出深深的崇敬。与赵抃的*场官**经历一样，作者僧家奴也是一路宦海沉浮，早年为元武宗宿卫，至正初任广东宣慰使都元帅、江浙行省参政，历福建宪使，赵抃所经历的僧家奴同样经历过，所以有切身的体会，因此僧家奴对赵抃的崇敬之情，是惺惺相惜之情，“不知何年钟秀孚凝，而复出斯人也邪？”[44]一句，更是将这种深情表露得淋漓尽致。僧家奴有此文采并不稀奇，除了擅长作文，他还衷于作诗。从他至正九年（1349年）八月，与申屠駉、奥鲁赤、赫德尔等在乌石山作的《道山亭联句》：“（子迪）‘追陪偶上道山亭，叠嶂层峦绕郭青’；（元卿）‘万井人家铺地锦，九衢楼阁画帏屏’；（本初）‘波摇海月添诗兴，座引天风吹酒醒’；（文卿）‘久立危栏须北望，无边秋色杳冥冥’”[45]中还能一窥蒙古、色目作家一同创作联句的盛况。
《<圭塘欸乃集>跋》辑录于（元）许有壬《圭塘欸乃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作者哈剌台，哈儿柳温台氏，泰定四年(1327年)登进士第。在文中，他写到：许有壬曾官至御史中丞相，后因年老辞官归隐山林，“得地数十亩，筑亭凿池”[46]整日与山林作伴，好不乐乎？天朗气清之时，率子弟吟诗作对，更相唱和，因得《圭塘欸乃集》，这便是《圭塘欸乃集》的创作由来和创作环境。整篇文章充满了对许有壬的赞美：“世士大夫宦游中外老归于乡者有之矣，得山川之胜而燕游者有之矣，弟若子俱能文辞者则鲜也。”[47]赞美许有壬善于教授弟子；“公以明经擢上第，致位廊庙，佐天子出政令几三十年。”[48]赞美许有壬的赤胆忠心，勤勤恳恳；“相之人凡出处去就，一以乡先生为法。是集之鸣也，益着众所谓贤者又不得专美于昔矣。”[49]《圭塘欸乃集》的汇编使得许有壬开创了专注现在，不忆往昔的“出处去就”新方式。作者文末自署“至正辛卯冬至前五日，诸生哈刺台再拜。”自此推测他可能是许有壬的弟子。典籍中对哈剌台的介绍较少，这一序跋文的解读，对我们了解哈剌台的师承关系，起到了一定的帮助。此外，哈剌台还与苏天爵等人来往甚密，苏天爵曾为其祖母作《元故赠长葛县君张氏墓志铭》。可见哈剌台的交友是十分广泛的。
（二）色目人序跋文
色目人的序跋文大体围绕着三个主题表达展开：第一，治国思想和人生旨趣；第二，创作理论和文学观点；第三，编撰过程和个人体悟。
元仁宗延祐六年（1319年），赵世延养疾于金陵，监察御史王主敬请他为《南唐书》作序，“天历改元，余待罪中执法。监察御史王主敬谓余曰：公向在南台，盖尝命郡士戚光纂辑《金陵志》，始访得南唐书，其于文献遗阙，大有所考证，裨助良多，且为之音释焉。因属博士程熟等就加校订锓板，与诸史并行之。越明年，余得告还金陵，书适就，光来请序。”[50]就有了这篇《南唐书序》。《南唐书》是一本记载五代时南唐国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共有三部：“马元康、胡恢等，迭有所述，今复罕见。至山阴陆游，著成此书，最号有法，传者亦寡。”[51]马、陆二书都记载了南唐国自李代吴至李煜降宋间的兴衰史。赵世延认为南唐的历史对于“矧其间政化得失，兴衰治乱之迹，有可为世鉴戒者，尤不可泯也。”[52]最后指出了写作此序的目的“后世有能秉《春秋》直笔究明纲目统绪之旨者，或有所考而辩之。姑识其端，以俟君子。”[53]从他的《南唐书序》中可以饱览赵世延的治国思想和人生旨趣。
马祖常存世的作品虽多，但是没有理论性的专著，他的创作理念可以从他的序跋文中寻得。他在《周刚善文集序》中开篇说道：“六经之文尚矣。先秦古文，虽淳驳庞杂，时戾于圣人，然亦浑噩弗雕，无后世诞诡骩骳不经之辞。”[54]直接表达了他的为文理念，遵循古法，创造新美，也成为了他创作的重要审美倾向。在《卧雪斋文集序》中，他认为：“夫人之有文，犹世之有乐也。乐之有高下节奏，清浊音声，及和平舒缓，焦杀促短之不同，因以卜其世之休咎，象其徳之小大。人之于文亦然，然不能强为也。赋天地中和之气，而又充之以圣贤之学。”[55]他反对为文“乖戾邪僻忿懥淫哇之辞”[56]，认为只有赋予文一种“天地中和之气”[57]，才是“理之自然”[58]。马祖常的创作理论和文学观点，对元代文风影响很大，一时间“文宗秦汉，以古为美”的创作理念开始流行，从这个角度说，马祖常开启了一种新的风气。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色目文家的自序，如：贯云石的《孝经直解序》，唐兀崇喜在《述善集》中的自序，鲁明善在《农桑衣食撮要》中的自序，忽思慧在《饮膳正要》中的自序等，或详述其编撰过程，或发表个人体悟，感情真挚，语言细腻，读来发人深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贯云石的《孝经直解序》，贯云石（1286—1324年），本名小云石海涯，字浮岑，号成斋，又号酸斋、疏斋，高昌畏兀人。北从姚燧学，燧见其古文峭厉有法，及歌行、古乐府慷慨激烈，大奇之。贯云石生前著作颇丰，曾有诗文集《酸斋诗集》和著作《孝经直解》行世，亡佚于明清之际。今有《孝经直解序》《阳春白雪序》《今乐府序》三篇序。
这篇《孝经直解序》作于至大元年二月十六日，是他在其著作《孝经直解》中的自序，全文如下：
