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人的回忆 (当年老北京人的过年真实生活)

作者:垦牛

年三十终于在孩子们的期盼中来了。说过年,应该从这天算起。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过年这几天也是家家户户想尽办法变着花样鼓捣着吃热热闹闹的几天。

吃食儿中首先讲肉。

在计划经济年代鱼、肉、蛋要凭购货本定量购买,只是想买到中意些的还须在比较中费些心思和时间。这些今儿个就不赘言了。

定量的肉不多,那就靠自家养的公鸡填补。母鸡断然是不能杀的,除了“歇季儿”,家里那几只纯种来杭母鸡的任务就是要辛勤的生产以便为主人的饭碗添些花样、添些营养。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城里城外各有六十万人居住生息(选自那时中学地理补充课本数字)。为了克服当时的供给困难,机关团体被允许养了猪,百姓住户被允许养了鸡。现在想起当年千家万户搞养殖的往事说来还有些心酸、无奈,不过也有有趣儿的一面。

我家住在故宫西华门一带,每天大清早,除了紫禁城筒子河边传来戏迷、票友们一声高一声低的“吊嗓子”声外,还有沿街串巷小贩们的吆喝、上班人急匆匆蹬车的铃声、胡同上空忽高忽低飞行鸽群的哨声外,也还夹杂着百姓家公鸡的引吭长鸣,也还夹杂着附近机关、部队、学校大小猪圈里要食儿猪们的长嘶!

这古老的京都清晨还真是别有一番热闹,生机盎然。

善良的母亲爱养鸡会养鸡。春天,我深夜从市中心的西华门出发,步行十几里路到北城墙根儿的“市家禽总站”排长队等待开门买鸡娃。不久母亲也会坐公共汽车赶来亲手挑选把那些毛茸茸撒欢的纯种“来杭”、“芦花”雏鸡捧着放进纸盒请回家。经过喂小米、喂玉米渣、喂剁碎拾捡的菜叶、喂刷洗饭碗的残渣剩物经过几个月数个阶段的精心喂养,我家的公鸡壮实的能够护家、母鸡勤快的能够产蛋了!

现在想起来那些可爱的毛茸茸的鸡娃会扑棱着小双翅跟着我和母亲的步伐进进出出屋门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把鸡从小养大既是辛苦又是充满希望、充满乐趣的过程。可是随着年节的到来,这大公鸡们是不得不宰杀了。从军的姐姐带着两个“小海军”回北京探亲来了,哪能让孩子们嘴上不硬实?再说那几只鸡也忒能吃了,到了非“精简”的地步了。

杀鸡,我是既不动口也绝不动手的。不是不敢,而是缘起从小喂大成天跟着我屁股后面跑来跑去喳喳叫的那份情感。找个由子不管老妈同意不同意,脚底抹油——我溜了,尽管她在后面没完的嘟囔。

晚饭前我蹑手蹑脚的回来,家里飘着炖肉的香味。我嬉皮笑脸的问母亲:“您——?”随着一声叹息,“我也下不了手啊!我让街上王师傅代劳了。”

王师傅是我们这片儿副食店专管卖肉的售货员。他心眼好手艺高,经常为街坊们办事。想到我家的大来杭公鸡在王师傅的利刃下一定没受什么罪,也算圆满,心里也就不那么难受了。不像院里北屋三大爷家,那挨了一刀的公鸡在浇热水褪毛时居然苏醒满院子叫着扑楞楞的飞,那时大家都惊呆了,待醒过闷来,连我都不顾正满脸涂抹肥皂沫儿洗脸的当口去扑捉那痛苦挣扎淌着献血的大公鸡。

那些年虽然配给的肉数量少些,可是在西单菜市场这一类的商店野兔、野鸡还是可以买到的,价钱稍贵但是尝鲜也值当。有一年,妈妈买来一只褪了皮肉滚似的野兔,搁上些猪肉一起炖来,也是香味四溢,令人涎水欲滴啊。据说这兔子搁什么肉就炖出什么味儿。

有几年北京各大军事单位组织优秀射手到内蒙古大草原开着摩托车猎杀黄羊用来补充节日肉源。在海军司令部航空兵部工作的表哥年前也来家给我母亲送来他分到的用报纸包裹的冻黄羊肉。

“大姑,东西不多,您尝尝,还有狼肉,怕您不敢吃没带来。”几十年后,表哥讲话的语调神态我还记忆犹新。

后来才知道,由于人们的无知与欲望,那些年我国草原生灵锐减,大群的黄羊和狼都举家北迁到外蒙古逃命去了。

北京有个习俗,操持家务过日子的女人们在腊月三十之前要把初一到初五之间的全部饭菜准备停当。过年那几天,她们不像往常那样煎炒烹炸,只把先前炖好的猪肉、蒸好的馒头、豆包、年糕加热“馏馏”端上桌就行,自然那带弹性五颜六色的肉皮冻、扑鼻儿令人掉眼泪的芥末墩儿等自制京味儿小菜饭桌上也必不可少。

我以为这个民俗还是很合理的:那时京城多数人家还不兴去饭馆过年,家里饭菜准备停当,来了拜年的亲戚不慌;孩子们嘴里吃食儿不断,大人就高兴。更重要的是操持一年的女人们可以直直腰名正言顺的歇息几天。

除了女人们正月头几天不做饭(热热饭菜还是必须的),那一个月还不动针线做活呢!我想当初定下这些风俗规矩的老祖宗们虑事儿还满周全,按今天的理儿说很讲究些“女权”的嘛!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