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河北区天纬路的大悲禅院，是我市仅存的古建筑群之一，青砖绿瓦，宏伟壮观，既是我市佛教协会的所在地，又是我市仅存的一座“十方丛林”，是国内著名的佛教寺庙。自清康熙八年重建以来，已历经三百余年，期间饱受战火兵乱之苦，几经沧海桑田。仍岿然屹立，可谓“历经劫难今安在，方知跏趺不可欺。”
自古佛门乃清修之地，从来不和兵燹沾边，大悲禅院又是供奉菩萨的清修院，并不是有求必应的“香火庙”，平时到大悲院烧香叩拜的善男信女很少，与*队军**交集的机会也不多，但民间却有大悲院“兴于兵，毁于兵”之说，难道大悲禅院历史上的几次荣损大都和*队军**有关吗？
大悲禅院的始建，天津地方志上并没有明确记载，《天津县志》也只是简单记载：“大悲院在北门外，河北西窑洼，康熙八年重建”（卷八）。既是康熙八年重建，说明此地原来就有寺庙。又查清朱彝尊《大悲院记》，始知此地原是堤头大道，路边有一所“草堂茅舍”，住着一位世高和尚，这位世高和尚本是浙江一游方和尚，行至北运河河边窑洼地带，被这里的绮丽风光所吸引，遂搭建一间草堂茅舍，在此修行。世高和尚夏日以茶水，冬日以果品招待往来行人，时间一久，往来的人们便熟知了这位大和尚和他的草堂茅舍。世高和尚为人谦厚、善作诗文，结交了一批天津卫的文化名人，如黄谦、张霖、张霔、梁洪、龙震等人，时常雅集以诗唱和，并以此为基础组成了一个草堂诗社（见《天津县志》黄谦传）。
天津卫守备武进士曹斌，和世高和尚有同乡之谊，虽系行伍带兵打仗，却好吟诗作文，故与世高和尚往来密切交情深厚。当世高和尚欲扩修大悲院时，作为同乡的曹斌毫不犹豫的捐出了自己的俸银，并亲自协助世高筹备施工的材料，按史料上记载“筑室三楹，题曰大悲禅院”。从路边的“草堂茅舍”到“筑室三楹”世高和尚终于有了自己的庙宇，尽管到了康熙八年大悲院又进行了重修，但武进士曹斌的资助为大悲院的建立功不可没，为大悲院的历史抹上了厚重的一笔。这“兴于兵”之说，大概就是指曹守备捐资修庙而言吧。
曹斌捐资修庙，使大悲院从“世高结茅”步入了新的历史阶段。虽大悲院重修后又在庙后续建了“一层楼”“七级塔”“藏经阁”等建筑。但庙宇并不大，只有三楹殿堂和几间僧寮，这种规模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尽管大悲院最盛时有庙产五十六亩，不过都是些田园野径芦苇沟塘。张霔的问津园在*钟金**河畔，来草堂诗社坐船能一直划到大悲院的庙前。诗人龙震曾写到：“饱餐松下饭，又向草堂过。穿树行三里，呼船过两河。”“失却草堂路，舟行入树林。忽惊高塔影，疑落大江心。”“微茫林寺路，烟树一层层”，足可想象出大悲院周边悠闲雅致、空旷野径的田园风光。民国时，大悲院的四至范围是：东至四马路，西至铁工厂胡同，南至天纬路，北至元纬路。
清同治庚午年（1870年），时任直隶总督的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李鸿章调淮军兵营来天津卫驻防，谁也不曾想到，这竟是大悲院“毁于兵”的开始。淮军来天津后，先是在城南海光寺一带扎驻。不久，天津卫发大水，因海光寺地势低洼，营房尽被淹没。李鸿章的行辕在南运河北岸旧盐院衙门，深知河北一带地势较高，便命淮军调驻河北窑洼一带，“就大悲院庙基筑垒”（见《河北义地碑记》），环绕大悲院高处修建营房。随后又有一批本地的*队军**（练军）也因大水来大悲院驻扎，“环大悲院高阜处筑五营，壁垒一新”（见《河北义地碑记》）。
自从*队军**在大悲院附近扎营驻防以后，大悲院也失去了往日的宁静，先是嫌庙名“大悲院”不吉利而被改为“大胜寺”，又在庙西高坡地修筑操练场，每日操练兵马，然后又在庙东庙西建窑取土烧砖修建营房。由于淮军来自南方，初到北方水土不服，许多人病死却无处安葬。于是又在庙东南与潞河一带购买农家菜园，平坑填沟，修建淮军坟地，人们俗称“河北义地”。在义地中修建一座“淮军诏忠祠”供奉祭奠死去的淮军将领。
