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大学校长苏必德（Peter Salovey）认为，未来几十年全球所有高等教育机构都面临着三个迫在眉睫的共同挑战：包容性、创新与核心价值观。
苏必德（Peter Salovey）
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校长
21世纪初，全球化迅猛发展且不断提速，全世界的顶尖大学都视国际化为取得教育领导地位的关键。长久以来，耶鲁大学的战略目标一直是外向的。例如，我们与中国的渊源比美国任何其他大学都更久远，可以追溯到1835年，那一年，耶鲁校友帕克尔 ( Peter Parker ) 在广州开办了中国第一家西医医院。1854年，第一位从北美高等学府毕业的中国人容闳在耶鲁获得本科学位。
Peter Parker
1804-1888
过去十年，我们更是加快全球化进展。。仅2014-15学年，就有逾1100名耶鲁本科生到海外学习主修或辅修课程。目前，有来自120多个国家的5000多名国际留学生和学者在我们的校园里学习和从事研究。耶鲁的教职员工与从阿富汗到津巴布韦的全球各国同行开展合作。我们与新加坡国立大学 ( NUS ) 合作开办的文理学院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 ( Yale-NUS College) 去年秋天启用永久性校园。耶鲁北京中心 ( Yale Center Beijing ) 如今已步入第二个年头。
在耶鲁，国际合作使我们的教职员工、行政人员和学生能够接触到所熟悉的本国以外的环境、理念和机会，并与别人分享。根据从这些经验中得到的领悟，我认为未来几十年全球所有高等教育机构都面临着三个迫在眉睫的共同挑战。
包容性
过去15年，全球高等教育入学人数急剧增加，占传统适龄人口的比例从约19%上升至32%，伴随这一变化，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支出大幅增加。这种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有多种原因，最重要的是全球化知识经济的竞争需求。人们认为，在全球化知识经济里，个人和社会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受教育程度。
但大众化不一定就意味着民主化。在世界许多地方，学生及其家庭的学费负担以超过通胀的速度稳步增长，提供大学教育资金已成为重要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在美国，对低收入家庭和被忽视的少数群体成员的高等教育机会的担忧与日俱增，而社会中最富裕和优势群体的入学率却迅速攀升［1］。
同时，流动性上升使赴海外留学的学生人数翻了一倍多，从2000年的210万增至2015年的估计500万［2］。其中约一半去往如下五个国家：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澳大利亚。发达国家的著名公立和私立学府，激烈争夺来自各处的最富有、流动性最高和准备最充分的学生，这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 UNESCO ) 2009年一份有说服力的全球高等教育评估报告指出，“高等教育面临的艰巨挑战是如何让所有人平等享有教育机会。最有可能从全球化高等教育体系的各种新机会中受益的学生和学者，往往是最富有的，或者享有其他社会特权的。如果当前的趋势……持续下去，全球财富和人才分布将进一步扭曲［3］。
创新
虽然许多人认为卓越的高等教育是创新的首要驱动力，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教育界本身常常不愿改变其方法和实践。过去几十年中，信息技术专家和改革人士不断预言高等教育将迎来生产率、效能和成果的革命。 不论是在自己的校园，本国高校联盟内部，还是在跨境国际合作中，各高校纷纷启动重大试验。各高校激烈争夺资金、教职员工和学生，获取提升其地位和声誉的优势。但在所有这些变化中，总体而言，学科发展、课程设置和教学模式处于惊人的静止状态［4］。
不应将此解读为否定信息技术及其潜力，或者否定翻转课堂、网络公开课、模拟和游戏、或其他由科技带来的主动学习课程。但我们也可以想象其他高等教育创新方式：招收非传统年龄段的学生，更紧密地融入在职教育，或者更关注可评测的能力，减少对传统出勤率或学位标准的重视。
或许我们只是还没有到达一个节点：难以为继的成本、社会需求、机会问题、文化接受以及新技术，共同促使高等教育的组织、提供和范围发生剧变。我相信我们正迅速接近这个转折点。
核心价值观
参与高等教育方方面面的人——从政府政策制定者到学校理事、行政管理、教职员工和学生——往往会区分高校的两种根本使命：发现或生产知识，并以对学生和整个社会都有用的方式向学生传授知识。不同地方的选民会要求管理者寻求不同的平衡，有时甚至将这个问题描述为教学和科研之间的零和竞争。
我不认为这种思维方式特别有启发性或有益，因为我们在耶鲁看到，出色的科研能够促进最好的教学，而出色的教学能够启发最好的科研。而且，我们许多最杰出的研究人员和学者也是有天赋和奉献精神的老师和导师。如果全球高等教育处于失衡的危险之中，那么更多是因为教育内在价值与实用价值之间的冲突。考虑到全球问题的复杂性和紧迫性、为挤进顶尖高校承受的焦虑，以及获得高等教育学位越来越高的成本，政策制定者和家庭都倾向于坚持教育的实用价值，即帮助劳动者找工作的即时实用性。
指望这些压力会缓解是不明智的，但我们知道，高等教育的最高境界是塑造。也就是说，为知识本身而追求知识，不仅会带来重大的发现，还能以不可预知的方式改变学生。一些学习课程没有显著或即时的实用价值，以解决当前特定或迫在眉睫的问题，但可能会培养对人类和社会的充分繁荣至关重要的同情心、创造力和想象力。
作为21世纪的教育者，我们有责任帮助学生为他们即将进入的世界和他们将要创造的世界做好准备。
［1］
White House Task Force on Middle Class Families, “Staff Report: Barriers to Higher Edu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Access Issues and Financial Aid Avenues, ed. Jaclyn M. Morelli,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2011), 1-18.
［2］
Geoff Maslen, “Mass movement of the world’s students,” University World News, Issue No: 305 (31 January 2014).
［3］
Philip G. Altbach, Liz Reisberg, and Laura E. Rumbley, Trends in Global Higher Education: Tracking an Academic Revolution, (Paris: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2009)
［4］
Kenneth C. Green, “Beginning the Fourth Decade of the “IT Revolu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Plus ca change, plus c’est la même chose,” Educause Review, (September/October 2015).
全文由《博鳌观察》2016年4月刊刊载
即将上市，敬请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