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将酒坛封泥敲去一个小口，再将刘先生用紫铜管制造的“过江龙”将酒液导出，通过竹子筲箕上放置的草纸过滤，灌进若干锡制酒壶。酒壶要置于木盆中，用开水将酒液烫热后上桌。酒液的温度要刚好合适，不能温度太高让酒精挥发，也不能温度太低而入口不醇香。
”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连载的一部记录从1857年到1950年的成都人文史的作品《记忆雨打风吹过》，阅读前面的章节，请点击 #记忆雨打风吹过 ， 选择订阅，可收到更新通知。
作者历时5年，收集大量历史资料以及从现存亲友中发掘才写成此书，书中有家史，野史，正史，以及无边的彼岸花。
本文作者：宣草
第十章
九
刘公馆的鼓楼北二街和红庙子两个方向，除了红庙子一方有一个小院子住着刘太太母亲，街口拐角处有一个茶馆之外，其余都是铺面房，一楼一底。刘家不做生意了，铺面就租给若干家人，或居住或做点小生意。
刘先生和刘太太为人谦和低调，对待邻居很好。除了在城市陷入兵燹之灾时为邻居提供庇护之地外，众邻居遇到灾难时还出手相救。鼓楼北二街的租户孙大娘，男人是一个川军的下级军官，在军阀混战中殒命，不知埋骨何地，家中遗留下孤儿寡母。为求生活，孙大娘开了一个小店，从绵竹批发大曲酒零售，勉强维持生活。不料三个孩子全部罹患肺结核，无钱治疗。
刘太太听说，马上免了孙的房租，隔三岔五的要焦大爷买菜时多割一刀肉送给孙大娘，为孩子补充营养。为工人陈敬堂儿子从香港购买“雷米丰”时，也顺带给孙大娘卖一份。几年后，虽然三个孩子中依然夭折了一个，但是其他孩子得以幸存。对于刘太太说来这是区区小事，不足挂齿，对于孙大娘来说却是雪中送炭，一直心存感激。后来，谁都想不到在1947年刘家有难时，孙大娘动员邻居，拒绝特务的蛊惑，帮助了刘先生。
公馆隔壁的庚鼎药房，伙计们打扫卫生，一个伙计搭梯子清除屋梁上的灰尘，不想橡胶被覆的电线年久失修漏电，抹布一接触，电流就将伙计击倒，而且伙计的手依然没有脱离电线。眼见被击倒的伙计被电流烧得浑身抽搐，旁边的伙计赶紧去拉，结果又触电。当时的成都，电灯普及不久，大家对电心存畏惧，一时惊呼呐喊，没了主意。
有邻居心想刘先生喝过洋墨水，家中使用电灯和可以自行发电，或许有办法救人，马上飞跑到刘公馆呼救。刘先生在家休息，听到呼救，马上从发电机房取出绝缘手套和绝缘靴穿上，火速跑到药房，先将第二个触电的工人拉开，再关上电闸。经过刘先生施行人工呼吸，第二个触电的工人捡了一条命。围观的街坊邻居目睹刘先生在“电老虎”口中救了一条命，觉得先生学识非凡，且肯助人为乐，所以更加尊敬先生。
十
刘先生回国从事教师，几十年来成都，也有一些朋友和交际。刘先生很不习惯国内的生活环境，尤其是人际关系的应酬，喝酒、打麻将等等都是他避犹不及的事，所以人际交往集中在在蓉的外国人士、出国前在华西联合学堂的同学、成都教育界的教授和校长等人，对于有权有势的军界和政界人物，大都敬鬼神而远之，避免有来往。
