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价值
01 人类的独特之处（一）：模仿学习
饿死在丰裕之地
1860年，墨尔本市的精英人士组织了一支前往澳大利亚内陆的探险队。对于当时的澳洲白人来说，内陆还是一片未知之地。这些白人队员们的动机各不相同。有些人希望能够在澳大利亚与爪哇岛之间找到一条架设电报线的路线，从而将两地连接起来，并由此将全世界连接起来；而另一些人则是想和阿德莱德市的精英们一争高下。后者在一年前组织过一场类似的探险活动，但以失败告终。
探险队雇用了罗伯特·伯克（Robert Burke）当他们的领队，他是一名勇敢的退伍军人。此外还有18名队员，其中包括威廉·威尔斯（William Wills），一位科学家兼制图员。8月20日，探险队出发了，带着26匹骆驼、23匹马、够吃两年的食物，以及很多维多利亚时代的行李，譬如橡木炊具。包括伯克和威尔斯在内的先头部队于11月11日到达了库珀河（Cooper Creek），这是一条位于墨尔本市以北600千米的季节性河流。探险队在那里驻扎下来，等待后续队伍赶来会合。
到了12月中旬，后续部队依然未赶到，而伯克不愿再等下去了。他与威尔斯、查理·格雷（Charlie Gray）以及约翰·金（John King）再次踏上*途征**，希望能够到达卡奔塔利亚湾（Gulf of Carpentaria），并在3个月之内返回库珀河。伯克让队伍的其他人在库珀河驻扎到次年的3月15日。不幸的是，他们历尽千辛万苦，花了4个月才到达目的地。在归途中，格雷又遭遇了不测。当伯克、威尔斯和金于次年4月中旬返回库珀河时，营地已经被废弃。一行人精疲力竭，补给也所剩无几，很难再走上600千米返回墨尔本市。
就在此时，探险队遇到了一群扬德鲁万塔（Yandruwandha）(1)人，因处境糟糕而获得对方给予的6千克鱼。几周之后，他们又遇到了一群扬德鲁万塔人，并受到了邀请，到了对方的居住地，并在那里获得了更多的鱼，以及一种由澳洲大柄苹（nardoo）这一水生蕨类植物的种子[1]做成的糕点。这三个白人非常喜欢这种糕点，甚至觉得，现在要想活下去，就必须先学会把澳洲大柄苹的种子磨成粉。不过，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这种粉是由哪种植物的种子磨制而成的，而且此后很久，一直都没有再遇到扬德鲁万塔人。
经过两周令人绝望的寻找，威尔斯等人终于找到了澳洲大柄苹，并采集了足够多的种子，磨成了粉。然而，尽管有足够的澳洲大柄苹吃，但他们的身体还是变得越来越虚弱。到了7月初，伯克和威尔斯相继去世。最后，一群扬德鲁万塔人救下了金，给他食物，照料了他几个月，直到9月救援队伍赶到。[2]
为什么伯克和威尔斯会饿死在一片丰裕之地？至少在扬德鲁万塔人看来，那里可谓物产丰富。这个问题实际上与本文所要回答的，更为宏大的关键问题一脉相承，也就是人类何以能成为如此独特的物种。50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也不过是一群再平常不过的猿类；而在今天，人类这种生物俨然已经成为世上其他生物的“统帅”。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几乎都有人类的影子；人类在数量上超过了陆地上大部分的脊椎动物，所拥有的资源超过了其他所有生物，社会关系也比其他所有生物都广泛。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变化，是因为人类学会了以文化的方式来适应环境，并不断积累着那些对生存至关重要的信息。
在扬德鲁万塔人看来，澳大利亚内陆是丰裕之地，这是因为其文化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如何在那里生活”的知识；而伯克和威尔斯之所以会饿死在那里，是因为他们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知识。本文旨在说明人类在进化过程中逐渐拥有了以文化的方式来适应环境的能力，而这种能力不论好坏，终究让人类成了一种独特的物种。
人类真正的独特之处
大部分进化心理学家承认，人类在很多方面都与其他物种不同：人类比其他生物更擅长使用工具；人类语言所能传递的信息比其他动物语言多得多；人类大脑相对于身体的比例，也要比大多数动物的高一些。可是，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很多动物都具有自身特性：大象拥有长而灵活的鼻子，蜂鸟可以在空中盘旋，蓝鹀懂得通过观察星星的位置来为飞行导航。长期以来，人们都习惯性地认为，人类拥有某些与其他动物不同的特性，因此优于其他动物。然而，很多所谓的特性已被证实绝非人类所独有。生物学家最喜欢反驳“只有人类才能做某某事情”之类的观点。制作工具、使用语言、种植作物，以及文化、教育、战争等，都曾被认为是人类的“专属”行为，后来也都遭到了驳斥。
那么，如何才能知道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关键差异呢？人类真的是独一无二的吗？还是说，人类并没有我们所认为的那么独特？我想，对于这方面的研究，最好借鉴一下动物学标准，也就是在对其他物种进行比较并判断其生态重要性时所采用的标准，比如物种分布情况、物种生物量、能量处理方式等。如果人类在这几个方面真的与其他物种有所不同，那么就说明人类在适应环境方面确实有独到之处，也说明这样的探索是值得深入的。
先来看物种分布情况这个标准。一个物种的地理分布是指它所占据的区域，而一个物种的生态幅度是指其栖息地的集合。这两个指标都很有用，因为通过它们可以大致推测出一个物种的适应能力处于何种水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物种分布得越广，意味着越能在不同的环境中正常生活。在所有陆生脊椎动物中，人类的地理分布和生态幅度都是最广的。大部分陆生脊椎动物都只分布于某个大陆的某些地区，且栖息地也不会太多。人类的*亲近**，猿类就是最好的例证。猩猩和长臂猿只存在于东南亚的密林中，大猩猩和倭黑猩猩只生活在非洲的热带雨林中，黑猩猩只生活在非洲的热带林地中。另外，大型的捕食动物分布得最广，例如灰狼，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和北美大陆除热带以外的地区。[3]人类则生活在除南极洲之外的所有其他大陆上。
你可能会认为，人类是到了近代，借助农业和工业的发展才得以扩张到地球的每个角落的。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全新世（the Holocene）(2)之初，也就是10 000万年前，这些狩猎-采集者就已经广泛分布于除了南极洲和几个偏远岛屿之外的所有陆地区域，而且栖息地的环境千差万别，从潮湿的非洲热带雨林到极度干燥的中亚沙漠，再到北冰洋的冰岸，不一而足。
我有时候也会拿啮齿目动物和人类做比较：啮齿目动物不也是遍布全球吗？是的，它们确实遍布全球，不过却包含了2 200多个物种，而其中任何一个物种的分布范围都没那么大。人类则不同，现代智人这一物种几乎分布于地球表面的每一个地方。褐鼠看上去虽是一个例外，但事实并非如此。它们的分布范围几乎和人类一样广泛，遍布其他各个大陆。然而，事实上，直到中世纪，褐鼠都只分布于中亚，后来“搭乘”人类的交通工具，才逐渐泛滥于世界各地。[4]褐鼠和螨虫、肠道寄生虫等人类共生物一样，则都生活在人居环境之中。
如果用另外两个动物学标准来衡量，得到的结果也是一样。在所有的脊椎动物中，人类的物种生物量[5]仅少于我们驯养的家禽，同时也是所有野生陆生脊椎动物的物种生物量之和的数倍。[6]人类如此多的物种生物量，不仅仅是农业生产和工业发展的结果。据估计，在全新世之初，地球所承载的狩猎-采集者数量约为7 000万。[7]这么庞大的数值是值得关注的，因为在很多环境里，这些狩猎-采集者都是顶级的，能够猎捕领地范围内体形最大的动物。当然，顶级狩猎者通常在数量上要比猎物少很多。据估计，在全新世之初，狮子作为顶级狩猎者之一，纵然分布范围较广，但数量也只有700万只左右。
这种生态学意义上的成功，源自环境适应性。啮齿目动物几乎可见于人类的每一处栖息地，不过这类动物有许多亚类，各种亚类的适应能力不尽相同，虽然都能适应某种特定的环境。[8]河狸拥有带蹼的脚和扁平的尾巴，更适应水中的生活；美洲飞鼠拥有巨大的飞膜，能够从一棵树上滑翔到另一棵树上；更格卢鼠（kangaroo rat）拥有独特的肾脏，就算不喝水也能在沙漠中生存；盐沼小鼠则可以喝盐水。然而，它们的种种差异并不仅仅停留在生态学层面上。
不同的物种会采用不同的社会行为来适应独特的环境。有些动物遵循一雌一雄制，而有些则很混乱；有些物种习惯独来独往，而有些物种，如河狸、草原土拨鼠、裸鼹鼠（naked mole rat）等，则以集体合作的方式生活。与所有这些物种都不同，人类是通才，不仅能够适应各种环境，还能总结衍生出各种地方性知识和专业化工具，以及各种社会安排。
最能表现人类适应能力的行为就是加工各种东西，但这种加工能力并不能让我们适应各种不同的环境。很多动物都能加工东西，比如鸟能筑巢，河狸能筑河坝，白蚁能打造蚁丘等，而且加工能力在这些动物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些动物制造品，就技术复杂性而言，完全可以与几千年前的人造物品媲美。织巢鸟的悬巢非常漂亮，而且复杂程度一点也不亚于许多狩猎-采集者修筑的茅草屋。然而，每一种织巢鸟只会搭建有限的几种鸟巢。[9]人类真正的独特之处在于，我们能够制造出各式各样的东西，从而完美地适应独特的生存环境。人类会根据地域环境的不同而建造不同的住所。我们的房子可能是用冰雪筑成的，也可能是用泥土、石头、茅草和木头搭建而成的。不仅如此，人类还会做出各种各样的设计，以便更好地适应当地环境。
总而言之，人类在适应不同的环境方面，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能力。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人类为什么会拥有这种能力？
智慧给不了全部答案
一个颇为自得的回答是：人类之所以如此成功，是因为人类更聪明。大部分研究人类进化的学者都认同这一点。另外，更为复杂的工具和狩猎-采集方式，以及符号行为都可以证明，人类的认知能力是在不断提升的。[10]考古学家林恩·沃德利（Lynn Wadley）及其同事发现，7 000年前，居住在非洲南部海岸斯布都洞穴（Sibudu Cave）的人们，在制作箭矢或长矛时，会使用黏合剂将锋利的石片固定在木柄上。[11]实验发现，这些黏合剂是由金*欢合**树胶和代赭石混合加热而成的，而且比用其他方法制作出来的黏合剂更好用。
他们总结道：
我们的实验表明，这种黏合剂的体积吸收总系数（KYA）达到了70……这些制作者的技术相当娴熟，他们不仅对这种黏合剂材料的特性了如指掌，而且还会有意识地操控这些特性。[12]
这段话包含了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是，这些制作者的技术非常娴熟。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那个时候，制作和使用黏合剂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第二个观点是，他们的技术之所以会如此娴熟，是因为他们非常聪明，能够理解这种黏合剂的特性。但是，纵然第一个观点是对的，第二个观点却未必正确。
大部分研究人类进化的学者对智慧转化为行动的具体过程都不甚了解，也不清楚如何用进化来解释智慧。最简单的观点是，人类在适应环境方面与其他物种并无二致，无非是适应得好一些罢了。其他物种在适应环境时所采用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方式是通过基因变异来适应环境，其典型实例是，居住在高纬度的动物在体型上要比居住在低纬度的同类更大一些。这种差异就是适应性的结果，因为大体型更容易保存热量。自然选择让生活在不同纬度的相同物种出现了基因差异，而这种差异影响了物种个体的体型。与此类似，自然选择也会影响行为。例如，某种环境中的适应*行为性**是投掷长矛，而另一种环境中的适应*行为性**则是伏击猎物。但是，自然选择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因此基因差异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居住在斯布都洞穴里的人会用金*欢合**树胶制作黏合剂，而澳洲土著居民则是用三齿稃树脂来制作黏合剂。
