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接上期中国经济第8次波动，价格闯关（1）—价格*轨双**制出现，介绍价格闯关第二篇，真正的“惊心动魄”（共7374字，阅读需23分钟）。
01
价格闯关前奏
“三、五、八规划”
而在宏观层面，价格改革提上了日程。此时，国家经济发展改革已经从“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过渡到有计划整体推进。自下而上“遍地开花”的大量微观改革，需要自上而下统筹安排。
1988年启动中期改革纲要《1988—1995年经济体制改革纲要》研究工作，中期改革纲要的研究内容分3年（1988—1990年）、5年（1988—1992年）、8年（1988—1995年）三个阶段，因此又称“三、五、八规划”。中期目标要使经济运行市场化，企业形态公司化，宏观调控间接化。
实现中期目标诸多方案中，改革需要协调配套成为共识，分歧则主要集中在是以企业、还是以价格改革为主线。
“价格改革主线论”的中心论点是。
改革旧的经济体制，必须要建立一个健全的市场体制，现行价格体系是一个重大障碍，必须先改革价格机制。
当时，生产力比较落后的农村，有着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生产关系。在生产力比较先进的城市，却主要是计划体制起作用、改革滞后。
城市改革须以市场为取向，适应现代化生产需要，实行对外开放，在运行机制方面与外部融合。这样才能发挥比较优势，享受后发性红利，这需要建立完备的价格体系、财政税收制度等。
而价格调整面临的选择一个是“货币发行”，一个是“价格管理”，如何调整二者的关系是价格改革成败的关键，当时面临着3种选择：
一是放松货币供应量条件下，加强对价格行政管理制止物价上涨。
相当于“放开货币，管住价格”，但实际物价总水平上升的条件下，管住部分重要产品价格，只能使比价关系进一步扭曲，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下降。在矛盾暴露出来之前，人们往往满足于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不能及时作出政策调整，增加了后期治理困难。
二是在不改变扩张性货币政策，积极进行价格改革。
这种方法在需求膨胀、购买力大量积累情况下，对价格作较大调整，放开部分产品的价格，会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有南斯拉夫教训在先，在价格难以维持时被迫放开价格，价格上涨过快时又重新冻结物价，这种痉挛式的价格变动，对经济的健康运行最为有害的。
于是就只剩下了第三种选择，即适当控制货币供应量，有步骤地推进价格改革，即“管住货币，放开价格”。
这是一种唯一可能获得成功的改革方法。这一方法曾在二战后创造了联邦德国“艾哈德奇迹”、日本“战后景气”。在中国，互相攀比的需求膨胀，行政性的地方分权定式，无论“管住货币”还是“放开价格”都绝非易事。但是建立竞争性的市场体系，是让新体制整体功能得以发挥的基本条件。
价格改革适时推出十分困难，而且随着时间流逝，越往后困难、风险也越大，这是长痛和短痛的选择。如何切实应把供求差额控制在一定范围，搞好配套改革，这也是极大的考验。
“企业改革主线论”主张：
（1）商品价格以生产要素价格为基础，生产要素以所有权为基础，价格说到底是市场当事人之间转让所有权的交易条件。没有有效的所有权结构，就不可能有对企业、消费者都有效的财产权利关系约束，就不可能有真正合理的价格体系。
（2）存在较多的数量配额条件下，以放开价格刺激经济趋于稳定是不现实的。在较严重的短缺配额背景下，价格水平调整对经济恢复均衡作用微乎其微，这一点已被东欧改革实践、西方经济运行事实多次证明。
（3）“艾哈德奇迹”的创造，首先有一个从配额制到价格放开的转变过程，但实质是基于企业具有充分活力，这中国当时是不具备的。中国企业不具有真正商品生产者自由，放开价格只能加剧短缺条件下的经济混乱。