子曰：“人之行莫大于孝。”□□“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一□□□□五刑，莫大之罪。是故《孝经》一书，实圣门大训。学者往往行之于口，失之于心，而况愚民蒙眛，安可以文字晓之？古之孝者，父母爱之，喜而不忘。父母恶之，劳而不怨，犹常礼之孝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者，其犹远哉？尝观鲁斋先生取世俗之语直说《大学》，至于耘夫荛子皆可以明之，世人视之以宝，士夫无有非之者。于以见鲁斋化艰成俗之意，于风化岂云小补！愚末学，辄不自量，僭效直说《孝经》，使匹夫匹妇皆可晓达，明于孝悌之道。庶几愚民稍知理义，不陷于不孝之罪，初非敢为学子设也。或曰：“汝得无欲比肩鲁斋公乎？”予曰：“奚敢！”又曰：“侮圣人之言乎？”予曰：“岂敢！”时至大改元，孟春既望，宣武将军、两淮万户府达鲁花赤小云石海涯北庭成斋自叙。[59]
文中作者先是强调“孝”的重要性，引出阅读《孝经》的重要性，但是《孝经》是“圣门大训”，普通人阅读有一定难度，所以作者以许衡直解《大学》为榜样，“直说《孝经》，使匹夫匹妇皆可晓达，明于孝悌之道。”[60]目的明确，态度谦逊，用语平实，是一篇通俗易懂又饱含深情的自序。
如果说贯云石的《孝经直解序》是在思想上启迪人生的话，那么唐兀崇喜在《述善集》中的自序就是行动上务实的典型，他在文中将其家世、祖辈的功绩娓娓道来，有条不紊，事实详尽，又于文末表明自己的意志：“今乱略既定，将挈家复业，裒友朋耆宿，续为前约，务农兴学，重建崇义书院，以酬平生之志，诚所愿也。”[61]一种务实感油然而生，全文如下：
余杨其姓，世居宁夏之贺兰山。先曾祖讳唐兀台，国初从军有功，选为弹压。岁乙未，扈从皇嗣兄弟南征，收未顺之国，攻不降之城，累着劳绩，将议超擢，以疾卒于行营。
先祖讳闾马继其役，攻城*战野**，围襄取樊，无不在行。而素乐恬退，不希进用。大事既定，来开州濮阳县东，官与草地，偕民错居，卜祖茔置居于草地之西北，俗呼十八郎寨者，迄今百年，逾六世矣。
至元八年，签充山东河北蒙古军。十六年，奉旨选充左翊蒙古侍卫亲军。三十年，定著为籍，后追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
公为人资性纯厚，好学向义，服勤稼穑。尝言：“宁得子孙贤，莫求家道富。”厚礼学师以教子孙。岁至治癸亥，于所居之西北官人寨之干隅卜地一区，市屋为塾，南北为楹者九，东西广亦如之。肇始经营，而竟不果。
先考忠显公，慨然继志，立乡约，一风俗，兴学校，育人材，以成其事。暨岁泰定，续置东西瓦舍，为楹者亦如先祖敦武公所市之数，适与南北九楹齐。先甃井于其西，乃叹曰：“欲求家道久昌，莫若教子义方。”割资一千五百缗，购瓦舍为楹者三，为檩有七，欲于前所置东西九间房之正北，构讲堂，延师儒，诲子孙，以为永图。复未就，以疾终于正寝，可胜痛哉！
愚窃自谓，资虽不敏，叨居胄馆，忝预公试，俟贡有期。值父忧，还家养母，以守业务本为事。既毕丧，敢不思先祖积累之勤，成均师友切磋之笃，圣天子涵养六世之恩，使祖宗以来安享百年之福，冀以报其万一。于是拜禀于母恭人孙氏，恪遵先志，计仰事俯育之余。罄家资，购材僝工，于先人忠显公续置东西九间房之正北，创购讲堂，为间者三，颜以“亦乐”，故集贤学士魏郡潘先生名且记之。复于其西规地为亩者三，建大成之殿。神门两庑，斋馆庖湢，及学田五百亩，不侥浮誉，专为育材。
寻以妖贼蜂起，两河调兵，遂至正十六年秋，愿献粟五百石、草一万束，助殄寇之资，不求官钱名爵。朝议嘉之，赐以“崇义书院”之号。
继念先考忠显公先立乡会义约，凡十余条，月为一会，各相稽订，置簿立籍，定其赏罚。中推年高德盛、材良行修者，俾充约举、约司，掌管约人。酌古礼意，合今时宜，凡可行之事，当戒之失，悉书于籍，使各遵而由之。其在约者，死丧、患难、济救之礼，德业、过失、劝惩之道，历举而行。数年有成，四方来观，皆慕且仿。故学士潘先生复为之序，翰林待制愚庵颜先生为之赞，今翰林待讲学士晋安张先生诗。
乃至正十一年，盗起颖、亳。又七年，延蔓河北，兵燹之际，避地京师，又十年矣。
今乱略既定，将挈家复业，裒友朋耆宿，续为前约，务农兴学，重建崇义书院，以酬平生之志，诚所愿也。谨缮写三先生所暨元约于卷端，伏惟省、台、馆、阁、成均之钜公，四方游居在京之大夫士，赐之题咏，以为教勉。不惟使愚陋庶有传于当时，后世亦以见我圣朝用武之日，而其未乏材也夫。
至正二十有七年春三月吉，杨氏崇喜敬书。[62]
结合正统《大名府志》卷六，嘉靖《开州志》卷六，光绪《开州志》卷六，焦进文、杨富学《元代西夏遗民文献〈述善集〉校注》等文献资料和唐兀崇喜本人的这篇《自序》，我们可以得知唐兀崇喜曾袭任百夫长，就读于国子监，是国子生，因他长期不仕，故又被称为处士。于至正年间尝捐助米五百石、草万束以帮助元廷*压镇**红巾军，而不求官位；捐良田五百亩以养士，创建书院，元廷赐名“崇义书院”。元末避乱于大都，尝为官，官职不详。但从危素称他为处士，陶凯称他为杨公，说明他在京师还是有很高的地位和声望的。
（三）契丹与女真序跋文
元代契丹与女真族序跋文以耶律楚材和李庭最为突出。二人的序跋文不仅数目多，而且质量优。耶律楚材有13篇序跋，李庭则有17篇之多。从序跋中可以看出作者的交友、交游和思想倾向，对于了解文人之间的交往有很大帮助。