这就涉及了另一种适应方式：动物个体在生命过程中通过行为和形态上的变化来适应当地环境。对脊椎动物而言，学习尤为重要。动物个体不仅要学习去哪里寻找食物，以及寻找什么样的食物，还要学会分析谁会允许自己与之共享食物来源地。总之，要学会灵活调整自身行为以适应环境。因此，它们总能迅速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并能在多种类型的栖息地中生存。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对于其他物种来说，学习通常只存在于个体层面。个体会通过自己的方式来学习所需要掌握的知识和技能，而不会向同类学习。的确，很多脊椎动物都拥有一些简单的传统行为，而且这些传统行为会通过模仿等社会学习机制得到强化。然而，不管在何种情况下，这些传统行为都包含了个体采用自己的方式所掌握的行为。[13]社会信息非常有用，但并非必不可少。毫无疑问，就算不借助任何社会信息，个体也能通过学习来做出高度适应性的行为，比如制作加工非常复杂的用品。织巢鸟在没有见过同类如何筑巢的情况下也能建造出非常漂亮的巢穴。[14]刚刚长大的织巢鸟在筑巢方面做得并不是很好，但随着经验的积累，其筑巢的“手艺”会得到改进。人工饲养的
形树雀会学习如何利用工具把虫子从树木的内皮中掘取出来；而对于有经验的树雀来说，把树皮扒开是完全没有必要的。[15]人类的学习过程看起来也大抵如此。
接下来我会尽力向大家证明，这么说是错误的。人类并非像其他物种个体那样，单纯依靠自身能力来适应环境。超常的智慧使人类能够适应更多类型的环境，但还不足以让人类聪明到能够以个体的方式来解决现代人类所面临的所有适应性问题，毕竟人类已遍布全球。任何狩猎-采集群体所使用的工具、寻找食物的技术、生态知识，以及社会安排都非常复杂，绝非个体所能创造。人类之所以能够掌握在不同环境中所需要掌握的所有知识和技能，是因为懂得从他人那里获取信息。在向同类学习这个方面，人类比其他任何物种做得都要好。另外，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出于某种心理，人们很愿意向他人学习，甚至在不了解对方初衷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种心理机制使人类积累起了极为丰富的适应性信息，其“实力”远远超过了个体的创造能力。对于人类的适应能力来说，累积性的文化进化是非常关键的驱动力。人类如果未能通过文化的方式来适应环境，那就不会成为一个独特的物种。
这让我们再次联想到命运多舛的伯克-威尔斯探险队。在我看来，这个故事不过是所谓的“欧洲探险者迷失经历”的例证之一罢了。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类似的故事一再上演，结局也都大同小异。[16]一小队欧洲探险者在陌生地带身陷困境，而当地土著却过得顺风顺水。尽管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去学习，但这些迷失的探险者仍然无法找到可以用来果腹的食物，到最后往往只有死路一条；有幸活下来的人，通常也是有赖于当地土著的热情帮助。
伯克-威尔斯探险队的队员之所以会丧生，并不是因为不够聪明，[17]而是他们从未接触过扬德鲁万塔文化中的那些传统知识。正是这些知识让扬德鲁万塔人能够在库珀河流域生存下来。不妨从大柄苹开始讲起吧。这些白人没能依靠自己的探索发现大柄苹，但在看见扬德鲁万塔人将大柄苹的种子磨成粉之后，也学会了做同样的事情。然而，他们最终还是死了。
威廉·威尔斯当时觉察出事情不太对劲，曾在日记中写道：
虽然胃口很好，大柄苹也非常好吃，但它似乎无法给我们提供任何营养。我比任何时候都虚弱。这里的鸟儿如此怕人，根本捉不到。即便有不少鱼，但我仍然不太清楚，在只有大柄苹的情况下，我们还能搞出什么花样来。能够拯救我们的，除了天大的好运，别无其他。至于我自己，大概只能再活四五天吧。[18]
然而，威尔斯并不知道，其实大柄苹含有一种酶，这种酶会降低肠胃对维生素B1的吸收。这也就是说，虽然这些食物能提供足够的卡路里，但他们仍会饱受脚气之苦，而且很可能得了坏血病。[19]在制作大柄苹时，扬德鲁万塔人会用大量的水反复冲洗这种植物。很多植物都含有毒素，而以植物为主食的生物自然拥有各种处理毒素的方法。对于这些欧洲人而言，就算知道大柄苹有毒，要学会去除毒素也并非易事，毕竟从未接触过扬德鲁万塔文化中的这类传统知识。如此一来，大柄苹的坏处远远超过其好处，因为它有毒。
即便如此，在那个环境中，还有其他一些食物可以吃。扬德鲁万塔人捕了很多鱼，还给了这几个欧洲人6千克鱼。罗伯特·伯克和威尔斯既然知道大柄苹不管用，那为何不去捕鱼？我们不太清楚，但或许存在这样一种可能：许多澳洲土著会用渔网来捕鱼。居住在库珀河流域，扬德鲁万塔部落北面不远处的另一个土著部落迪亚里（Diyari）就是这样捕鱼的。[20]这也就是说，伯克和威尔斯应该看到了扬德鲁万塔人使用渔网捕鱼，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做一个渔网呢？这又是另外一个难题了。要想制作渔网，他们需要先学会利用当地的材料制作绳索。在澳大利亚的这一地区，土著会利用一种被称为“verbine”的，开紫色小花的灌木的树皮和根部来制作绳索。[21]在收集好这种植物后，再将纤维物质从中分离出来。为此，整株植物会被泡在水里好几天。然后，树皮会被撕成条状，经过反复敲打和揉搓而变得十分柔软。最后，晾干即可编成绳索。土著会将这些纤维放在大腿上揉搓，然后拧成双股线。拧好线之后，还需要知道如何将其织成渔网。居住在库珀河流域的人们拥有两种织网技术，分别针对不同类型的捕鱼活动。
对于扬德鲁万塔人来说，库珀河流域是一个丰裕之地，因为他们的文化保留了大量的传统知识，这些知识可以帮助他们在此生活下去。一部关于扬德鲁万塔人的“自然历史书”可能会有上百页，并分为“如何游戏”“有效的打猎技术”“如何找到水源”“如何处理有毒的蕨类、薯类和苏铁类植物”等板块。在考古学家那里，澳洲土著以技术简陋而“著称”。然而，这样一本“技术操作指南”可能会包含如何制作和使用渔网、篮子、房屋、回力标、灭火器、梭镖、毒药、黏合剂、盾牌、树皮舟、石制工具等。此外，我们将会在下文中看到：合作，在人类的生存中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扬德鲁万塔人，还需要掌握其“社会政策及相关程序”“语法和词典”，以及“信仰、故事和歌曲”等，这些内容若是打印出来，大概也会有厚厚的一摞纸。
为什么文化传承的知识如此有用
要知道，人类与其他动物在适应环境时所采用的方式是不同的。我们不用重新探索和学习所需的知识，因为文化传承能带来很多适应性知识。那么，这些传统知识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人们如何确信传统知识是有用的呢？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少得可怜。在我看来，人们通常会这样想：创新是很难的。发现大柄苹有毒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找到去除毒素的方法更是难上加难。好在，确定一种行为是否有益相对比较容易。因此，一种发明一旦出现，只要被确认是有益的，便会被传播开来。回想一下考古学家林恩·沃德利的观点，那些在7 000年前就学会了制作黏合剂的非洲土著人拥有非常娴熟的制作技术，不仅完全清楚那些黏合剂材料的特性，还会有意识地操控这些特性。[22]
因此可以说，文化就像一座图书馆。这间图书馆里保存的都是以往创新所得的有用知识。图书管理员需要判断并决定哪本书该放在书架上，但书的内容则取决于作者的能力，而非图书管理员的能力。技巧娴熟的作者通常能够写出更好的书籍。同样的道理，虽然文化会保留各种创新，但一种发明的有用性实则取决于创新者的头脑。于人类而言，没有卓越的认知能力，就无法保存任何复杂的适应性创新。
对人类进化学感兴趣的人，对文化的看法都大抵如此。在一篇经典的文献中，美国人类学家约翰·图比（John Tooby）和伊文·德沃尔（Irven DeVore）皆认为，人类已经步入了认知生态位（cognitive niche）。这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其他动物无法企及。[23]人类能够在陌生环境中发明新工具并找到合适的技术，因为人类比其他动物更善于因果推理，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心智模拟。懂得相互学习，意味着每个人都不需要单独发明自己所需要的各种事物，因而创新的成本便得以分摊。[24]
对于支持进化论的研究者来说，这种方法极具吸引力，因为在他们看来，解释清楚自然界中的设计至关重要。[25]这里的“设计”指的是复杂的、不可解的事物构造；这种构造能够实现某些功能。例如，眼睛这种器官明显就是为了看东西而“设计”出来的。眼睛要看到东西就必须保证水晶体、虹膜和视网膜等按照一定的结构组成，而这种结构绝不可能是偶然出现的。设计还适用于一些复杂的行为，比如处理大柄苹和制作渔网。自然界中之所以存在设计，唯一的原因就是自然选择，就连人类大脑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由此可见，文化是各阶段创新的集合，而这些创新之所以能被保存下来，是因为人们欣赏其价值。
在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中，还有一种颇具影响力的看法：人们信奉不同的信仰，并践行相应的价值观。这些信仰和实践可能是合乎情理的，也可能不是。而且，或许人们并不清楚，为什么一种信仰和实践比另一种信仰和实践更好。人们会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物，按照自己的一贯风格行事，因为同一文化环境中的其他人都是这么做的。
那么，究竟哪种观点才是正确的？个体采纳某些观念和行为，是因为深知其益处，还是因为看到周围的人皆是如此？如果后者是正确的，那么凭什么说某些观念和实践就是有用的？
人们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做吗
扬德鲁万塔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处理大柄苹吗？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答案了，因为扬德鲁万塔人及其生活方式在罗伯特·伯克和威廉·威尔斯死后的几十年中渐渐消失了，枪炮和病菌夺走了他们的性命。不过，我们对当代一些种群的食品处理技术的文化进化做了些了解。
斐济群岛上的食物禁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人类学家约瑟夫·亨里奇及其同事，包括我在内，曾对斐济亚萨瓦岛（Yasawa Island）上几个村庄的生活方式进行了长期研究。那里的人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80%的卡路里来自白薯、木薯、香蕉，以及其他一些田间作物，还有鱼、海龟和一些海洋无脊椎动物；20%的卡路里来自购买的食物，主要是糖、面粉和食用油。在斐济人的食物中，大部分海产品都含有毒素。
亨里奇所说的是一种被称为雪卡（ciguatera）的毒素，这是一种由生长在死礁上的鞭毛藻所产生的化学物质。[26]雪卡毒素溶于油脂，会积存在食用鞭毛藻的体内。食物链顶端的动物，如梭子鱼、鲨鱼、海鳝，以及一些寿命较长的生物，如海龟等，体内累积的雪卡毒素最多。雪卡毒素会对人体造成严重的、持续性的伤害，中毒症状包括关节疼痛、忽冷忽热、腹泻和呕吐。这是困扰整个大洋洲的健康问题之一。医学研究表明，雪卡毒素对胎儿和吃母乳的婴儿危害最大。我们在走访亚萨瓦岛居民时发现，大部分居民都认为孕妇和哺乳期妇女应该避免食用那些容易感染雪卡毒素的海产品，比如鲨鱼和梭子鱼一类的大型海洋捕食者，以及海龟一类的长寿生物，详见图1-1。这种观念还被赋予了道德色彩，事实上，斐济人不允许孕妇和哺乳期妇女吃这些食物。
图1-1 对70名斐济妇女的食物禁忌调查。这些妇女都认为，孕妇不应该吃表中所列的禁忌食物。研究者列出了一长串食物的名称，然后问这些妇女“这些食物是否适合孕妇食用”。在询问当地人“哪些食物是孕妇应该避免的”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 From Henrich & Henrich, 2010.
