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被中国制造瓦解的西方“智商税”

正在被中国制造瓦解的西方“智商税”

国庆长假期间,在三线城市和亲友们闲聊,话锋从关心表弟找女朋友转到了求婚用的钻石戒指。当我们怂恿着性格沉闷的表弟追女孩子要舍得买花,关键时候要亮出钻戒时,一旁做小学老师的表舅不答应了。

他义正言辞的表态,“钻石是世界上最大的*局骗**,钻石矿储量丰富根本不稀缺,被西方公司人为操纵*绑捆**爱情信物卖高价收‘智商税’。中国的人造钻石比天然钻石质量还好,价格便宜得多。”

一个浪漫的话题就这样被科普风终结了。不过网上关于“钻石被誉为二十世纪最精彩的营销*局骗**”的文章比比皆是,戴比尔斯公司一边垄断全球钻石供货市场形成价格同盟,一边又化身全球最精明的营销公司打造钻石文化被描绘的有鼻子有眼,你还真不好反驳。

如果说女人的钱最好骗,商业价值不如狗的男人们最近也在为智商税困扰,他们都被特斯拉“收割”了。中国工厂给了特斯拉第二次生命,有了产能保证,马斯克玩起价格战也是丝毫不手软。

Model3从当年高达54万的售价一车难求降至现在的24.99万元,modelX更是从当初的155万元降至目前的77万元,成功腰斩。3年多时间,少了一部车,在三四线城市少了一套房,这让为创新情怀,科技体验买单的精英中产们怎能释怀?

生活在一线城市的人经常会嘲笑三四线城市和农村的人,轻易被各种拙劣的骗术骗走钱财,也会对警方高频的各种防诈骗提醒不甚其烦。其实,中国的富人和中产阶级才是被智商税收割的中坚群体。

奢侈品是智商税的“最高式”

“我国有6亿人,平均月收入也就1000元,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当这句话从总理口中说出时,我相信大多数人和我一样是感到十分意外的。过去30年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GDP从2013年开始连续7年位居世界第二,人均GDP突破一万美元大关,追赶美国已进入倒计时。这样凶猛的势头让国人忽略了世界人口第一大国还有接近半数的同胞在为一份体面的生活疲于奔命。

另一面,中国消费者又正在成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消费群体。来自麦肯锡的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消费者境内外消费总额达7700亿人民币,占全球奢侈品消费总额的三分之一。

我们先富起来的富裕阶层与中产阶级对西方奢侈品趋之若鹜,接近迷信,主要还是由我们的产业结构决定的。奢侈品最核心的资产是品牌,品牌是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商业生产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实现规模化后的产物。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中产品的名称,到第二次工业革命品牌理念萌芽推销盛行,乃至第三次工业革命,品牌建设走向系统化,品牌理论与实践交相呼应融合前行。品牌建设发展的深度与规模化生产过剩的层度是成正比的。

当品牌成为饱和市场里白热化竞争的最大变量,整个西方商业社会的重心都放在了如何为日趋同质化的产品赋予不同意义的工作上,这个工作就是品牌建设。西方成熟的商业体系和将近100年的商业品牌建设沉淀,牢牢的把持着品牌营销的话语权。而品牌最大的作用就是迎合或者引领消费者的心智,左右消费者的购买决策。

从我们父辈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对“洋品牌”的崇拜,到80后们对原装进口的执念,乃至现在先富人群对奢侈品的信仰,都是我们在商业竞争上游话语权长期缺失所形成的消费心智被单向碾压的结果。

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逐步成为世界工厂后,稳定的品质和高性价比加持先后在家电、3C数码、中低端汽车等核心消费市场将日系品牌与韩系品牌送回了老家,打碎了洋品牌们曾经横扫中国市场的“金身”。

在高端轿车市场,价格坚挺的BBA已失去往日的傲慢,最新车型不仅要在中国同步发售,还要推出针对中国市场的特别改款,越来越多的主力车型在合资车企“国产化”。BBA在每一次车型改款失分就要面临市场份额大幅波动的考验中,也变得如履薄冰。唯独还剩下奢侈品市场成为刀插不入,水泼不进的“百慕大三角”。

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趋势下,过去的一个财年全球六大奢侈品集团仍保持着高速增长。全球最大的奢侈集团LVMH2019财年营业额达到537亿欧元,比起2018年提升15%。雅思兰黛2019财年营收为148.63亿美元,同比增长8.62%,盈利增长却高达61.10%。厉峰集团2019/20财年覆盖2020年第一季度的情况下销售额仍增长了2%,达142.38亿欧元。Luxottica在2019财年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都实现了同比7.4%的增长,分别为173.9亿欧元和28.12亿欧元。Kering SA 2019财年实现全年综合营收录得158.835亿欧元,欧莱雅Luxe2019财年销售额同比增长10.9%至298.7亿欧元,创12年来新高。

奢侈品牌高速增长的背后是其庞大的营销费用投入。2019年,全球快消品营销支出排行榜中, LVMH和开云集团位列前十,分别达到483.9亿和317.3亿人民币,爱马仕和雅诗兰黛也同样位列其中。与日化、饮品、食品庞大的用户基数与高频的消费次数相比,奢侈品在精准、小众、低频的市场里也依赖着庞大的营销费用来建立势能,影响用户决策,维持高毛利。

正在被中国制造瓦解的西方“智商税”

拥有强营销能力的品牌去年的增长源无一例外来自中国市场。六大奢侈品牌财报显示,除日本外的亚太市场占各家市场与利润增长的三分之一,中国又是亚太市场中最核心的一环。CEO们口中越来越多的直接提到“China!China!China!”。

精明的中国消费者们为何越来越热衷为这些与实际价值严重不符的商品交“智商税”?