在外籍人士中，主要有这么几个：
法国神父邓茂德 （中文名） ，邓很早就在成都一洞桥法国天主堂当神父。在成都多年生活，一口标准成都话，抽什邡叶子烟，嗜绵竹大曲。刘先生不信教，但是邓神父在成都生活了一辈子，完全成了成都人，刘先生出国前因补习法文和他交往，回国后也一直有来往，还将孩子们带到一洞桥教堂，让孩子们感受天主教的文化。直到抗战结束，邓神父因年事太高返回法国。
刘先生在英国时认识一位英国女教徒，这位女士被教会派往华西协合大学工作，临行前要刘先生为她取一个典雅不俗的中国名字，刘先生即按她名字的谐音，为她取名“华琴生”，到成都后大家都称她“华师姐”。
“华师姐”终身未嫁，一直在华西任教，抗日战争开始时，年岁已高，不能再登讲坛，所以改任华大男生广益宿舍的舍监。华琴生住在广益宿舍不远处的一幢小楼里，雇佣了三个中国工人，一个男工负责整理花园，打扫院子；一个厨娘专事炊事；一个负责打扫室内和杂务。
全华西坝都晓得，“华师姐”喂的洋狗最多，一共五条洋狗，每到傍晚，华就会在几条狗的簇拥下出现在华西坝的校园内。除了舍监的工作，华在成都基督教教友中也很活跃，经常在青龙街礼拜堂参加郑寿之牧师主持的礼拜和其他教会活动。抗战结束后，华琴生已经年近七十，所以返回英国。
苏道璞，华西协合大学副校长，化学教授。刘先生在华西协合大学任教，自然认识苏道璞，但和苏博士相交主要是网球的球友。刘先生回国之后，一直保持着在英国大学中喜欢运动的习惯。当时的成都从事西式运动的人除了外籍人士，只有刘先生等为数不多的几个归国留学生。英式的板球没有场地，也凑不够队员，故而打网球流行。之后，网球运动才逐渐得到杨森、潘文华、王缵绪等川军将领的喜爱，纷纷在公馆里修建网球场，四处收罗会打网球的人来陪练和教授球艺。在外籍人士和川军将领的示范下，网球逐渐成了
苏道璞（C. M. Stubbs.,）博士
成都最时髦、最洋派的运动，不少官僚、富商和大中学生趋之若鹜，成都街头不时可见三五成群的时髦青年，骑着自行车，龙头上悬挂鲜艳的网球拍袋招摇过市。刘先生修建公馆时也在主楼前修建了网球场，但是成都的网球爱好者们，依然习惯在华西协合大学的华英球场聚集。经常参加打球的人，有苏道璞博士、法国驻蓉领事馆的领事（法国领事馆位于上翔街，高高的围墙是当时外国机构的标配，撤领后，卖给刘元琮为公馆--注）等人，刘先生只要有空余的时间，总是前往华英球场打球。
1930年5月30日傍晚，苏道璞骑车从华英球场回家，经过赫斐院小桥时被四个南门一带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爱提劲打架的天棒（流氓），用扁担袭头，复用尖刀猛刺，抢去自行车。两天后因受伤太重，苏道璞在四圣祠医院不治身亡。事发第二天，凶手将苏的自行车推到东巷子口修车行出售，老板认识这辆自行车，借故店里现钱不够，需要到南大街银行取钱离开向守城士兵报警，凶徒被捕获。随后被三军联合办事处在杀牛巷（原倒桑树街）口当众执行枪决。
......
