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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为历史名城，西蜀首府，是旧时代达官显贵、文化名流会聚之地，这些人的所住的深宅大院，成都人称之为“公馆”。公馆主人们对衣食居处都极为讲究，尤其对烹调技艺的追求，更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因而形成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美味佳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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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这里是正在连载的一部记录从1857年到1950年的成都人文史的作品《记忆雨打风吹过》，阅读前面的章节，请点击 #记忆雨打风吹过 ， 选择订阅，可收到更新通知。
作者历时5年，收集大量历史资料以及从现存亲友中发掘才写成此书，书中有家史，野史，正史，以及无边的彼岸花。
本文作者：宣草
第十章
七
刘先生在成都几个大学教书，每个大学并不计较先生在其他学校兼课，每个学校都开出了正教授的薪水，每月工资收入大约是大洋1500元以上，如果在四所学校上课，薪水就上了两千。成都市面治安情况一直不好，大街上都可以发生大白天抢劫的事，为策安全，每到开支的时候，刘先生就要雇工陈敬堂背一个竹子夹背和他一起出门，领到薪水装进夹背之中，上面盖上几件破衣烂衫。陈敬堂的外表看起来和城市中谋生活的贫苦人没有两样，穿着布衣长衫，头上青布缠头，背着一个夹背，不会被歹人注意。
1500-2000大洋一个月的收入，相当于国民政府主席一级文官收入的大约2倍到2.5倍，成都市市政公所督办（市长）的5倍，如果按照当时成都工人平均工资已经是一百倍以上，足可以满足一百多个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加上每年崇宁乡下的田租和市内物业的收入，是成都的高收入人群。比不上可以横征暴敛的军头，或许也比不上富商，但是比政府官员们要高得多。而且受人尊敬，社会地位很高。
刘文辉公馆，图与文无关
收入丰厚，刘先生自奉却很薄，不赌不嫖，花费甚少。收入的钱财可以维持一家人衣食无忧的生活，孩子们的家庭教育。余下的钱可以花在古董收集、实业投资等等方面。当然，家中可以雇请许多工人，各人专事一项工作，厨师、仆妇、花匠、守门人、车夫、杂役等等一应俱全，每月工人工资开销只占收入的很少一部分。
刘先生家里的吃饭、食用，在物价极其便宜的成都花费很少。每天早上，刘先生起床后，按照在英国养成的习惯，用酒精灯为自己煮一只带壳鸡蛋。刘先生很讲究，水开之后，用手正反两面交替拍桌面数100个数就熄火，此时鸡蛋还是溏心蛋，用胡椒磨撒上一些胡椒粉，加上一点盐吃了，再走到厨房，盛一大碗厨师准备好的鸡蛋炒饭，匆匆吃完就出门上课。刘太太吃得好一点，有两只荷包蛋，外加一碗稀饭。孩子们起床的早餐也是蛋炒饭加泡菜。
中午饭和晚饭在饭厅里开，主人的饭厅和仆人的是相邻的两个厅。主人的菜肴，平时为四菜一汤，一个净荤、两个翘荤、一个素菜。家人、家庭教师、儿女的朋友在此就餐，菜肴由大厨掌勺。平时摆一桌，有客人的时候摆两桌，只是需要提前给厨房打声招呼。
雇工饭厅也摆两桌，男女分开就座，工人加上工人在成都读书的儿孙、工人亲戚来蹭饭的都在此就餐，每餐都有十多二十人。平时的菜肴为两个素菜，每周有一顿肉吃 （成都的打牙祭，成都商店、公馆的惯例--注） ，通常为爊锅肉，数量管够，菜肴由二厨掌勺。
主食，主人和工人一样，大甑子蒸白米饭，数量多多，临时添上若干人也无所谓。家里喂有猪，人吃够了再喂猪，也不会浪费。米价非常便宜，刘太太没有兴趣过问大米的消耗，也没有必要这样做。
成都其他公馆大同小异，家家都是如此，差别在于有些公馆主家人员太多，要开数桌，故而为家里的老人和家长一级的人物另设小灶；每家的日常菜肴大同小异，但是汤有不同。刘家基本是萝卜汤，某家基本是耙豌豆汤等等。久而久之，口口相传，成为了食客们的隐语。到某家蹭饭或这段时间在某家生活，即代称为喝“耙豌豆汤”“喝萝卜汤”.....。
和升斗小民不一样，大多数公馆都有依附在主家吃饭的食客，通常是主家的远房穷亲戚，在成都没有固定的生活来源，只能在此求得一饭一粥的人群。成都话将这些人称为吃“慿慿（penpen--成都俗语--注）饭的”，大有贬低之意。主家容忍食客存在，主要是一种同情，而且成都的物价很低，多一副碗筷的事不至于有人感到不妥。如果计较有食客存在，即刻在九里三分之地落下吝啬、刻薄的名声，得不偿失。
