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是国民经济活动的基本单元，是市场经济活动的重要参与者，也是社会财富的重要创造者。而制造业发展壮大，无疑需要所有大大小小的制造业企业共同发力。在众多制造业企业中，由于规模大小不同，竞争实力各异，这也就决定了该制造业企业在制造业产业链上所处的位置。
一般而言，制造业企业发展能力越强，就越能够占据制造业产业链上高附加值的中高端环节；反之，只能参与制造业产业链上低附加值的低端环节。因此，制造业企业发展能力强弱，不仅是衡量该企业能否占据该条产业链上高附加值环节的重要标准，而且也是衡量该条产业链能否优化发展的重要依据，制造业产业链优化倒逼制造业企业不断提升发展能力。
一、产业链优化倒逼企业发展能力提升
一般而言，产业链优化程度与该产业链条上企业发展能力强弱之间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企业发展能力越强，产业链越优化；企业发展能力越弱，产业链越弱化。制造业企业要想实现由产业链低端环节向中高端环节的转变，甚至构建起由自身主导的制造业产业链，必须具备较强的发展能力，提高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
在国内外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制造业企业要能够从市场实际需求出发，迅速调整企业发展方针，占领更广阔的市场份额，从而抢占更大的竞争主动权。只有具备较强的发展能力，制造业企业才能不断向产业链上、下游不断延伸，进而掌握更大的主导权。
在建立全产业链的情况下，才能有效摆脱原材料供应紧缺导致的企业正常生产活动难以顺利进行的尴尬困境，从而更好应对日趋激烈的国内外市场竞争。
如赫赫有名的新能源车企——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高新技术民营企业，业务范围涵盖汽车、新能源和轨道交通等领域，已在全球范围设立了30余个生产基地和20余个分支机构。
比亚迪公司已经打通了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已经掌握电池、电机和电控等制造技术，可以就新能源汽车零部件进行整车装配，并能够配备充电基础设施等，即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上游、中游和下游等各个环节都能进行布局。
在新能源汽车成为汽车工业未来发展方向的形势下，比亚迪公司正是适应了这一历史趋势，才能具备如此强劲的竞争实力和发展能力。不仅如此，在新冠疫情发生后，市场上防护物资极为短缺，为了更好应对这一形势和更好满足市场实际需求，比亚迪公司跨界生产口罩，体现出了极强的市场适应能力和发展能力，具备较大的构建聚合型制造业产业链的发展潜力。
三、企业发展能力提升面临着重大掣肘
就当前的国际形势而言，我国制造业企业在国际市场上面临严峻考验，给制造业企业自身发展壮大带来了极大压力。
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后，逆全球化现象开始有所抬头，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盛行，给已经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我国制造业带来较大创伤，尤其是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制造业企业更是如临深渊；
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逐渐弱化，东南亚等国家的后发优势日渐明显，正取代我国成为国际制造业转移目的地，这必将导致制造业产业链诸多环节的外移，使产业链发展态势极不稳定。上述不利因素严重制约了制造业企业发展能力，制造业产业链优化困难重重。
（一）贸易保护主义的严重*压打**
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外向型经济水平不断提升，货物进出口总额迅速攀升。根据国家统计局有关统计报告，1978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占全球份额为0.8%，列第29位。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逐渐上升，到2009年，我国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到2013年，我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多年来强劲的对外贸易数据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是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凭借价格低廉的“我国制造”占领国际市场，挤压了发达国家低端制造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特别是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和态势疲软的形势下，随着我国出口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积累巨额贸易顺差，全球各国针对我国提出的贸易救济数量和反倾销数量不断增加。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统计，我国多年来一直是世界上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在加入WTO后的最初几年，纺织品、冶金和轻工业是遭受反倾销调查的重点对象。而近几年遭受反倾销调查的范围不断增加，逐渐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向技术密集型产品延伸，高技术产业也频频成为反倾销调查的重灾区。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沉重打击，不少发达国家把此次金融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全球化，认为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并没有给发达国家带来相应的利益，却促进了发展我国家的不断进步与发展。而发达国家国内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更是为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削弱了自由贸易和继续实施开放政策的*意民**基础。