因为,人们总是在被赋予意义的事情上面丢失掉自己的认知逻辑,随着感性的骗术起舞,最终被俘获买单。奢侈品牌的重心并不在生产,它们的大多数成本都用在了不断定义传统,阶层,历史底蕴和时尚风向。

绝大多数聪明人都无法抵御这种由突破性思想,商业文化动态演绎所造成的不确定性带来的认知稀缺性的诱惑,以及对人性弱点迎合所带来的感官愉悦。当高定价也被普遍接受为一种实现阶层定位,身份认同,价值显化的有效营销手段时,这就是智商税的“最高式”。

产业链透明化正在产生致命冲击

西方的奢侈品牌多以创始人的名字命名,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Louis Vuitton 路易.威登、Thierry Hermès爱马仕、Thomas Burberry博柏利、Guccio Gucci古驰等。这些技艺精湛的手艺人凭借出色的手工品质赢得了当时贵族阶层的青睐,逐渐发展为显示身份的标配物件,长久不衰发展至今。

百年历史,高级工匠纯手工打造,限量,时尚领航标,血统与工匠品质一直是奢侈品维持调性和高定价的砝码。消费者在这一套梦幻的组合拳中心迷意乱,自渐形秽,乖乖买单来获得使用奢侈品带来的“高级感”。

100多年后的今天,奢侈品牌们仍在粉饰的血统与纯手工打造的真相又如何呢?西方自家媒体《Challenges》就曾揭露过Louis Vuitton、CHANEL等奢侈品牌委托代工工厂进行生产的内幕,LV是所有奢侈品牌中最依赖代工工厂的。

虽然没有一家奢侈品牌主动承认自己产品代工的情况,但是奢侈品在中国代工已有近30年的历史,这些代工链条首次深度曝光来自PRADA在香港的上市。

PRADA的财报里有一家东莞普拉达贸易有限公司,它负责监管PRADA在整个广东地区代工厂的运营。PRADA旗下11家企业仅生产两成的制成品,其余均外包生产。

同期上市的一批奢侈品代工企业概念股有位于清远英德的时代集团,这家以皮具制品制造为主的公司,占当时奢侈品全球代工5%的份额,合作的客户包括PRADA、Coach、Michael Kors等。位于中山市的麦氏实业也曾被媒体报道作为PRADA的代工厂其客户还包括Coach以及H ugoBoss、V ersusV ersace、A igner等。

一线奢侈品牌Burberry早在2007年就关闭了位于英国南威尔斯朗达谷地区的英国主要厂房,包括英国王储查尔斯在内的一众名人*愿请**和民众举牌抗议也未能阻止其“全球化”计划,将生产线和供应链迁入中国。据了解, Burberry的皮具目前主要由东莞慧达代工,青岛城阳,服装则在黄石的美岛。

浙江盛宏服装有限公司也是一家业内闻名的奢侈品代工厂,该公司负责人盛梅曾对媒体介绍,公司从1999年开始从事奢侈品品牌代工生产,先后代工生产过老牌意大利奢侈品牌阿玛尼(Giorgio Armani)旗下的Armani Jeans、Armani Exchange系列,以及该品牌成衣中最高档的Armani Collezioni系列。除阿玛尼外,该公司还为全球十多家顶级奢侈服装品牌代工,其中包括世界上最昂贵的礼服和内衣品牌。

奢侈手袋顶级品牌Hermès一向以百分百传统手工制作,精湛的手工艺,严格的质量控制为标榜,牢牢抓住了富人们的钱袋,定价冠绝同行。不过在代工这块Hermès也湿了鞋。虽然仍保持着手工作风,爱马仕在法国广泛整合外部工坊的产能,进行流水线化代工作业。

对商业利益的追逐乃至最大化是每个商业实体存在的本质,奢侈品牌们表里不一的背后同样是高额利润的诱惑。代工厂们并没有因为生产线来自大品牌的订单而获得额外的毛利,它们赚的仍是苦力钱。通过供应链全球优化产生的额外利润系数进入品牌商们的口袋。

这个额外利润有多少呢?我们以法国媒体《Challenges》深挖的猛料窥之一二,“一条爱马仕皮带在代工厂的生产成本仅9欧元,他们以39欧元的价格卖给专卖店,专卖店再以750欧的价格卖给消费者,售价超成本近80倍”。