耶律楚材的序跋文具体篇目有：《司天判官张居中六壬祛惑钤序》《苗彦实琴谱序》《西游录序》《辨邪论序》《万松老人评唱天童觉和尚颂古从容庵录序》《评唱天童拈古请益后录序》《楞严外解序》《心经宗说后序》《糠孽教民十无益论序》《释氏新闻序》《屏山居士金刚经别解序》《万松老人万寿语录序》《屏山居士鸣道集序》。从篇目中可以看出，为禅师、禅学之作所作居多，耶律楚材弘扬禅学，所以十分热衷于为师友们的禅学著作作序，希望能为他们的著作起到宣传和推广的作用。细读耶律楚材的序文会发现，他多次为万松老人的著作作序，这位万松老人即万松行秀，是当时的佛教首领，耶律楚材为其作序，其弘扬禅学的目的就随之突显出来了。
李庭的序跋文内容则更加丰富，有文集序、图序、碑序还有跋，具体篇目有：《兰泉先生文集序》《恒斋先生文集序》《云巖先生文集序》《嵩阳归隐图序》《林泉归隐图序》《王尊师泛霞图序》《二老谈玄图序》《长安五陵会序》《重阳诏旨碑序》《冯道人语录序》《大霞薛真人疏抄序》《庸斋值解后序》《愚庵集解序》《送荆干臣诗序》《虚静子文集序》《跋文子堂家传》《跋陶渊明年谱序》。
在李庭的序跋之作中，他表达了自己很多的价值观念，这与他个人在宦海浮沉的经历有关。李庭少精于学，弱冠之前两预乡荐，都没能入仕，后设馆教学来维持生计，1244年任陕右议事官是他入仕的开始，但是因为他不愿阿谀附上的性格，不久便辞官回乡了。元世祖忽必烈于潜邸时，李庭应命前来，得以重视。后来任职期间依旧直言不隐，刚直不阿，并不很顺。因此，在仕与隐之间的抉择，也成为了他在文中经常传达的理念。在《跋陶渊明年谱序》中，他传递了自己的观点：“才而遇，则致君尧舜，跻民仁寿，建功当世，流芳无穷。如不遇焉，则读书乐道，教育英才。言而世，为人所诵。行而世，为人所法。”[63]在他看来，遇到伯乐就大展宏图、建功立业，遇不到伯乐就读书乐道、教育英才，两种方式殊途同归，但都是于社会有益。但是在《林泉归隐图序》中，他又指出不管不顾的“隐”世，并不是他所认为的隐世之道，“愤世嫉邪，全身远害，逍遥江海之上，偃息云林之表，长往而不返者”[64]，是对“隐”的误解，他对一位欲遁迹林泉的名医作了如下分析：“朝亦可隐，市亦可隐。隐初在我，不在于物。子但专心致志，益治子之术，浮湛闾里。潜心积德，不求声名，固不害其为隐也。又何必高谢人间，窜伏岩壑，亲鱼禽而友糜鹿然后为隐哉。”[65]
三、杂记文
（明）吴讷的《文章辨体序说》云：“大抵记者，盖所以备不忘。如记营建，当记日月之久近，工费之多少，主佐之姓名，叙事之后，略作议论以结之，此为正体。”[66]古人将以‘记’名篇的文字，称为‘杂记文’。根据杂记文所记写的内容和特点可以简约地将其分为四类：台阁名胜记、山水游记、书画杂物记和人事杂记。[67]
（一）蒙古族杂记文
在对元代蒙古族杂记文的分类上，就运用这种分类标准，将十篇杂记文进行了分类。其中属于台阁名胜记五篇：按摊不花《上公亭记》《忠孝祠记》、燮理溥化《重修南岳书院记》、忽都达儿《重修关王庙记》、仝仝《潞州知州张奉议新塑五龙神像记》；属于人事杂记的五篇：郝天挺《杜氏孝感泉记》、笃列图《瑞盐记》、答兰铁睦尔《祀西镇碑记》、僧家奴《宣圣遗像记》、囊加歹《善士郭英助文庙礼器记》。
台阁名胜记并非只单纯地描述亭台楼阁、名胜古迹，除了描述风物本身，这类杂记文还往往具有充实的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从蒙古族现存的这五篇台阁名胜记中，就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一点：按摊不花的《上公亭记》寄寓了自己的儒治理念，表明自己“崇教化”的决心，《忠孝祠记》通过祭祀三闾大夫屈原及罗氏二子，教导世人“美典型”“美风俗”；燮理溥化的《重修南岳书院记》通过记录重修南岳书院，表明了“兴文教”的重要性；忽都达儿的《重修关王庙记》是为重修关王庙所作的记，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励忠全节，不二其心”的忠君爱国精神的敬佩，目的在于宣扬优良的社会风气；仝仝的《潞州知州张奉议新塑五龙神像记》主要讲述的是地方官员张瞻甫修塑五龙神像祈求风调雨顺的事迹，传达了地方官员忠于职守、为民造福的精神，也具有一定的教化意义。
按摊不花，于皇庆、延祐年间（1311—1320年）任平江州判，在任期间重视教化，崇尚文教，参与编撰了《成州志》一书。清光绪《湖南通志》卷二四九载：延祐《平江志》，蒙古按摊不花纂，(据)县志。生平事迹见（明隆庆）《岳州府志》卷一三；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一一五二。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一一五二收其《上公亭记》《忠孝祠记》两篇。
《上公亭记》作者将修复上公亭的历史原由、前后过程和由此引发的感慨，如实记录了下来：
