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少数群体中的少数派是种什么体验。
文 | 谭清蓉（映心堂心理咨询师）
日本歌手宇多田光近日在Instagram直播中宣布自己是gender non-binary(非二元性别者)，不适用于“男性”和“女性”的性别框架，并祝贺Happy Pride Month。
她早前也提到，在Miss/Mrs/M之间做选择让人很痛苦。结婚与否，性别是什么，这些定义自己的东西让其感到非常不舒服，更希望用“Mx”代表自己。
在网络上发酵之后，这件事情都被理解为“宇多田光公开出柜”，其实完全不一样。宇多田光这不算是出柜，只是表达自己喜欢人不分性别而已。
non-binary 注① 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随着对于性别之复杂性的意识增长，性别会流动的观念已被越来越多人接受。
在中国，人们对同性恋群体了解越来越多，同性恋人群也会在社交中感受到越来越多接纳，但超越性别二元框架是一个更大的挑战，非同性恋的其他性少数群体面临的是更加严酷的生存环境。有一些人对于性少数群体积极参加争取被社会看到的运动感到不解：你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好了，干嘛要大声嚷嚷让别人都知道你那点事。
的确，若非亲历或目睹，这些人难以想象性少数群体生活在人间是什么感受，难以想象对他们来说，“过好自己的生活”是多么艰难的挑战。
想象一下，假如某天，肿瘤（或糖尿病、消化系统疾病等任何一种疾病）被视为非法的、不道德的、文化上不认可的，肿瘤相关研究项目得不到支持，人们不知道这个领域的科研进展，也不知道人群中患病比例是多少，不知道有多少人和自己面临相同的困难。
社会上没有监管机构培训和监管这个领域的从业人员，他们不能以通常的方式宣传自己，因为暴露自己会遭受攻击。
患者不知道有哪些正规渠道可以获取肿瘤相关知识，只能私下交流从哪里可能得到帮助，但无法判断所得到的帮助是否专业，身边也没有正规医院和药店买到处方药。如果出现医疗纠纷，没有地方可以仲裁。治疗费用高昂且不纳入医保，全部要自掏腰包。因为这个病也不被文化接纳，家人并不支持他们治疗，更不愿意为他们支付医疗费用，年幼患者只能忍受病痛，希冀有一天具备经济能力给自己治疗。
此外，他们也要无犯罪记录，对进行治疗肿瘤的渴求持续了至少5年以上，并且无论年纪大小，都需要取得亲属同意才能进行手术。而他们的家人往往不会同意。他们亦须接受心理、精神治疗一年以上且无效才有资格接受北京、上海仅有的一两处相对可靠的专业医疗帮助。
假如有一天肿瘤患者面临这样的求医环境，人们会是什么感觉？
而这就是中国跨性别者 注② 的真实遭遇。调研报告《我需要家长同意才能做自己》显示，跨性别人群在寻求性别医疗确认程序 注③ 时遭受的就是这样的现实困境。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发布的2020年全球最新癌症负担数据，2020年中国新发癌症病例457万例。
现时，官方没有中国跨性别者的统计数据，所有关于中国跨性别者的主要研究均由非政府组织或人员开展。非政府组织亚洲促进会（Asia Catalyst）的研究估计，截至2013年底，中国约有400万 注④ 名跨性别者。
事实上，这样的类比并不恰当。人们会尝试理解肿瘤患者的痛苦，安慰和支持他们。但对于跨性别者，他们性别认同不一致 注⑤ 被视为“性别认同障碍”，被归类为精神疾病的一种，遭受着比其他精神疾病更严重的污名化，这给跨性别者的生活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虽然在很多国家，性别认同不一致不被认为是一种疾病，但跨性别者感受到的痛苦却无比真实、无所不在。
根据一项于2017年发表有关中国跨性别者的研究，个人经历这种不适的方式各有不同，其中包括强烈厌恶自己的性别特征、在进入青春期时感到极度痛苦或压抑、想要让青春期停下来，或想要隐藏或改变自己的性别特征。不同的人所经历的不适感亦不尽相同，有强有弱。