苏道璞纪念堂，后为华西第二教学楼
一个人一辈子会有人际间的许多交际，也许最难以忘怀的是幼时的玩伴，有些人甚至会终身保持来往。刘先生早年在华西协合学堂念书，不久后就出国留学，十年之后回到成都，马上就和原来的同学恢复往来。十几岁的少年时，一同千方百计逃脱舍监监视管理，一起从老南门大桥处下水，顺流一直游到南台寺附近上岸；或者是夜晚在南台寺附近乱葬坟中做迷藏，一直跑到九眼桥附近而完全不晓得害怕的经历，没有任何功利和利害关系，所以同学情谊一直保留下来。其中有：
郑寿之。青龙街礼拜堂牧师，兼任广益一小的校长。刘先生和他关系密切，刘家子女的家庭教师由郑牧师推荐。
罗品三，留学日本，成都市名医，1937年5月“中华医学会成都支会”成立时的首任会长，在成都开设有“品三医院”。罗品三是刘先生家几十年的私人医生，凡是家人疾病都由先生诊治，费用则记账，每年春季付账三次即可。一直到解放后，罗先生“品三医院”关张，罗先生到铁路医院上班为止。
谢秉昆。川军师长谢德勘之兄，和刘先生来往频繁。
吴寿卿。基督徒，实业街广益二小的校长，著名心脏病专家*德吴**诚的父亲。
熊子韬。刘先生出国前，熊经常来家，看当时市面上少见的“申报”。刘先生出国归来后少有联系，1947年六一大逮捕，刘先生被抓，熊先生上门慰问，自告奋勇到侄女婿成都警备司令严啸虎处，责问严为何滥捕无辜。
刘先生从二十年代初开始就在成都各高等学校任教，故而和成都高校的许多著名学者是朋友。李劼人先生自不待言，两人在巴黎时就认识；李先生1926年担任成都大学国文系主任时，刘先生是外文系主任；1935年一起创办嘉乐纸厂，是终身的挚友。除李先生之外，交情较深的还有以下先生。
李劼人，近代作家、成都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长
魏时珍。早年留学德国，德国哥廷根大学数学、物理学博士，1925年回国后先后在上海同济大学、成都大学、四川大学理学院、川康农工学院、国立成都理学院任教，30年代就任四川大学理学院院长。魏先生和李劼人先生是亲戚，和刘先生是一个大学的同事，故而成了好朋友。
蒙文通。中国现代杰出的历史学家，曾执教于重庆府联中、重庆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成都大学、中央大学、河南大学、北京大学、天津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四川大学、华西大学等校，在成都大学、四川大学任教时和刘先生是同事。蒙先生豁达大度，不拘小节，行乎自然，喜交朋友，蓄一部大胡子，美髯垂胸，两眼炯炯有神，持一根二尺来长的叶子烟杆，自有几分仙风道骨。
一个完全由私塾教育，苦读成名的经史学大师如何和一个留学国外的新派学者相交甚笃，实在难能可贵。蒙先生长须冉冉，看起来似乎年纪比刘先生大，其实刘先生生于1891年，蒙先生生于1894年，刘先生是兄长，所以刘先生称呼蒙先生为“胡子兄弟”，两人的亲密关系可见一斑。
李培甫。声韵学大师，曾任成都高师、成都大学、华西大学和四川大学教授、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和刘先生在数所学校都是同事，故而也是刘先生好友。李先生乃书法大家，1947年刘老夫人八十大寿时，由几位国学家撰写，李先生用金漆在红缎上书写寿序一堂，共六个条幅，悬于堂屋之中。 （可惜毁于*革文**抄家中。--注）
周太玄。中国著名的生物学家，法国国家理学博士，著名的教育家、翻译家、 政论家、社会活动家和诗人。回国后曾在成都大学和成都师范大学任教，1932年任川大理学院长兼生物系主任。周先生和李劼人先生是好友，故而和刘先生在法国时就熟识，之后在成都的高等学校成为同事，当然也是好朋友。