因此，我把这种信仰称为禁忌。斐济人将此称为“tabu”，发音与英文中的“tamboo”（禁忌）一样，而且与库克船长（Captain Cook）所引入的词汇汤加（torgan）也很接近。多项证据表明，这些禁忌是环境适应性方面的传统文化知识，它降低了该人类种群中部分弱小群体感染雪卡毒素的风险。
村民们不仅知道吃鱼可能会生病，还能识别出这种特殊疾病的症状，并称之为“ika gaga”，字面意思是“鱼毒”。他们所描述的症状与西方医学界确诊的雪卡毒素的中毒症状几乎一样。村子里的大部分人在一生中至少会中一次雪卡毒素。他们知道，鱼的体型越大，中毒的风险越高，[27]但是并不相信食用海龟或海鳝会导致雪卡中毒。因此，这些禁忌并非源自“吃鱼中毒”这种一般信仰。事实上，它所针对的只是孕妇和哺乳期妇女。这些禁忌会对孕妇和哺乳期妇女的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因为这些“不能吃”的食物实际上是斐济人日常饮食中的重要食材，而且比其他鱼类和海洋无脊椎动物的油脂含量更高，是斐济人摄取油脂的重要来源之一。当然，它们深受好评还因为味道鲜美。关于这一点我可以证明，在吃了数周的木薯和珊瑚鱼之后，你一定会对海龟的美味赞不绝口。这些禁忌所限制的是那些极易感染雪卡毒素的物种，而就其他一些物种而言，比如鹦鹉鱼和独角兽鱼，则更常被食用，不存在什么禁忌。
大部分人都是从其他人那里得知这些禁忌的。亨里奇和同事们询问了一些斐济妇女“是如何知道这些禁忌的”，结果见图1-2。有5%的人说，她们知道“孕妇和哺乳期妇女需要忌口”是与自己的切身经验有关；95%的人表示是从其他人那听说的。这部分女性口中的“其他人”大部分是指家庭成员，但也有大约25%的人是指那些“有智慧的女性”，比如传统医疗、孕产以及女性养护等重要领域内的专家。
图1-2 对44名斐济人的调查结果。他们所认同的“某些食物不适合孕妇和哺乳期妇女食用”的信仰来自何处？ From Henrich & Henrich, 2010.
那么，为什么斐济人会相信父母、亲戚，以及有智慧的女性所告之的这些经验呢？依照“文化是图书馆”这个观点，答案如下：这些学习对象会给出极好的理由让他们相信孕妇和哺乳期妇女不应该吃海鳝、海龟等食物，并遵照这些信仰行事。这些信仰需要具备足够的说服力，只有这样才能让一个品尝过美味海龟的妇女，在其怀孕时顾及这些食物给未出生的孩子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从而选择天天吃煮熟的木薯。这些信仰必须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只有这样人们才敢指责一个吃海龟的孕妇，即便这种指责可能会冒犯她和她的亲属。食物和疾病之间的因果关系将会得到强化，因为事实证明这种关系是真实存在的。例如，村子里的某个人注意到，某位妇女在不知道自己已怀孕的情况下吃了不少海龟，后来生出的孩子在发育方面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但是这种观点并不符合实际情况。亨里奇及其团队调查了很多妇女，询问她们“一个孕妇或者哺乳期妇女如果吃了一些禁忌食物，会发生什么事情”，答案可谓五花八门。一些妇女不知道，另外一些则觉得什么也不会发生。大部分人都认为，那样做会对婴儿健康产生不利影响，但不利影响到底是什么，又众说纷纭，“皮肤粗糙”和“体味难闻”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两个答案。这种模式与传统观点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人们之所以会信奉某种禁忌，只是因为大部分人都相信它；如果要他们做出解释，得到的答案通常只是，不遵守这种禁忌便会遭遇一些不好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孕妇和哺乳期妇女就算无法对禁忌做出合理解释，也依然会放弃那些美味的、令人垂涎的食物。
这里还有一个例子。我曾经对斐济这几个村庄的传统房屋进行过研究。这些房屋被称为“bure”，发音接近“booray”，功能性很强。不仅能遮风挡雨，还能为人们提供烹饪和社交活动场所，以及保护家庭隐私。这些房屋的形状和大小各不相同，但结构都大致相同（图1-3）。当然，这也是斐济群岛上最流行的建筑样式。
图1-3 斐济传统房屋的剖面图。图中的标签是亚萨瓦岛上的斐济人用当地方言写下的建筑结构名称。按比例换算后可知，标识为“duru”的立柱高约1.5米，被放置在深约1.5米的孔洞中。据我们所知，“duru”的发音为“nduru”，而孔洞未被明确标识出来。图为草屋的基本构架，屋内厚梁（vata leke）高于头顶，屋外覆盖着厚厚的茅草。（图中语言为斐济土著方言）
斐济房屋为何要按照这种模式来建造？为了找到答案，我重点关注了房屋结构，想弄清楚这种设计能否抵御每5年左右就会来一次的横扫全岛的台风。风暴常常会摧毁房屋。2009年，一场相对温和的台风过境，村子里约有15%的房屋都坍塌了；上了些年纪的人们至今还记得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那一场台风，当时所有的房屋都倒塌了。建造这样一个房屋需要6个劳动力花上1个月的时间，而这与重新打理被风暴摧毁的田地所需要的人力和时间几乎相同。我寻访了8位村子里公认的最懂房屋建造的男性，请教了诸多房屋结构方面的问题。除此之外，我还想知道，他们是否能够解释清楚，为什么这种标准的房屋建造模式比其他的要好。
在走访快结束时，我展示了斐济群岛其他岛屿上的房屋图片，并询问，如果风暴来袭的话，这些房屋是否能够抗得住。他们都认为，其他类型的房子不太好建造，但至于为什么不好建造，却说不出理由。我想，可能是因为这些房屋与当地的房屋差别太大了。于是，我从这种草屋的原型出发，只改变其中一个特性，比如采用不同类型的木材或不同结构，然后再次询问，与标准的草屋相比，“我的房屋”有什么不同。对于某些特性，他们能够给出明确的因果解释，比如，“noko noko”适合在旱地里做柱子，而“vau”适合在靠近海滩的比较潮湿的土地上做柱子，但是说不清楚为什么我改过的一些结构不如标准结构好。
由此看来，亚萨瓦岛居民并不能为他们的食物禁忌提供很好的解释，且对房屋结构的认知也是不全面的。吃着自己应该吃的，按照自己的方式建造着房屋，或多或少是因为其他人都这么做。无论身在何处，人们总会受到周围人的影响。更正式地说，人们似乎本能地倾向于采纳他人的观点。那么，自然选择会青睐这种心理机制吗？
盲目模仿的进化
理论上，自然选择会青睐这种心理机制。这种心理机制会使大多数人将周围人的信仰当作自己的信仰。[28]我之所以强调“理论上”，是因为这个结论来自一套数学模型，而像我这样的研究者通常会利用它来研究进化过程。我们不妨先口头论证一下这个有趣过程的基本特性。在这里，先假设，最优行为会存在一些变化。比如，在某些环境中，孕妇不应该吃大鱼；而在其他环境中，吃大鱼可能会比较好。在某些环境中，人们注意到，那些在孕期吃了很多大鱼的妇女生出来的孩子有问题；于是，妇女们利用这一线索推断，怀孕时不应该吃大鱼。但是，还存在一种可能性：想要确定吃大鱼所带来的影响是很困难的，因为样本太小，而影响婴儿生长发育的因素又有很多。
看起来很有可能是这样：如果环境中所出现的线索是可信的，那么就使用这些线索进行推断；如果这些线索是不可信的，那么就依靠模仿。这种策略可能会受到自然选择的青睐，这样一来，个别情况下对可靠线索的使用，就会通过模仿而被传播开来，从而使最容易被观察到的行为成为最优行为。为了验证这一口头论证，需要建立一个模型，用数学形式来表示其基本假设；接着，要用数学工具来求证自然选择是否会青睐这一特性。如果最终结论与口头论证的结论一致，就说明这个论证很可能是有道理的。严谨一点的话，需要再建立一个不同的数学模型来表示这个基本假设。如果得到了相同的答案，那么就可以确定，口头论证是对的；如果得到的答案不一样，就需要找出哪里出了问题。
接下来将建立一个非常简单的模型，以证明口头论证是正确的。[29]本书的两位评论人建议我删除这一部分，因为数学会让许多人望而生畏。最终，我还是决定保留，因为让读者了解这种理论推导过程是十分重要的。大家尽力理解吧，如果觉得像是在读天书，可以直接跳到结论部分。
