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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星巴克的樱花系列杯子火了，尤其是其中一款猫爪杯。

首日上架销售的1000个猫爪杯几乎“秒光”，定价199元的杯子迅速炒到了上千元。不由得令人感叹：女人的钱真好赚。

图：星巴克猫爪杯

买不到猫爪杯送给妹子的话，另一个选择是：口红。

无论什么情况，送口红是一个不会出错的选择。没有什么问题是一支口红解决不了的，如果有，就两支。

伊丽莎白·泰勒说过：“女人拥有的第一件化妆品应当是口红。”一支小小的口红穿越了千年历史，不仅书写了更与女性地位发展史，更见证了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历程。

1、口红：从“禁忌”到“经济”

西方普遍认为最早的口红出现在苏美尔文明时期，一个叫作乌尔的城市（现伊拉克境内），用铅粉和红色矿石做的口红作为陪葬品出现在富有阶层的墓穴中。那时候，口红是“富有”的象征。

但到了古希腊时期，口红却成为了“禁忌”。因为当时古希腊政府规定*女妓**在公开场合必须涂抹口红，而普通女性是不能涂口红的，也不化妆。

进入中世纪，战争频繁、生产力发展滞后、疾病肆虐，教会推行禁欲教义，将涂着口红的女性曾称为“撒旦的化身”。然而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却对口红情有独钟，不仅使口红在中世纪得以流传下来，而且发明了固体唇彩，成为现代口红的鼻祖。

图：伊丽莎白一世

随着“文艺复兴”席卷欧洲，尽管口红仍被教士和社会保守势力所排斥，但人们的思想正在悄然发生着转变。此时的口红，某种意义上是人们思想解放的象征，而针对口红的种种禁令，最终也在人们的思想解放浪潮中彻底失效。

英国人的保守和美国人的开放，在如何对待口红上同样体现得淋漓尽致。

1867年，第一家销售化妆品的百货公司——纽约B. Altman百货公司开业，口红开始成为正规的商品。

1870年，娇兰推出了世界首款以蜡为基底的管装唇膏。1884年，娇兰生产了第一支商业口红，奠定了现代口红的外形。

图：娇兰在1884年的第一支商业口红

进入20世纪，女性权运动逐渐觉醒。

与17世纪传教士们所认为的“诱惑男性、控制心智”恰恰相反，1912年，美国妇女为争取选举权而举行的大*行游**中，口红被当做了女权主义者的标志，伊丽莎白雅顿专门为之设计和提供了一款口红。由此，口红与女性的解放紧密联系了起来。

二战时期，女性用化妆来维持气色，丘吉尔也认为口红可以提高士气。当时唇膏在英国是配给制，以便省下甘油来制造*弹炸**，美国人还给英军中的女性袍泽们送过“爱心包”，里边就包括唇膏。

伊丽莎白雅顿甚至推出了名为Montezuma Red（*队军**红）的口红，用于给美国女兵搭配她们的制服，口红也成为了勇敢的标志。

图：伊丽莎白雅顿推出的Montezuma Red（*队军**红）

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雅诗兰黛集团前任董事长Leonard A. Lauder（雅诗兰黛长子）提出了著名的“口红效应”的理论，并认为这是一种经济现象。随后，克莱恩消费者产品调查结果也证实了，经济困难时期，口红的销量会增加。

至此，看似不起眼的口红穿越了千年历史，从宗教禁忌，正式进入了经济学的领域。

2、口红效应

“口红效应”，也叫“低价产品偏爱趋势”，最早出现在美国，每当在经济不景气时，口红的销量反而会直线上升。

不光在美国，“口红效应”在最近二三十年的经济史中屡见不鲜：

1990年至2001年美国经济衰退，化妆品行业的工人却在增加，尤其是2001年美国遭受“9.11”袭击后，口红销量翻倍；

1996年日本经济衰退，木村拓哉成第一个为口红代言的男星，广告播出之后，这款口红卖到脱销，高中女生甚至许多上班族，都纷纷把地铁车厢里的海报偷走；

2008年的金融危机，口红和面膜的销量大幅上升。法国欧莱雅公司、德国拜尔斯多尔夫股份公司以及日本资生堂公司等全球几大化妆品巨头销售业绩喜人，这与其他大宗商品和奢侈品的销售低迷呈现出鲜明的对比。

图：木村拓哉代言口红的海报

究其原因，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人们仍然会有强烈的消费欲望，所以会转而购买比较廉价的奢侈品。口红作为一种“廉价的非必要之物”，可以对消费者起到一种“安慰”的作用。

再者，在经济萧条时期，人们的收入和对未来的预期都会降低，这时候首先削减的是那些大宗商品的消费，如买房、买车、出国旅游等，这样一来，反而可能会比正常时期有更多的“闲钱”，正好去购买一些“廉价的非必要之物”，从而刺激这些廉价奢侈品的消费上升。

从微观经济学角度讲，是由于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经济萧条，人们的收入减少，正常情况下人们的消费也会减少；但是，当人们放弃购房、购车，放弃出国旅游等对昂贵商品的消费时，人会把手中的闲钱用于消费那些昂贵商品的替代品——“廉价的非必要之物”，也就是产生了替代效应。

这种替代效应远远大于因收入减少而减少消费的收入效应，于是就产生了口红效应。

3、打破玻璃天花板

时至今日，口红不再仅仅是一只普通的化妆品，而成为社会经济的一个重要指标。女性也不再仅仅是一个家里的妻子/母亲，职场上的行政/助理，而在经济生活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在刻板印象中，女性职员依然从事较低层次的工作，在公司高层中女性占比很低，1986年《华尔街日报》用“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一词描述对职业女性的无形壁垒。

近年来，人称“董小姐”的格力电器董明珠霸气侧漏、“老干妈”陶碧华被称为“世界上最火辣的女神”，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公司高管层和董事会，并且这些“打破玻璃天花板”的女人们干得还真不错。

图：格力电器董明珠（出处见水印）

2007年麦肯锡发布了一份报告，指出拥有显著性别多样性的欧洲公司的资本回报率为11.4%，高出平均水平10%，息税前利润高出平均水平48%，股价增长率高出泛欧600指数1.7倍。

2012年瑞士信贷的研究报告发现董事会拥有至少一名女性董事的公司股价表现好过全部由男性组成董事会的公司股价，在市值低于100亿美元的公司表现更加明显。

2018年彭博社首次推出性别平等指数(Bloomberg Gender-Equality Index，GEI)，共包括总部位于24个国家地区的104家公司，涉及通信，消费品，能源，金融，材料和科技等10个行业领域。所有入选彭博性别平等指数的公司，女性在董事会占比达26.2%，担任执行官职位的女性占比为19%。这些公司努力创造支持不同行业性别平等的工作环境，致力于各个层面的性别平衡，确保工作场所具有多样性和包容性。

在大宗商品产业领域，同样不乏女性的身影。比如：华创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张瑜，长期从事海内外宏观经济、货币政策、资产配置、人民币汇率及金融市场等方面的研究；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会长王玉萍，多次参加多项重大化纤成套设备的开发研制及成果推广，多次获重要奖项；Engelhart Commodities Trading Partners中国金属及矿业业务研究总监汪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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