至于商品经济下的价格制度，与其说是中央政府放给企业的，还不如说是企业真正成为商品生产者之后自我创造出来的，市场不是政府规定出来的，恰恰是企业通过实践妥协得到的。
当时的中国，一方面是价格改革势在必行，不能回避；而另一方面，价格改革的实现，即市场定价制度的实现，只能是企业改革的归宿，而不是企业改革的突破口。全部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应该是企业制度本身的改造，即财产关系的改造。
介于两种主张之间，改革的基本思路在于同时抓住两条主线，“所有制改革”和“价格改革”有机结合，协调配套的进行，这种主张又被称为“市场—价格改革和企业—所有制改革配套论”，其中又分为“平行配套论”和“倾斜配套论”，“倾斜配套论”强调企业改革的成功是价格改革的基础。
实际上，在此后的改革实践中，争论双方的一些建议都不同程度得到采纳，他们提出的理论也因此受到实践的检验。
02
一场争论
关于物价改革
1988年，经过三年多的高速成长，宏观经济再趋紧绷。随着轻工业发展加快，企业数目剧增，物资供应更趋紧张，推行了四年的物价*轨双**制负面效应越来越明显。
4月，国务院组建生产资料价格监督检查组，到各地实地调研。在9月完成的报告中认定“生产资料乱涨价、乱收费相当严重”。有人利用手中权力，倒卖物资，从*轨双**制中牟取利益。
这一年的头五个月，北京新增公司700家，上海新增3000家，机关系统开办各类公司2万家，多是物资倒卖的“皮包公司”。
在南京，1000吨钢材原地不动被炒卖了129次，价格上涨近3倍，参与这一事件的有江苏、广东、安徽、湖北的83个部门。7月份，国家工商局排出95起倒卖生产资料的大案，58起是物资主管部门搞的。
大家显然意识到，物价的不正常波动是计划体制、价格*轨双**制所造成的。同时，当时经济学界“价格改革”观点，对决策层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一观点认为，适度通货膨胀，可以实现国民收入的强制性储蓄，为基础工业积累部分资金，改善知识分子收入，重新分配社会各阶层利益。实行“双紧”方针，降低经济增长速度是不必要的。
当时，经过多次讨论，在价格“改”与“不改”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价格改革必须立刻开始，拖得越久代价越大。
但当时就有经济学家提出，合理的价格体系依靠有效的市场竞争才能逐步建立起来，需要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为基础。如果就价格改价格，不可能形成有效竞争的市场机制。在这种情况放开价格，企业就会互相“涨价竞争”，导致更高价格水平上通货膨胀。
支持者举例说拉美许多国家的通胀率高达百分之几千，可经济有多么繁荣，韩国“先膨胀、后治理”打时间差的例子，说明高速发展也可以改革。
2月，讨论当前的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认为1987年的经济形势相当好，批评有的人将经济形势看得过于严峻，也不同意物价上涨的主要是总需求大大超过总供给的观点，认为是部分商品如蔬菜、副食品等供应不足引起的，与银根松紧无关。
而蔬菜与肉类的生产上不去，原因是价格改革过分谨慎，调动不了农民的积极性，解决物价问题，须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促进生产的发展。同时，给城市居民发放补贴，把过去购销倒挂暗补的钱变为明补，就可以安定人心。宏观的指导方针不能只注意稳住物价一头，而必须兼顾物价、增长两个方面，不要再提“双紧”方针。
最终，价格改革的总的方向是：少数重点商品、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以转换价格形成机制。
工资改革总的要求是：提高和调整工资、适当增加补贴，保证大多数职工实际生活水平不降低，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解决工资分配中一些突出不合理的问题。
03
价格改革开始了
