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
这是鲁迅小说《故乡》中一段精彩的描写，故事的主人公正是鲁迅的儿时好友——闰土。
闰土，本名章运水。因为五行缺水，所以取名“运水”。鲁迅在创作小说时做了些改动，“运水”就变成了“闰土”。
闰土父亲章福庆是鲁迅家的忙月（短期雇工，繁忙时才到雇主家干活），常年出入周家。因为这层关系，两人才得以结识。
不过话说回来，他俩身份地位悬殊，一个是贫苦农民的儿子，一个是大夫家族的公子哥，按说是不太可能产生交集的。
但两家的关系又非同一般。原来章福庆在周家不止是单纯的忙月，还兼顾替周家收佃租，相当于周府的大管家，深受周家人信赖。
鲁迅祖父周福清，是旧社会的官僚，当过知县，脾气大得很，在家里逮谁都骂，唯独不骂章福庆，对他非常客气。
另外，章福庆的妻子阮氏——也就是闰土母亲——曾给鲁迅当过奶妈。
我们都知道鲁迅有个奶妈叫“长妈妈”。这个长妈妈既不姓长，又长得不高，矮胖身材完全配不上“长”字。
鲁迅在《阿长与山海经》里做过解释：
先前的先前，我家有一个女工，身材生得很高大，这就是真阿长。后来她回去了，我那什么姑娘才来补她的缺，然而大家因为叫惯了，没有再改口，于是她从此也就成为长妈妈了。
文中提到的那个真阿长，就是章福庆的妻子阮氏，又被称作“庆太娘”。
庆太娘在周家帮工一段时间后，由于家里农务繁忙，请辞离去，于是就有了后来矮胖的长妈妈补缺。
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出，周家和章家并不一般，绝非普通雇主和雇工的关系。
闰土是章家独子，章福庆非常疼爱他。正如小说里写的那样，怕他死去，特地打了个银项圈套住他。
章福庆在周家做工时，经常跟鲁迅兄弟说到闰土。每次提起儿子，都是一脸骄傲，让鲁迅兄弟对从未谋面的闰土产生了兴趣。
章福庆性格质朴善良，鲁迅兄弟非常喜欢他，平日里把他称作“庆叔”。爱屋及乌，自然对庆叔的儿子也产生了兄弟般的情感。
鲁迅一直很想见闰土，只是苦于没有机会。毕竟章福庆是周家雇工，并不能把儿子带到周家居住生活。
直到1893年，机会终于来了。
这年鲁迅曾祖母去世，春节要举行大祭。祭祀活动上人多手杂，贵重的金银祭器容易被偷，急需有人看守。
章福庆向鲁迅父亲周伯宜推荐了自己儿子闰土，周伯宜欣然同意。鲁迅得知闰土要来，高兴得快要飞起，每天盼星星盼月亮地盼着。
终于有一天，鲁迅母亲跟他说“闰土来了”，他便飞快地跑去看，果然在厨房见到了闰土。
初次见面，闰土还很拘谨，但很快就发现，眼前这位大少爷非常友好，一点儿也没有公子哥的坏脾气。
两人迅速打成一片，成了无话不说，无事不谈的知心好友好友。
闰土的到来，给鲁迅打开了一扇通往陌生世界的窗户，那里有五色的贝壳，长脚的跳鱼，夜幕下偷瓜吃的猹。这是城里长大的孩子从未见过，也从未听说过的。
闰土还能在雪地里张网捕鸟，什么稻鸡，角鸡，鹁鸪，蓝背，种种名词对鲁迅来说，仿佛具有某种天生的魔力，让他着迷，以至于发出感慨：
“闰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希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他们不知道一些事，闰土在海边时，他们都和我一样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
是啊，对于从小在深宅大院里长大的公子哥来说，闰土描述的田园世界确实充满了野性魅力，那里有着无限的美好。
但对闰土来说，或许鲁迅过的生活才是他梦寐以求的，哪怕是万分之一也知足了。
闰土渴望能像鲁迅一样读书识字，渴望通过知识改变自己贫苦的命运。他曾经向父亲章福庆提出过这个要求，章福庆也爽快地答应了他，可惜最终没能如愿。
倒不是章福庆舍不得花钱，只是命运没给他们这个机会。
闰土在周家过完春节就要回去了，临别时鲁迅急得哇哇大哭，闰土也躲在厨房里偷偷抹眼泪。
后来闰土托父亲给鲁迅寄来五色贝壳和鲜艳的鸟羽，也算间接帮鲁迅实现了乡村梦，鲁迅也给回赠了一些礼品。
然而就在这年秋天，周家又发生了一件大事，使两人之间距离变得更遥远了。
鲁迅祖父周福清惹上官司被捕下狱，将要问斩。周家慌忙变卖田地家产，花了大量的钱疏通关系，才改为监禁，到1901年才被释放。
这场变故让周家彻底败落，鲁迅父亲周伯宜也因为气恼过度卧病在床，从此长年需要服药，一家人生活越发艰难。
周家衰败了，自然再也雇不起工人，章福庆只得另谋生路。失去了周家这座靠山，章家的经济也变得窘迫，原本打算想让闰土上学读书的计划只能作罢。