假设，有一大群人生活在同一环境中，而这个环境只有两种状态。为了简单起见，我把这两种环境分别称为“大鱼有益”和“大鱼有毒”。需要注意的是，这并非是指斐济的鱼类禁忌模式。[30]目的是检验口头论证的逻辑合理性。假设这些人生活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环境中，若非如此，他们就没必要学习了。假设环境会在这两种状态之间不断地随机切换，在一段时间里，环境处在一种状态，而后又切换到另一种状态，且两种状态存在的时长比较平均；存在两种可能的行为——“吃大鱼”和“忌吃大鱼”。当环境处在“大鱼有益”状态时，“吃大鱼”就会给人们带来更大的好处；而当环境处在“大鱼有毒”状态时，“忌吃大鱼”就会带来更大的好处。由此带来的适应性问题就是，这些人需要确定自身处在哪种环境状态中，以便选择最优行为。
有两种信息可以帮助个体确定自身所处的环境状态。第一种信息是环境线索，个体可以通过环境线索来推断环境状态。可以将这种环境线索视为一种相关性，比如在学习者所知道的某个样本群中，一位妈妈吃的大鱼数量和她宝宝的健康状况之间的相关程度。因为是口头论证，所以这些线索难免会存在缺陷，而这些缺陷有时候会导致推断错误；不过，学习者可以通过其所含的相关信息来评定其质量。
正如图1-4所示，当处在“大鱼有益”状态时，通常为正相关；当处在“大鱼有毒”状态时，通常为负相关。因此，婴儿的健康状况和母亲所食用的大鱼数量之间的关系，如果呈正相关，也就是支持“大鱼有益”；如果呈负相关，则支持“大鱼有毒”。然而，现实世界充满了各种杂音，由此带来的一个结果是：当“大鱼有毒”时，有可能会观察到正相关关系；当“大鱼有益”时，有可能会观察到负相关关系。个体如果采纳了这些带有误导性的线索，就会做出错误的推断，以及不恰当的行为。
图1-4 不同的线索价值x在“大鱼有毒”和“大鱼有益”状态时的可能性。可以把这些线索价值看作所能观察到的母亲饮食和孩子健康之间的相关性。当“大鱼有益”时，正相关的可能性更高；当“大鱼有毒”时，负相关的可能性更高。这意味着，当观察结果为正值时，环境处于“大鱼有益”状态；结果为负值时，环境处于“大鱼有毒”状态。然而，这种推断有时候也会出错。不过，线索的绝对值越大，在依靠该线索进行推断时，出错的可能性就越低。
另外，大家要注意，图1-4中的函数分布是偏移的。上图表示，当环境处在“大鱼有益”状态时，个体不太可能会观察到一位母亲食用的大鱼数量与其后代健康状况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同样，下图表示，当环境处在“大鱼有毒”状态时，个体不太可能会观察到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当相关性足够显著，比如呈绝对值时，是不太可能推断失误的。
第二种信息是个体观察到的群体中一部分人的行为。这些人常被称为“榜样”。假设，以平均值为标准，好的行为更常见。因此，如果大部分人食用大鱼，那么这个线索即表明“大鱼是有益的”；如果大部分人不吃大鱼，那么则表明大鱼是有毒的。但是这种线索也有可能出错。比如，很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群体中的大部分人都认为大鱼是有毒的，但一个学习者偶然遇到了另一群人，其中大部分人都认为大鱼是有益的。还可能会发生这样一种情况：环境已经改变了，大鱼现在变得有毒，但大部分人依然觉得大鱼无毒。
因此，个体不得不在无法准确推断出最优行为的情况下决定该如何行动，必须赌一把。贝叶斯决策理论（Bayesian Decision Theory）是代数的一个分支，主要用来进行风险决策，让自身的平均收益最大化。假设一个单独的环境线索价值x，表示母亲的饮食和其后代健康状况之间的相关性。个体观察到，在一个由n个个体组成的群体中，有j个榜样都在吃大鱼。因此，运用这个理论，如果j-n/2>-gx，那么选择吃大鱼就可以使预期收益最大化。在这个公式中，g是一个参数，表示个体对两种信息的权衡。虽然g值非常重要，但暂且把它放在一边，先来关注这个不等式的其他部分。
当大部分榜样都吃大鱼，即吃大鱼是最优行为时，这个不等式的左边将会是正值。因为g值总被认为是正值，因此，当吃大鱼和婴儿健康之间为正相关，即x值为正时，不等式的右边将会是负值。两种信息都指向同一方向，个体吃大鱼可以让个体预期收益最大化。如果大部分榜样都不吃大鱼，即j-n/2<0，吃大鱼和婴儿健康之间是负相关，即x<0，那么不等式会告诉你，以平均值为标准的话，吃大鱼将会降低收益。
当两种信息产生冲突时，会发生一些有趣的事。例如，当10个榜样中有7个吃大鱼，即n=10，j=7时，不等式的左边j-n/2等于2。大部分人都吃大鱼，这样的观察结果表示大鱼是无毒的。然而，在吃大鱼和婴儿健康之间又存在着负相关，相关值为-0.5，这意味着相反的推断。在这个数字样本中，如果2>0.5g，那么不等式表示的是大鱼无害。因此，你的决策取决于参数g，它表示个体对环境线索和社会线索的权衡。g值较小，意味着个体认为社会线索更重要；g值较大，意味着个体认为环境线索更重要。在这个例子中，如果g值小于4，那么个体会忽略环境线索，模仿大部分榜样的行为；如果g值大于4，那么个体会忽略周围人的行为，依靠环境线索行事。
在这个简单的模型中，参数g代表着个体如何通过学习心理机制在社会线索和环境线索之间做出选择。极小的g值意味着个体极度依赖模仿他人。为了确定自然选择是否会导致个体的“盲目模仿”，我们需要让参数g不断进化，看看到底是什么条件导致了g值变小。
因此，需要建立一个模型来研究影响学习心理机制的基因与行为的共同进化。假设g值是一种基因特性，每个个体都会从父母那里遗传到一个g值；可能会因为变异而发生一些改变，但g值与性别无关。个体通过学习获得环境线索，并观察到n个榜样的行为，然后按照上述规则选择其一。这个选择会决定个体的行为，从而影响个体的收益。如果所携带的g值能够增加个体正确识别环境线索的概率，那么这部分人将会拥有更多的后代；自然选择将会使人群中拥有这种心理机制的人越来越多。然而，最佳学习心理机制同时还取决于上一代人的行为。如果大部分榜样都拥有正确的行为，更依赖社会线索，即g值较小，这种行为将会受到自然选择的青睐；如果大部分榜样的行为都不正确，那么自然选择将会倾向于不太依赖社会线索，也就是g值较大时的行为。基因影响着人们的决策，决策又影响着下一代榜样的行为。因此，基因进化和文化进化是密不可分的，这一过程被称为“基因-文化的共同进化”。人类不断重复着这一过程，直到g值的平均值不再发生变化。[31]这个数值告诉我们，自然选择是如何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造就人类的学习心理机制的。
图1-5展示了两组不同参数被代入模型后所得到的结果。由于g的原始数值解释起来比较麻烦，因此我假设g值为一个长期平均值，然后测算在当前环境中掌握的最优行为与榜样数量之间的关系，从而找出这种可能性：当最优行为比较容易学习时，社会线索在人们的决策过程中常常被忽略；当最优行为比较难学时，大部分个体会选择模仿榜样的行为。
图1-5 当环境线索质量比较高（左图）和质量比较低（右图），人类处于一种稳定的进化状态时，受自然选择青睐的基因特性的概率。其中，环境线索质量高低是指某种比较受青睐的基因特性在人群中的分布比例。在这里，个体会关注另外三个个体的行为；其他个体数量更多的话，个体则会依赖社会线索。受自然选择青睐的某种基因特性的分布比例指的是人群中采取最优行为，也就是“当大鱼无害时食用大鱼，当大鱼有毒时不吃大鱼”的人数比例。水平虚线表示的是只利用环境线索，也就是说，只利用个体学习所能获得的受自然选择青睐的基因特性的可能性。在左图中，个体通过个体学习来选择最优行为的概率为98%；在右图中，概率只有50%。45°斜虚线表示的是盲目模仿上一辈人以掌握最优行为的可能性。黑线表示的是在稳定的进化状态中，使用最优的g值以获得受自然选择青睐的基因特性的可能性。如果个体学习是准确的，那么社会学习对个体的收益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如果个体学习不准确，那么大部分个体都会模仿榜样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在这两种情况下，平均每经历100代人，环境状态就会转换一次。 Redrawn from Perreault et al., 2012.