为了*队军**放哨瞭望的需要，又在庙东南角修了一座五层高的塔楼，并命名为“镇海楼”，内有木梯旋转而上，各层瞭望的窗子颇具特色，形状各异，有艾叶形、八宝形、双棱形等。《天津县新志》就有记载：“镇海楼在大悲院，同治末，大悲院驻兵，环寺列垒，而建楼于门外，髙五级，周六面，卓立如塔，因以了远。光绪庚子之败，营垒无存，惟此楼尚在。”一些随军的家属也在大悲院周边置地盖房。至此，大悲院周边秀美的水塘景色、田园风光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片军营和宅院。大悲院被包围在兵营之中，如有香客到大悲院进香，首先要扣开营房辕门向哨兵说明来意，一番盘问后才放人进去。许多百姓则望而却步，香客渐少，大悲院愈见萧条。庚子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天津也在城厢内外设坛传教、招兵聚会。捣毁教堂，乱杀教民，引起外国人的愤怒，将兵船炮舰开到大沽口外。是年，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军营是首攻之地，清兵无力抵抗弃营而逃。一墙之隔的大悲院成了“城门之鱼”，在兵营被焚的烈火浓烟袭击下，僧众四散奔逃。所幸的是大殿未遭火焚，但各种金银法器和佛前五供等被乱兵洗劫一空，给大悲院造成巨大的损失，从此大悲院便大伤元气，一蹶不振。
清光绪廿九年（1903年），袁世凯在天津推行新政，兴办工厂，将原淮军兵营废墟清理改为“北洋铸币厂”，又在庙后修建了“北洋铁工厂”。直隶省高等工业学校成立后又将部分“北洋铁工厂”改成校舍和铸造车间，可怜劫后的大悲院又被隆隆的机器声和翻砂厂里的黑烟所笼罩。户部造币总厂在大经路建成以后，“北洋铸币厂”亦改为“造币西厂”。北伐胜利后，造币生产向南方转移，造币西厂停止生产，车间厂房渐荒废。警察局、*防队消**、法院、看守所纷纷来占大悲院的庙产和房舍，一些难民也到厂房的废墟上盖窝棚栖身，一时将大悲院变成了一个破败不堪的大杂院。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天津。天津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大悲院也到了极端困难的境地。为重新振兴大悲院往日的辉煌，虔诚的居士们决心依靠大家的力量捐善款重修大悲院。几经协商，民国卅一年（1942年），周叔迦、靳云鹏、王绍贤、赵化民、李唐民等知名居士共同发出了重修大悲院的倡议，重新修建的大悲院就选址在原大悲院的东边，即“北洋铸币厂”的旧址上，邀请青岛湛山寺的倓虚法师来津主持修庙事宜。经历数年，数度周折，金碧辉煌的“大雄宝殿”终于在“北洋铸币厂”的废墟上竣工。并于民国卅六年（1947年）的六月十九日举行了新庙开光大典，原“筑室三楹”的院落，便成了大悲院的西院。（许多人找不到“北洋铸币厂”的遗址，其因盖源于此。）
1954年，天津市人民政府拨专款整修了大悲院，盖山门、修围墙，拆掉已开裂的镇海楼，只留下了琉璃塔刹保存在大悲院中。新建的山门请文史馆馆长王襄老题写篆书“古刹大悲禅院”六个大字。从此，大悲禅院才摆脱“兵乱”的阴影，真正“放大光明”（吴玉如老题额），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镇海楼的琉璃塔刹】
“*革文**”中，大悲院又遭到惨重的破坏，寺庙变成街办工厂，僧侣成了工厂工人。改革开放以后，*党**的宗教政策得以真正落实，大悲院又恢复往日的繁华。每逢“初一”、“十五”，善男信女，摩肩接踵，佛乐阵阵，香烟袅袅，颂经之声不绝于耳，好一派祥和安泰景象。在天津建城600周年的时候，一片颇具现代气息的“大悲院商贸区”又在李公祠旧址拔地而起，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面对红墙碧瓦的大悲院寺庙，构成了“海河风景带”的一道奇特的景观，营造了传统与现代、人文与自然的高度和谐统一，大悲院步入了其历史上最好的阶段。
壮哉，大悲禅院。（高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