刘运筹，字伯量，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生，农业经济学家、林学家。1927年任国立成都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1943年任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教授兼农经系主任。其子刘盛亚，1938年毕业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作家，四川大学、武汉大学教授，曾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成都文协理事，群众出版社总编辑，《西方日报》周末文艺主编，《大公报》文艺主编等。父子皆为刘先生座上宾。
王宏实。曾任四川大学第一任校长，成华大学校长。长期聘任刘先生为这两个学校的外语系主任。
此外，一代耆儒林山腴，川大文学院院长向先樵，物理系主任吕子方，化学系主任郑詹咸等和刘先生私交都不错。就连胡适称他为“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四川只手*倒打**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吴虞老先生，任教于成都大学、四川大学时，也画了一副花卉扇面赠给刘先生。
每到春节后，成都平原历来有轮流宴请的习俗，称为“请春酒”。成都郊县新繁: “十年以来，春宴之风盛行，谓之‘请春酒’。自旧历元旦后，渐次举行，至三月乃讫。此唱彼和，习以为例。 （附1） ”郊县如此，成都市内无论贫富，无论阶层，“请春酒”更是成为一种风俗。
刘先生每年春节后几天都会在公馆按成都风俗“请春酒”，要专门安排一天时间宴请这个以老师为主的特殊群体。抗战前自不待言，开始是大圆桌两桌人，后来人数增多，不得不安排三张圆桌。
对于相交甚笃的若干好友，如李劼人、蒙文通、魏时珍、李培甫、周太玄等先生，刘先生不时在公馆里设宴聚会。国学大师和留学归国的新派人物同坐一席，杯觥交错，乐不可支，可以算作成都顶级的文人雅集。按照李劼人先生要求，家宴全部由刘先生家厨置办，不购买任何大饭庄的外卖。
李先生认为大饭庄的菜肴香料、味素放得太多，没有川菜本身的传统味道，而且粗糙不堪，难以下咽，远不及公馆菜精致典雅；李先生嗜饮绍兴黄酒，成都酿造的黄酒李先生认为不地道，所以指定要饮用重庆“允丰正”号酿造的黄酒 （李先生嗜饮黄酒，可以从小说中多次提到“允丰正”的仿绍酒看出。而《成都通览》的“酒条”中记载：“渝酒，仿绍酒，绍酒（在慈惠堂及梓潼桥、冻青树买，允丰正为著名。--注）。
这些都不难办到，诸位先生只不知道，备酒要刘家工人陈敬堂操作。先将酒坛封泥敲去一个小口，再用刘先生用紫铜管制造的“过江龙”将酒液导出，通过竹子筲箕上放置的草纸过滤，灌进若干锡制酒壶。酒壶要置于木盆中，用开水将酒液烫热后上桌。酒液的温度要刚好合适，不能温度太高让酒精挥发，也不能温度太低而入口不醇香。
陈敬堂的“绝招”是揭开酒壶盖，将手指伸入酒液内试温度。当然，烫酒的地方离饭厅遥远，不说客人不知道是这样试温度，肯定刘先生、刘太太都不清楚，不然肯定嫌这样太不卫生。几位先生都善豪饮，二十几斤一坛的黄酒，一定会喝个见底，然后人人大呼“痛快！痛快！”后告辞。这些聚会在抗日战争爆发前成了惯例，抗日战争中物资匮乏经济萧条，暂停了若干年，1946年之后恢复聚会，一直延续到成都解放。
至于成都军界和政界的头脑们，成都的知识界的教授们大都敬而远之，你打你的仗，我做我的学问，两者不搭界。教授们谈不上害怕军头们的*力武**，因为军头们尊敬有学问的人。对于军头们的示好，大家都礼尚往来，伸手不打笑脸人。军头们虽然是赳赳武夫，可是民国时的军阀，几乎各个都热衷于兴办教育，中国传统文化中“尊师重教”的风气在他们身上完全保留。
从全国来看，军阀重视教育、尊重老师的事例不甚枚举，有陈炯明邀请陈独秀到任广东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为陈独秀不遗余力的扫除阻碍，推行新式教育；有韩复榘力主创办山东大学，在谁有枪杆子谁就是王者是时代，山东的教育经费支出甚至要超过军事经费，每年春节总要带着自己的孩子到老师家里磕头作揖；