1988年上半年，价格闯关前，宏观经济增长呈加速之势，第一季度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同期增长16.7％，是1985年三季度以来增长幅度最高的。
而价格改革方案的通过，导致建国以来最大的一场抢购风潮，这是大多人始料未及的。
闯关行动是3月份从上海开始的，当月，上海调整280个种类商品的零售价，这些商品大都属于小商品或日常生活必需品，涨价幅度在20—30%之间。4月，国务院推出主要副食品零售价格变动给职工适当补贴的方案。
4、5月更多城市出现了抢购。尽管中央一再强调“采取强有力措施综合治理通货膨胀”，但各阶层群众已经产生通货膨胀预期心理。
5月19日，新华社发表通电，“中国的物价改革是一个大胆行为，要冒一定的风险，但是中央有信心把这件事办好……”
调价政策的出台，迅速波及全国。从5月份开始，全国中心城市的猪肉和其他肉食价格以70%左右的幅度上涨，其他小商品迅速跟进。“物价闯关”很快就呈现出全面失控的可怕趋势。
当时，全国居民的存款为3000亿元（1992年为一万亿，2005年为14万亿元），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是由于公众的看涨恐慌心理，却造成全国性的抢购风。
人们像上了头，见东西就买，即抢购保值商品，也抢购基本消费品，连滞销的也不放过，电视机有图像就抱，电风扇能转就买，电冰箱有冷气就要。
以电扇为例，当时有200多家电扇厂，年产量达3400万台，成为世界最大的生产国，两年前就供大于求，积压严重。但是在抢购风中，所有电扇均被一抢而空。物价上涨让各个阶层都大呼“吃不消”。
抢购风诱发通货膨胀同时，还造成了生产物资的空前紧张。5月份，上海所有电厂存煤不足两天，数十万家企业奄奄一息，到任上海市不久的*镕基朱**，不得不做出保证上海煤炭供应的决定。
8月初，《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的消息在媒体上公布，宣传上反复强调居民对价格改革有很强的承受能力，价格改革要“闯关”。
人们以为9月1日物价要全面放开，新一轮前所未有的大幅度涨价即将开始，于是，在各大中城市立即掀起了一股堪称共和国历史之最的抢购风潮。
8月28日，上海抢购狂潮进入最高潮，市政府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实行凭票供应，食盐、火柴、铝锅只能以旧换新，或凭结婚证、户口申请购买。
此次抢购，8月中旬开始，北京、上海、天津、重庆、西安、福州、成都等大城市突发抢购风潮，席卷全国。
抢购对象为吃、穿、日用商品，大到几千元高档商品，小到易消耗便宜货，不管品种、品牌、质量、价格，积压多年残次商品，也被一抢而空。武汉一位老工人通过关系“开后门”，买了200斤盐，足够全家人吃8年。南京一居民抢购了400盒火柴酿成火灾惨剧。
面对年初以来物价持续上涨，工人、教师、机关干部、科技工作者、个体工商业者、农民，各阶层群众一有风吹草动，就卷入盲目抢购。8月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636.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8.6％，抢购也导致储蓄大滑坡，影响国家经济发展。最终形成“越涨越抢，越抢越涨”的恶性循环。
“物价闯关”被认为是1978年改革以来最大的一次经济失控，它在10月份就宣告失败，中央再次提出“宏观调控、治理整顿”的方针。
此次失利，表现为商品抢购和物价飞涨，它对于宏观经济所产生负面影响，但并没有招致毁灭性的生产崩溃，但它对全国民众的改革热情，是一次重大的挫败，在通货膨胀中民众对“官倒”更为痛恨，并产生了“改革造成社会不公”的印象。
04
宏观调控、稳定经济
面对价格改革的强大阻力，中央不得不重提“稳定经济，深化改革”的方针，为这次价格改革闯关画上了句号，并迅速采取了治理整顿具体措施：
一是加强对物价的调控。提出了坚决稳定群众生活基本必需品价格，坚决制止农用生产资料乱涨价，严格执行计划外生产资料的最高限价等九点要求。