来看看这意味着什么吧。个体拥有一种学习心理机制，这种机制告诉他们最优行为取决于在所处环境中观察到了什么。当个体学习比较困难时，环境线索能够让50%以上的人做出正确的行为，让近一半的人做出错误的行为。几乎所有人都忽视了这一论断：自身经验才是最优的，他们只是在模仿周围人的行为。换句话说，在这个模型中，个体在本能上倾向于模仿他人行为，当然也会遵循自身经验所带来的启示，但这种动机必须足够强大，他们才能克制住模仿他人的倾向。如果像通常所假设的那样，与模仿相比，个体学习的成本更高，那么自然选择就会更青睐模仿。
运用这种决策规则的群体所获得的平均收益会比完全依赖个体学习的群体获得的更多，而且在个体学习比较困难的情况下，这种差距还会进一步扩大。在这个模型中有两种错误来源。首先，个体在学习时如果依据的是相关环境状态中的部分信息，那么就会很容易出错。社会学习使个体拥有一定的选择权，要么依赖高质量的环境线索，要么模仿他人；采取模仿行为的人越多，个体学习所创造的信息质量就越高。其次，社会学习存在的问题是，如果环境发生变化，那么个体所模仿的某个行为可能会不再适应环境。这意味着，个体的模仿行为越多，群体在追踪环境变化方面就越不准确。因此，在个体学习非常困难，环境变化比较缓慢时，模仿将会带来最大的收益。
这一结果表明：在人类适应环境的过程中，文化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大家可以把“平均收益”看作“成功适应”的指标之一。这个模型说明了，当人们难以发现有益的创新时，文化在促进人类的环境适应性方面作用显著，然而人们一旦发现了有益的创新，这些创新便会长期有用。在我看来，在缓慢变化的环境中不断解决难题，正是人类进化的本质。个体很难弄明白大柄苹是有毒的，也很难搞清楚应该如何处理这种毒素。同时知晓这两方面知识的可能性极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然而，一旦发现了这些创新，它们便会长期有用。考古学研究表明，在澳大利亚，人们食用大柄苹的历史至少有3万年。[32]编织渔网、揉搓绳子、制作回力标和打火棒等行为，亦复如是。正是掌握了这些复杂的知识，扬德鲁万塔人才会认为库珀河流域是一片丰裕之地。就这些技能而言，掌握起来都很费力，而且其实用性也会随着人口迁移和气候变化而逐步降低。
通过其他模型所得出的结论也是如此。上文中的模型只包含了两种没有关联的特性，但实际上，很多特性都会不断变化。例如弓弩的长度、宽度、弓面、箭头、反曲度等都会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其实际效用。对于这种情况，需要假设特性的价值会不断变化，从而建立另一个模型。[33]在每一种环境中都有一个最优设计，也就是长度、宽度等的最优组合，但是在不同的环境中的最优设计各不相同。在北美东部的森林中，圆形弓面的长弓效果最好；在西部，扁平面的弓效果更胜一筹。同样，个体拥有两种不同来源的信息：来自环境中的带有杂音的信息所提示的最优特性值；从长辈等榜样身上所学到的特性值。学习就是把这两种信息融合起来。
据贝叶斯学习模型显示，最优标准即是两种信息的加权平均值，进化问题说到底就是这两种信息的权重问题。当环境信息中充满杂音，且环境变化速度较慢时，自然选择会赋予“他人行为”很高的权重，也就是说，进化的结果是，大部分个体的特性值与其模仿对象的平均值很接近。人们的学习主要以模仿为主，只有存在明确动机的情况下，才会做出实质性的改变。技术史专家已经清楚地证实了，逐步改进是如何变得多样化，如何改进工具和其他人工制品的。[34]新发现和新发明往往得自偶然，是不同技术传统要素的重新组合，而非天才的洞见，因为天才思考时能从问题一直想到答案。[35]
模仿并没有那么盲目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都在假设模仿是盲目的。社会学习者观察长辈中某些个体的行为，然后计算出某种行为的支持者和不支持者分别有多少。换言之，社会学习者并不关心学习对象的个人特征，比如年龄、性别、声望，以及是否诚实，是否善于操控，等等。我做出这样的假设是为了让事情看上去简单些，但是从切身经验来看，这种假设是不现实的。[36]社会学习者会根据相关线索判定谁是最佳学习对象。确定榜样，意味着个体认定某些线索能够提高学习效率，而且无须理解榜样为何要那样做。现在来看看下面两个例子。[37]
假设年轻的学习者可以观察到长者的成功。一位年轻女性在学习如何采集果实时会留意哪位女性带回来的根茎最多，谁的劳累程度最低，谁的速度最快，谁是其他妇女最羡慕的对象，等等。这样一来，模仿成功者的倾向就会被这些与采集果实相关的特性得以在人群中广泛传播，即便模仿者并不清楚背后的因果关系。在可比较的特性范围较狭窄时，这一点会表现得尤为明显。你观察到姑姑善于挖掘根茎，注意到她的挖掘工具又细又长，且由较硬的木头制成。于是，你模仿她的行为，开始利用这三个特性，即便只有工具的长度真正与成功有关。随着时间的推移，长度和效率之间的关联性有了越来越多的可信数据做支撑，在这种情况下，非随机的模仿就会变成优秀的策略。对因果关系的理解是很有用的，它可以帮助个体排除不相关的特性，比如手柄上的装饰等，而且这种理解并不需要特别精准。复制不相关的特性，比如厚度或者装饰，将让这一过程变得杂乱。
社会学习者还必须避免受到学习对象的欺骗。许多特性都具有欺骗性。一个男人如果每天都在用弓箭射猴子，很有可能觉得弓箭比*箭吹**筒更好用。人类的社会学习心理机制很有可能是由自然选择缔造的，所以才会关注这些“能增进可信度的行为展示”。[38]
请注意，这些关于社会学习心理机制的分析是建立在进化推理基础之上的。人们应该向那些德高望重、言行一致之人学习，因为这样的行为曾为他们带来了收益。在过去十年间，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我们的假设与其他类似推理所得出的论断是正确的。[39]
难以理解的因果关系
青少年总想说服父母让自己做一些其他孩子正在做的事。如果他们的父母如我一般，那么这些孩子可能会得到一个令人崩溃的反应：“哦，如果有人从桥上跳下去，那么你也会照做？”很难相信，人类的技术成就来自这样一个过程。难道人们不需要调整技巧以应对各种意外？在传统文化中，制作弓箭的技巧和桑橙木的特性有关。每一块木材都是不一样的：大小不一、密度各异、有无枝节等。为了制作出一张标准的弓，匠人们必须适应这些差异。难道不需要理解弓箭制作的基本原理吗？
这是很常见的一种直觉反应，但我觉得这种反应是错误的。很多动物都能制造出复杂的东西，而且是在对自身所从事的活动无甚理解的情况下。鸟巢、蜘蛛网、白蚁丘，以及河狸坝，这些由动物制造出来的事物早已为人熟知。倘若浏览一下动物学方面的文献，你还会发现一长串不那么熟悉的“动物制造”。[40]这些事物大都设计精巧、技术精湛，想一想织巢鸟织造的巢穴就知道了。
虽然这些巢穴都织造得十分精巧，但无论是观察结果还是实验研究都证实，巢穴的织造过程并非基于对因果关系的理解。相反，它更接近这样一种算法：将重复的、简单的模式化行为按照一定的顺序组合起来，一步步筑起巢穴。[41]首先，鸟儿会织出一个圆环，以便在织造孵卵室时在上面休息；然后，它会织造一个入口，如图1-6。织造算法的进化使个体鸟儿能够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适应可获得的材料，以及鸟巢所在树枝的形状。
图1-6 图A为织巢鸟中的乡村织巢鸟织造巢穴的步骤。这种鸟儿会先将绿草茎连接在一起，织出一个悬挂在树枝上的圆环，然后将更多的草茎连接起以填补圆环，接着在既有的圆环结构上不断编入更多的草茎，将圆环扩展成一个巢穴。图B显示的是乡村织巢鸟的鸟巢内部结构，以及织造方法。 From Collias & Collias, 1964.
白蚁、漏斗蜂、蜘蛛之类的无脊椎动物，虽然能够制造出非常复杂且功能完备的事物，却没有相应的神经机制来构思所制造事物的最终样式。[42]事实上，甚至有些没有神经系统的生物也能制造出复杂的事物，如图1-7所示，单细胞变形虫冠砂壳虫（difflugia corona）也能建造“房屋”。动物们在制造事物时还会受到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比如，为了调节温度，澳大利亚北部的磁性白蚁会将蚁墩大体建造为扁平状，以及南北朝向（如图1-8），不过具体朝向会根据风向和遮挡物的位置发生变化。[43]数百万白蚁在漆黑的地下协同工作，依靠简单的算法，根据不同的条件对白蚁墩的建造做出调整。
图1-7 单细胞变形虫冠砂壳虫建造的“房屋”。直径约为0.15毫米，由细小的沙子黏合而成。在变形虫分裂繁殖时，其后代中的雌性细胞将会继承这个“房屋”，另一个细胞则会建造一个新的“房屋”。冠砂壳虫分布甚广，其不少亚类也都会建造类似“房屋”，但“样式”略有不同，因为要适应当地的环境。 From Hansell, 2005.
图1-8 澳大利亚北部的磁性白蚁墩呈扁平状，其长轴通常为南北朝向，不过准确的朝向取决于风向和遮挡物的位置。 Photo by Neil Liddle.
当然，如果环境变化超出了进化算法所能涵盖的范围，那么运算就会出现极大的错误。漏斗蜂的筑巢过程就证明了这一点。[44]这些蜂会在倾斜的河岸地表之下筑造蜂巢，并在巢中孵化幼蜂。通往蜂巢地道的入口呈倒漏斗型，然后是一条长长的通往主巢的地道。地道的长度必须适中，这样才不会露出地面。漏斗蜂在“运算”时依据的是筑造时间，在筑造地道一段时间后，开始筑造漏斗。在实验中，我们抬高了地面，但漏斗蜂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即便漏斗露出了地面也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胡蜂一类的寄生蜂就可以轻松地进入漏斗蜂的巢穴，并将卵寄生在里面。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人类与人造物品。就房屋和弓箭这类复杂的人造物品而言，其背后的因果关系是比较难理解的。要想达到理想的制造效果，个体就需要与多种因素进行复杂的交互。因此，模仿他人的做法往往是一个不错的策略，即便不理解他人为什么要那么做。不过，如果环境发生了变化，或者违背了相应的因果关系，模仿也会带来不良后果。当然，在大部分情况下，模仿都会带来比较好的效果。
文化的进化速度比基因更快
啮齿目动物几乎能适应任何类型的栖息环境，其“成功”靠的是最常见的基因进化和个体学习的结合。与人类相比，文化适应性在这类物种身上表现得微乎其微。选择食物、处理毒素、避开捕食者，以及建造像水獭坝那样的事物，这一切足以与几千年前的任何一个人造事物相媲美。最大的不同是啮齿类动物有2 200个亚类，而人类没有亚种。这里的观点是：人类可以适应多种环境，而其他动物却不行，因为与基因进化相比，在积累适应性知识方面，文化进化的速度更快。人类在进入新的环境后，只需几个世纪，而非上万年，就能掌握在当地生存所必需的知识和工具，并建立起社会秩序。
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吗？文化进化真的比基因进化更快？毫无疑问，在现代社会，文化变迁的速度是惊人的。我父亲是在纽约北部地区长大的，在他小时候，世界上还没有电话、汽车和电灯；而现在，他的孙辈们却能够轻松地使用着功能强大的计算机，或者坐飞机跨越大洲大洋。这种惊人的变化是过去1 000年间技术变革呈指数级发展的必然结果。[45]对于像人类这种寿命较长的物种而言，文化上的变化比基因上的变化快得不是一点点。
我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同事——社会学家查尔斯·佩罗（Charles Perreault）的一篇文章有力地证明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文化进化的速度比基因进化的速度快得多。[46]佩罗的灵感来自生物学家菲利普·金里奇（Philip Gingrich）的一篇经典文献，[47]在那篇文献中，金里奇收集了大量古生物学方面的数据，并对古生物随着时间推移所表现出来的形态上的进化进行了测算。在金里奇的数据集中，每个点都代表着：在两个不同的时间点上，同一种生物在某些形态上的变化，比如股骨长度的变化。然后，金里奇计算出两次测量之间的变化百分比，并除以时间差。
佩罗从考古记录中收集了573个样本，主要是一些生活在全新世时期的北美地区，采集社会与农牧社会相融合的种群。每一地点都有一些人造物品，比如陶盆。通过对陶盆直径进行测量和对比，他发现这些人造物品属于同一个考古遗址在不同时期的产物。佩罗将测量到的人造物品的变化速度与金里奇样本中的古生物的变化速度进行了对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陶盆、墙壁和房屋等事物的变化速度是下颚骨、臼齿和股骨等生理构造变化速度的50倍左右。他还进一步验证了金里奇的发现，变化速度与测量时长呈负相关。因此，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比较可信的结论：文化进化的速度确实要比基因进化的速度快很多（图1-9）。
图1-9 在化石记录中，基因遗传的形态特性在每一代的变化百分比，如黑色圆圈所示；在考古记录中，文化传承特性在每一代的变化百分比，如灰色方块所示，除以变化时长所得到的结果。图中的实线代表多变量协方差分析（Multivaviate Analysis of Covariance）(3)中的最优匹配程度。在这两种情况下，时间间隔增长，变化速度放缓，而每一代的斜率基本都是相同的。两条实线之间的距离代表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文化进化与生物进化的速度差异。文化进化的速度比基因进化的速度快50倍左右。 From Perreault, 2012.
