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博雅好书 2023-05-12
原标题：走进日本：改革的年代与后工业化社会
作者：王新生
随着冷战国际体制的结束和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日本进入政治、经济、社会等全方位改革时期，在政治领域走马灯式地更换政权，以至于出现“十年九相”的局面，在经济领域进行新自由主义式改革，日本企业经营的三*法大**宝——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工资、企业内工会逐渐解体。由于派遣劳动者及自由职业者人数急剧增加，“超单身主义”和“低欲望主义”成为平成时代的两大突出社会现象，再加上严重的老龄化少子化人口结构、工作与生活的个人化象征着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
在平成时代，最引人注目的两大社会现象是超单身主义和低欲望主义。在2017年初出版《超单身社会，单身大国日本的冲击》的作者荒川和久在日本媒体上发表了题为“超单身社会的到来”的谈话，指出“到2035年，一半日本人都会是单身”。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研究所预测，到2035年，日本男性未婚率将达 30%，女性则为20%。因此，自助式迷你KTV包房、一人健身、单身公寓、多功能小家电、独自旅行服务等新业态也在年轻人中迅速流行开来。喜欢独自外出就餐的人越来越多，受这一市场动向影响，一些眼光独到的餐厅经营者已经开始行动。例如，日本的知名拉面连锁品牌“一兰拉面”在座位之间用隔板隔出单人空间以供独身食客使用。
另一方面，日本著名管理学家、被誉为“世界五大管理大师”之一的大前研一在 2015年出版了《低欲望社会》一书，该书的副标题为“胸无大志时代”，该书认为“日本年轻人没有欲望，没有梦想，没有干劲，日本已陷入低欲望社会”。日本新一代年轻人没有炒房的欲望，没有炒股的欲望，没有结婚的欲望，没有购物的欲望，宅男宅女越来越多，谈恋爱觉得麻烦，上超市都觉得多余，一部手机便解决了所有生活需要。
实际上，上述现象产生的时代背景是日本正处于社会变迁的过程之中，也就是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过渡。工业化社会，是以汽车、家用电器等巨大制造业为中心将整个社会组织为一个整体，人们对未来都有很强的预测性和计划性。但后工业社会的特点是个人化，无论工作也好，生活也好，都越来越向个人化趋势发展。尽管这样一来，包括职业、婚姻在内的选择自由度得到大幅度的增加，但未来的许多非确定因素变得突出。
具体说来，在工业化时期，日本社会处在一个较为稳定的循环中，也可以称为日本式循环。过去日本企业经营有三大“法宝”，第一个是终身雇佣制，也就是劳动者通常在一个企业中工作到退休，基本没有跳槽现象；第二个是年功序列工资制，就是按照工作年限逐渐提高工资，无论能力如何；第三个是企业内工会制，即大多数工会的成员是一个企业的劳动者，跨企业的全国性工会组织比例较低。在这种经营体制下，人们对自己的未来都有很强的预测性和计划性，甚至可以知道什么年龄会有多少收入，过什么样的生活。
因此，在1925—1989年的昭和时代，特别是战后时期，在逐渐成熟的工业化社会中，绝大多数日本人高中或大学毕业后会就职于某个企业，通常根据可预测的收入有计划地购买住宅、车辆，结婚，生子。惯例是女性在结婚后辞职，做家庭主妇，精心抚养下一代，进行劳动力的再生产。换句话说，努力让自己的孩子进入最好的各级学校，大学毕业后进入最好的企业，从而进入人生的下一个循环。按照传统的思维与习惯，日本人的理想是在郊区有一栋自己的二层小楼，分期付款，退休时也差不多还完*款贷**，人生步入晚年。
但步入平成时代以后出现了较大的变化。首先是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就业人数超过第二产业，而且比重越来越大。具体说来，由于个人消费从追求“社会价值”向“节省时间”转化、企业从自我服务业务转向由专业公司承包、人口老龄化对医疗保健护理需求增大等诸多原因，从1990年到2003年，第三产业的比重由 61.8%上升到72.2%，增加了10.4个百分点，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相应地大幅度下降。
其次是非正式雇佣员工显著增多。90年代中期泡沫经济崩溃以后，日本盛行“企业改革”，即通过企业的收买、合并、削减亏损部门等手段重新组织企业经营，同时采取许多改革措施，例如终止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制度、减少企业主管人员并实施按照个人能力决定工资的年薪制、减少新录用人员、采用派遣人员代替正式员工、鼓励员工提前退职等，结果造成非正式雇佣员工大幅度增加。平成时代以前，非正式雇佣人员的比重不到20%，2017年已经接近全部就业人口的四成，增加了一倍。
再次，各种统计数据表明，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的收入差距呈现出扩大趋势。从以五位法划分的家庭户均收入来看，1995年最高一级是最低一级的8.7倍，但到2004年扩大到10.5倍。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原因是非正式雇佣者的迅速增加，因为正式雇佣者与非正式雇佣者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大。据日本总务省2007年的“劳动力调查”，正式雇佣者年收入在300万日元到399万日元之间的人最多，为19.6%，年收入在400万日元到499万日元的次之，为17.4%。非正式雇佣者年收入在 100万日元到199万日元之间的人最多，为29.6%，年收入不到100万日元的人次之，为27.5%。另外，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006年对钟点工进行的调查，有63.9%的人对现在的公司或工作感到不满和不安，对于不满和不安的原因，认为工资低的占61.8%，认为不能休假的占26.2%，认为钟点工工作辛苦的占 24.1%。