刘先生对穿着不讲究，终年一袭蓝布长衫，用他自己的话说：“吃白墨 （粉笔） 灰灰的，穿得周武正王的干啥子？”。况且他在讲坛上经常讲得兴起，来不及找黑板刷，抓起衣袖就搽黑板，穿得讲究也确实不方便。为抵御成都冬天的酷寒，先生冬天时内穿的皮袍质量很好，有猞猁、狐狸等毛皮缝制，不过并不张扬。
刘太太穿得不错，四季衣服质量上乘，剪裁得体。尤其是鞋子，因为曾经被强制缠脚，虽然中途放弃，但是脚已经变形，所以现代样式的皮鞋都要专门砍楦头定制。刘太太很少在外抛头露面，穿得再好，其实限于在公馆之内活动，没有什么社会活动上不*身失**份的用途。
孩子们小时候限于穿得干净暖和，待初中后就和所有学生一样，粗布童子军军服，学校指定的学生制服，和其他同学毫无二样。孩子们由于抗战时疏散而住校，伙食非常差，每顿独门白水菜加糙米饭，刘太太只是星期天返校时，给孩子带上一瓶猪肉粒炒的太和豆豉或者是油酥郫县胡豆瓣加小葱。
至于零花钱嘛，基本没有，担心有了零花钱，孩子们在学校生活超越其他同学，引起歹人注意而遭遇意外。至于孩子们，刘先生最舍得花钱的地方是买书。凡是正规出版机构，有名的出版机构所出的文艺书籍、小说，儿童读物系列如《万有文库》之类，国外的杂志《时代周刊》《国家地理》等等，全部委托出版社和发行机构送到家中，按时结账即可。
书籍送到家中，刘先生要孩子们全部加盖“江夏刘氏”藏书章，然后垫上一方绵纸隔绝印泥污染书籍，就摆上家中数量庞大的书柜之中，任由孩子阅读。这些书籍数量太庞大，以致孩子们根本就不可能一一阅读，几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不得已将书籍卖废纸，其中不少书籍中隔绝印泥的绵纸依然原封不动，足见就没人翻阅过。
家中成员和家庭教师都在公馆主楼居住，居住条件很好。雇请的工人居住在公馆主楼隔网球场的一边，房间多多，至多两人合住。如果工人的家中有幼小的孩子需要和工人住在一起，只需要和刘太太言语一声即可，算是一项福利。
刘先生授课不止一个学校，平素在三到五个学校都任课，每天不得不在各个学校之间奔波。1924年之前，成都的街道狭窄，主要的交通工具是人抬的街轿。轿子由二人或三人抬，笨拙、吃力，“进行既缓，所费也多，居民苦之” （附1） 。
刘先生在一个学校上完一堂课，通常就会马上刚到其他学校上下一节课，事前就要雇街轿一乘在教室外等着，一旦下课就马上上轿，要轿夫赶往下一个学校，免得耽误课时。但是街轿也不可靠，“稍晚或遇雨天，即深藏不出，故事物稍烦者，舍自备外，多感不便” （附2） 。每到下雨和天气不好时，刘先生就得提前出门，步行前往授课学校。直到30年代初，刘先生添置了一辆人力车，雇请了一位车夫，解决了上下班的交通问题。刘太太也不时乘坐人力车去寺庙礼佛，拜会亲朋好友。
八
公馆里除了主人，也有众多雇工。这些雇工一些是“刘珍记纸庄”创办起初雇请的，和刘子清同甘共苦许多年，即使年老，也得给他们养老送终；另外的就是为从事某一工作专门雇请的，如绣花工、花匠、仆妇等等。主要的有下面诸位：
老奶
老奶是刘家最早的工人，姓名已佚。大约是在刘子清创建“刘珍记纸庄”时，从成都附近某县到刘家当奶妈。先哺育刘家第三个儿子，三儿子夭折后接着哺育四儿子。老奶家乡的老公、子女先后亡故，老奶无家可归，就在刘家协助刘老夫人养育儿女和操持家务，按照刘家的规矩，家人一律称呼她“老奶” （成都人称乳母为“奶奶”，平声，老奶即年长的乳母） 。
刘家三儿子本来天资聪慧，是刘子清合意的家族生意继承人。可惜年轻时罹患脑膜炎，治疗之后保住了性命，却精神失常。这个精神病人属于狂燥型精神病，一旦发作，毁物伤人。无奈，只能用粗大的铁链锁住，再将铁链一端和两个沉重的石锁连接，限制他的行动。平时，将他关在公馆角落的一个小院中，有专门雇请的男工侍候他的饮食起居。但是一旦病情发作，会将所穿衣物和被褥尽数撕碎，而且力大无比，数名男工都难以约束。此时，只有乳母老奶安抚，病人才能情绪稍微平复，所以老奶是公馆里不能离开的人物。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老奶已经五十多岁。她的心病是没有自己的家，不能在自家堂屋里摆上祖宗灵位祭拜，让祖宗的灵魂找不到归宿。
成都人家祭的日子集中在每年的“三元”，即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冬至，尤其以中元节最为隆重。
华阳县志载：“若上元、中元、冬至则祭于家；俗尤重中元祭，无贫富毕（必）焚纸钱，谓之“烧袱子”。至各家祖宗生日、忌日，普通概行家祭。族大者则有宗祠，岁时节令则合数县族人共同致祭。”
每到7月15日，成都人无论贫富，都会在自家堂屋的神龛前点燃香烛，全家老小对着祖宗的牌位一番拜祭，寄托对祖宗和亡灵的思念；祭祀完毕，在自己的庭院内以钱纸寓钱焚烧，给上天的亲人带去“财富”。街面上的普通市民没有庭院，就当街焚烧钱纸。一时间，成都街头到处都是焚烧钱纸的火堆，空气中弥漫着蜡烛和香燃烧的烟味。晚上，按清末遗留下来的习俗，成都市民还要扶老携幼到府河和南河岸边放河灯。