上公亭，祀王文正公旦也。亭旧在宝积寺。知信州朱师通记略曰：“公在相位，身致太平，北和番庭，西纳戎夏，海内富实，时调岁成，百职任人，各有攸序，宇量宏大，莫穷其际。秉政十八年，圣治文明，比隆前古，有宋以来，一人而已。”常以大理评事出宰是邑。先是，正寝有妖魈，人不敢居。一夕，守吏梦白衣告曰：“相君至矣，即当避去。”俄而公至，安然无警。又尝暑月憩林下，地素多马蚁，公所至，蚁皆去席尺余。天生正人以匡天下，固自异焉。知县张仲舒祠公佛舍，适公之姪箧函遗像以来，因肖而像之，以慰邦人士之瞻。宋宝祐癸丑，县令王有先修创，亭在县治西南之巅，市材重修，致景慕之意。归附后，倒塌不存。州判常从仕，捐俸鼎建亭一所，门楼一间，因记之曰：“时非晋，而兰亭之褉不改；人非柳，而愚溪之胜自如，岂景物果能自寿哉？其人贤，其事核，后之人因而寿之耳。”夫平乃丞相王文正公过化之邦，不花承乏平江州判，与丞相制锦之地适符。今去宋宝祐癸丑后六十年，是为大元癸丑皇庆二年，与令尹修筑之岁偶合。物换星移，址荒亭没，蓁棘暝迷，莫览彷彿。幸图志可按，越明年甲寅，始得之州治右岗。众惧以废为难，因捐己俸，募众工，酌上神誓之曰：“是邦贤相宿临，动着上公。旧令依而表章之，待州民与嗣来者不薄也。过大梁者伫想于夷门，游九京者留连于随会。今迺搆营，非泛常土木比。叠屋竖槛者，尚庶几种德之遗。”不日告成，匠氏骄其工制之雄卫，趋来前曰：“由此治平江者，例有上公望矣。”余谢不然。人生行业为要，荣达付命。要者在我，命者在天。史着丞相严重简宽，风格峻整，善断大事，决大疑。时东南抚定无几，公晓计臣曰：“东南民力竭矣。”又曰：“朝廷榷利至矣。”惟恐因渔蠹以断本根。及抑张师德之奔竞，黜买边之立异，不报密院之误印，不使荐引之知恩，皆识度伟拔。逮其捐馆，子素犹未官。高风清操，可立万古，岂但官崇位显，足为仕昌江者美谈哉。今焕新旧规，实于丞相行业有取，于令尹景慕是稽。观于斯者，要当有得于亭之外。匠氏曰：“吾侪小人，不足以知君子。”因竖之记。[68]
在修复过程中他身为平江州判，在众人都畏惧这项工程的时候，以身作则，带头“捐己俸，募众工”亲身参与其中，不是为了单纯求取“由此治平江者，例有上公望矣。”的荣耀，而是出于对前代先贤由衷的敬慕和对儒治文化的虔诚之心。“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69]，按摊不花的官职虽小，但他能身体力行地推崇教化、重视人伦，能从古代先贤身上汲取精神力量，就是造福一方百姓的“父母官”。
他的另一篇散文《忠孝祠记》，按摊不花看重了忠孝祠所存在的意义，认为“双庙之建，所以彰君臣、父子之大羲，于风俗诚非小补。且记语铿鍧，可诏万世。”[70]，于是通过祭祀三闾大夫屈原及罗氏二子，实践“为政，以崇教化、美风俗为先务。教化莫急于扶纲常，风俗莫切于消锲薄”[71]的为政理念，宣扬“屈忠臣、罗孝子”的忠孝精神，传达“崇教化”“美风俗”的决心，也是一篇具有一定社会意义的台阁名胜记散文。同样宣扬忠君爱国精神的，还有忽都达儿于延祐七年所作的《重修关王庙记》，辑自民国二十六年刊本《莘县志》卷一〇，这是为重修关王庙所作的记，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励忠全节，不二其心”的敬佩。
《重修南岳书院记》写于至正五年十月初一，是燮理溥化为记录重修南岳书院所作，南岳书院是唐代李邺侯读书的地方，最初创建在南岳的左边，在“天下龙蟠凤逸之士兴起，倡明道学”[72]之时，前代四大书院重兴，南岳书院也因此得以重修。作者燮理溥化，字符溥，自幼勤奋好学，曾尊翰林侍讲学士揭傒斯为师，学习经史诗文，泰定初举湖广乡试，泰定四年（1327年）进士，先后任舒城县、乐安县达鲁花赤等。燮理溥化深谙“治民之道，使民知礼义而已。使民知礼义，先示其所尚而已。民知所尚，则知所向方哉。”[73]的道理，在任期间十分注重文教，“首理学，政咸用其学以教导民。民始益知人之所以为贵，儒之所以为重，而复知所以养生而送死。”[74]，还因此修建县学明伦堂、龙眠书院等，讲习经史，躬行提倡文教的主张。元翰林院学士揭傒斯曾在《舒城县龙眠书院记》中提及燮理溥化建造龙眠书院的始末：“庐州舒城长燮理溥化，于邑东得李公伯时龙眠山庄故基于东禅寺、舒王祠西，尝没于寺者。据山川之会，想昔贤之游处，乃会其禄入，募工度材，作书院，以事先圣先师，以为出治立教之本。以其面龙眠之山，端严奇峻，能出云雨，膏泽天下。榜之曰：龙眠书院。且示不忘李公之故。又苏文忠、黄文节二公尝过其山庄，故合祀于堂之北。”[75]而这篇《重修南岳书院记》，燮理溥化更是亲笔记录了重修南岳书院的过程，以示后人，可见其对“兴文教”的重视。
乡贡蒙古解元仝仝的《潞州知州张奉议新塑五龙神像记》主要讲述的是地方官员张瞻甫修塑五龙神像祈求风调雨顺的事迹，显示了地方官员忠于职守、为民造福的优秀品格，教导各地方官员“为官当若此”，也具有一定的教化意义。全文如下：
五龙神庙，在潞之东南三十里处，太行之孤峰，其来远矣。按《晋史》所载，自慕容时肇厥祥灵，首建庙事，故邦邑蒇祀，在河北居多。皇宋之熙宁三年五月旱，开国公刘涣刺潞州军州事，祷雨于祠，而灵雨飞倾。酬神之踢，始塑五方龙像于正殿之后堂。大观戊子岁八月，灵雨害稼。河东转运判官王恒祈晴捷应，迺以状闻。
赐曰“会应王”，褒神之应也。然五龙亦各锡以王号，东方曰广仁，南方曰真泽，西方曰义济，北方曰灵泽，中方曰孚惠，本其德而言也。且神所居之山，由是得名，亦曰五龙焉。兹山峙表封内，为名镇，礼宜秩祭，故潞之邦伯严祀之。至正辛巳，太原菊轩张侯瞻甫，讳景严，名野仙布化，刚明果毅，奕宦天朝，盖学而仕、仕而学者也。乌府荐能，俾来尹是邦。岁壬午， 会天亢阳，雨不时若，山待童而泉涸，禾麦半槁，地赭嘘烟，耄稚*吟呻**，而跂踵望云霓者万万，实侯理政之明年也。侯恻然谂诸僚佐曰：“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吾奉圣天子明训，承宣斯土，职膺字牧，而雨泽愆期，阖境之民，匪遑奠居。宁却禄食，不忍戕百谷以伤民。虽旱干之厄，天灾示谴，民上之责，果可逭乎？考之往昔，则成汤有七年之旱，且婴茅断爪，躬祷林薮，所以重民食也。我当斋沐致虔于龙山之神，恳求甘澍，以慰民望。