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哲学是有闲阶级的智力活动。”如今，现代社会追求经济发展，理工科研究能肉眼可见地促进社会效率，提高社会生产力，而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还处于被质疑其存在价值的风口浪尖上，被认为是“有闲阶级的无意义的事情”，连其研究者们也会怀疑自我的研究意义。
读罢《乡土中国》，作者费孝通将实地调查与科学研究相结合，是闷在书斋里做学问的人应该学习且反思的。他每一次学业的完成，都会深入社会，走出书斋，进行调研实践，使其学问成为社会发展的导向标。
如果说，理工科研究是落实的生产力，那基于社会现实研究的社会科学则是“瞭望哨”，起到社会发展的指导和指向的作用。
书中内容，我颇有感触。乡村生活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地吃地，生产的稳定，代际之隔变化不大，人员流动性慢，社会结构稳定，社会现代化进程慢。但在历史的长河中，乡土社会依旧会发生变迁，处于传统和现代化割据之中。
我家在农村。太爷爷5个兄弟，爷爷辈12个兄弟，我爸爸辈24个兄弟，大年初一中午，家族家里的男人聚餐，这种传统大概延续了20多年，聚餐地点从年纪最大的大伯开始轮流，我负责每次聚餐结束给他们合影留念。大伯已经去世，大伯母比我爷爷年纪还大，聚餐的地点顺次到大伯的儿子家中。
聚餐是集体出钱，最初是一人五元，20多年未轮完一轮，物价却上涨了不少。但依旧是五元。也有主持聚餐的家庭提出了不满，但都在人情与面子中消解了。
记得父亲说，有个伯伯想多收点钱，碍于情面，但心有不甘，在这纠结中，准备的餐食只有两盆拌白菜。
随着年龄的增大，今年，爷爷辈只剩2位。随着现代化的冲击，大多年轻的伯父们选择了外出务工，今年加上我这辈的哥哥们，相片中也只剩了9个。
清明节，祭祖也是乡土社会的一个特色。我从小听父亲说，给我太爷爷磕头，保佑全家平安，直到有一次，父亲指给我看那就是太爷爷的坟。那是一片麦田，未见坟堆（农村人去世后，直接埋到自家田头，不会树碑，有些还会直接种上庄稼），我追问详细位置，父亲说曾经有一年一大家族都不知道太爷爷埋哪里了，所以假设埋在这里，还种了两棵柳树作为标记。我心想，大家都葬在庄稼地里，万一你们画的这片地本来就埋着别人可怎么办？
无论是现代社会还是乡村社会，人都会为达成某种目的或合理化行为进行建构意义，坟头只是缅怀先祖的载体罢了。
我自幼生活在农村，高中通过自主招生升入城区重点高中，6县共招生360人，分为六个班，命名为农村班，与其普通升学班的城市班相区别。大学在外读书，虽不是大城市，也算是离开了农村。
在中国，通过教育实现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这部分青年不占少数，之前读过《博士的回乡手记》也深有同感。
这部分青年处于城市和农村的“两边不讨好”境况下。
之于城市，这部分青年是外来者，父母大多无法进行社会资源或经济资源的支持，年轻人孤身在外奋斗，缺乏对生活环境的认同感，也形成了一大批“校漂”（毕业后，社交圈和生活圈依旧在毕业的学校周遭，生活与工作的空间割裂）。面临着城市压力，又面临着父母年岁增大的情况，很多人选择了回家乡，这部分人是“回流青年”（大多选择回到农村所在的县城），这样生活得到暂时的舒适，也方便照看父母，不让其担心，这也是乡土社会带来的另一种稳定。当然，这种生活为何是暂时舒适呢？一是小县城的收入低，就业机会少，很多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无法找到匹配岗位，只能委曲求全。二是人生坐标的改变。我们需要坐标（榜样）来判断自己的生活状态和社会位置，我们接受教育20年，排名和竞争，让我们习惯于用成绩或前几名来衡量我们的位置，甚至是价值，走出象牙塔后，我们通过互联网媒介观看别人的生活，每个人的生活都有端口得到展示，有农民工、有白领、有精英阶层等等，这成为了我们新的人生坐标。当我们发现自己的生活低于精英阶层甚至是白领阶层，会产生无限的焦虑。
之于农村，现代化的生活潜移默化形成的思维观念不被农村人认可，曾在镇上或村里玩乐要好的朋友均早早生儿育女，并且把儿女看成自己的全部，也有已经离婚，重新在社会奔波打拼的，没有时间反思生活、与人闲谈。无论是亲戚还是朋友，变成了催婚集团，“结婚了，这些问题都会解决的。”这是一句不知何时被奉为真理的法则，当你怼得他们哑口无言时，成了说服我的利器。
最近，宿舍室友们常常讨论过年回家如何应对亲戚的三问：“找对象了吗？”、“找工作了吗？”、“这么大了还在上学，上完学出来能干什么？”不同的家族，同一个疑问，这是一种话题上的稳定，也是为何博士更恐惧回家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