河灯用木板做底，上面有油纸折成莲花形的灯体，中间放灯盏或蜡烛，还要在灯上写上亡人的名讳。夜幕降临，人们将一盏盏河灯点亮置放在河中，星星点点，顺水漂流，以此祭奠先人，寄托对亲人的缅怀之情，表达对幸福、平安的祈求，希望随着长流水，祛除疾病灾祸，子孙幸福安康。
刘家自然和大众一样，先在公馆主楼的大堂屋内对先人祭奠，然后在楼前台阶下点燃火种，一家老小将成叠的纸钱撕开成张，念着祖先的名讳投入火堆。老奶也想给逝去的亲人烧一点钱纸，但旧俗是不能在他人庭院给自己亲人烧，主家会认为不吉利。老奶只能远远地看着火堆燃烧，百感交集，不断拭去流淌的眼泪，最后冲进自己的住房，关起门大哭一场。
为了解开老奶的心结，刘太太专门在相邻的鼓楼北三街租了两间房子，作为老奶的“家”。一间供奉祖先牌位的堂屋，另一间是名义上的寝室。每到中元节，老奶就会回到她的“家”，为祖宗烧上几叠纸钱，点上香烛祭拜一番，还会把刘家子女邀请到她“家”做客。此时的老奶，一脸满足，笑容满面，认为自己是一个有家的人，没有寄人篱下。
老奶60岁以后，刘家的一切杂务都不再要她劳神，固定任务只剩一项，管理米粮贮藏室。每日下午，她开锁从米粮贮藏室里用量具打出米和菜油，外加一大碗猪油，交给厨房的二厨小老代搬到厨房供第二天烹煮。装海菜、点心等食物的贮藏室也由她掌管，她随身携带一串亮闪闪的老式铜钥匙，还经常悬在明显可见的地方。这是老奶在刘家掌权内务的象征物，她对此也很得意。
空闲时间，老奶在绣花工人和女性仆人工作和闲聊的地方闲坐，天南海北的和工人们聊天。她绣花、挑花的手艺很好，眼神也不错。一时技痒，还亲自给工人示范，绣一些小件物品显示她的手艺。家中有一台手摇的旧式缝纫机，那是老奶的心爱之物，为她一人独用，不许任何人摆弄。
老奶很喜欢川剧，还能独自一人上街游玩时，总是去悦来茶园 （即以后的华兴街剧场） 听川戏，尤其喜欢阳友鹤（筱桐凤）的表演，几乎场场不落。刘老太太也喜欢川剧，刘先生为了方便母亲听戏，认购了华新街剧场的若干股份，可以凭股东证免费观演，老奶看戏自然也无需掏钱；还专门为刘老太太购买了许多百代公司出品的川剧唱片。只要刘先生不在家，老奶就会叫上刘家子女，溜进放唱机的书房，为她放川剧唱片。
情探剧照---阳友鹤 袁玉堃
抗战胜利后，老奶已经70多岁。一天，老奶忽然中风卧床，半身不遂。家里把原来照顾刘家子女的奶娘钟婆婆从乡下重新请回，专事照顾她，直到一年多后病逝。
焦大爷
焦大爷也是刘家最老的工人之一，按照刘家的规矩，全体人尊称他为焦大爷，至于叫什么名字，很少有人知道。
焦大爷是刘家最早的厨工，也是刘子清创建“刘珍记纸庄”时的老工人。个子高大、身体壮实，年龄比刘先生年长几岁。衣服上终年都是油渍，就是成都人常说的“油喇片”。一部长长的黑白相间的胡须引人瞩目。白须因为长期在炉灶边操作，烟熏火烤，油烟蒸腾，成了黄色。公馆内的其他工人为他取了个绰号—“焦胡子”，调侃他的胡须是被火烧焦后成了黄色。焦在公馆里工作年代久远，不苟言笑，上上下下都一律尊称他为焦大爷，绰号只能在背地里称呼。
焦大爷受到刘家上下的尊敬，来源于两个原因：
1917年刘罗之战，四川军阀刘存厚和罗佩金的滇军、戴戡的黔军混战，数万川军*攻围**成都。战乱持续了13天，双方伤亡惨重。战端开启前，刘子清安排当时年轻力壮又忠厚老实的焦大爷护送家中女眷前往彭县白鹿洞外国侨民避暑的别墅区避祸。途中遭遇抢劫，后又投宿在当地黑老大家中，但是有惊无险，一行人最终安全。刘子清认为焦大爷不但是厨艺高超的大师傅，还是有托亲之谊、保家之恩的恩人，对焦格外尊重。
成都为历史名城，西蜀首府，是旧时代达官显贵、文化名流会聚之地，这些人的所住的深宅大院，成都人称之为“公馆”。公馆主人们对衣食居处都极为讲究，尤其对烹调技艺的追求，更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因而形成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美味佳肴。比如忠烈祠北街“可园”的主人吴敬诚（“吴二玩子”）家的“鸡皮脊髓”，多子巷杨森公馆的“醪糟红烧肉”.....。一些公馆主人常对一菜一肴反复研究，务求制作出他人不能烹调的独家风味，有些经典之作，常须经数日之筹措及秘不告人的制作程序才能成菜，因而公馆内的某些菜品精美绝伦，堪称绝唱。
杨森公馆
焦大爷是一个手艺极好的厨师，虽师从于谁不可考，但食后口颊留香为每一个食客称道。家中设宴，从不需要委托餐馆操办，均由焦掌勺。
刘家宴席的宴席头菜一般是是“蝴蝶海参”，用黑色的海参片为蝴蝶翅，发菜为须，漂浮于白色的奶汤之上，下面襯托绿色的菜叶，仿佛蝴蝶在草丛中翻飞，色香味俱全。
其他保留菜肴有柏香豆豉鱼、辣子鸡丁、喇嘛鸡等。
柏香豆豉鱼。鲫鱼码味腌制后，用柏树枝桠的烟爨（熏制），然后用猪油炸到金黄，加上太和豆豉翻炒。
喇嘛鸡，白条鸡用炒过的盐加小茴香腌制，晾干后刷掉茴香，抹上蜂蜜晾干，入油锅炸到表皮酥脆，再放入笼屉蒸熟。
......