为什么人类的适应能力如此强大
我常常在想，既然累积性的文化适应是一种如此强大的工具，那为什么只在进化过程中出现一次？这是个谜。不仅如此，在生命的发展史上，很多重大的创新也只出现一次。光合作用产生了大量的能量，释放出了大量的氧气，从而造就了这个世界的生态系统。真核细胞生物、具有大型复杂细胞的有机体，以及其他一些新品种的出现，不仅促进了所有寿命较长的大型生物的进化成为可能，也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横纹肌纤维可以帮助大型动物快速移动，从而使捕食者及其猎物都能不断得以进化。这些在进化过程中都只出现过一次。[48]
英国生物化学家尼克·莱恩（Nick Lane）在其杰作《生命的跃升》（Life Ascending）中指出，这些创新之所以只会在进化中出现一次，是因为每一种创新既是偶然的产物，也是必然的产物。[49]一些小概率情况下才会出现的环境条件使创新得以进化，这是创新的偶然性；而创新的优势使其能够被广泛传播，则是创新的必然性。
光合作用就是一个极佳的例证。蓝藻、水藻等植物都可以进行两种不同的光合作用，一种是利用强氧化剂从水中提取电子，制造出腺嘌呤核苷三磷酸（ATP）；另一种是利用强还原剂将二氧化碳还原，生成糖和其他复杂的有机分子。其他细菌只能进行一种光合作用，有的采用第一种方式从阳光中获取能量，有的采用第二种方式从分子中获取电子，并结合二氧化碳生成更复杂的有机化合物。这两种系统是如何神奇地关联到一起的呢？按照莱恩的观点，这需要一种特殊的环境，在该环境中，紫外线辐射的强度极高，并存在大量可溶解的锰。蓝藻的祖先用锰元素来保护自己免受紫外线辐射，但这会产生自由电子，从而给第一种光合作用带来麻烦。解决之道是利用第二种光合作用将多出来的电子都吸收掉。很偶然地，某个蓝藻的祖先拥有这两种系统，而这个巧妙的解决方案促进了蓝藻和水藻等植物的进化。
那么，有哪些因素会让累积性的文化适应变为不可能呢？我们并不真的知道。或许存在这样几种可能：
低精准度的社会学习。很多有机生命体都会通过大量的社会学习来延续不同的地方性传统，但是都未能表现出累积性的文化适应这个特点。例如，某些种群中的黑猩猩会使用石头砸开坚果，而其他一些种群中的黑猩猩则不会，但是在所有的黑猩猩种群中，都没有出现更好用的砸坚果工具。结合社会线索，实际情况更有可能是这样：虽然某些行为是在模仿其他猩猩，但是不管在何种情况下，这些行为都可以通过个体学习来掌握。[50]模型推导也证明了，累积性的文化适应对社会学习的精准度非常敏感。人类学家彼得·里克森和我一道提出了一种假设：通过观察来进行学习的能力，也就是真正的模仿能力，是文化积累的基本要素之一。[51]人们一度认为，真正的模仿是人类独有的能力。然而，生物学家安德鲁·怀滕（Andrew Whiten）及其合作者们通过巧妙的实验证明，黑猩猩也可以通过观察同类来学习新的行为，只是与人类相比，其学习精准度有所欠缺。[52]因此，在文化累积方面，高精准度的模仿是必不可少的。
使用工具的潜力有限。其他灵长类动物在使用工具方面的潜力极其有限。有的灵长类动物会使用石头砸开坚果和贝壳，黑猩猩还会使用一些其他类型的工具，但不管怎样，它们使用工具的潜力很有限，因为是四足行走的动物，所以很难将工具从一个地方带到另外一个地方。事实上，黑猩猩会在需要使用工具时就地取材，现场制作，用完就扔。显然，在制作工具这件事上，投入过多会导致得不偿失。
合作程度较低。我们会在下一章中看到，人类的合作程度比任何哺乳类动物都要高。即便是在最小规模的人类社会中，也存在各种互惠网络，而且这种网络的规模可能是猿类互动网络规模的50倍。[53]基于多方面的原因，合作会促进文化传播；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精准的文化学习是需要教导的。归根结底，社会学习是一个推导的过程。人们并不是在单纯地模仿他人的行为，实际上是先观察他人的行为，再推导行为背后的观念。有时候这种推导很容易。如果我看到你正在吃东西，我可以确信，你认为这些东西没有毒。然而，许多类型的社会学习都会遭遇“框架问题”，也就是说，学习者需要先判断所看到的画面中，哪一部分才是值得学习的。假如我看到你在制作弓箭，而这一过程会涉及很多行为：你盘腿而坐，削尖箭头，选择好羽毛并粘在箭尾，同时嘴里反复哼唱着小曲。很难确定对于制作弓箭来说，哪些行为是必要的，哪些是不相关的。心理学家捷尔吉·盖尔盖伊（Gyorgy Gergely）和盖尔盖伊·奇布劳（Gergely Csibra）认为，除非被模仿者提供了一些线索，且足以让模仿者推断出其行为中哪些部分与需要归纳的知识有关，哪些部分无关，否则社会学习不可能非常准确。[54]
教导是一种合作*行为性**，对学习者有益，但需要教导者付出成本。在实践中，只是向父母学习不算是进化上的奇迹，因为培养后代能够给父母带来基因上的“收益”。但是，在传统社会中，人们会从群体成员身上学到很多知识，而且只有人类表现出了这种非亲缘性的合作。
口头指导常常会促进文化学习，因此文化学习离不开合作。例如，一项针对大学生的实验表明，在学习制作类似于250万年前的简陋的石器工具时，口头指导必不可少。[55]与那些接受了口头指导的大学生相比，那些只能依靠观察和模仿，或者只得到了一个参考物的大学生，任务都完成得很不好。
语言本身就是一个谜。在大部分物种中，发出沟通性的信号必然需要消耗一定的成本以确保其真实性。比如狮子的咆哮和马鹿的鸣叫，要想发出这些信号，这些动物就需要付出较高的成本，因此这些信号不可能是虚假信号。一头孱弱的狮子不可能发出可怕的咆哮，但是人类的语言却“可以低成本交谈”，因此也带有一定的欺骗性。我可能会告诉别人，我在外出打猎时遇上了一头狮子，而且差点杀死它，然而实际情况可能是我躲在灌木丛中瑟瑟发抖。双向的监督和惩罚可以控制欺骗，但这要求个体之间存在合作。[56]在如今仅存的那些狩猎-采集部落中，说同种语言的人大约为1 000人，没有别的脊椎动物能与非亲缘同类达成如此大规模的合作。
学习不到什么有用的东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那些使累积性文化学习成为可能的心理能力或许最初并不具有适应性；直到后来，当它们广泛存在于在人群中时，才具有了适应性。[57]我们假设，对于累积性的文化进化来说，新的认知机制是必要条件。比如，很多学者都认为，精准的文化学习需要人类能够对他人的信念进行思维上的表达，而这种能力被称为“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
例如，我看到了一条蛇，同时灌木丛挡住了你的视线，所以你看不到蛇。我如果不懂这种心理理论，就不会意识到你并不知道那里有一条蛇，因此，当你径直走向那条蛇时，我会错误地以为你认为这条蛇无毒；我如果了解这种心理理论，便会意识到你没有看到那条蛇，因此会知道，你的行为基础并不是“蛇是否有危险”这一认知判断。倘若这种推理是正确的，那么对于文化进化而言，心理理论就是必不可少的。
黑猩猩似乎对同类的所见、所闻和所想都有一定的了解，但其心智能力不如人类这么强大。假设远古人类的心智能力与黑猩猩差不多，在这种情况下，极少数心智能力超常的个体可能并不会受到自然选择的青睐，因为整个群体并不具有累积“地方适应性知识”所必需的认知机制。如果这一假设是正确的，那么心智能力可能就与其他一些因素有关，比如马基雅维利式的操控他人的需要(4)。这种能力一旦出现，累积性的文化传播就会开始。
过往的“文化幽灵”
我在这里对文化进化所做的阐述，假设了历史会对文化适应产生影响，就像影响基因适应一样。达尔文在剑桥大学读书时由衷地崇拜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神父，并十分迷恋其著作《自然神论》（Natural Theology）。在这本书中，佩利热情地歌颂着自然界中的各类精妙设计，比如，极为详细地描述了眼睛的结构特点与视觉功能的关系。在佩利看来，眼睛和其他类似的复杂事物皆出自一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设计师”之手。今人大多都不会相信这一观点，但在19世纪，这一观点流传甚广。这便带来了一个有趣的话题。在维多利亚时代，许多人对适应性本身并无质疑，他们所质疑的是，在适应过程中产生的那些怪诞的“非优化设计”及其残留物。既然能够创造出眼睛这样的一流“光学仪器”，为什么“设计师”还会草率地拼凑出人类脊柱这类粗制滥造的东西？为什么蝙蝠的翼骨会更接近鼹鼠或儒艮的四肢，而非鸟儿的翅骨？
当然，今天的人们自然知道，进化的基本过程是这样的：不断地在原有的基础上缓慢地改进，从而发展出新的适应能力。这便意味着，如今某一血统所青睐的特性类型取决于其生活在遥远过去的祖先的适应情况。蝙蝠的翼骨由手掌进化而来，而鸟类的翅骨进化自恐龙的前肢，这是很不一样的。人类的脊椎最初是为了适应四足行走而出现的，后来为了适应直立行走而被不断改进，最终成了现在的样子。这并非像你在一张白纸上作画那样随意，一下笔就是一块椎骨。
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文化适应。因为文化适应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有些行为变异可以用种群的历史来解释。在那些相对独立且存在时间很短的社会中，人们在行为和观念上的相似度非常高；在那些相对独立但存在时间很长的社会中，人们在行为和观念上的相似度则非常低。另外，对于相同的环境问题，不同的种群也会进化出不同的解决方法。然而，我们并不清楚这些来自历史的影响有多重要。一方面，许多人认为，人类的智慧足以解释为何人们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各种环境。倘若真是如此，那么便可以确信，人类能够快速地适应新环境，过往的“文化幽灵”很快就会被征服。另一方面，如果你跟我一样，认为文化适应的累积需要经历千秋万代的话，那么显然，文化变迁势必要经历更长的时间，而且过往的“文化幽灵”则会不断地产生影响。