对于那些感到强烈及持续不适的人而言，这样的不一致可带来巨大的痛苦。 一些人选择以性别转换让身体和性别认同上更为舒适。转换是一个渐进且往往极为个人化的过程，不同的人要完成转换所需采取的措施数量和种类也各不相同。
在中国，不少跨性别者本身有迫切的需求，想要通过改变性别特征来解决性别不一致的问题。对于那些选择接受激素疗法 注⑥ 来缓解性别不一致感的人而言，由于中国缺乏获取激素处方药物的正规渠道，这意味着众多跨性别者被迫以严重危害身体健康的方式接受激素治疗。
中国有许多跨性别者只能通过不受管制的渠道获取药物，如网店、群友、朋友或代购等。结果，当中不少人很容易服食到假药，让TA们的健康面临巨大的风险。有人甚至试图自行做性别确认手术，因为TA们无法在现有的医疗系统中得到所需的医疗卫生服务。
持续可取得激素服用和持续可寻求专业意见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终止或打断医疗程序可能会使第二性征的改变“逆转”，进而让那些想要以医学方法转换性别的人产生不一致和痛苦的感受。激素疗法的时长和方案因应个人的目标和自身理状况而各有不同。实施激素疗法时必须谨慎，因为不同的人对激素的反应各异。激素及激素阻断剂也可能带来副作用，例如口渴加剧、情绪波动、反胃及头痛。超剂量服用可能导致严重的副作用，例如肝脏受损和剧烈的情绪波动。
虽然跨性别者就服药剂量和可能产生的副作用缺乏可靠的指引，但这并未阻止TA们自行用药，因为对TA们而言还有更大的威胁，就是活着的身体与TA们对自己的感受和看法不一致，这样的状况所带来的痛苦持续不断。
《我需要家长同意才能做自己》描述了几位跨性别者的经历、感受和服用激素遇到的困难。以下为原文摘录：
珊珊*因为厌恶自己的男性性征，所以开始服用激素。她对采访者说：“让我最为焦虑的就是身为男性，医学意义上的男性，这让我感到非常、非常痛苦。有时， 我太痛苦了，都想自杀。性别不一致的问题十分严重。”性别不一致的强烈感觉驱使珊珊*寻求令自己的性别特征与自己的性别认同相一致的办法。对她来说， 要找到有关跨性别身份和激素疗法的信息并不容易。她在7岁时开始用母亲的诺基亚网络电话寻找这类信息。网络是她唯一的信息来源。珊珊*说：“我别无他法。”珊珊*从朋友那儿获悉，要在医院接受激素疗法“极不容易”。而且，她常常为焦虑所困扰，也是她难以接受疗法的另一因素。有些日子，她甚至无法走出家门。她会用一床厚重的被子裹住自己，并待在墙边，这样才能感到安全。 去年春天，珊珊*感到已无法应对焦虑，因此她开始自行购买激素药物，并在没有医生指导的情况下服药，但此举风险巨大。和大多数跨性别者一样，珊珊*表示，她最大的担心就是买到假药。虽然珊珊*称自己有稳定及可靠的渠道获取激素药物，但却无法知道药物的真伪。 珊珊*仍然冒险服药，因为这些药舒缓了她的焦虑情绪。珊珊*服用激素后得到了无比的慰藉，因此无法想象停药。她说：“我无论去哪儿，都必须准备足够多的激素。如果我在旅行时[药]吃完了，我就会回家。我必须随时带着药，不然我会死。中止激素疗法是一种巨大的折磨。”珊珊*的同学、老师和家人都不理解她的焦虑情绪。因为从小表现出来的女性气质，珊珊*在整个童年时期都常常遭受殴打和言语上的*辱侮**。她的父亲常常打她，并跟她说她太“娘”了。当她长大并开始服用激素时，她的母亲对她说，药物会弄垮她的身体，让她变得虚弱，并把她变成一个“没用的废物”。珊珊*曾就读于北京最好的中学之一，但她在那儿过得很不愉快。她遭到了欺凌，无法与班里的同学相处。学校并没有给她提供太多帮助。老师告诉她的父母珊珊*不应该来上学，因为她是个“问题学生”，且无法融入到同学中。她的父母打算让她转学，但她的精神状况太过糟糕，以致于无法继续学业。她在年约16岁时辍学了。
惠明*直到高中的最后一年才有了第一台联网的电脑，但信息依然十分有限。当她计划开始激素疗法时，她不知道自己可以向医生咨询有关激素疗法的建议。基于在网上搜集到的信息，惠明*开始自行用药。惠明*极度希望让自己的性别特征与性别认同相一致，因此她服用了极大剂量的激素，其中一种药是多数女性一个月服用一次的避孕药；惠明*说她每天都服用。她身体上的变化十分明显，但她的情绪波动亦很强烈。她试图不让任何人发现自己极速恶化的精神状态，但最终不得不因为副作用太大的缘故而在不到一个月后停止服药。 尽管惠明*极度渴望转换性别，她在最初却感到非常难以接受自己的性别认同。她认为自己是个“不男不女的变态”，并常常担心其他人无法接受她。她经常苦苦挣扎着，一方面急切地想要摆脱自己的男性性征，但另一方面又担心自己若转换性别会无法获得家人接纳。