缺少稳定的工作与收入，影响到人们对未来的计划和期望，因而年轻人不敢结婚，不敢生孩子，不敢消费，直接后果是造成非婚人员数量增加，婴幼儿数量减少。10年内非婚率上升了10个百分点，如今少子化在日本已成为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2005年是日本从1899年有人口统计以来第一次人口自然下降，当年新生儿数量为 103万，死亡人数为105万，出生的人比死亡的人少2万。其后缺口不断扩大，2019年日本新生儿为86.6万人，同年死亡人数为137.89万人，人口自然减少 51.29万人，较2018年增加6.8万人，人口呈现连续13年负增长。从年龄段人口分布来看，0—14岁的低龄人口占比降至12.30%，15—64岁年龄人口占比降至 59.29%，两项占比均呈持续下降趋势。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比则上升至28.41%，再创历史新高。
日本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2013） 由于百岁人口日益庞大，预计到 2050 年，日本会有 100 万左右的百岁翁。
基于上述社会背景，作为发达国家,日本已经呈现出后工业化社会的显著特征 ,即工作与生活的“个人化”。具体说来，首先体现在家庭的“个人化”，也就是家庭成员关系更为松散。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及人口问题研究所在2017年的统计，2010年日本的单身家庭为1678万户，占人口比例为13.1%，2015年增加164万户，人口增加了9.8%，占人口比例14.5%，平均七人中就有一人过着单身生活。实际上，该研究所在2010年预测，2020年日本的单身家庭将达到1827万户，但2015年的数字已经达到1842万户，也就是提前五年超过该数值，可以看出其速度之快。其次是职业场所的“个人化”，转职者、自由职业者迅速增加。据日本官方的统计，2012年在家工作者已经达到930万人，其中的雇佣劳动者中技术研发者所占比例最高，个体劳动者中文字工作者所占比例最高。再次是地域的“个人化”，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志愿人员增多。最后是消费的“个人化”，大量个性化产品流行。作为这一社会现象背后的价值观念，个性自由、自我决定论和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开始受到肯定，年轻人只以自己的方式和节奏生活，注重自我感受，而不在乎社会评价。
有意思的是，支撑这种工作与生活“个人化”的商业现象之一是便利店的普及和利用。便利店是一种24小时营业的小型超市，按照日本官方的界定，大体为“经营食品饮料，面积在30—250平米之间，每天营业时间在14个小时的自助商店”。实际上，便利店是经营范围大体上涵盖百货商店、医药店、化妆品店、文具店、杂货铺、银行、咖啡馆、书报亭、快递网点、酒馆、香烟铺、快餐店、物产店、快印店、公共厕所等的综合体。
尽管便利店在日本普遍出现是在 20世纪70年代（1969年只有一家），但迅速发展是在泡沫经济的出现与崩溃时期。1980年为11000家，1991年猛增到41000家，2001 年达到55000家，直到2020年，稍微增加至58000家，可以看出基本达到饱和状态。如今便利店遍布日本全国各地，大部分地区方圆五百米内就会有便利店存在，每一家店铺需要为该商圈内的3000人提供相应的服务。据调查，将近60%的人每周在便利店消费3次以上，其中有11%的人每天都会在便利店消费。相反，不去便利店的人仅占总人数的 1%。
实际上，泡沫经济时代，人们异常忙碌，一般到深夜才回家，而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可以为那些单身者提供各种需求的商品，因而迅速发展起来。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中期，夫妇及其子女组成的家庭占家庭总数的40％，日常消费通常以超市为主，但进入平成时代特别是新世纪以后，单身家庭反超夫妇及子女组成的家庭，如今在日本家庭总数中的占比最高，因而便利店大行其道。
对日本未来发展趋势做出判断是极其困难的事情，因为日本目前正处在历史性的变革时期，尽管有近代以来“第三次改革”“第三次开国”之说，但如果说明治维新、战后占领时期是制度性、技术性的变革，那么此次则是文化性、国民性的变革。具体地说，就是作为较为适应追赶型现代化的集团主义式社会组织结构在全球化浪潮面前显得进退维谷，这正是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实施改革30年仍未形成新型政治、经济、社会体制乃至外交，即从官僚主导决策模式向政*党**主导决策模式、政府主导发展模式向民间主导发展模式、国家组织型社会向市民组织型社会、依附性外交向自主性外交等过渡尚未结束的深层次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