这些菜肴完全不弱于高级厨师之作，登得大雅之堂。
刘太太自己对于各种调味品和特色咸菜的之作非常讲究，家中的酱油都是自己晾晒，尤其是有十数种特色咸菜非常精致。按照资中临江寺方法腌制的甜藠头，按云南曲靖方法用韭菜的花蕾和地蚕紐（甘露）腌制的咸菜，一端上宴席，即刻香气扑鼻。
刘家家宴，不以豪华出名，但以手艺精湛、食后口颊留香为每一个食客称道。抗日战争期间，著名爱国华侨舞蹈家戴爱莲回国参加抗日宣传，曾经在成都短暂居住，成都民盟和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欲设宴款待，李劼人先生认为成都有名的餐馆饭店的菜肴不能体现成都饮食的精致，于是和刘先生商量，在刘家设宴。老友请求当然不能拒绝，所以欢迎戴爱莲女士的宴会，就在刘家公馆的大花厅举行。
戴爱莲
焦大爷平素不苟言笑，公馆里的男性雇工多数比他年龄小，也知道他是老人，是男性雇工的龙头，大家对他都有几分畏惧。拉人力车的车夫，一回到家里就往厨房里拱，舀碗白饭，挑上一坨猪油，加一勺酱油，说是“打尖”。此时，焦大爷会“呵斥”：“饿鬼掏肠了嗦？才吃了饭，没有整饱？......”。这个所谓的呵斥，出于焦大爷对于车夫挑战他安排全家饮食秩序的不满，车夫照样如此，焦也不会当真。
焦大爷负责安排厨房里的全部事物，除了为主人掌勺外，采购食材始终由他亲自掌握。每天早饭后，焦大爷找刘太太根据今天要采买的食材大致需要索要一些钱，然后就挎着大菜篮出门到离鼓楼北二街不远的康庄街菜市采购。完毕后先到菜市旁边的茶铺，找到常年一起喝茶的茶客，大多数也是周围各公馆的厨师和采买，围成一圈喝茶。各人摆近些天九里三分发生的趣事、传闻、稀奇，说到闹热之处，大家开怀大笑。焦大爷没有文化，这就是他每天固定的社交娱乐活动。茶喝够了，叶子烟也抽足了，大家才逐渐散去。焦大爷在茶铺外雇上一辆人力车，带着大菜篮回家。车到门口，自然有在此等候的二厨小老代提进厨房加工，等到中午，焦大爷再上灶台烹饪。
买菜回来，焦大爷给刘太太报账，每样食材耗费多少钱。当然，这也是一个程序而已，刘太太不会核实菜的品种数量，更不了解当天的行市。刘太太用一个商铺里常用的蓝皮长形账本一一按焦大爷所说登记，不会使用阿拉伯数字，还是使用中国上千年留传下来的算筹记号，比如231记为II三I。月底按照算筹的衍化物算盘累计，也很方便。
这样的事情并不耗费过多的体力，所以刘家人从不劝他放弃采购之责。当然，其中的奥妙刘太太不是不知道，只不过按“水太清则无鱼”说法，几个小钱无所谓，权当成不知道。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飞机曾21次空袭轰炸成都，其中的一次轰炸，邻近的锣锅巷中弹，*弹炸**的破片落入公馆内的网球场。当时大约60岁的焦大爷感到害怕，要求辞工回老家资阳。焦在刘家工作了一辈子，刘家大小都把他视为家人，依依不舍，给了他一笔丰厚的钱财后任其还乡。
日本飞机对成都的轰炸，造成了市内人口大量疏散到乡下，众多的餐馆歇业，原来大餐馆的厨师不少失业，刘家容易请到高级厨师到家里主厨。焦大爷走后，刘家请到了有名的“玉珍园”大徒弟李光荣师傅掌厨。一年多后，美军在成都周围的“华西基地群”形成，美军飞机给成都撑起了一把保护伞，日本飞机再不敢轰炸成都。成都市面开始安定，百业复苏。
焦大爷忽然从资阳乡下回来，说是在乡下不习惯，愿意回到成都。他是刘家老家人，刘先生和刘太太认为能不能干活无所谓，这里也算是他的一个家，当然同意他回来。焦大爷仍然在厨房掌勺，和李光荣师傅一起担纲厨务。庚即，成都市场复苏，“玉珍园”重新开张，李光荣师傅应师傅召唤回了“玉珍园”，焦大爷重新成了厨房的主管。
解放后，刘家不可能再雇佣那么多工人，焦大爷不得不回乡。后来资阳传来消息，因为他有田土两百余亩，在土改中被划成地主成分。两百余亩土地，凭在成都打工的收入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购置。分析购置田土的财产来源，也许是刘子清曾经给他的奖励，但是也只可能是20-30两银子而已；也可能是一辈子积蓄的钱财，但是也超过了收入的总数；也许是在几十年的采购中，每天虚报一点的积累；也许是以上原因的总和……。这些都无关紧要，只是焦大爷辛苦了一辈子，就是一个厨工，被划成地主成分实在喜剧。
郑三星
郑三星是焦大爷资阳同乡亲戚，抗战开始时由焦大爷介绍他在刘家干杂工。郑个子矮小，但是行动敏捷，走起路来两个脚板翻得飞快。到刘家后干杂工，经常为主人外出采购送信，俗语称为“跑街”。
抗战开始后，为躲避日本飞机轰炸，成都的学校都疏散到了乡下。刘家三个子女就读的蜀华中学，疏散到双流机投镇的潮音寺。刘先生不放心三个年纪尚小的孩子周末在学校和家之间往返，安排郑三星每周六下午到机投镇接孩子们回家，周一天明前送回机投镇。
机投镇离青羊宫大约十五里，所谓大路，连人力车都不能通行。如果走小路，可以节省三、四里的路程。每到下雨，小路泥泞且滑溜，孩子们不知道在这条路上摔了多少次跤，滚了多少身泥泞。