阎锡山率先在全省实行中小学免费义务教育，派兵办“强迫教育”，手下的旅长团长营长连长都被摊派硬指标，包村建设学校，山西全境适龄儿童入学率，每年都能达到80％以上；曹锟创办河北大学，逢发工资的时候，曹锟都嘱咐行政人员把大洋用红纸包好，用托盘托着，恭恭敬敬地送给教授；素有“土匪”之名的东北王张作霖虽然只是一个读过几个月私塾的半文盲，但这个半文盲对教育却一往情深，终生与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创办奉天师范学校、东北大学、支持燕京大学......。
四川的各位军头也是一样，在防区制时代就在防区内开设中等学校。杨森的二十军办天府中学，潘文华的二十三军办培英中学等都是军头们兴办。三十年代，刘文辉创建私立建国中学；1948年，华西协合大学教育学院大楼在1928年建成的基础上扩建，刘文辉捐建该楼西端新建部分；在西康发展教育，立下了“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的规矩，西康省重视教育成为自上而下、实实在在的行动；
刘湘三个月建立重庆大学，在成渝两地征收“猪头税”，每杀一头猪缴纳一毛钱作为重庆大学建校经费；孙震在成都市捐资创办树德义务学校，后改名为树德第一小学，1929年之1932年期间，先后在成都市外东赖家店、市区的多宝寺、簸箕街、宁夏街共办了四所树德小学。1932年，孙震又开办了树德初级中学实行完全的义务教育，被当时权威的《大公报》评为“全国最好的六所私立中学之一”，并享有“北有南开，西有树德”之誉......。
从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三军驻防成都开始，三个军头就兴起一条规矩：每年春节都要隆重宴请成都各高等院校的教授和各中学的校长。当时的川军中，正月初一上午，各级官员都要到上级的公馆去拜年，然后在客厅摆赌、推牌九、掷*子骰**以示同乐，不玩到深夜不散；正月初二是二十四军师长邓叔才的生日，邓是保定军校出身，在军界资格老，人缘好，又是川南的袍哥舵把子，江湖中声名赫赫，初二到九思巷公馆拜寿的人络绎不绝。拜寿的人车水马龙，行人路断，轮流摆席80桌，除了猜拳饮酒，便是掷*子骰**、推牌九、摇红；正月初三，川军高级军官聚集在二十八军师长马德斋公馆；初四聚集在该军参谋长朱瑛公馆；初五聚集在该军经理处长谢秉钧公馆。拜年摆赌，通宵达旦。之后，就是三位军头宴请教育界人士。
事前，三个军的参谋长要相互通气，免得时间冲突。时间定好了，准备大红请柬，要副官上门恭请先生们莅临。对于三个军长的邀请，先生们还是要给足脸面。只是在二十年代时对田颂尧颇有微词，因为田在川北刮地皮吃相太难看。对于邓刘两位军长，并无特别的恶感。只是随后因为刘文辉在防区遍植*片鸦**，致使成都烟毒泛滥，被诸位先生集体*制抵**了一回。
二刘之战结束后，刘文辉败退西康，为了供给他最后12个团的给养军械和西康各级机构的用度，在雅安和宁属各县广泛种植*粟罂**提取*片鸦**，在藏区垄断了沙金的开采贸易，取得了很不错的收益。刘文辉发财了，可是源源不断的大量*片鸦**从防区输入成都，再从成都中转，销往四川各地乃至外省，造成了烟毒泛滥，屡禁不绝。
1912年到1934年间，成都平原社会治安混乱，战乱频繁，袍哥公堂林立，恶势力肆虐，赌博成风，娼妓成群，这样污浊的社会环境恰好是*片鸦**泛滥的坏境。加上军阀混战，军阀需要大量的金钱开支，在各自的防区内巧立名目征收各种捐税，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烟税。各路军阀打着禁烟的旗号，设立“禁言查缉处”，公开征收烟税。烟税的名目繁多，有烟苗税、起运税、落地税、过境税、内销税、外销税、附加税、烟馆税、印花税，以及烟灯捐、牌照捐、瘾民月捐。一旦完税，*片鸦**的贩运、销售、吸食就是合法的。军阀也得到不菲的收益，仅仅在刘湘二十一军的防区，1928年到1932年的5年间，烟税收入就达到4147万元。成都市区的烟灯捐一项就达到50—60万元。