可乎？”佥曰：“善”。遂竭诚涤虑，婴醝酎，走拜宇下。民之观仰者坌集，香酌未竟，雨之作者霈然，感神庥而上下懽忭。侯悯灵祠汨于草莽，岁历绵久，绘彩剥蚀，檐楣崩堕，虽万木脱能支也。首新庇神前殿三楹，并应门等。梓匠献智，民叶情者蚁附。摧者扶之，缺者补之，凡基础榱甍、檐扉瓦棁，悉以绚昶。四望环墻，隅楞峻直。未十旬，美功克完，丰荣之状，倍蓰于昔。丛给之需，咸备于官，而民弗扰也。尚虑雨暘祈请，无水以供神釜，于庙门东南二十余步，相地作井。神灵暗符侯德，未逾丈而飞泉上达。既又肯亭其上，覆翼斯井，置扄璧，卫观者之渎。又明年甲申秋，侯说稼躬省神宇，尤虑作新之志靡周，挽乡邦耆老喻之曰：“殿后有五龙之故堂焉，肇造于古，迨今千载。瓦坠土浸，木腐神弊，板荡凋落，千百之存，奚翅一二？况龙之为神，鼓风霆，驾烟雾，出没乎宇宙，而变化莫测。虽神之形寓乎此，而神之灵在天。且敬神之念存于此，则神之灵也应乎彼。庙貌不严，何以称栖神之愿哉？我将新其堂暨其像，以塞靡周之念。尔其输力乎？”众皆曰：“诺。”侯命上*党**县主簿散只兀台董其役，迺割俸金为木石之资，趋役者云会，经营谋画，如前殿之制。落成之日，颜其扁以壮轮奂之光。继而命工塑五龙于堂内，楺木为骨，组绘为皮，羽甲文彩，各以其宜。取《大易》“飞龙在天”之象，以中央之孚惠居正楹，广仁、真泽居东楹，灵泽、义济居西楹。而龙之黼黻，色以异尚，须目鳞鬣，齿距形角，毫末纤备，遒活奋迅，而回顾夜光之珠。靁师鼓风霆于巽方，电妪挚金蛇于坤位，咸驾驭祥光，为之前驱。烟云布护，晻霭一堂，瞻者为之起敬。创役于处暑之先，讫功于重阳之后。有五龙乡耆老郭才等请文于予，用纪鼎新之盛。尝惟天下之事，创始非难，而继述为难。且龙山在郡圻堮中为名镇，而龙居之，亘古而祀事弗泯。故龙之灵有在，而阴祐一方。曩者庙貌虽存，委圮之势，日就崩毁。始也祷雨勃应，报神赐，大新前祠，终又改塑五龙于后殿。昔者作其形于皇宋之熙宁，今迺新其像于大元之至正。举数百年之废坠，为一朝之美，观侯敬神之志为何如？将见风雨以时，物不疵疠，岁获有年之登，神所以复侯功、笃民祜也渥矣。他日沃壤之民，岁时香火于祠下，则酌龙渊而忆深泽，扪穹碑而思至德，咸曰：“我侯往矣，德泽斯存。俾吾耕凿以利，而享含哺之乐。”呜呼仁哉!又岂徒作岘山之悲而已。故直书其概，备将来之鉴云尔。其文曰：
太行之岭，有峰蔚焉，雾滃云蒸，高出乎天。上有灵祠，是曰五龙，昭成祀典，源自慕容。龙乎允灵，维民事之，职司润物，历年久之。壬午亢阳，群姓喧喧，潞之有牧，厥惟菊轩。忧民之忧，子爱弥笃，禾麦将枯，我宁不告。奔走祠下，斋沐亶诚，酌以芬苾，天瓢奄倾。荷神之祺，灵宇皆新，于经于营，赞役子民。龙之像古，艷彩凋落，置彼穹堂，于焉改作。色准五方，文以金碧，蜿蜒其形，昂峩孔硕。云行雨施，渥我黍稷，神贶昭答，渊乎叵测。伊孰其功，曰侯之力，于万斯春，懋兹昌德。有元至正五年三月乙酉。[76]
人事杂记的内容大体不外乎记人与记事。郝天挺的《杜氏孝感泉记》就是一篇记事文。文章记叙了太原平遥西汾村“孝感泉”的由来。西汾村村民饱受无井可用之苦多年，待到杜氏归葬，先茔之侧竟凿出一井，而且甘之若饴，村民认为这是杜氏子孙的忠孝精神感动了上天的缘故，因此起名为：孝感泉。既记人记事，又蕴含了较深刻的教育意义。
笃列图敬夫的《瑞盐记》则记录了一件祥瑞之事。元顺帝妥懽帖睦尔刚一即位，运司就上言：水旱五六年的解州盐池，居然“预期呈秀”，实在应该派遣使者前去祭祀，来答谢上天的恩赐。于是，作者以集贤修撰的身份奉旨前去，“率运使臣拜不花等，以牲斋致祠如礼。”[77]运司和作者都认为，出现这种祥瑞，要归功于元顺帝这位新皇帝，运司说：“此实圣天子元德彰闻，神祗感格之所致也。”[78]笃列图更是赞叹：“圣人首出庶物，德浃仁博，而天锡之福。昔伏羲、大禹之时，河洛出图书。尧、舜、文王之世，凤仪于庭，或鸣于岐。此天人交感之理，为不诬也。今皇帝圣德龙飞，而盐池瑞应，岂苟然哉？凡百有司，各敬其事，以修厥职，共承天休。呜呼!懋哉。”[79]笃列图通过这样一篇小短文，运用“天人感应”的思想，寄予了对新皇帝深切的希望，期望元顺帝可以带领元朝走得更远更好，殊不知这位皇帝，却成了元朝的最后一位皇帝，葬送了元朝的万里江山。
蒙古文臣答兰铁睦尔的《祀西镇碑记》，记录了其替元顺帝前往西镇祭祀的经过：“至正十有五年春正月戊午朔，皇帝即位大明殿，既受群臣朝，乃诏中书。若曰：‘维西镇吴岳，其遣正议大夫、秘书卿答兰铁睦尔，将仕郎、翰林国史院编修官王武代朕往祀。盖以遵彝典也。越十又六日癸酉，上御文德殿，举香币南乡加额以受焉，所以重礼神而祈休贶也。’答兰铁睦尔受诏，以闰月二十有四日辛亥至于祠下，谨斋沐就，次翼日壬子，祗帅守臣陇州官以羊、豕一祭于大神。执事在列，陪臣在庭，荐祼陟降，悉如仪式，所以重君命而莫敢不虔也。”[80]最后也指出“天人感应”的神奇力量，让久经干旱的“秦陇以东，关西以西”地区“飞雨大作，万物膏润，草木欣欣向荣，山川为之改观。”[81]让作者发出了“岂圣天子至诚而无远不通，神之昭答应感而聪民不忒？”[82]的感叹。《全元文》记载：“答兰铁睦尔曾任秘书卿一职。”[83]身为秘书卿，他写作的文章应该不可胜计，但是其流传下来的文章只此一篇，还是颇令人遗憾的。