从这天起，鲁迅作为家里长子，不得不扛起生活重担，每天奔波于当铺和私塾间。一边变卖家产度日，一边努力求学以图重振家业。
而闰土也因为家境艰难，小小年纪就不得不跟着父亲外出当雇农，每天辛苦劳作，换取微薄的收入养活自己。
两个少年被生活的重担压迫，渐渐失去了联系。时光荏苒，再见时已是1900年。两人都已经长大成人。
这年寒假，鲁迅从南京返回故乡，特地邀请闰土来做客，还带着弟弟周作人一起去南门黾山游玩。三人登上应天塔俯，瞰绍兴美景。周作人在日记里记录了这件事：
“（正月）初六日，晴，下午同大哥及章水登应天塔，至第四级，罡风拂面，凛乎其不可留，遂回。”
周作人还记了另一件事：闰土去陶二峰测字，得了个很不好的结果，回来时垂头丧气。
后来他们才知道，闰土正在为离婚的事发愁。原来此时刚满二十岁的闰土，已经在父母安排下娶了妻子。
但闰土并不喜欢这个妻子，反而跟同村的一个寡妇好上了，想离婚另娶。这在当时可不是小事，就算离了，他们家也要赔女方一大笔钱。
闰土为什么想要和发妻离婚另寻“真爱”？这事就有点耐人寻味了。
必要提一下的是，就在一年前，鲁迅父亲也给儿子定下了一门亲事。对方是绍兴一家朱姓商人的女儿，名叫朱安。
鲁迅对父母的安排同样不满意，一年后就以去日本留学为借口逃婚了，终其一生都没有跟朱安圆房。
朱安
闰土的选择是否受鲁迅影响，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他这种做法肯定受了当时刚兴起的自由恋爱思潮影响。
闰土虽然不识字，但长期和鲁迅兄弟这样的文化人交往，自然也难免会产生一些反抗封建传统的觉醒意识。
此时闰土年纪尚轻，少年时的锐气还在，当然不愿向命运低头。不久后，他果然成功和妻子离婚，娶了那位年轻的寡妇，不过也赔了一大笔钱，给家里经济造成损失。
鲁迅在和闰土这次会面结束后不久，就回到南京继续读书，之后又去日本求学，到1909年才归国。此后长期奔波于南京北京等地，从事教育和新文化运动。
1918年，鲁迅发表了《狂人日记》，一时间名声大噪，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人物。第二年，他在北京找到一处住所，决定举家迁往北京。
因为搬家耗资巨大，手里的钱不够，只能回绍兴变卖祖屋。闰土得知他回来，特地赶往周家相见。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故友重逢，本该万分喜悦，然而相见时却已物是人非，分外凄凉。
此时的闰土，既不是二十多年前在瓜地里刺猹的勇敢少年，也不是十几年前那个闹着要离婚的热血青年。而是个面色蜡黄，头发花白的垂垂老者。
生活的重担让年仅四十多岁的闰土提早衰老了。
见面时鲁迅喊了一声“章水哥”，得到的回答却是一声“老爷”。这让鲁迅打了个寒噤，几乎不敢相信：曾经亲密无间的好友，竟然这么生分了吗？
鲁迅母亲上前打圆场，“你们先前不是哥弟称呼么？还是照旧：迅哥儿”，闰土回答道：“那时是孩子，不懂事……”，可见在闰土心里，自己和鲁迅早已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
闰土不敢称鲁迅为迅哥儿，不仅是受封建阶级思想的影响，更是源自骨子里的自卑。昔日玩伴已成了名扬天下的大文豪，自己却落魄得衣食无着。相形之下，有如天壤。
此种悲哀，相信很多事业不顺的中年人，都能体会。
插画鲁迅和闰土
在聊天中，鲁迅得知闰土的境况糟糕至极，常年饥荒、地主剥削、官僚压迫，让这个老实巴交的男人苦得说不出话来。又因为孩子多，一家人吃上顿没下顿，终日为了糊口而奔波。
闰土临的的困境，可以说是当时千千万万个中国家庭面临的共同困境。这也是为什么*产党共**领导下的新中国，要*翻推**封建帝制，*倒打**地主和资本家，以及后来倡计划生育政策。
因为只有*翻推**帝制打到资本家，才能避免被压迫，被剥削。提倡优生优育，才能打破这种生儿难养的恶性循环。
闰土对艰苦的生活感到麻木，浑浊的眼睛里没了神采，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时也只能通过抽旱烟缓解。
两人坐在堂屋里几乎无话可说，正应了那句古诗，“如今识得愁滋味，只道天凉好个秋”。
鲁迅对闰土的处境，除了叹息怜悯，也没有别的办法。就像他改变不了中国当时贫穷落后的现状一样，他也改变不了闰土不幸的人生。
唯一能做的只是让闰土多拿点他们带不走的旧家具。闰土拿了几张板凳，一个香炉，还要了周家后院的草灰。
草灰是用来堆肥的，可见闰土自始至终都保持着农民淳朴的本色。可惜命运并没有眷顾这个勤劳朴实的农民。