成都吸食*片鸦**的烟民众多，遍及社会各阶层，上至政府大员，下至贫苦百姓，工、农、商、学、兵、僧、道、袍、土、革行行都有，老人、儿童、男人、女人无所不包。1934年的吸毒者大约有10万人，占40多万市民的四分之一。“十室之邑，必有烟馆；三人之行，必有瘾者” （附2） ，一点都不夸张。吸食*片鸦**在成都成了一种社会风气，甚至是待客的一种规格、一种礼节，“任何人家，每有客来，必摆灯盏，以烟敬客，有似今天以纸烟待客一样。如客来不摆灯盘，好像醴酒不设，待客之意不恭” （附3） 。
达官贵人吸食*片鸦**自有雄厚经济后盾，除了败坏自家身体之外不致生计无着。最可怜的是黄包车夫和下力为生的劳苦大众，尤其是黄包车车夫，大多有烟瘾，不过足瘾，就拉不动车。每天挣得的力资，一旦够一次烟钱，马上就寻找在偏僻街道和大杂院里的最下等烟馆，递上烟钱，得到一个装烟灯、烟枪、打石、扦子、一小杯约二分重烟膏的盘子，马上蜷曲在只有草席和枕头的大通铺上吞云吐雾。过足了烟瘾，才能起身上街招揽生意，寻找一天的饭钱。天长日久，烟瘾越大，成了成都人所说的“烟灰”,身体日益虚弱。此时，身无文钱，衣无二件，裤无二条，没有力气挣钱糊口，只能坐以待毙，其状无比悲惨。
有烟土的供应，又有众多烟民，还有吸食*片鸦**的风气，成都的烟馆数量于是发展到了全国数一数二的数量。1934年统计，在市区就有公开营业的烟馆912家 （附4） ，还不包括旅馆、浴室、*院妓**、行栈、交易所等附带经营的场所，加起来1800家富富有余。“每一条街平均有六七家，川土滇土，阶级各别”，百姓戏称：寻找烟馆，远比寻找旅馆、饭店容易。
烟馆有高级的，程设堂皇，服务周到。门口高悬对联：“灯光不是文光，偏能射斗；文将并非武将，亦善用枪”；“全凭气味留知己，半借烟霞访故人”；“一呼一吸精神爽，半吞半吐气味长”。顾客以官僚、商人居多，在这里彼此勾兑，达成生意。下等的烟馆，开设于偏僻街道甚至居民杂院内，一通大通铺，一领草席，几个污秽不堪的枕头，顾客为劳苦大众。此外，还有领“许可证”在家里吸食的烟民2000多户，估计全市烟灯约3.27万盏 （附5） 。成都市内“十户住家人，三户有烟灯” （附6） ,大街小巷随处可闻*片鸦**燃烧发出的那股异香。
吸食*片鸦**，危害极大。长期吸毒，慢性中毒，身体机能被摧毁。强壮变成衰弱，衰弱而疾病缠身，久病而致死亡。所有意志、人格全部丧失，唯求一口*片鸦**。成都街头随处可见“烟灰”，脸色灰暗，双颊深陷，颧骨高耸，瘦骨嶙峋，目光呆滞，萎靡不振；一旦烟瘾发作，*吟呻**不绝，肌肉抽搐，哈欠连天，鼻涕流淌，甚至满地打滚，呼天抢地。*片鸦**耗资巨大，为满足烟瘾，往往不惜倾家荡产，卖儿卖女，男丁流为盗匪，妇女沦为娼妓。正是：“竹枪一支，打得妻离子散，未闻炮声震地；铜灯半盏，烧尽田地房廊，不见火焰冲天”。人人不以吸食*片鸦**为耻，反而视为“极体面、极时髦的事，是贵人富翁所做之事” （附7） ，成为成都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中不可或缺的东西，败坏社会风气到极致。
对于*片鸦**的危害，凡是正经的成都人都深恶痛绝，知识界的教授们更是对烟毒逐渐向学生群体渗透痛心疾首。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宣布禁烟令，烟毒泛滥的情况有所缓解。市内的公开烟馆全部关张，川西坝子原来华阳、简阳、金堂、仁寿、灌县、彭县种植的*粟罂**被全部铲除，贩运*片鸦**者要被枪毙。
可是禁烟并不彻底，不过将原来向地方纳税变成向中央纳税，只要向“禁烟督察处”缴纳烟税，领取“特种采*证办**”，依然可以从事*片鸦**收购贩运；况且刘文辉所在的西康，依然是刘文辉的天下，天高皇帝远，国民政府的管理根本进不去，所以康区依然*粟罂**遍地。称为西康烟的*片鸦**反而在刘文辉部的武装押运下，大量占领成都市场。