在全球贸易发展所推动的产业链分工趋势下,绝大多数产业的供应链正呈现透明化,高毛利的奢侈品行业也未能独善其身。当现代制造业让奢侈产品本身依靠工匠经验,手工技术、高品质所构建的产品门槛被抹平,并可依据市场需求大规模定制化生产时,奢侈品稀缺性的价值丧失,完全依赖品牌营销和高定价区隔走向价值虚化。

产业链透明化所培育出的庞大产能动力与目标市场有限的容量正在产生日益强烈的供需矛盾。奢侈品牌高额营销投入所形成的势能在大众人群中的溢出效应催生出一个庞大的灰色产业,那就是高仿与A货。这些出自代工厂乃至中小作坊的高仿产品,售价基本接近奢侈品的成本价,普通民众用成本价购买了接近正品的高品质和放大了近80倍的虚荣满足感,实现了另类的消费升级。

正在被中国制造瓦解的西方“智商税”

当LV、Hermès、Gucci这些大牌的新款短时间内就能充斥大街小巷,从一线城市到七线农村无死角的覆盖,奢侈品由高定价和所谓手工限量制造的稀缺性价值完全丧失。当“奢侈品”变得触手可得,在下沉市场的高仿报复性面子消费远胜于正品精准人群的价值匹配。

聚焦下沉市场人群的短视频战场,充斥着高仿堆砌的相互炫炫耀与攀比,恶俗之风盛行。有个段子比喻的很形象,“快手抖音上,人均存款一个亿,人手一辆玛莎拉蒂。”

在微信月活跃12亿,抖音日活跃6亿这样的超量流量广场中,草根们的面子工程与各种虚张声势的恶俗之风相互传染快速传递,正在将奢侈品真正的消费人群逼退这个市场。在高仿和恶俗的双重夹击下,奢侈品正在变成纯粹的“智商税”。

精英人群的消费欲望降低了,谁来持续为奢侈品接盘呢?那就是各大调研机构,奢侈品牌增长曲线中的Z世代群体。奢侈品未来将更多依赖高净值家庭子女荷尔蒙驱动下的面子消费。精英人士逐步退场,那就让他们为躁动的孩子们买单。

迎合型生态下崛起的反“智商税”潮流

是什么将十几亿人圈在了同一个广场里?有人说是社交软件,有人说是游戏,还有人说是第三方支付,现在很多人肯定会说是短视频。由数百万个APP搭建的应用场景矩阵,背后潜伏的是迎合型生态。

对用户需求的迎合,心理的迎合,乃至对人性弱点的迎合,一方面加深了用户自我存在的偏见,放大了个人世界观认知的杠杆;另一方面资讯平等,平台赋权也在催生以我为主的个人中心主义。资本主义时代由财阀和权贵所形成的阶层垄断,信息不对等,社会话语权的把控,在信息流时代被快速冲垮。

人工智能、大数据叠加迎合型生态所驱动的分享机制,正在推动个体的透明化,人们每天、每时、每刻都在人性的驱动下分享演绎着自己。个体的透明由点到面牵动的是整个社会的透明化趋势。

跨阶层的场景碾压,物质碾压,刻意修饰的生活方式,繁文缛节的社交礼仪,正在被迎合庞大基数普通民众的流量场反杀与边缘化。被反杀的标志性事件就是田朴珺小姐的贵族论和她的贵族培训班。这种大张旗鼓的复刻西方走向没落的贵族文化与生活方式的阶层标签成为舆论场疯狂围剿的对象,最终早早收场。

贵族的没落却并不妨碍草根网红们的崛起,他们“贫苦出身,白手起家,抓住了时代机会崛起,快速致富,在粉丝们的簇拥和打赏下过上了草根粉丝们梦寐以求的爆发户生活,出门劳斯莱斯加宾利,身边美女如云。”

阶层内的贵族培训班被舆论讨伐,被冠以趋炎附势,而草根们寻求逆袭的“名媛速成班”却大市场。流量包裹的个人中心时代,你不许在“我”面前装,这个世界与我有关的才是正确的。

疫情下的流量时代,品牌、销售渠道、物流、供应链在短视频和直播里完成融合,过剩产能在高频分散的个人流量品牌新格局下找到了附着点。更快反应速度的要求下,供应链的透明化在加剧。传统的渠道成本和营销成本被尽可能的压缩,供应链的优化与品质更受到重视,被压榨出来的利润都直接反馈给了用户,卖货变现只是途径,讨好粉丝圈住流量才是网红们的生命线。

传统的营销方式,传统的渠道模式,传统的产业形态现在都十分困惑,它们与消费者的沟通变得越来越困难,流量池的高度集中与流量场内个人品牌的碎片化让传统单向宣灌式的营销传播手段彻底失效。品牌的内涵得交由网红们去演绎,去讨好,品牌的价值也在流量的高频冲刷中被稀释。供应链从幕后正被推向前台。

品牌的价值最终都要靠供应链来实现,在交易中变现。只剩下品牌的西方奢侈品们在供应链透明化和流量冲刷的双重稀释下,如何继续保持收“智商税”的姿势?

我看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