很遗憾，我还没来得及着手整理最近的一项研究结果。这项研究针对的是北美西部土著社群的文化变迁模式。该研究由我所在的人类起源研究所（Institute of Human Origins，IHO）的同事萨拉·马修和查尔斯·佩罗主持。[58]研究基于北美西部印第安部落的相关数据，该数据由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人类学家A. L.克罗伯（A. L. Kroeber）带领学生于20世纪初期收集。学生们被分派到北美西部的各地，对当地老人进行走访，以了解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当地人的生活状况。克罗伯非常明智地从不同种群中收集到了同类信息。这些资料包含了与172个种群的272种行为特质有关的信息，这些种群的生活范围非常广泛，覆盖了北美西部的大部分地区。在这些种群中，绝大部分部落都属于小规模社群，而且许多都还处于觅食经济阶段。这些被记录下来的行为特质包括：技术特征，比如是否会编制筐篮；生存之道，比如是否会种植玉米；反映社会组织形式的特质，比如是否存在母系氏族，以及一些仪式方面的特征，比如逝者是否会被埋葬；等等。
在克罗伯去世之后，人类学家哈罗德·德赖弗（Harold Driver）及其学生约瑟夫·乔根森（Joseph Jorgensen）对这些资料进行了整理，并补充了每一部落所处环境的气候资料，以及100种以上的动植物的诞生与消亡资料。萨拉·马修和查尔斯·佩罗将这些行为学和生态学上的特征转换为457个二分类变量，同时还增加了一些资料，补充说明了不同部落之间在语言学和地理学方面的共通性。语言学方面的共通性代表的是共同的文化历史，而地理学方面的共通性则代表着文化特质的传播所带来的相邻部落之间的文化相似性。
马修和佩罗利用这些资料比较了文化史与生态环境在文化特质的变化模式方面所起的不同作用，[59]并对不同时期文化特质的变化速率进行了考察。在图1-10中，他们将行为特征分成若干类别，并总结了文化史与生态环境的效应比值（ratios of the effects）。被用来做比较的指标是经过标准化检测的，因此当数值大于1个平均值时，文化史所解释的变异量远远超出生态环境所解释的变异量；而当数值小于1个平均值时，生态环境的作用更重要。可以看出，除生存特征之外，在各类行为特征上，文化史的作用都比生态环境重要得多；而在生存特征上，文化史和生态环境的作用不分伯仲。这意味着，如果你想知道一个人是否会编制篮子，一位女性是否属于某个母系氏族，某个部落是否会将逝者埋葬，那么知道他们所讲的语言要比知道其所居住的环境更为有用。令人惊奇的是，无论是语言还是生活，都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判断出一个人是否会种植玉米。过往的“文化幽灵”会对人类生活的诸多方面产生影响。
图1-10 条形表示的是在解释不同类型的特质时，文化史与生态环境的相对重要性。对每一种类型来说，条形代表的是相对重要性的数值范围。数值大于1，意味着文化史更重要；数值小于1，意味着生态环境更重要。每个条形中的垂直线表示的是该类特质的中值。条形代表的数学区间是第25到第75的百分位数，误差是四分位数间距的1.5倍。除了“生存特征”这一类型，在其他所有类型中，文化史对特性值的预测都要比生态环境更准确。
因此，过往的“文化幽灵”会存在相当长的时间。为了弄明白这一问题，马修和佩罗将高级语言分类作为预测变量，重新进行了分析。要理解这里所说的高级语言分类，可以联想一下英语及其相关语系。荷兰人和德国西北部的人们所讲的弗里斯兰语（Frislan），与英语的关系最为密切。这两种语言都源自撒克逊语（Saxon），而撒克逊语早在1 000多年前就盛行于环北部海区。相应地，它们可以被划分到更高一级的类别中，也就是盎格鲁-弗里西语（Anglo-Frisian），而这一语系的语言又同德语以及荷兰语的关系最为密切。德语和荷兰语又都源自一个更为古老的语言社区内所讲的语言。
以上四种语言又都被归为更高级别的西日耳曼语（West Germanic）。西日耳曼语又同斯堪的纳维亚语（Scandinavian）融合，形成了日耳曼语。最终，日耳曼语又同其他一些欧洲语言，如罗曼语（Romance）、斯拉夫语（Balto-Slavic）、亚美尼亚语（Amninian），以及包括波斯语（Farsi）和印地语（Hindi）在内的一部分印度-伊朗语（Indo-Iranian）一同被划分到了印欧语系的语门。印欧语系中的语言具有一些共同特征，这些特征源自大约7 000年前在安纳托利亚（Anatolia）地区盛行的一种古老语言。高级类别对于行为的预测能力远弱于低级类别，因为语言的高级类别所涉及的文化联系通常都比较深远。这正是马修和佩罗所发现的研究结果，如图1-11所示。
图1-11 在解释使用不同层级语言的人群的行为变化时，文化史所起的重要作用。最低级的类型是个体语言，最高级的是语门。预测能力下降得最明显的是第二级和第四级的语言。这些语言大体上相当于印欧语系中的罗曼语和日耳曼语。这意味着文化史的变化是以千年为时间刻度的。 Redrawn from Mathew & Perreault, 2015.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二级与第三级之间、第三级与第四级之间，预测能力皆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这些语言都属于萨利希语（Salishan）和瓦卡希语（Wakashan）之类的语系，大体上相当于印欧语系里的日耳曼语和罗曼语。例如，人们会认为，各类萨利希语都源自同一种古老的语言，这种语言出现的时间在1 000年以上。这就意味着，即便知道某人的祖先在千年之前所讲的语言，也很难以此来了解他今天的行为特征。
这一研究的结果与大量文化系统发生学（cultural phylogenetics）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在过去10年左右的时间里，文化系统发生学非常盛行，它旨在对传统滑雪之类的具体技术特征[60]，以及诸如政治等级[61]、婚姻制度和生育行为等社会特征的发展历史进行重构。[62]该研究表明，除了极少数情况之外，在语言上存在密切关系的种群，在其他方面也具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也进一步验证了：文化史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进化。
人口规模与文化适应
还有一种方法可以证明，人类的适应性是基于缓慢的文化累积的。假设其他生物都和人类一样，与那些个体数量较少且与世隔绝的种群相比，个体数量多的种群拥有更多样且更复杂的工具。这一假设可以用两种不同的观点来进行解释。
第一种观点是：接受新变异的个体数量会受到一些偶然因素的影响。[63]这就意味着，如果这些新变异的创造者没有被他人模仿，那么新变异就有可能会随机遗失。例如，在一位聪慧的妇女不幸意外死亡之后，她所拥有的食物烹制知识就有可能随之遗失。小规模部落中的这种由“文化漂移”（cultral drift）所致的新变异遗失，在概率上往往会高于大规模部落，因为在小规模部落中随机遗失更有可能发生。
第二种观点是：社会学习常会遭遇一些错误，而这些错误会弱化那些复杂的适应性特质所起的作用，所以大部分“学生”都达不到其“老师”的水平。个体拥有选择性学习的能力，会向实践经验丰富的专家学习，而这种能力可以防止文化遗失现象的发生。如果有极不寻常的“学生”超越了其“老师”，那么累积性的文化适应就出现了。约瑟夫·亨里奇将这一过程比喻为：跑步机上的跑步者需要保持好姿势。[64]大规模群体中的学习者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专家，因此他们的能力也更有可能获得提升。
在上述两种过程中，遗失的文化适应的多样性可以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接触而得到补充，进而产生更高水平的变异，以及出现更具适应性的特质。[65]
我和西蒙弗雷泽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的人类学家米歇尔·克兰（Michelle Kline）做了一项研究：人口规模和人际接触对大洋洲岛屿种群的海洋觅食工具包的影响，以及影响的复杂程度。[66]这些工具包主要包括渔网、鱼叉和鱼钩等。我们之所以选择岛屿种群进行研究，是因为其拥有明确的地理边界，也就能对人口规模和接触频率做出比较准确的评估。在调查中，各种群所使用的海洋生态系统都非常相似，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对生态多样性的影响。这些种群还拥有共同的文化传统，这就减少了对文化史的潜在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工具的总类型数以及每一类工具的复杂程度，都与人口数量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个体间存在更多交往的社会，要比那些个体交往少的社会拥有更多更复杂的工具。见图1-12。我们还考察了其他一系列预测变量，但那些变量都无法对各岛屿社会的变异量做出解释。
图1-12 左图表示的是，不同的太平洋岛屿社会所拥有的海洋捕捞工具的数量与人群规模的比值。右图表示的是，每件工具所包含的技术单元数量与人口规模的函数关系。技术单元数量可以被看作技术复杂性的粗略指标之一。所使用的是对数刻度，因为文化漂移模型和文化跑步机模型都认为，在人口规模和文化复杂性之间存在着一种凹形关系。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人类关系区域档案”（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s）世界文化数据库（World Cultures）中的人种志电子信息。数据库的编码者对海洋捕捞工具的数量和技术复杂性的平均值进行了估算。对“较低程度接触”与“较高程度接触”的认定，主要依据“人类关系区域档案”中的数据编码。我们的研究对象包括了所有的大洋洲群体社会，因为采用了多重编码的形式，所以这些人并不知道这个需要被验证的假设。 From Kline & Boyd, 2008.