1945年秋，成都地区连降暴雨。许多低洼地带积水盈尺。特别是东门的珠市街、南门的柳荫街，市中区的祠堂街及府河沿河一带，均成泽国。许多贫民的栖身之所，一夜之间即被狂风恶浪摧毁。东门的白塔寺、雷神庙，北门的城隍庙、火神庙等诸多庙宇，都成了灾民的躲雨栖身之所。这场百年不遇的暴雨，使上千万良田被淹，数以万计的人无家可归。
暴雨过后毒日暴晒，高温扑来，火辣辣的太阳把许多在暴雨中死去的家畜晒得臭气熏天。９月９日当天成都发生了多起突然暴死事件，经医生检查，均死于霍乱。很快，医院里便挤满了患了霍乱的病号，一场霍乱开始袭击成都。市内外的公立、私立医院爆满。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后面的市立医院，待诊的病人挤不进门，坐满了君平街、小南街得街面。喊爹叫娘，呻呤之声随处可闻。私人诊所前也排起了长龙，文庙街的名中医曾彦适连续诊病，竟累昏死在病人面前。
人民公园，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
病魔施虐，人心惶惶。有钱的人家或紧闭大门，禁止家人外出或和跑警报一样到外地躲避；留在成都的，纷纷抢购治疗药品和消毒药水，一时间市面药价大幅上涨而且奇缺。买不起药的贫民则用大蒜、马齿苋、石榴壳熬水，希望饮用后预防感染霍乱，一度还流传可用大曲酒调盐饮用的所谓“特效偏方”。
市立医院里死者甚众，停尸房的尸体，就像码甘蔗那样堆码。头几天死的人还有火匣子装尸（用松木板制成的长棺），后来便只能用篾席裹尸甚至“净葬”。死了人的人家白天不敢运尸，怕惹起公愤，只能每晚十二点钟以后，用架架车拉到罗家碾，倒桑树，猛追湾，东城拐的河沿等偏辟处去埋掉。
郑三星也感染了霍乱，命悬一线。刘家将同住一室的工人转移到其他房间居住，刘先生用华阳大药房的十滴水，亲自监督看门的大爷，每半小时将药水灌入郑三星口中。开始时灌进去马上就吐出来，慢慢地灌进去一半吐一半。坚持不懈之后，郑终于可以进食米汤和稀饭，捡回了一条性命。
刘先生还令人用石灰撒布在呕吐物上，用来苏尔消毒药水擦洗郑可能触摸的地方，疾病也没有传染给别的工人。
临近解放，刘家为郑说合了一门亲事，在鼓楼北三街的酒店里为他举行了新式婚礼。解放后，郑在搬运公司参加工作，在一次卸货作业中，被*退倒**的机车挂钩夹伤，失去了一只手臂。
陈敬堂
陈敬堂的养父是刘子清创业时的老工人，姓名已佚 （为便于叙述，以下以陈师傅代称） 。陈师傅跟随刘子清创业，走南闯北，采购货物、推销产品，见过“世面”，也有一些文化。在家中的工人中有重要地位，居于群龙之首（ 陈师傅过世后，焦大爷成为雇工的首领） 。
陈师傅结婚后无子女，抱养了一个孩子，在成都生活了一段时期后送回老家交妻子抚养。刘星垣先生到英国留学时，刘子清遣陈师傅将刘先生送到重庆登船去上海出国。刘先生登船走后，陈师傅准备回成都，不料一天晚上用卤猪耳朵下酒，感染上了霍乱，病死于重庆。刘子清派人将陈师傅的灵柩运回成都安葬。
陈师傅死后不久，公馆门口来了一个少年，要求见刘子清。少年怀揣一张陈师傅的照片，称自己是陈师傅的养子陈敬堂。陈敬堂说：养父死后，养母随后也身故，家乡的本家夺去了全部财产，而且对其虐待。所以他怀揣唯一张养父照片，凭借小时候在公馆生活时留下的模糊印象，前来投靠刘子清。
凭这张照片，刘子清认定他确实是陈师傅养子。刘子清想为老家人将儿子培养出来，作为对陈师傅的报答，遂将其留下，安排在家塾读书认字，意欲今后能在纸庄搞点管理工作。读了三年家塾，只读过一本三字经，还分不清“人之初”三个字。刘子清只能作罢，任随他在家随便打点杂，不再逼迫他念书。
刘先生1921年回国后，家里的“刘珍记纸庄”本来有现成的电器材料和准备推销的煤油小型发电机组，故而开始自己在公馆里安装电灯和发电 (成都当时供电网络尚未普及) 。刘先生让陈敬堂在旁边打下手，传递工具和材料，随时还教他一些简单的安装工作。殊不知陈敬堂对这个操作学得很正常，不久就会了一些基本知识和操作，可以独立安装电灯和启动发电机组供电。那个时候，能独立安装电器设备的工人很缺乏，所以刘家的亲戚朋友有新房落成，都来请他去安装电灯。因为有红包可拿，每遇有人邀请，陈敬堂总是很乐意前往。
陈敬堂还有一个绝活是擦玻璃。抗战时期，沿海按平板法生产的玻璃来源断绝，成都的商家只能用吹制的方法生产小尺寸的玻璃。先将融化的玻璃液吹成一个圆筒，再剪开摊平冷却，裁剪成一张张玻璃。土造玻璃凹凸不平，不但很薄，还夹有许多气泡，非常易碎，一般人根本就不敢上手擦洗这种玻璃。可是陈却有这个手艺，坐在专门为擦玻璃制作的人字梯上，用瓦灰把玻璃擦得一尘不染。
陈敬堂的家庭生活很不幸，陈成年后刘家给他说合了一桩婚事，为他在珠市街租了一个小院，置备了全套家私。陈敬堂婚后也生养了很可爱的儿子，但老婆不久就与他不和。女方“收养”了一个和她年龄相差不大的男人为“干儿子”在一起生活，陈敬堂只能和儿子陈永兴一起长期居住在刘家。陈永兴在刘家长大，读小学时感染上了骨结核，这在当时是无药可治的绝症，虽然刘家包揽了全部医药费，还托人从香港代购“雷米封”等抗结核药品，二十多岁时还是因此病在刘家去世，留下陈敬堂孤身一人。