僧家奴的《宣圣遗像记》一文，辑自清同治三年《广东通志》卷二一五。单从题目看，颇像书画杂物记之类，但细读其内容发现，虽然文章由宣圣遗像开篇，但是实际讲述的是将孔子遗像和尼山、孔林二图刻石立碑，以惠学林的故事，仍属人事杂记。文章先是记叙了“我”所藏的宣圣遗像的来源：“宣圣遗像，前景陵簿靳氏传云：‘昔堙驿梁，有执政者过之，其马嘶伏，策亦不进，遂得此石刻于桥之下，乃唐吴道子笔也。寻举置郡之崇文阁。’予时都运山东计府使，得兹本藏之。”[84]继而记叙了“我”萌生将孔子遗像和尼山、孔林二图刻石立碑的想法：“岁在甲申，调官宣帅东广，视政之暇，出是刻及所绘《尼山》《孔林》二图，示掾刘从龙摹临，将立石郡庠，以新士人之瞻。乃请建置于宪长君雪公元素正议，公曰：‘信哉！圣人之貌，威而不猛，恭而安，其道如日月之丽天也。然沮魋而弥彰，畏匡而弥光，抑焉得而毁欤？今神宇陆沉于杂沓蹄涔之间，曾不知其后千百年，彼骥之有识，一嘶之顷，宛然俨出于殿陛，以昭我皇元文明之圣，宜寿于石，以广公传。’时宪副子谦徐公、知宪事东甫何公、照磨彦文许公佥曰：‘可’。乃命广庠文学陈元谦伐越山之石，镌碑三，居圣像于中，左《山》右《林》，立于文庙天章之阁。”[85]最后指出了这样做的目的是“俾郡之士人君子、荒服岛夷崇仰圣人高坚前后之风，河岳光灵之辉，庙林文蔚之气，如在邹鲁之邦，岂不有助于风化也欤？”[86]文章作于至正五年正月十五日，当时的僧家奴是中奉大夫、广东道宣慰使都元帅，正是因为僧家奴的官职所在，其推行教化的心才更加赤诚，更加值得敬佩。
囊加歹的《善士郭英助文庙礼器记》，是一篇实用性很强的短文，全文讲述了至正年间，善士郭英捐赠楮帛六千缗给庙学，备释奠之需的故事，语言颇具复古之风，难免晦涩生硬，缺乏文学色彩，不再详述。
（二）色目人杂记文
色目文家所作之记，寄托了深厚的意蕴，往往寄托了作者的感情归宿。代表文家有马祖常、余阙等。马祖常在他的杂记文中寄寓了自己的审美理想和精神归宿。到了元后期，马祖常仕途失意，以病辞归，居光州石田山房，时取筐中书册悉心点样，以存家学。此时便更乐意寄情于山水，在山水和诗意的生活中寄予自己的感情，《石田山房记》就是其在这方面的代表作：
桐柏之水发为淮，东行五百里，合浉、潢、山谷诸流，左盘右纡，环缭陵麓。其南有州曰光，土衍而草茂，民勤而俗朴。故赠骑都尉、开封郡伯浚仪马公，实尝监焉。公之子祖常，少贱而服田于野，以给饘粥。乡之人思慕郡伯之政，念其子之劳而将去也，乃为之卜里中地，亟其葺屋而俾就家焉。屋之侧有崇丘，可六七丈，溪水旁折而出，岸碕之上，嘉树苞竹，荟蔚蔽亏。前为木梁，梁溪而行。周垣悉编菅苇，门屋覆之以茨。岁时里邻，酒食往来，牛种田器，更相贳贷。寒冬不耕，其父老各率子若孙，持书籍来问《孝经》《论语》孔子之说。其耕之土，虽硗瘠寡殖，不如江湖之沃饶，然犹愈于无业也。祖常者因乐而居焉，于是名其屋曰石田山房。且自为记与图以属当世能言之士，请为赋诗，异日使淮南人歌之。[87]
“石田”一词出自于《左传·哀公十一年》：“得志于齐，犹获石田也，无所用之。”[88]在这里指不可耕种的石头地。文章一开篇，马祖常先是从淮河、光州的地理风貌及民俗写起，字里行间流露出自豪和喜悦之情。接着描写了石田山房的兴建与环境，表面上看是在为自己的石田山房作记，实际上是为了突出光州百姓们“民勤而俗朴”的生活面貌。通篇对叙事与白描的手法，在朴质的语言中流露出马祖常对自食其力、安居乐业的光州生活的满足，也流露出石田山房永远是他的精神归宿。
余阙在杂记文中，大力赞扬那些能够忠于职守，以国家及人民的安危为己任，造福于百姓的官员，如在《宪使董公均役之记》《梯云庄记》等散文中，他为百姓能够安居乐业，衣食无忧感到欣喜。在《宪使董公均役之记》中，记叙董公合理治理地方，使得当地百姓生活安定。
盖公之遇人有礼，故吏尽其力，其使民有义，故贫者戴其德而乐其复，富者服其公而忘其劳，以故为是大制，政不肃而成，民不扰而治也。传曰：“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公之是举，兼礼与义，则诚贤者矣。[89]
正是因为董公全力为民，礼仪兼施，竭力治理地方，为人民带来福利，才使百姓生活安稳。无论是盛世或是乱世，人民都需要能够带领他们安稳富足生活的人，尤其在元末动荡社会之中，天灾*祸人**都使得人民时刻生活于困苦之中，作为儒士，余阙不仅身体力行的为国家及人民奔波劳累，他也期望朝廷能够有更多的官员与贤能之人，放弃个人利益，造福百姓，安定国家。因此，当作者看到人民生活安定，衣食无忧时，他感到十分欣慰。
在《梯云庄记》中，余阙写道：
晋地土厚而气深，田凡一岁三艺而三熟，少施以粪，力恒可以不竭。引汾水而溉，岁可以无旱。其地之上者，亩可以食一人，民又勤生力业，当耕之时，墟里无闲人。野树禾，墙下树桑，庭有隙地，即以树菜茹麻桌，无尺寸废者。故其民皆足于衣食，无甚贫乏，家皆安于田里，无外慕之好。[90]
这种自然条件优越，人民勤奋劳作，衣食富足，生活欣欣向荣的景象正是作者所希望看到的。余阙渴望人民拥有美好生活，正是他心系百姓与国家的表现。作为一个深受儒家传统思想浸染的儒士及受命于朝廷的官员，余阙在心理及行为上都表现出对人民与国家厚重的责任感，人民的生存与国家命运都是他担忧的重要方面。
（三）契丹与女真杂记文
随着时代变迁，元代契丹与女真文士降附于蒙古族的统治，一方面为了于纷乱的世道中存活，另一方面以实现个人抱负为愿，积极入仕，渴望获得一席之位展示自己的才干与抱负。在蒙古开始大力伐金以后，很大一批契丹人因不满金朝的统治转而投效蒙古，并一展宏图、建功立业。据《元史》有关记载可知：大约有数十万契丹人降附了蒙古，他们随着蒙古*队军**攻城略地，在伐金灭金及后来灭亡南宋等战争中都发挥了很大作用。