这次分别后不久，闰土的一个儿子就因为营养不良夭折了。
1934年，绍兴大旱，田地里颗粒无收，催收佃租的地主却络绎不绝。闰土无奈下，只能把仅有的一点田产卖了还债，从此一贫如洗。
两年后，他又因为劳累成疾，背部长了个脓疮。原本这不是什么大病，却因为没钱看医生，买不起药，竟导致脓疮溃烂，引发严重感染，最终死掉了。
巧合的是，就在闰土去世的同一年，鲁迅也被查出患上了严重肺结核。长年的熬夜写作，导致他身体一直不佳，被查出患病后没几个月，也在上海溘然长逝。
鲁迅葬礼
这一对少年好友，在同一年共赴九泉。倘若泉下有灵，或许还能够继续当年无忧无虑的兄弟情谊吧。
闰土去世后，留下三儿两女。好在这些孩子已经成年，能够自食其力。但他们的生活依旧困苦，因为没有田地，只能给人当雇农，重复着祖辈不幸的人生。
闰土长子章启生也因劳累过度，年纪轻轻就去世了。留下幼子章贵，由两个叔叔抚养长大。
按照祖辈的情况来看，章贵的人生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一没文化，二无技能，除了给人当雇农，再没有别的出路。
但命运就是这么奇妙，因为祖父和鲁迅的渊源，章贵的人生竟发生了惊天逆转。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绍兴市政府决定在鲁迅家乡建立一座纪念馆来纪念鲁迅。章贵作为闰土后人被纪念馆看中，请他来馆中做宣传员，现身说法，给游客讲述鲁迅的故事。
章贵一开始还很惶恐，担心自己不识字，辱没了鲁迅先生的名声。纪念馆工作人员非常大方地表示，“不识字没关系，可以学嘛，况且现在又不是叫你去写文章”。
就这样，章贵成了纪念馆一名后勤员，平时帮忙打杂，必要时出来给大家讲讲章家和周家的旧事。
但章贵并不满足于此，他深知读书识字的重要性，既然在鲁迅纪念馆里工作，就有必要学些文化知识。
在向领导申请后，章贵进了技工夜校。白天坚持本职工作，晚上挑灯夜读。至此，他算是实现了祖父当年的梦想，终于上学读书了。
经过几年努力学，章贵的文化水平突飞猛进，他也从后勤人员变成了真正的管理员。工作几十年后，最终竟当上了纪念馆副馆长。
章贵一生堪称华丽逆袭，从目不识丁的文盲，到纪念馆的副馆长，这一切和鲁迅脱不了干系。
章贵因鲁迅改写命运，从进入纪念馆起，终其一生都在研究鲁迅文化，并且留下了大量研究著作，为后世解读鲁迅作出巨大贡献。
绍兴鲁迅纪念馆
章贵在研究鲁迅之余，还和鲁迅之子周海婴建立了深厚友谊。周海婴从辈分上讲，应该算是章贵的叔叔，但实际上他比章贵大不了几岁，在生活中更像一个大哥哥。
1976年，鲁迅逝世四十周年之际，周海婴邀请章贵一同去日本旅行，一路上对章贵照顾有加。章贵在接受采访时回忆：
“那时除了日本的15天以外，在上海呆了20来天，当时因为他年纪比我大，他好像是个大哥哥一样照顾*弟弟小**，有时候过马路的时候他拉着我走，怕我撞到车上去了。”
和章贵不一样的是，周海婴既没有研究鲁迅，也没有从事文学创作，而是选择了自己喜爱的无线电专业，成了一名无线电专家。
两人虽然从事的行业不同，但终究是走到了同一个阶层，都是知识分子，再也不用因为文化程度的差距，而产生身份高低的隔阂了。
文化这东西，无疑是最强大的阶级壁垒。旧社会国人识字率不足百分之十，而这百分之十正是掌握着国家权力机关的士大夫，他们享受*官高**厚禄，普通老百姓则如同牛马。
新中国建立初期，国人识字率不到百分之二十。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各地夜校涌现，人们一边工作，一边努力读书识字。
经过几十年努力，如今国人识字率已经高达百分之九十五。十几亿人口脱盲，这份壮举足以夸耀世界。
章贵的一生，可以看做是当代通过学习文化知识，翻身逆袭的典型。
正是因为有了扫盲运动，有了夜校，章贵才有机会读书识字，学习新知识，才能从一个普通勤杂工，逆袭成为文化馆馆长。
夜校读书
章贵的子女也也颇有才干，儿子金融，在某证券公司当经理，女儿则成了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到这里，章家也都是妥妥的知识分子了。
周海婴一家和章家也经常来往，周海婴每次回乡探亲，必定到章家拜访，章贵每次去上海，也必定要去周家小住。两家人的世交情谊，再也不会因为阶级地位的区别而显得生分。
鲁迅在《故乡》一文的结尾说：“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今时今日，正如鲁迅先生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