这种矛盾的情绪驱使她瞒着家人寻找进行性别确认手术的办法，这意味着她无法在中国的医院里动手术，因为《规范》要求在进行性别确认手术前取得家属同意。惠明*未能成功地自行移除自己的男性性器官。她试着把冰块放在自己的男性生殖器上，让其失去功能，甚至还预约了*市黑**医生进行手术，但那名医生在手术前被拘捕了。当时，她负担不起去国外动手术的费用。惠明*在确定自己无计可施后，最终在2016年中在家里尝试了自行动手术。由于自行动手术，惠明*大量出血。她描述了动手术时自己的感受： “我既开心又害怕。我害怕的原因是自己流了那么多血，我可能会死在那儿。我还害怕自己死时依然是个男人，因为我还没有完成手术。”但让她十分开心的是，她终于能够摆脱自己的男性性征了。 惠明*用厚厚的一叠纸巾盖住伤口，然后坐出租车前往急救室。她让医生对她的家人撒谎，说她遭遇了意外。因此，惠明*的父母在这件事发生后依然对自己孩子的性别认同一无所知。于惠明*而言，从否认自己的性别认同到接纳自我并向父母坦白并非易事。在自行动手术后，惠明*意识到真正的自我以及对自己的真实感受。就像与自己交谈的年轻人一样，惠明*从跨性别社群的其他人身上获得了支持和鼓舞。一场线下的分享会改变了她看待自我的方式：“分享者是一名非二元跨性别者。那个人让我看到了忠于我自己的性别认同去生活的可能性。我并非那么不正常，有人和我一样‘不正常’。”惠明*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性别认同对于自己及他人而言并非如此不可接受。她终于摆脱了恐惧，并在 2017年前往泰国进行性别确认手术前向母亲出柜了。她回忆道：“她有一点沮丧，但她接受了我。”
这样的经历和剖白或许会让我们窥见跨性别者生活的一角，从而大致理解他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作为性少数群体中的少数派，他们如此孤单而艰难，却又如此坚定。
正如社会中其他成员，他们的处境需要被看到、被理解，他们理应享有法律层面以及实质层面免于恐惧的自由，包括但不限于获得医疗资源和帮助。
注1：一些人不认同非男即女、非顺性别即跨性别的二元划分，他们用非二元性别（non-binary） 这一术语来表达自己的性别认同。
注2：一些人在出生时被指定为某一生理性别，但是其性别认同却与之相悖。这些人被称为跨性别者。
注3：概指跨性别者可能希望接受的一系列医疗及/或非医疗程序，包括激素疗法和性别确认手术。
注4：2014年，专长于性别确认手术的整形外科医生潘柏林估计，中国至少有10万名跨性别者。一份2017年的媒体报道指出，中国有逾千人接受了性别确认手术，另外还有40万人有计划做手术。不同渠道的估计数字之间存在差异，显示出政府有迫切需要以小心谨慎、不歧视和注重隐私的方式搜集相关数据。重要的是，若政府能够提供有关中国跨性别者人口的官方统计数据，医学专业人员及政府官员便能全面和可靠地了解这一群体，以制定政策并分配资源。
注5：性别认同每个人对性别深切的内心感觉和个人体验，可能与出生时被认定的性别一致 或不一致，这包括对身体的个人感觉和其他性别表达包括衣着、言语和独特的行为举止。性别认同不一致即自己的性别认同与原生性别不一致的感觉。
注6：性别确认医疗程序中的一种医疗干预手段，让选择医疗程序的人抑制自己的 内源激素并长出与原生性别不同的第二性征。
·映心堂咨询师·
谭清蓉·杭州
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京大南**学管理学硕士。
从业时间2年，个案经验1100+小时，个人体验时数350+小时。
擅长
- 性别议题
-性少数群体的适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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