中书令耶律楚材就是这样一位经世之才，作为促使蒙古征服者适应中原文明的初期代表人物，他以其杰出的贡献在蒙元时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耶律楚材，字晋卿，《元史》卷一百四十六《耶律楚材传》载其：“博极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下笔为文，若宿构者。”[91]1215年蒙古军攻破中都之时，耶律楚材当时是金朝左右司员外郎。1218年春，耶律楚材应成吉思汗的征诏，来到漠北行宫。次年追随成吉思汗西征。窝阔台汗即位后，耶律楚材日益受到重用。耶律楚材能一生朝堂，取得如此成就，自然与其自身才干有关，也与其忠君*民泽**的人生志向不可分，这一点在他的杂记文中也有具体体现。
在《贫乐庵记》一文中，他就以“吾君尧舜之君，吾民尧舜之民。”[92]的志向观为最终导向，指出：“君子之学道也，非为己也。”[93]对话三休道人，交换“乐与忧”的理解，并强调：“君子得志之时，善行天下、博施财富，此为乐，持盈守谦，慎终如始，此为忧；君子贫贱之时，韬光养晦、独洁一己，无多财之祸，绝高位之危，此为乐，感慨俗世未化，悲叹圣道将颓，举世无知音，此为忧！”[94]最终解开了道人的心结。文字中处处体现着耶律楚材抚国安民的情怀，一字一句无不彰显着他开阔的胸襟和独到的人文情怀。
契丹文士张孔孙现存四篇文章都是杂记文，《重修束皙祠碑记》一文是为重修束皙祠作的碑记，主人公束皙，是西晋学者、文学家，在国是忠言直节的贤才，于家是德行为人敬慕的良师，作者作此文，是对束皙优秀品格的赞扬，具有一定的教化意义。
余下的《重修乐安儒学记略》《清丰县重修庙学记》《修庙学记》三篇都是为重修庙学、宣圣庙所作。
在这三篇文章中，不乏对孔子、孔庙评价的句子：
“孔子之道垂宪万世，有国有家者所当承奉，庙学损坏随即修完。”“正殿、两庑涂以丹碧，夫子南向，颜孟十哲侍坐，又塑七十二子像于两庑，创作祭器百二十余件。”[95]（《重修乐安儒学记略》）
“孔子之圣，极于化初，置于道先，自生人以来未有如者，后之人不可得而赞也。汶上，古鲁中都，先圣曾宰是邑，迄今天下之人闻中都之名莫不思见风化遗俗之美。”[96]（《修庙学记》）
自唐宋以来，文庙祭祀就已经和学校教育结合起来运作了，形成了“庙学合一”的现象，“由学尊庙，因庙表学”[97]清晰地讲解了庙学合一的优势所在，教学旨在传授儒家文化，祭祀则是弘扬儒家文化的精神的体现，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为儒家文化的传播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方法，也促进儒家文化深入人心。也成为了恩*民泽**众、惠民的一项基础任务。
兴礼学，设学校等一系列举措的施行，让作者看到了践行儒学理念以后的一些变化，也证实了儒家诸多观点存在的必要性：
伏睹中统建元以来，立学校殆遍天下，谁教官养生徒，凡所以敦教化属风俗者，属不具在。俾人人知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道，入则孝，出则弟，不犯上，不悖事，施于其身则一身安，施于其家则一家治，以至乡里知勘，官府加重。[98]（《清丰县重修庙学记》）
盖王政非教化不立，教化非学校不兴，是以今上继承大统以兴学养士为先，所以致本推敬□其教于天下，使天下之人回心向道歌咏太平，□作成人材，使之从政。为治之要，莫过于此，岂专簿书、狱讼、期会、歛散而已哉！且吏不明道，人不知学，虽簿书、狱讼、期会、歛散之事皆不得其当，其弊尤甚焉！经不云乎，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牧民之吏，可不务学使人知道乎？[99]（《修庙学记》）
张孔孙的文章中正有序，字里行间都是大儒的气度和见识。这与其经历、才学很有关系。早年便以文章、才学闻名于世，后被元世祖忽必烈重用，至元初便授户部员外郎，历任湖北、浙西两道按察副使。既有扎实的文化素养，又有丰富的任职经历，自然对事件的描述有更深刻的认识，也就更发人深省。
契丹文士石抹允的杂记文的主要内容也是表达对孔子的尊崇，他在其所作《重修孔子庙记》开篇便赞孔子：“圣人论道，至天而止，非止也，天无以加焉。”[100]指明孔子之道的重要性，后又通过“此吾夫子立教，历于万世而无弊者焉。”圣诏云：“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此子贡所谓：“夫子之不可及，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101]等句，依次加深圣人之道的圣明之处，再结合应山县孔子庙的实际情况，“应山县自春秋时隶汉东，故今属随。金、宋以来，废于兵者，仅百年。归化后，民始奠居。所以吾夫子之宫，多因陋就简，春秋朔望，主者应故事而已。”[102]娓娓道来其自延祐年间至泰定年间的曲折修建过程：