社会学习是否会促进复杂行为的累积性进化
我们还可以用模拟实验来对“累积性的文化进化”模型进行验证。我曾试图向一位生物学家朋友描述我在这方面的研究，但他立即问道：“是什么物种？”这里出现了误解，我所说的“实验室文化”并非是指在实验室器皿中培育出来的文化，而是指实验者在社会中进行传播的文化。某个人一旦学会了某件事情，就会成为群体中一个新的信息来源，继而该群体也会成为其他群体的信息来源。利用这类实验可以系统地记录下，在规模较小的群体中信息是如何传播的。
我与人类起源研究所的同事马克西姆·德雷（Maxime Derex）使用下面这个方法检验了：社会学习是否会促进复杂行为的累积性进化。[67]在实验中，参与者被要求创造出类似于图1-13C所示的图腾柱，并将因此而获得报酬。一开始，参与者被允许使用6个最基本的材料，如图1-13A所示，并可以通过专门的小组研讨会将这些基本材料合成为高级材料，最终制成复杂的工具，比如斧子或绳子，如图1-13B。参与者可以利用这些工具来砍树、制作圆木，以及制作图腾柱，如图1-13C。另一些高水平的创新，比如雕刻工具或者颜料，可以用来美化图腾柱，从而提升其价值。参与者的分数主要取决于其发明数目，以及所制作的最好的图腾柱的价值。在图1-13C中，左边的图腾柱需要22项发明，可获得920分；右边的图腾柱需要54项发明，可获得6 526分。
图1-13 实验中所采用的计算机任务的屏幕截图。 From Derex & Boyd, 2015.
为了对比个体学习和社会学习的效果，我们改变了实验参与者的可用信息。在个体学习处理组中，参与者只能获得与自己的发明有关的信息，而后我们将这种条件下的结果，与另外几种社会学习条件下的结果进行了比较。在部分信息处理条件下，每个参与者可以看到其他5个参与者的发明，但无法看到这些发明的产生过程。例如，一个人了解到另一个人发明了斧子，但并不了解制作斧子所需的较低级别的发明，以及这些发明的组合方式。在完整信息处理条件下，每个参与者都可以看到其他人的发明，以及发明的产生过程。
该研究的结果表明，社会信息可以极大地提高人们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同时其属性也是非常关键的，如图1-14。完整信息处理组中的大部分参与者的得分，都高于个体学习条件下表现最佳者的得分。部分信息处理组中的参与者所获得的中间分数（intermediate score）表明，通过个体学习是可以制造出某种特定工具的。当然，该实验无法说明个体学习者是如何制造这种工具的。
图1-14 条块分别表示个体学习组、部分信息组、全部信息组的平均分，误差条表示标准误差，短线表示个体学习组的最高分，该值小于完全信息组的平均分。 From Derex & Boyd, 2015.
文化的适应性
希望你们已经相信，人类拥有向他人学习的能力，而且这种能力可以确保人类群体拥有超强的、针对局部环境的文化适应性。即便是在最简单的狩猎-采集社会中，适应环境所需要的工具和知识也是相当复杂的，单靠个人学习不可能全部掌握。
然而，一些读者可能会想：“人们应该不会从适应主义的视角去看待那些无足轻重之事吧？”每年都会有登山队向珠穆朗玛峰发起挑战，尽管他们知道，平均每20人就可能会有1人无法生还。博士生们为了获得博士学位会推迟生育计划，而后又会为了获得终身职位进一步推迟生育时间，尽管他们知道，获得相应职位的机会非常渺茫。人们会对人口数量以百万计的种族产生认同，还会青睐圈内人而排斥圈外人。类似的行为数不胜数。像老鼠和狒狒这样的动物压根不会考虑文化问题，也根本不会表现出上述行为；其行事原则就是看实不实用。而人类虽然拥有发达的大脑和强大的推理能力，却会干出许许多多的蠢事，这对人类的繁衍生息是极为不利的。
以列达·克斯米兹（Leda Cosmides）和约翰·图比为代表的研究者们从进化的角度研究心理学，并提出了一种见解。在他们看来，人类的各种奇怪行为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当今时代的脑袋，石器时代的心智”。[68]这些研究者认为，人类的行为源自一种进化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会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影响选择*行为性**，比如如何择偶、是否重视社会伙伴、如何看待工具等。这种心态背后涉及的心理机制可以帮助我们对特定的环境线索做出有效的反应。例如，对异性的潜在吸引力会受到年龄的影响。
这些反应所适应的环境正是其进化时所处的环境，一般认为是中更新世到晚更新世时期的狩猎-采集社会。当时，人类的活动范围较小，只拥有简单的技术，社会关系也仅限于面对面的交往。粮食的生产，尤其是畜牧业和农业给人类带来了全新的环境，而这种环境阻断了线索与结果之间的关联，因此，这种进化而来的心理状态导致了现代人行为上的非适应性。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的那样，自然选择更青睐建立在亲缘关系上的大规模合作。人类当前的大规模合作都是建立在相对独立的个体基础之上的，这与其他哺乳类动物完全不同。一般的解释是，这种奇特行为背后的心理机制进化自以亲缘关系为基础的小规模社会。
我对文化进化所做的描述，提供了关于人类行为独特性的解释。文化适应性总是伴随着一种内生性的权衡，有助于人们获得复杂的、难以习得的环境适应能力，这种能力单靠个体学习是无法掌握的。但是，只有当个体愿意接受周围人的行为时，这种文化适应性才会起作用，也就是使他人的行为和自身的经验相冲突。这种模仿他人行为的倾向有助于个体获得任何一种大众化行为，只要这种行为与个体自身的判断不存在明显的冲突。这就意味着，如果存在一些认知过程或者社会化过程，能使一些非适应性的观念为人所知并被人接受，那么这些非适应性的观念就能得以传播。[69]
进化心理学家认为，自然选择造就了人类的心理机制，确保人们做出适应性的行为反应。这又意味着，进化而来的心理机制应该能让人们成为思想市场上“谨慎的购买者”。那些与人类大脑的进化环境相匹配的观念，我们都应该接受。我认为这是正确的。总体来讲，这也是文化进化之所以能推动适应*行为性**进化的主要原因。
然而，学习机制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偏好适应*行为性**。这种大体有用的学习机制所导致的结果，有时候完全不同于以适应性为基础所做出的预测。例如，细微的认知偏差对人类个体所做决策的影响微乎其微，但是经由文化传播，在代际间被不断重复后，这种影响将变得异常巨大。
关于文化学习的实验验证了这一点。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认知科学家汤姆·格里菲思（Tom Griffiths）及其合作者在实验中向参与者呈现了50对数字，然后要求他们寻找数值x与y之间的关系和规律。例如，我向你呈现以下数对：2和4、5和10、33和66，你会推断出y=2x。在其中一个实验中，x-y数对是从抛物线上选取的，如图1-15所示。格里菲思及其合作者用第一位参与者的习得*行为性**来训练第二位参与者，再用第二位参与者的习得*行为性**来训练第三位参与者，以此类推。心理学家将这种结构称作“传动链”。该实验的结果见图1-16。[70]
图1-15 黑点表示格里菲思及其同事所做实验中的x-y训练集。在看过训练集之后，要求一次只看一对x-y；实验人员会给参与者15个x值，让他们依据训练集中的规律推算出15个y值。灰点表示参与者的实验结果。这是个比较困难的实验任务，但是实验结果并没有明显的偏差。 From Beppu & Griffiths, 2009.
如图1-16所示，最后的结果与最初的抛物线大相径庭。这表明，刚开始x和y的关系并不重要。通常，传动链会在最后呈现出正向的线性关系，因为人们都有细微的认知偏差，也就是倾向于将两个数字的关系看作线性关系。这也是为什么你会觉得我的例子很简单。在实验室之外，即使是非常细微的认知偏差也可能会导致极其严重的影响。不少研究者认为，超自然的观念就是在类似的过程中出现的。因为人们会有认知偏差，总是倾向于接受那些基于主体行为的解释，因此在经过重复的文化传递之后，细微的偏差被放大了，最终导致“鬼神”和“黑*魔色**法”等迷信思想的出现。[71]
图1-16 格里菲思及其同事所进行的传动链研究结果。在第一个实验中，即最右图所示，黑点代表实验人员给出的数对关系。在后续的实验中，黑点则代表前一位参与者在其训练集中所给出的数对关系。灰点代表的是当前参与者所认为的数对关系。 From Beppu & Griffiths, 2009.
具有适应性的社会学习的认知偏差，可能会给某些特定领域带来一些非适应性的结果。我们已经了解到，个人的成功间接证明了“模仿他人是有用的”，而且数据和理论研究均表明，人们倾向于模仿那些享有一定声望的个体，这也是人类社会学习心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72]然而，什么是成功？在不同的地方答案也不尽相同。比如，在一个地方，成功是参加战斗的勇气；而在另一个地方，成功是政治上的叱咤风云。这便意味着，自然选择没有为人们提供一种普适性的“名望心理”。人们必须到环境中去了解什么是声名显赫，而周围人如何获得声望无疑是一个有用的线索。
对他人的学习对象进行模仿，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良好规则，不过有时候可能会带来过激的反馈过程，导致声望系统的标志性特征不断被夸大。[73]这可以用来解释非适应性声望系统的文化进化过程。在这种非适应性声望系统中，人们冒着生命危险爬上雪山顶峰，或者为了在《自然》杂志上面发表文章而放弃生育。去模仿那些可以提高公信力且能够为人所见的行为，实则是一种认知偏差，可能会导致令人意想不到的副作用。比如，一些信仰系统在传播中要求信奉者从事某些高代价的公共行为，譬如“发誓终身不婚”，或者笃信“虽然贫穷，依然炫耀”。
文化适应性所造成的最令人惊讶、最违反直觉的负面影响莫过于，促使那些大规模群体中的毫无关系的成员形成某种代价高昂的合作*行为性**，比如战争。这类行为在其他哺乳类动物中是看不到的。人类这一物种之所以如此“卓绝不凡”，文化适应性“功不可没”。我将在第2章中就这一主题进行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