二是调整银行储蓄利率。从1988年9月10日开始开，人民币长期保值储蓄存款，并连续两次提高银行储蓄存款利息。以三年期定期存款为例，不仅年利率高达13.14％，到期后还根据当年物价指数给予保值补贴。
三是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提出1989和1990两年的社会集团购买力，要在上年实际支出的基础上，按实际可比口径计算每年压缩20％。
四是压缩基建规模。清查了北戴河、南戴河、黄金海岸、辽宁兴城等地兴建楼堂馆所的情况；先后两次通知要求清理固定资产投资在建项目，压缩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
五是清理整顿各类公司。1988年全国共有各类公司294946户。在当时，公司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商品流通的实际需要，许多公司，基于自己利益的需要，纯粹增加流通环节，为商品价值的实现设置障碍。
一系列紧急措施后，到年底，经济情况有所好转：居民储蓄由8月的净减26亿元转为9—12月分别净增23亿、53亿、50亿、91亿元；9—12月*款贷**比上年同期少增400亿元，全年*款贷**余额增幅为16.8％，低于前几年增长幅度；县以上单位集团消费全年同比增长1.8％，增幅大大下降。
05
外部问诊
而在以上措施出台前，针对当时的经济问题，国家进行了一次外部问诊。
1989年3月13—16日举行大陆和台湾学者在香港一次秘密座谈会。台湾学者认为，大陆现在的通货膨胀达到了18.5％，并不算很严重。他们认为货币供给的扩张是造成通胀的根本原因。
而扩张货币的根源：
一是财政赤字。
二是金融赤字。
三是增加外汇资产积累。
治理通货膨胀的关键是要消灭财政赤字和金融赤字，不能依靠价格管制。
（1）关于价格改革
经济发展必须尊重市场原则，要使市场发挥作用，必须改变政府管制价格。由于去年通货膨胀加剧，中国对一些价格重新进行管制，作为临时措施可以理解，但时间不宜太长。
价格管制把有些产品比价扭曲了，对经济发展很不利。学者们提出具体意见：应该继续逐步放开农产品价格，对国家低价收购的部分粮食，可以改为以征收实物税，不再当农民“敌人”，使种地有利可得，才能缓解农产品供应不足的问题。
对能源交通和原材料，主张先提高能源交通的价格。
一是能源交通价格是其他价格的基础，现在大量亏损，不提高价格就不可能有较快发展；
二是提高能源交通价格，可以减少国家补贴，对财政不会太大压力；
三是有利于迫使企业降低消耗，抑制社会对能源交通需求；
能源交通在变动价格过程中政府易于控制，不致带来市场混乱。对原材料价格，继续部分管制、部分放开，通过每年缩小一部分管制、放开一部分的办法，逐步过渡到单一价格。
（2）关于汇率问题
这是大陆经济突出问题之一，也是不发达国家共同性问题。为保护国内产业，一般实行高关税政策，将本国货币高估，把汇率定得很低，导致出口出不去，进口的也进不来，对经济发展制约很大。
不发达国家的最大优势是劳动力多，工资水平低，具有比较优势的是人力多、资本少。但由于汇率低，出口产品价格太高，反而没有竞争力。
低价出口原材料或补贴出口，不但国家财政承受不了，而且等于把好处给了外国人，还可能受到贸易保护主义的*制抵**，很不合算。
50年代，台币汇率太低，根本无法开拓出口市场，出口和整个经济增长都很缓慢。经过1958—1960年连续三年大幅度贬值，台币对美元的比价从15∶1一直降到40∶1，出口才得到飞跃的发展。
60年代每年递增23.6％，70年代每年递增29.6％，1980年比1954年出口总额增加了200多倍，成了推动台湾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
（3）关于企业制度问题
台湾学者认为，对于国家必须控制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理论，要有一个新的认识。很有必要把企业分为两类：
一类是非竞争性的，如公用事业、基础设施和能源，可以继续由国家投资经营。