延祐庚申，三城富侯庆来尹是邑，陋其制度而鼎新之，工及半，以代去。今尹历山翟侯伟踵而成之，其勤笃盖有加焉。本县耆宿感二侯之化，争出帑以助役，材美甓坚，吏敏工善。其于堂庑、斋庖、垣墉，为之一新，梁税榱桷，黝恶丹漆，悉举无遣。一时同寅若簿苏明，若尉刘仲信，若幕张廷秀，咸克相之。监邑从仕公保保虽后至，亦完厥未完。讫工，本邑耆宿胡铨等议曰：“邦君之善，不可不纪。”遂不远百里而来，求文于予。辞不获已，迺谓之曰：县，古子男之国也。为令长者，有社稷人民之寄，能尽厥职，上不负于国，下不愧于民，固已难得。况学校之设，世皆迂之。今二侯以难得之才，为世迂之事，前作后继，如出一手，可不嘉哉？然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既具是形，均禀是理，不学则不知也。知不知，系于学耳；学不学，又治乱之所由出。此朝廷所以于路府州县必立吾夫子之宫，择可师者主之，俾宪司暨长官提调牧养以求治也。噫！今翟侯迺能遵此意，继前政，建此学，又能推此意，集后进，讲此道，吾知其尽厥职，上不负，下不愧矣。进进不已，将见楚随之俗，化为齐鲁之乡。勒之于石，诚可以劝，于是乎书。若夫继翟侯之善，如翟之继富，有后政君子在。[103]
文中真实记录了重修孔子庙一代又一代人付出的努力，对于官员来说，完成重修之事既符合了朝廷的规定，又做好了本分工作。语言更加文雅雍厚，善于引经据典，逻辑严密，仅此一篇足见作者写作水平。
四、其他文体
除了上文选出的有代表性的三种文体，元代北方少数民族的碑志文、赠序文和哀祭文，也很有亮点，值得一提。
元代色目文士的碑志文47篇，契丹与女真文士的碑志文43篇，篇目多，比重大，这是其一。色目文士余阙所作的碑志墓铭、女真人孛术鲁翀所作的碑志墓铭，在言语细腻、感情真挚之外，如实记录传主事迹，还另辟蹊径，想方设法突破碑志文的传统写法，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这是其二。
正所谓“铭诔尚实”，这类文体往往真实记录传主的生平家事、所作所为，将传主的一生付诸于笔端，镌刻于碑石，体现出了很强的实用价值和实录性，以文存史的精神潜移默化地通过这类文体得以实现。但是因为碑文强调实录，所以内容就很难创新，很难突破原有的模式。想要通过文章的记录来反映时代的重大事件，就更加难上加难。
女真族古文家孛术鲁翀，勇于突破原有墓志铭的模式，积极探索，从传主的生平之实写起，同样是在记录行实，抛去固有的模式，反而显得清新自然。孛术鲁翀的墓志铭最可贵的一点是：不避朝廷大事，不论当事者是当时圣上还是皇亲国戚，一并条分缕析，详实记录，这一特性比较像历代史官的职责，这才锻造出他文章中以文存史的实录精神。最能代表孛术鲁翀实录性和创见性的要属《平章政事致仕尚公神道碑》《大都路总管姚公神道碑铭》两篇。《平章政事致仕尚公神道碑》这篇碑文另辟蹊径，从墓主尚氏年迈之事开篇，而不是向寻常那般，从墓主幼时写起，到青少年时代，再到中年时期，最后写其老年生活。
一般来说，祭文祭奠的多是亡亲故友，但是察罕帖木儿的《祭颜子文》祭奠的却是伟大的思想家颜回，与其说这是一篇祭文，倒不如说是一篇吊文。祭吊古人的文章，有时署“祭”，有时署“吊”：“惟公德冠四科，未达一闲。潜心好学，禹稷同冠。兹仗节钺，廓清阴曀，军旅事殷，未逞与祭，敬遣辅行，载达情意。”[104]尚飨。言辞中透露出对颜子才学的敬佩。
五、小 结
有元一代，民族文化交融逐步深入，元代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在民族交融的大背景下双向互动，促进了元代北方少数民族文士的散文创作，再加上元代崇儒、尊道、学术风气浓厚等文化环境推动，元代北方少数民族散文创作日益繁盛。
据现有文献和资料，最终确定元代北方少数民族散文作家共有63人，存文总篇目达571篇，其中蒙古族散文作家共17人，散文23篇；色目散文作家共35人，散文322篇；契丹与女真散文作家共11人，散文226篇。文体形式多样，包括奏议文、序跋文、杂记文、碑志文、哀祭文等十余种文体。
奏议文的作者基本都为朝廷官员，因其文体特点，故能反映臣下的政见主张，内容多与国家的长治久安息息相关，从中能看出作者的政见主张，所述之事几乎都有史实依据，“重实用，善明道”，有很强的实用性。序跋文虽然是对某部著作或某一诗文进行说明的文字，但是大多数序跋文能反映出作者的观点认同、交游和喜好等。杂记文分台阁名胜记、山水游记、书画杂物记和人事杂记，在其实用性之外还蕴含了深刻的社会意义。
元代北方少数民族散文的繁盛，离不开元代多民族文化交融下文学的双向互动。少数民族接受汉文化的长期熏陶，并与汉族儒士交游来往，从中汲取汉文化的优秀成果，汉族文家亦从少数民族文化中领略异域风情、提取新奇的异域元素用于创作之中，两者在交流互补中竞相发展，扩展了双方文学创作的空间，构成了统一的中国文学多维有机整体。这不仅推动了中原文化向北扩展及传播，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更对后世民族的文化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通过研究元代的文学交融，可以反映祖国的各民族所共同创造的中华民族文学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亦可对加强民族团结，树立民族自信心，科学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有说服力的实证材料。因此，在多民族文学交融的视域下研究元代北方少数民族散文是很有必要的。
来源：“京师文会”公众号
欢迎关注@文以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