陈敬堂的老婆，终日游手好闲，靠陈的工钱度日，每月都会上门找陈索取。一分钱都不会给陈留下，连叶子烟的烟钱，都只能靠拾荒卖来得到。家里的人都知道这个女人的德性，但是无可奈何。工钱给了陈大爷，他要拿给那个女人，外人管不了。就是报官，这也是家务事，官家也管不了。
女人拿到工钱后，顺带搜索陈屋里的东西，凡是可以卖给拾荒匠变现的，统统席卷而去，即使是家人给陈大爷一些旧衣物和用具也不放过。由此，陈和儿子居住的房间永远和叫花子栖身之地一样，让人目不忍睹。女人来索取工资时，其他雇工为陈打抱不平，曾经多次和她理论，要她照顾陈和儿子的生活，添新衣服，拆洗被褥。但是那个女人厚颜无耻，总是一边答应一边开溜，陈又一言不发，众人只能徒唤奈何。
成都解放后，刘家的雇工基本全部回家，仅留下了两人，一个是陈敬堂，因为他有家不能归，相当于孤老；另一个是陈大婆，是长期照顾刘老太太的女佣。陈是一个面色黝黑的干瘦老头，衣衫褴褛，几乎终日无言。每天都由他上街买菜，余下的时间就是干各种杂活，砍柴、烧火、扫地、修理电灯等等。
陈敬堂的老婆，解放后依然恶习不改，继续盘剥陈。直到*革文**，刘家被抄家，“*卫兵红**”不许再雇佣工人，强迫刘家解雇陈大爷。那个女人十分贪婪，趁此机会对刘家一番敲诈后，才勉强将陈接回家。之后，刘先生每月给他30元的生活费，直到1978年刘先生去世。
兰昌明
刘家雇请工人，一般都是通过熟人介绍，熟人的亲戚，哪怕是亲戚的亲戚都可以。当时社会上的习惯，雇请工人讲究“有根有底”，预防如果工人在打工期间发生不测 （“抱童子”—拐卖儿童、大量盗窃） ，可以追寻到工人住家的地方。但是如果遇到为孩子请奶妈（乳娘）之类的急需，有时也不得不到“人市”上雇请。
成都旧时有雇工聚集待雇的场所，1930年后因为军阀混战和川中连年天灾，到成都求一份工作的穷人逐渐增多逐渐成“市”。先是在大红土地庙漫荫茶社聚集，很快就蔓延到后子门、西御河沿街一带，最后在瘟祖庙街、岳府街也出现了类似场合。
茶馆里坐不下，街上的一些住户也开始从事有关的“生意”。不需要招牌，打开的铺面内，乃至门口的人行道上，有若干长板凳，坐着许多东张西望似乎在等待的妇女，就是从事这种营生的场所。长板凳是由这些住户租给待雇的妇女，每天租金200个小钱。住户也设立一些简陋的床铺，供待雇者住宿；后来还准备一些粗糙的饭食供待雇者食用。所有食宿费用在受雇后由主家支付，然后在以后的工资中扣除。介绍妇女当奶妈或佣人，收取相当于受雇人一个月工资介绍费，相当于现在的保姆市场，这是正当生意。
当然，这些场合也会有一些想纳妾蓄婢的*狼色**、*院妓**的*鸨老**混迹其中，专门寻找年纪尚轻，面目姣好，身材窈窕的待雇妇女下手。一旦看起了某个对象，就会和介绍人勾结，介绍人先是用三寸不难之舌极力美化夸耀买主，继而以所欠食宿费用相逼，让这些年轻妇女陷入火坑，有不少拐卖人口、逼良为娼的恶行在此发生。
30年代，原川军某部二十三师军医处长韩朝宗，离开军界后开了一所“花柳专科医院”，然后在大街小巷甚至厕所内外打满广告，成了成都家喻户晓的名人。韩朝宗乃淫邪之徒，经常穿行于西御河沿街一带，搜寻可供下手的青年妇女。
一天，韩看见街边铺面内有一个青年妇女，姿色尚佳，因为家里男人死于灾荒，流落到成都，在“人市”滞留多日未寻到雇主。身上没有盘缠，已经欠了介绍人多日食宿费用。于是韩以雇“保姆”为由和青年妇女攀谈，“介绍人”明知韩是渔猎泄欲对象，但为了得到介绍费，口绽莲花地说合，已经陷入绝境的妇女被韩带回家中。
一段时间之后，韩满足了淫欲，随即将青年妇女转手卖给*楼青**为*女妓**，当初支付的介绍费等还低于卖给*院妓**的所获。韩之恶行不胫而走，自然声名狼藉。成都人由此认为此种场合藏污纳垢，将其贬称为“人市”；认为从事这种行业的人，难免没有这些恶行，因此称这些人为“人贩子”。
刘家在雇请奶妈时，认识了“人市”上的一个谭姓从业妇女。当面大家都尊称她为谭婆婆，背地里均贬称为谭人贩子。当然，谭婆婆未必从事过拐卖人口、逼良为娼的勾当，只是按俗称而已。刘先生从国外留学归国，完全接受新派思想，坚决反对纳妾、蓄婢，而且身体力行。
对于反对纳妾，刘太太当然真心拥护，全力支持；对于反对蓄婢，两人却有分歧。刘太太婚后连年生产，原本就不好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家中仆妇各有其职，家里的房子宽大，上下楼不方便，所以一直希望有一个未成年的女孩在身边使唤。
但是蓄婢，在成都市民眼里名声不太好，一些家庭对丫鬟宽厚，丫鬟过得还不差；但是却有一些邪恶之人虐待丫鬟，1929年八、九月间，成都西御街春森机械厂的老板夏春森虐待婢女，把两个婢女打死，尸首丢进井里，谎称投井自尽，然后悄悄装进棺材，运到东门外沙河堡掩埋。此事为成华女界协进会获悉，组织了夏氏惨杀婢女案成都各界后援会，为死难婢女讨回公道。鉴于坊间时有此类恶行发生，所以刘先生对蓄婢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为此，刘先生和太太没少发生矛盾，最后刘先生妥协，同意刘太太雇一个十多岁的未出嫁女孩为婢女。