达官贵人依然在家中吞云吐雾，烟馆从公开经营转入地下，从城区移到郊区，有诗云：“红牌楼闻香下马，猛追湾知味停车，大田坎露天保险，犀角河一榻横陈”，瘾君子们一样趋之若鹜。更有一些烟贩子，把烟具装在竹子蔸蔸里，在城郊结合部的田地里售卖，称为“蔸蔸烟馆”，瘾君子就在田坝的田埂上、坟地的坟头边过瘾，烟贩们还安排望风瞭望的人，一旦发现逮瘾君子的军警出现，蔸蔸装起烟具就扯趟趟开跑。
成都市民也目睹，每年过年前后，来至邛崃、名山、雅安一带靠种*片鸦**发财的乡下“土老肥”携带女眷们到成都“玩洋格”。这些女眷们本是乡野村姑，一进成都就忙着到理发店烫头，不成样子的浓妆艳抹，穿着新买的艳俗旗袍，脚蹬高跟鞋，可是又不习惯狭窄的旗袍开衩、挺胸翘臀的步态，于是身体前倾、奇奇怪怪、歪歪斜斜的成群在闹市闲逛，开口就是土得掉渣得当地腔口。成都市民视其为另类，取名“烟(膏子）婆娘”，侧目而视。
本来已经得到遏制的烟毒，换一种方式又泛滥起来。成都市民对此很愤怒，对刘文辉在防区大种*片鸦**，导致西康烟在成都继续泛滥的恶行颇有微词。几个成都有名的教授相约，不参加刘文辉的请“春酒”，表示不愿和荼毒地方的“烟贩子”为伍。待到副官上门送请柬，几个教授都以种种理由拒绝参加。副官回去禀报，刘文辉大惊失色。一来，刘不愿意得罪成都的知识界有名教授，真心实意想和他们成为朋友；二来，如果教授们参加了邓锡侯、田颂尧的宴请，唯独缺席他的宴请，马上消息就会在“九里三分”不胫而走，舆论的压力让他难以承受。于是，刘文辉马上再派出以参谋长为首的一干高级军官，集体上门再次恭敬的邀请。盛情之下，诸位教授方缓颊，答应参加宴请，刘文辉和诸位先生的关系得以缓和。
宴请中，三个军长必然首先向诸位先生敬酒，感谢各位先生为地方教育培养栋梁之才，开化地方文风，造福桑梓；申明虽忙于军务，无法随时聆听诸位先生教诲，但是对诸位先生不胜仰慕；诸位先生对本人如果有任何需要，请随时垂教......。虽然是客套，但是也确实反应了是军阀们性格的一个侧面。军长讲话完毕，会向每个先生敬酒，寒暄一番，不会漏掉一位先生。随后，作陪的师旅长也会挨个敬酒，表示尊敬各位先生，礼数周全。一群赳赳武夫对教育的关注、重视，对学者、教授的尊重，看上去确实很有可爱之处。
附1：新繁县志，三十四卷 ［Z］ . 民国三十六年铅印本
附2：谢藻生，《忆四川烟祸》，《四川文史资料集粹》第六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P498
附3：《文史精华》编辑部编，《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下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P10
附4：《呜呼四川之黑色恐怖》，载《社会导报》第1卷第7期，1931年7月，P27
附5：陈稻心等主编，《成都市志.公安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P209
附6：政协成都市青羊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少城文史资料》第9辑,P44
附7：胡汉民，《全国禁烟会议讲话》，1928年11月
（5月10日同一时间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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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宣草
编辑 | 寻宽觅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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