一类是竞争性的，国家的资金供给到此为止，通过自有资金、互相参股、个人投资，或者发展集体企业、私人企业和大胆利用外资来解决。特别是一些中小企业，可以任凭发展，不受所有制限制。
另一方面，解决政企分开、企业经营自负盈亏的问题。台湾学者建议采用股份制。对一般企业，政府股份的比例也不一定要占大多数。但是，要比较普遍地发展股份制，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是资产要能合理评估并适当分割，因全部股权由一个政府部门持有，政企仍然难以分开，效果肯定不好；
二是市场机能要比较健全，特别是劳动力要市场化，以利于平等竞争；
三是要有一批优秀的经营者；
四是要有一套比较健全的法规，使各方面能够依法办事。
第五是分配问题。近几年大陆出现企业职工工资奖金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趋势，甚至大发各种实物，变相增加职工收入。这是一种“揠苗助长”的政策。在分配问题上不能对职工有过多的许诺，对国家对职工都不利。
如英国过去长期迁就工人要求，*工罢**很多，货币工资虽然增加不少，但实际收入增长很慢。撒切尔夫人上台后，决心改变这种情况，煤矿工人*工罢**两年，也坚持不对工人增加工资过高要求让步，结果实际工资反而增长很快。
阿根廷在庇隆执政时期，因为他是靠向工人许诺起家的，因此长期顺着工人的要求走，结果把阿根廷的经济引向了破产。超过经济增长的扩大工人分配，不但实际收入不能很快提高，而且也可能会把经济拖垮。
对于大陆比较敏感的分配不公的问题，在一定发展时期是很难完全避免的。最重要的是要鼓励和引导收入多的人，尽可能将资金用于投资，发展生产。不宜用行政办法限制私人投资，而应使之有利可图。私人财产多了以后，政府可以而且必须通过税收的办法控制，以防止私人资本过分集中。
（4）大陆专家的看法。
一是治理通货膨胀问题
财政赤字和金融赤字的背后，是投资、消费需求过大，归根到底是老体制中的膨胀机制没有完全革除，新体制的自我约束机制又没有真正建立。
专家们建议，政府对于治理通货膨胀结果的许诺不宜过高，否则，很容易导致工作上的被动，人为地使改革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不必要的反复。
二是价格改革问题
实际中是“管住价格，放开货币”，这当然不会有好的效果，只能是使过去被扭曲的东西更加扭曲，进一步货币超发，引起通货膨胀。
苏东国家改革实践都表明，价格改革是绕不过去的。在政企不分的条件下，仅干部腐败这一条，就承受不了。应该“管住货币，放开价格”，从能源、交通价格改起，是比较切实可行的。
三是汇率问题
人民币应当大幅度贬值，这样全世界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都竞争不过中国，对中国的经济起飞是至关重要的。
波兰币兹罗提与美元的比价已从530∶1贬为3500∶1；苏联也正在酝酿将卢布与美元的比价由1.3∶1贬为8∶1。如果在这方面下决心太晚，很可能贻误时机。
对汇率调整的具体步骤，与会者分成了步子可以“大一些”和“小步走”两种意见。
四是企业制度问题
发展股份制，不仅是解决政企分离、企业自负盈亏，更重要的是，由于政府直接掌握的建设投资的比重已经不高，采用股份制，可以起到更大的引导和调节作用，对搞好宏观控制和优化结构调整都是很有利的。
对中小企业发展，不仅新建企业要靠集体、私人投资，原有企业也可以资产债券化转为职工集体和私人经营。这减轻了国家的负担或补贴，增加了税收。但有一个思想观念的转变问题，需要统一认识。
五是分配制度问题
与会者同意台湾学者提出的不能给职工过多许诺。但不大同意不要把某些分配不公的现象看得过于严重的看法。认为这忽略了两个问题：
一是在私有制条件下，人们对分配不公承受能力较强；而在公有制条件下，这种承受能力很差。
二是在这种分配不公中，普遍出现了脑力、体力劳动倒挂，收入很高的人，有些是非法所得。
因此必须通过法律和税收办法切实加以调节和限制。
预告：下一篇，1987-1990第八次波动，价格闯关（3）—宏观调控、整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