可以说，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思潮的泛起是欧美等发达国家为了有效应对国内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而采取的保护措施，或者说是一种本能反应。由于受到全球贸易规则约束，世界各国之间经济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因此，在当今国际形势下，诸多贸易保护措施更趋理性，手段也更加隐蔽和多样化。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本着“美国优先”的施政理念，将“买美国货，雇佣美国人”作为施政纲领，先后退出多个区域性或全球性的经贸组织，并对我国启动“301条款”调查，使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加剧，最终演变为中美之间的贸易战。
而除了我国，特朗普关税大棒还直接指向欧盟、日本等美国昔日盟友。此外，鉴于更加紧张的国际形势，像欧盟、阿联酋、印度等也倾向于或已经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给全球自由贸易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
当前，全球范围内逆全球化现象频频抬头，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两支力量不断交织，给世界经济带来了较大的不稳定性。
以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为代表的逆全球化力量正在试图打破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和规则，也给已经深度融入国际分工的我国制造业和制造业产业链带来了诸多挑战，我国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发展一波三折，我国制造业企业面临巨大的国际市场压力和竞争，这就要求我国制造业企业必须能够适应日益严峻的国际形势，不断增强自身发展能力，才能不断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环节攀升，从而有效促进制造业产业链优化发展。
（二）制造业企业比较优势缩小历史上看，国际制造业格局此前大体共经历了四次大规模转移。18世纪中叶，英国首先爆发工业革命之后，凭借先发优势加上军事力量的强大，英国迅速扩大了殖民范围，在全球范围开辟了广阔的市场，成为第一个世界制造业中心。
从18世纪末开始，英国作为世界制造业中心，共持续了100余年。截止1860年，英国制造业产值在全球的比重从1.9%上升到19.9%。当时，人口仅占世界2%的英国，工业产值占世界的将近1/2，制成品贸易总额占世界的2/5，对外贸易占世界的1/4。
后来，美国凭借以电力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迅速积累起巨大的工业优势，到了1913年，美国的制造业已经能够产出世界上1/3产量的产品，比英国、法国、日本和德国等国加在一起的产量都还要多。加上二战的胜利成果，美国进一步确立了制造业中心的优势。
二战后，美国工人成本不断攀升，日本抓住有利国际形势，不断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积极承接世界制造业专业，成为第三个世界制造业中心。之后，20世纪70年代，国际制造业又从日本不断向“亚洲四小龙”转移，迅速促进了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崛起。
到了80年代，由于我国实行了对外开放的伟大决策，积极承接劳动密集型和低技术、高消耗产业转移，加上自身较大的比较优势，成为第四个世界制造业中心和世界工厂。经过几十年发展，我国制造业曾经具有的劳动力和资源禀赋优势大大减弱，而部分东南亚和非洲等地区国家比较优势则逐渐凸显。
总体而言，较高的工资以及较高水平的环境和劳工保护使轻工业的成本在最近几年上升了20%-40%。2011年越南工厂工人的平均月薪约为136美元，印度尼西亚约为129美元，而我国工人已经达到413美元的平均月薪，是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的3倍以上。2012年FDI向最不发达国家的流入量上涨了20%，达到260亿美元。
其中，柬埔寨吸收FDI同比上升73%，越南FDI上升逾80%。再加上我国已经提前步入老龄化社会，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年龄普遍偏大。2018年我国13.9亿人口，劳动力平均年龄为38岁；印度13.2亿人口，劳动力平均年龄为28岁；非洲12亿人口，劳动力平均年龄为27岁；印度尼西亚2.58亿人口，劳动力平均年龄不到30岁。
为了寻求更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跨国公司便逐渐把一些如纺织、服装和箱包等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东南亚和非洲等地转移。德国、美国、日本和韩国向东南亚转移的速度逐步加快，像越南、孟加拉和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已经形成了产业集聚发展的势头。
在国际制造业格局悄然发生变化的背景下，随着我国制造业企业自身比较优势的逐步缩小，我国制造业产业链已有格局必定会发生重组，我国制造业企业发展会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对制造业产业链优化带来一定的挑战和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