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一份《中国城市通勤研究报告》在网上引起热议，以2018年为例，当时北京的平均通勤路程达到了13.2km，即便是紧赶忙赶也要一个小时左右的通勤时间，名副其实的“路漫漫其修远兮”。
职住分离现象的出现对加班一族非常不友好，稍微晚点下班，别说按时到家，连能不能到家都是个问题。家住湖北廊坊，工作却在北京大兴区的郭某就深知这种模式的不便，但资金有限的他宁愿每天通勤五十多公里，也不愿租一个近一点房子，对他这种有老婆有孩子的人来说，钱都要用在刀刃上。
每天乘坐公交地铁上下班的他，经常因为加班无法赶上末班车，还好有个张姓同事每次都愿意收留他，张某的家就在大兴区，离得近，一台摩托直接通勤。2010年某天，郭某突然又接到了加班的消息，知道肯定回不去了，告知家人后，又和张某约定好去他家借宿一宿，一起搭个顺风车。
等到两人终于下班，也已经到了大半夜，两人同乘一辆摩托朝着张某家驶去，走到半路，郭某突然提出要请张某吃夜宵，也算是感激张某多次的收留。于是张某便在一个夜宵摊面前停了下来，郭某点了一些吃的，还拿了几瓶啤酒，张某本不想喝酒，但最终却之不恭，喝下几杯，郭某自己喝得更多，五瓶啤酒下肚。
张某虽喝了点酒，但并未到醉酒的地步，他将已经醉醺醺的郭某扶上了摩托车后座，继续开着车朝家中赶去。郭某的身形比较胖，在加上喝多了酒，坐在后座并不安分，在经过一个路口时，郭某突然剧烈晃悠了一下，车子瞬时间失去了掌控，张某在酒精的作用下反应也有些迟钝，等他意识到不妙，摩托车已经朝着路边的路灯撞去，刹时间两人直接弹飞。
都说开汽车是“铁包着肉”，骑摩托车是“肉包着铁”，摩托车本身给二人提供不了任何保护作用，两人双双不省人事，恰好此时有路人经过，帮其报了警并叫来了救护车。等张某醒来，就已经躺在医院中，他的父母和妻子正在一旁哭泣，他想动弹却动弹不成，因为伤势实在太重，从家人的口中张某得知自己的双腿遭受到了严重的伤害，能不能保住还是一个问题。
万念俱灰的张某此时想到了郭某，赶紧询问他的情况，却被告知郭某因为抢救无效，早已死亡。张某悔恨当时就不应该答应郭某去吃夜宵，就算吃夜宵也应该阻止对方喝酒。
对于当晚的这场交通意外，交警部门出具了事故责任认定书，认为该事故原因为张某酒后驾车，属于交通肇事，张某应当承担绝大部分责任。
同时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规定， 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郭某和张某二人的交通意外事故的主要责任就在本人，因此最终并未认定为工伤，公司方面也没有对其进行赔偿。张某的医疗费用几乎都落到了自己身上，虽然家在北京，但张某家中条件并不很好，为了抢救张某，家中积蓄已经全部花光，还欠下数十万的外债，一直入不敷出，让这个家庭遭受重创。
屋漏偏逢连夜雨，在张某醒来后没几天，他又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原来是郭某的妻子将他告上了法庭，她认为郭某的死张某需要付一定责任，提出了38万的索赔。郭某一家条件也并不好，就指望郭某工资过活，郭某妻子没有工作，家中还有一个才几岁大的女儿，生活很是艰难，此时的她只能选择将张某告上法庭来填补郭某去世造成的损失。
依据法律规定“ 民事诉讼当事人有平等的诉讼权利。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保障和便利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对当事人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 ”郭某妻子行使诉讼权的行为是一种合法行使权利的体现，并无不当。
该案件的性质和普通交通肇事有所不同，张某是出于好心将郭某带回家中借宿，他喝酒的行为也是郭某促成的，他认为自己纯属“好心办了坏事”，虽然有责任，但并不应当赔偿如此巨款。
关于好心搭乘产生意外的情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七条中其实就有规定： 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
在该案中酒后驾驶的行为施行者是张某，做出此项决定的也是张某，郭某虽未喝酒的提议者，但其并未酒后驾驶的促成者，况且在第二次行使时郭某已经酒醉，行使权都在张某这，即便郭某要承担一定责任在，但责任的大头依旧应当是张某，这已经属于重大过失。因此张某案件应当属于例外。
“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最终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判定郭某妻子胜诉，并责令张某对其进行赔偿。可考虑到张某家中情况无力赔偿，最终在协商下，将38万赔偿，减少至34万，如果无法一次性拿出，可以商讨后确定时间金额分期支付。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无论是汽车还是摩托车都应该遵守这一条，虽说在该案中可能有人会觉得郭某本身也应当负很大责任，但不要忘记张某本身是一个思想独立的成年人，在同伴已经喝醉的情况下，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他都应当清楚，是他心中的那点侥幸造成了最后无法挽回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