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是明代永乐皇帝命内阁首辅、有明三大才子之一解缙等人编纂的大型类书，成书11095册，保存了我国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典籍七八千种，堪称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历经600年风雨沧桑，从成书之初的万册巨帙到今仅剩400余册，它的聚散离合也是中华古籍的悲欢缩影。
公元1403年，朱元璋第四子朱棣以“靖难”之名，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取政权，改元“永乐”。也许是因为皇位来得不那么名正言顺，永乐皇帝就想用别的方式证明自己。他命翰林院学士解缙、太子少保姚广孝为监修，编纂一部大型类书，系统地收集天下古今书籍。
从永乐元年到次年十一月，编书任务完成，永乐皇帝朱棣赐名《文献大成》。然而，翻了翻书，永乐皇帝很不满意，觉得远远没有达到辑“百家之书”的要求，于是在永乐三年（1405年）又命令重修。
永乐五年（1407年）十一月，第二稿完成，这一次，皇帝很满意，正式将其定名为《永乐大典》，并亲自撰写序言。据姚广孝《进永乐大典表》，全书缮写成22877卷，装成11095册。
《永乐大典》开本高50厘米，宽约30厘米，用以桑树皮和楮树皮为主要原料制成的皮纸，洁白柔韧。作为大型类书（注：类书是辑录各门类或某一门类学科的资料，很像西方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除将各个门类事物的首字用篆、隶、草体书写外，正文均为端正大方的楷书台阁体。正文为墨色，引用书名文字为红色，断句和标声符号用红色小圆戳钤印。全书朱墨灿然，温润古雅，是写本中的精品。
《永乐大典》搜集了当时能看到的所有图书资料，将相关内容的一句、一段或者整篇、整部书摘引抄录。永乐皇帝在此表现出了宽大的胸怀，即便是对同一事物有不同的说法，也都一并摘抄，这一点似乎比乾隆皇帝的 《四库全书》要大度得多。《大英百科全书》将《永乐大典》称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
《永乐大典》编纂不易，书成之后更是命运多舛。
万册的巨大体量难以实现雕版印刷，《永乐大典》的所有内容均为手抄而成，永乐六年（1408年）冬才完成抄写，是为正本，藏于南京文渊阁。至于原稿，则一直没有离开南京，弘治皇帝（明朝第九位皇帝朱佑樘）曾想把原稿带到北京，但未能如愿。正统十四年（1449年），南京宫内大火，《永乐大典》所据原稿付之一炬。
永乐十九年（1421年），《永乐大典》正本随文渊阁图书一起被运到北京，暂存于奉天门东庑，但不巧宫中发生火灾，于是，书在奉天门一放就15年，直到正统元年（1436年）才被送到宫中文楼，那已经是永乐帝曾孙朝的事了。
《永乐大典》体量太大，其实，历代皇帝都看得不多，书被束之高阁。直到嘉靖皇帝，他喜欢，经常在案头放几本，时时翻阅。也正是嘉靖皇帝的珍视，为《永乐大典》的延续作出了巨大贡献。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北京宫中失火，奉天门和三大殿都被烧毁，嘉靖皇帝怕殃及附近的文楼，赶紧命人把《永乐大典》正本抢运了出来。他对这部书是真爱，害怕下次就没这么幸运了，于是，在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秋，任命高拱、瞿景淳两位大臣负责校理缮写《永乐大典》副本，“重录一部，贮之他所，以备不虞”。
抄副本也是一项大工程，当时招选了誊录、绘画生员109人，按照严格的规章制度，完全按照《永乐大典》正本的册式、行款摹写，每人每天只能誊抄3页，不得涂改，每册结尾处还注明重录总校官、分校官的名字。所以，正本和副本在内容和外观上没有区别。
可惜，嘉靖皇帝没有看到抄完的那一天，重录工作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他驾崩时也尚未完成，直到次年隆庆元年（1567年）四月才大功告成，共耗时5年。
然而，自从副本完成后，《永乐大典》正本就下落不明了，至今仍是一桩悬案，没有任何毁损和去向的记录，引发诸多猜测。