兰昌明 （又名兰锦，在刘家时名晓荷，这是婚后丈夫为她取的名字） ，大约出生在1918年，母亲早逝，父亲是成都北门上的“打更匠” （在旧时城市里，专司晚间击锣报时的工人，通常是最贫困的人） 。
旧时的成都市民，家里有钟计时的人很少，手表更是有钱人手里把玩的稀罕之物。一个城市，总得有基本的报时手段，才能使公众的起居有一个大致的时间尺度。白天，这件事不难解决，中午时分，官衙门口会燃放铁炮。晚上，到了时辰，鼓楼上的守更人会根据滴漏 （一种古老的计时器具--注） 敲响樵鼓。樵鼓的音量有限，只能传到临近的几个街区，故而九里三分的大部分街道，都依赖打更匠报时。
成都城隍庙钟鼓楼
打更匠一个人负责两三条街道，听到鼓楼的鼓声，就手持打更的“梆梆儿”上街逡巡，一面走一面敲，还长声吆吆地喊着按时令编排的词语，提醒市民夜晚的注意事项。“梆梆儿”用一段老楠竹做成，两边掏空成一寸宽的开口，敲击起来，发出“梆、梆”的响声，没有铜锣响声的刺耳，只有清脆绵远的敲击声在夜空中传播。悠长的街道上，昏暗的菜油街灯下，打更匠手提灯笼，上面写着一个大字“更”，伴着悠长的梆声和沙哑的吆喝声，孤独的慢慢行走。路灯昏暗的灯光，将他的身影投射在石板路上，拉长再缩短，缩短再拉长，无论刮风下雨，天天周而复始。
成都市的市民，听见“嘣---嘣！”就是一更，大约是晚上9点；听见“嘣，嘣嘣！”就是二更，大约晚上11点；听见“嘣，嘣嘣嘣！就是三更天了，大约是凌晨1点......;四更天大约在半夜后三点左右，五更天大约在黎明5点左右。
一更天时，更夫会喊：“月起更发，收刀捡卦。”，沿街的商铺听见，就会准备上铺板打烊，街上卖烧腊卤菜、汤圆、抄手、素面等的担子也开始卖完最后几个买主收摊回家；各家各户忙着要小孩子洗漱上床。打二更时更夫会喊：“天干物燥，小心火烛。”，提醒准备就寝的大人，清理灶门前的柴草，闭熄灶门前装桴炭的瓦罐，吹灭桌子上的灯盏，预防失火。打三更时更夫会喊：“半夜三更，关门防盗。”，提醒各家注意防止盗贼入室盗窃。打四更时更夫会喊：“更深人静，休得喧哗。”，提醒那些打麻将和长牌等来赌博的夜不收闲人们放低说话声音，免得因喧哗影响四邻休息，惹起公愤。打五更时更夫会喊：“五更鸡叫，行人早起。”，听见五更敲响，要走远路的商旅行人就该起床收拾行李上路，从事各种推车抬轿营生的人也该起床出门做生意，各种街头售卖小吃的摊贩也该起床准备食材佐料柴火。
除了打更之外，打更匠还要负责点燃街上的路灯。从清末开始，成都四门的东西南北大街上开始有了路灯。所谓路灯，就是在街道旁立上两米高的木柱，上面挂上一个四周镶四片玻璃的灯笼，灯笼内放置一个清油（菜油--注）灯盏。每当夜幕将临，更夫一手提着装清油灯的竹篮，肩扛一个木头高板凳，把点燃的油灯放入灯笼里点燃，第二天再收回灯盏。清油灯盏只有微微的亮度，放在家里照明都要凑近才勉强能看书和手工，挂在街上，只能有一团朦朦胧胧的光团，大略只能表示这还是一条有人烟的通衢大道，不至于完全一团漆黑。直到1924年，成都才开始有电灯的路灯，装设于主要街道。市政当局没有钱完全用电灯取代油灯，油灯和电灯并行了很长一段时间，1931年清油灯发展到2924盏，成都的大街小巷才有了路灯。
一盏清油灯，每个月要燃5斤清油，所以警察局专门对成都市民征收路灯捐。到了1933年之后，市政当局才逐渐用电灯取代了清油灯。1934年，全市只有电灯路灯80盏，1935年发展到245盏，1937年发展到988盏，1939年发展到1600盏，清油路灯才被取代。
打更匠从属于成都各警察分局，每月在警察局领取一份微薄的薪俸，仅可以勉强糊口。大部分人没有自己的住房，通常居住在街口的骑楼，城门上的门楼，街上的土地庙和破败的庵寺之中。他们是城市平民中生活最窘迫的人群，但是又是从事“公务”活动，被市民戏谑为也是二分“公事人”。
兰昌明的父亲嗜*片鸦**成瘾，致使家徒四壁，儿子愤而出走，留下父女两人。大烟鬼父亲为得到毒资，打起了出卖女儿的主意。街坊邻居愤愤不平，都帮助为女孩寻找出路，避免女孩被卖进*院妓**，于是找到了“谭人贩子”想办法。也许是“谭人贩子”并不从事逼良为娼的勾当，但为兰昌明寻找人家出嫁，兰的年龄又太小，所以“谭人贩子”找到刘太太，说：“你家家大业大，多个人吃饭就是添一副碗筷的事，留下兰当婢女等于牛身上拔根毛，太太就当积德做好事”。兰昌明的条件，正好符合刘先生妥协后的要求，刘太太欣然同意。从此，兰昌明到了刘家当婢女，按照当时社会上的俗称，叫做“寄饭”。
兰昌明在刘家的工作为每天为刘太太倒马桶，帮助刘太太在家里跑腿，最主要的事情是带刘家三个未成年的子女玩耍，防止出现危险。家庭教师熊维真老师曾经教她识字，但是兰对读书不感兴趣，始终完不成小学一年级的课程。
兰昌明对读书不感兴趣，对编织毛线却悟性极高，一学就会。无论什么复杂的花样，新出的样式，只要有实物摆在她面前，很快就会依样画葫芦地学会，这个手艺后来成为她生活的依靠。
1938年兰昌明满了20岁，刘太太托木工包工头陈金山为兰择婿，陈推荐了自己的大徒弟“掌墨师”张海清。张未婚，长相端庄，手艺高超，经常在刘家做木工活，家中只有一个寡母。两下说合，双方都满意。于是，刘太太张罗着打造了全套陪奁家具，只要求张自己做一间新床，择日成婚。成婚时按照旧礼仪，用八抬大轿将兰昌明抬出公馆成婚，张海清成为刘家的第一个“丫姑爷” （成都俗语，丫鬟的丈夫） 。