目前，关于《永乐大典》正本的下落，主要有这么几种说法：一是随嘉靖皇帝陪葬，二是毁于明万历年间的火灾，三是毁于明末清初的南京，四是毁于明末的北京宫中，五是毁于清乾隆年间的大火，六是仍秘藏于皇史宬（音“chéng”读“城”，专指皇室藏书的地方，明清两代的皇史宬位于今北京*安门天**东的南池子大街）的夹墙内。
《永乐大典》副本最初藏于皇史宬，清雍正年间放置于翰林院。
据史料记载，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编纂完《四库全书》，曾对《永乐大典》副本做过清查统计，还剩9881册，已经有千余册不知所终。
副本最大规模的遗失是在咸丰十年（1860）以后，英法联军入侵，清廷议和，自此北京外国使馆林立，“洋人好奇货，国人善卖之”，有的翰林院官员尤其“擅长此道”，“早间入院，带一包袱，包一棉马褂，约如《大典》二本大小，晚间出院，将马褂加穿于身，偷《永乐大典》二本”。在当时，洋人花10两银子，就可以买到一册《永乐大典》。
光绪元年（1875年）重修翰林院，《永乐大典》已不足5000册。朝廷很生气，严肃追究监守自盗的官员，“交刑部毙于狱”。然而，严刑并不能阻止贪婪的人，到了光绪十二年（1886年），翰林院的《永乐大典》仅存900余册，说明11年间，以平均一天一册的速度，又有4000余册不知去向。
《永乐大典》的另一大劫难是1900年的庚子国变。1900年6月23日，义和团*攻围**英国驻华使馆，把位于使馆北面的翰林院也烧了，《永乐大典》落入英人手中。后来，英国使馆交回了330册，但已经有很多被焚毁或窃取。
据记载，当时日本东洋文库听说翰林院被烧，立刻带着几个人赶到翰林院，每人带走了几本。后来，英国人翟理斯（英国驻华使馆工作人员）和托马斯·比格也盗走了一些。
英国使馆交还的330册《永乐大典》被重新放回翰林院，但在风雨飘摇的年代，朝廷已经无力或也无心保护这部书，书放回之后又遭盗窃。在当时北京琉璃厂的书肆，用心找找，就能有《永乐大典》的踪迹。
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鲁迅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等部门的工作。在他的建议和努力下，教育部将翰林院所藏的《永乐大典》残本交由京师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保管，仅剩64册。
1949年之后，《永乐大典》的收集工作进入新的局面。1950年，北京图书馆馆员顾子刚率先捐献3册；1951年7月，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归还中国11册，由文化部拨交北京图书馆；同月，商务印书馆捐献21册。天津著名收藏家周叔弢将家藏的1册 《永乐大典》 无偿捐献，金梁、徐伯郊、赵元方、张季芗等先生也纷纷捐赠。
1983年，山东掖县农民孙洪林家中，竟然发现了一册《永乐大典》。据说当时中华书局做了《永乐大典》的挂历，孙洪林看见后，说“这东西我家也有”，大家最初都觉得是个笑话。北京图书馆得到消息后，抱着试一试的希望，派专家来到孙洪林家中，一看，居然是真的！
这一册《永乐大典》最早存放在孙洪林的姑奶奶家，老太太不识字，把书的“天头地脚”裁了下来，书用来夹鞋样。幸运的是，农家妇女因袭祖上“敬惜字纸”的传统，没有损坏有字的部分，使这册《永乐大典》的内容得以完整保存。后来，孙家将此书捐给了北京图书馆。
《永乐大典》的最近一次出现是2007年。2007年5月，国家图书馆成立国家古籍保护中心，随后派遣专家组到各地调研古籍的相关情况。
11月，专家组成员程有庆和杨成凯一组，前往江浙沪，偶遇故宫博物院的施安昌也在这三地调研金石碑帖。施安昌说，他有一个上海的老邻居有《永乐大典》，想请程、杨二人去看看。两人当时觉得遇到的可能性很低，但还是答应了。程有庆记得，那天晚上8点，这位已移民加拿大的袁女士，在招待所一楼等他们，进到房间，拿出两册《永乐大典》。
其中一册是影印本，另一册从古籍真伪的鉴定来看是真的，可几位先生都不敢相信。后来通过查询《永乐大典》目录和已知现存的册目，确认这一册不在现存册目中，程有庆和杨成凯才敢跟国家图书馆汇报此事。最终，这一册《永乐大典》入藏国家图书馆。
至此，经过几代人的多方搜求，国家图书馆现收藏有《永乐大典》224册，另有200余册流落海外，散布在日本、韩国、英国、德国、美国、越南、爱尔兰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