婚后，兰昌明怀孕临产，小夫妻不谙临产的准备工作，致使胎儿落入马桶溺毙。本来婆母如果帮助，此事不会发生，但无奈婆母笃信拜佛修仙，认为如果进了产妇房间会遭“血光之灾”，坚持不进产房。由此，兰昌明和婆母不和，兰坚持和婆母分居，刘太太又拿出公馆隔墙外的一间铺面房为兰的新家。
兰昌明把刘家当成自己的娘家，每天都会到一墙之隔的公馆内来，早来晚归。先是一人前来，后来有了第二个儿子，就母子两人一起来。平时，兰以代客编织毛衣来贴补家用，刘家的亲朋好友们也经常照顾她的生意，凡是在外国杂志上看到或沿海传进来的毛线编织的时髦东西，只要给兰看看图片或实物，兰就会照样编织。
解放后，张海清在成都某建筑公司参加工作，兰昌明则在街道的毛线编织组工作。
陈祥云
抗战胜利后不久的一天，谭婆婆突然来公馆，请求刘先生和太太买下一个大约15岁的女孩。据她说，这个小女孩已经辗转被卖了几次，现在的“家”根本不是女孩的家，所谓的父母正准备将女孩卖到*院妓**为娼。眼见女孩即将落入火坑，她也不忍心，所以特地来向刘老爷、刘太太求救。
刘先生对买卖人口深恶痛绝，加上并不了解谭婆婆所说是否属实，拒绝了谭婆婆的请求。殊不知过了两三天，谭婆婆再次上门，这一次还带上了女孩。刘先生仔细询问女孩，得知了女孩本姓陈，至于幼时的经历她已经不记得了。对现在称之为父母的人，她不清楚究竟是干什么的；有一个她称为“舅舅”的人力车夫，似乎也不是真正的亲戚……。
女孩长得胖胖的，面容淳朴憨厚，身体健康，见到的人对她都有好印象。女孩已经晓得将被买入*院妓**，在不停地落泪。谭婆婆在一旁不断劝说：“太遭孽了！连自己亲生父母都不知道是谁，现在又要被甩进火坑……”。最后，刘先生考虑了去留对于女孩前途的轻重关系，决定付钱留下了女孩，按其本家姓，取名为陈祥云。
刘太太从1938年兰昌明出嫁后，一直没有贴身的婢女。碍于刘先生坚决反对蓄婢，她一直不敢提出要求。这一次是刘先生的决定，刘太太自然很高兴。从此，陈祥云成了刘太太的第二个婢女。
1949年临近解放时，陈祥云到了可以出嫁的年龄。当时国民*党**盛文兵团驻兵成都，满街修建栅栏和工事。*产党共**要“共产共妻”的谣言，在坊间流传甚广。家里有大女者都惴惴不安，刘太太也忙着为陈祥云择婿出嫁。情况特殊，媒人之言不确实，也来不及核实，陈祥云出嫁后一年多，丈夫因病去世，陈祥云未育。后来经人介绍，和郫县农民赵某结婚，婚后育有两女。
龚祥瑞和龚大娘
龚祥瑞，是一个咪眼睛，高度近视的胖女孩。也是被谭婆婆带到刘家。来意开门见山，希望给小孩一碗饭吃，说是刘家不在乎多一个孩子吃饭，就算是老爷和太太做好事积德了。
女孩大约7岁。面对一张稚嫩的、胖胖的小脸，刘先生夫妻很是心痛。细问之下，知道了女孩来至农村，父母双亡，是一个孤女，连自己本家的姓氏都搞不清楚。女孩的所求如此之低，推却不忍心，遂决定留下女孩。
这么小的孩子，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做，反而还要安排人照顾她的生活，刘先生夫妻有他们的安排。
刘家有一个龚姓仆妇，职责是缝衣服兼打扫刘先生夫妻的房间。龚大娘寡居多年，带着儿子龚少华在刘家打工。龚少华少年时，刘家曾经多次为他介绍当学徒，先学习刨烟 （制作水烟丝） ，再学缝纫，都因为不想吃苦而半途而废。
成年后缺乏一技之长，只有从事一些不需要技术的临时性工作为生，诸如在新明电影院帮助观众找座位或在大门口检票等。好在可以在刘家长期蹭饭，不至于没有饭吃。其他事情也许龚少华可能忘记，唯独刘家每周雇工打牙祭的时间记得清清楚楚，每到这个时候，他一定要溜号，早早到公馆等候开饭。
为了让龚大娘年老后有人照顾，刘太太托媒人给龚少华说合了一门亲事，安排在兰昌明家的楼上居住。谁知龚少华两口子不但无力照顾龚大娘，反而每月盘剥老娘工钱。刘先生夫妻知道靠龚少华照顾龚大娘晚年靠不住，一直在盘算以后咋办。
刘先生夫妻给龚大娘说：“龚少华肯定不会照顾你的晚年，这个女孩现在7岁，不如你收养了她。反正吃饭穿衣又不需要你花钱，就是平时照顾她。等过十年，她长大了，正好照顾你。”龚大娘觉得很有道理，再见到可爱的小女孩，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刘先生即按龚大娘的姓，为小女孩取名为龚祥瑞。从此之后，公馆里就多了一对形影不离的亲密母女。
解放后，龚大娘带着小女孩回了新繁县乡下老家，1951年在土改中分得土地。
附1：成都市市政公署编：《成都市市政年鉴》，1928年，P29
附2：成都市市政公署编：《成都市市政年鉴》，1928年，P29
（5月8日同一时间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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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宣草
编辑 | 寻宽觅窄
图片 | 来源于网络，如侵权请联系删除。